番外第一章：藩镇割据
大唐建国之初，军队实行的是府兵制度，军队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除掉紧急军情，但凡征发十骑以上的兵马，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的兵符，将帅不能长期领兵，如果有战争，朝廷命将出征，战争一结束军士就散归军府，领兵的元帅则回到朝廷。
这样的军事制度到后来渐渐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帝国稳定后，大唐最大的敌人就是边疆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散开了是牧民，聚拢了是军队，他们时不时的打劫大唐老百姓，往往大唐的军队还没集结起来发动反攻，这些游击强盗已经抢了东西跑了。于是边关上增设了专门防御游牧民族侵犯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军镇，为了防止边关守将拥兵自重，贞观时期，边关大将领兵的期限一般不会超过三年。
到唐玄宗当政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官职：节度使。“节度使”并非唐玄宗的新发明，其实在唐玄宗以前，边关将领就有了“知节度事”这样的名称，所以“节度使”这个官职的创立，至此可谓是水到渠成。
唐玄宗天宝年间，大唐境内一共有九个节度使：安西（大本营在今新疆库车）、北庭（大本营在军今新疆吉木萨尔）、陇右（大本营在今青海乐都）、河西（大本营在今甘肃武威）、河东（大本营在今山西大同，安史之乱后移到了太原）、朔方（大本营在今宁夏灵武）、范阳（大本营在今北京）、平卢（大本营在今辽宁朝阳）、剑南（大本营在今四川成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大本营在今广东广州）。这十个军事机构的长官——节度使、大都护或经略使是统辖边防军队驻守边疆保家卫国的军事首领，唐朝称这样的军事机构为“藩镇”。
为发挥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节度使们拥有辖区内的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唐朝的府兵制也逐渐蜕化，募兵制开始风行，节度使可以根据边关需要自行招兵募将。唐朝军队战斗力强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力于皇帝放权给边关守将以便他们大展身手。
早期的节度使任期不会太久，一般也就是三五年，但是到后来，节度使的任期变得越来越长，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人兼职几个节度使的现像，譬如皇甫惟明身兼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王忠嗣身兼河东、朔方两道节度使，皇甫惟明被废后，唐玄宗甚至不再任命新的节度使，他直接让王忠嗣再兼职河西、陇右节度使，九个节度使的宝座王忠嗣一人就占了四个，而且都在国家精兵密集之处，因为大唐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北、西南。于是王忠嗣一个人就掌管了大唐二分之一的边兵，一个将军拥有这么庞大的军权，这绝对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除了长期担任节度使，一个人担任几道节
度使，还有另外一个要命的现象：遥领。“遥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遥控，也就是节度使不在这个军镇而在遥远的朝廷或者别的地方管理这个军镇的军队，譬如宰相杨国忠就兼职剑南节度使。其实像王忠嗣那样身兼数道的，也同时有遥领现象，几个藩镇都由他一个人指挥着，而他又没有分身法。
当节度使久任、兼职、遥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之后，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弊病也就跟着来了。天宝十四年冬，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的安禄山举兵反唐，安禄山死后史思明接着反叛。
由于太平积久，百姓久不知兵，加之大唐府兵制度败坏，中原无兵，安禄山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攻克了河北、河南。其实安禄山造反时也只指挥得动范阳的军队，他遥领的另外两个藩镇——平卢和河东都不听他的指挥，不仅如此，安史之乱期间河东军一直是抵抗安史叛军的中流砥柱，平卢军则是唐朝的“敌后武攻队”，是安史叛军的心腹之患。唐朝花了八年时间才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期间，国内藩镇林立，到处都是节度使，战乱结束后许多藩镇都成了多余的，可是已经撤不掉了。
“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害怕“贼平宠衰”，为了养鼠自重，他先斩后奏把河北划分成四个藩镇以安置四位安史叛军的降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这四个降将中，田承嗣、张忠志一直都是安史叛军的先锋官，大唐王朝君臣厌战，为求息事宁人，居然用“节度使”这样的大官来笼络这些贼头儿。
