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
我们在自习，校长领着个新生进来了。还有一个校工，搬来一张大课桌。睡着的同学被惊醒了，纷纷站了起来，装出正在用功被人打扰的样子。
校长用手势示意让我们坐下，然后低声对班主任说：“罗瑞先生，这个学生我就交给您了，让他上五年级的课，要是他品学兼优，再让他进高年级，本来他已达到上高年级的年龄了。”
新生畏怯地站在门旁边。他来自农村，年龄大约在15岁，身段比我们都高。他的刘海剪得齐齐的，像乡下教堂唱诗班的童子，看上去很乖顺，有点腼腆。他肩膀窄小，可那件黑纽扣绿呢子上装紧紧地攥在身上，不方便活动，袖饰开衩处露出久经风吹日晒的红红的手腕。两根背带高高地吊起他那条黄色的裤子，露出穿着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挺结实的，鞋底钉着铁钉，鞋面却没有好好地上油擦拭。我们开始背诵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就像听神甫布道，坐得端端正正的。钟敲响了两下，因为他不知道该跟我们一起去排队，老师只得提醒他。
我们习惯，在进教室的时候，把制帽扔在地上，好空出手来。一进教室门，我们就让它从凳子底下飞掠过地面，拍打在墙壁上。
或许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也可能是胆小，祷文念完了之后，这位新同学的帽子放在他并拢的