河北四个藩镇和淄青道、山南东道的两个藩镇势力盘根错结，完全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国中之国。像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不但不向中央交纳赋税，反倒像强盗一样雁过拔毛，不论公私财物，只要经过他的境内，他一律截留。节度使的废立已不由中央说了算，大历三年卢龙兵马使朱希彩联合卢龙另外两个大将朱泚、朱滔干掉节度使李怀仙，军士们拥立朱希彩坐上节度使的宝座，四年后朱希彩也被属下干掉了，军士们又拥立朱泚为卢龙节度使，一连串的节度使废旧立新，中央都只有看热闹的份。甚至相卫节度使薛嵩病死后，河北其余三个藩镇首领田承嗣、李宝臣（也就是张忠志）、朱滔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纷纷出兵瓜分其地，完全视中央为虚设。“藩镇割据”的祸患开始现出雏形。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他的儿子李惟岳要求继承老爹的节度使，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他的儿子李纳也同样要求继承老爹的节度使，因为中央决意削掉这些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藩镇，当然不可能同意他们父死子继，于是李惟岳、李纳勾结田悦、李希烈、朱
滔等人对抗中央，双方由此拉开了大战。
削藩战争迁延日久，虽然这些藩镇内部势力不断更替，对抗中央却没有什么变化。仗打到后来，国家被耗得民穷财尽，最后还引发了泾原军的军变，皇帝被迫逃出长安，泾原军拥立朱泚造反，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帝国，虽然这个帝国不多久就被灭掉了。但天下因此大乱，而朝廷也不得不跟反对削藩的藩镇首领谈判，中央下旨承认李纳等人的节度使地位，一场削藩大战最终以朝廷妥协告终。战争结束后，藩镇的势力不但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而藩镇割据也逐渐成形。
皇帝李适被泾原军和朱泚背叛，又因为禁军统领白志贞贪污腐败，临危之际没有禁军护驾逼得他不得不逃出长安避难。朱泚之乱结束后皇帝不再信任武将，他让服侍他出逃的宦官霍仙鸣、窦文场执掌禁军，两个宦官因此得利，大唐宦官又逐渐专权，并且越演越烈，发展到后来，皇帝都由宦官废立。
朱泚之乱是因为削藩而引起的，李适历劫后，几乎成了惊弓之鸟，从此不思进取，拚命姑息藩镇以求得暂时的平安。所以，朱泚之乱后地方藩镇势力也更强大了，藩镇老节度使死后，不断有继承人要求世袭节度使的爆炸性事件，皇帝完全不敢阻止。一直到他的孙子李纯登基后，朝廷才又开始实施强本弱枝的削藩政策。
此后，朝廷和藩镇之间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唐亡，公元九百零七年，一位被皇帝赐名朱全忠的藩镇守领逼迫当时已形同傀儡的大唐天子李祝把皇位禅让给他，朱全忠建立后梁帝国，历史上所谓的“五代”时期从此开始。“五代”其实是没有了大唐天子的唐朝藩镇割据政权的延续。
（本章完）
这样的军事制度到后来渐渐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帝国稳定后，大唐最大的敌人就是边疆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散开了是牧民，聚拢了是军队，他们时不时的打劫大唐老百姓，往往大唐的军队还没集结起来发动反攻，这些游击强盗已经抢了东西跑了。于是边关上增设了专门防御游牧民族侵犯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军镇，为了防止边关守将拥兵自重，贞观时期，边关大将领兵的期限一般不会超过三年。
到唐玄宗当政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官职：节度使。“节度使”并非唐玄宗的新发明，其实在唐玄宗以前，边关将领就有了“知节度事”这样的名称，所以“节度使”这个官职的创立，至此可谓是水到渠成。
唐玄宗天宝年间，大唐境内一共有九个节度使：安西（大本营在今新疆库车）、北庭（大本营在军今新疆吉木萨尔）、陇右（大本营在今青海乐都）、河西（大本营在今甘肃武威）、河东（大本营在今山西大同，安史之乱后移到了太原）、朔方（大本营在今宁夏灵武）、范阳（大本营在今北京）、平卢（大本营在今辽宁朝阳）、剑南（大本营在今四川成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大本营在今广东广州）。这十个军事机构的长官——节度使、大都护或经略使是统辖边防军队驻守边疆保家卫国的军事首领，唐朝称这样的军事机构为“藩镇”。
为发挥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节度使们拥有辖区内的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唐朝的府兵制也逐渐蜕化，募兵制开始风行，节度使可以根据边关需要自行招兵募将。唐朝军队战斗力强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力于皇帝放权给边关守将以便他们大展身手。
早期的节度使任期不会太久，一般也就是三五年，但是到后来，节度使的任期变得越来越长，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人兼职几个节度使的现像，譬如皇甫惟明身兼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王忠嗣身兼河东、朔方两道节度使，皇甫惟明被废后，唐玄宗甚至不再任命新的节度使，他直接让王忠嗣再兼职河西、陇右节度使，九个节度使的宝座王忠嗣一人就占了四个，而且都在国家精兵密集之处，因为大唐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北、西南。于是王忠嗣一个人就掌管了大唐二分之一的边兵，一个将军拥有这么庞大的军权，这绝对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除了长期担任节度使，一个人担任几道节
度使，还有另外一个要命的现象：遥领。“遥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遥控，也就是节度使不在这个军镇而在遥远的朝廷或者别的地方管理这个军镇的军队，譬如宰相杨国忠就兼职剑南节度使。其实像王忠嗣那样身兼数道的，也同时有遥领现象，几个藩镇都由他一个人指挥着，而他又没有分身法。
当节度使久任、兼职、遥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之后，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弊病也就跟着来了。天宝十四年冬，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的安禄山举兵反唐，安禄山死后史思明接着反叛。
由于太平积久，百姓久不知兵，加之大唐府兵制度败坏，中原无兵，安禄山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攻克了河北、河南。其实安禄山造反时也只指挥得动范阳的军队，他遥领的另外两个藩镇——平卢和河东都不听他的指挥，不仅如此，安史之乱期间河东军一直是抵抗安史叛军的中流砥柱，平卢军则是唐朝的“敌后武攻队”，是安史叛军的心腹之患。唐朝花了八年时间才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期间，国内藩镇林立，到处都是节度使，战乱结束后许多藩镇都成了多余的，可是已经撤不掉了。
“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害怕“贼平宠衰”，为了养鼠自重，他先斩后奏把河北划分成四个藩镇以安置四位安史叛军的降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这四个降将中，田承嗣、张忠志一直都是安史叛军的先锋官，大唐王朝君臣厌战，为求息事宁人，居然用“节度使”这样的大官来笼络这些贼头儿。
河北四个藩镇和淄青道、山南东道的两个藩镇势力盘根错结，完全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国中之国。像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不但不向中央交纳赋税，反倒像强盗一样雁过拔毛，不论公私财物，只要经过他的境内，他一律截留。节度使的废立已不由中央说了算，大历三年卢龙兵马使朱希彩联合卢龙另外两个大将朱泚、朱滔干掉节度使李怀仙，军士们拥立朱希彩坐上节度使的宝座，四年后朱希彩也被属下干掉了，军士们又拥立朱泚为卢龙节度使，一连串的节度使废旧立新，中央都只有看热闹的份。甚至相卫节度使薛嵩病死后，河北其余三个藩镇首领田承嗣、李宝臣（也就是张忠志）、朱滔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纷纷出兵瓜分其地，完全视中央为虚设。“藩镇割据”的祸患开始现出雏形。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他的儿子李惟岳要求继承老爹的节度使，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他的儿子李纳也同样要求继承老爹的节度使，因为中央决意削掉这些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藩镇，当然不可能同意他们父死子继，于是李惟岳、李纳勾结田悦、李希烈、朱
滔等人对抗中央，双方由此拉开了大战。
削藩战争迁延日久，虽然这些藩镇内部势力不断更替，对抗中央却没有什么变化。仗打到后来，国家被耗得民穷财尽，最后还引发了泾原军的军变，皇帝被迫逃出长安，泾原军拥立朱泚造反，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帝国，虽然这个帝国不多久就被灭掉了。但天下因此大乱，而朝廷也不得不跟反对削藩的藩镇首领谈判，中央下旨承认李纳等人的节度使地位，一场削藩大战最终以朝廷妥协告终。战争结束后，藩镇的势力不但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而藩镇割据也逐渐成形。
皇帝李适被泾原军和朱泚背叛，又因为禁军统领白志贞贪污腐败，临危之际没有禁军护驾逼得他不得不逃出长安避难。朱泚之乱结束后皇帝不再信任武将，他让服侍他出逃的宦官霍仙鸣、窦文场执掌禁军，两个宦官因此得利，大唐宦官又逐渐专权，并且越演越烈，发展到后来，皇帝都由宦官废立。
朱泚之乱是因为削藩而引起的，李适历劫后，几乎成了惊弓之鸟，从此不思进取，拚命姑息藩镇以求得暂时的平安。所以，朱泚之乱后地方藩镇势力也更强大了，藩镇老节度使死后，不断有继承人要求世袭节度使的爆炸性事件，皇帝完全不敢阻止。一直到他的孙子李纯登基后，朝廷才又开始实施强本弱枝的削藩政策。
此后，朝廷和藩镇之间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唐亡，公元九百零七年，一位被皇帝赐名朱全忠的藩镇守领逼迫当时已形同傀儡的大唐天子李祝把皇位禅让给他，朱全忠建立后梁帝国，历史上所谓的“五代”时期从此开始。“五代”其实是没有了大唐天子的唐朝藩镇割据政权的延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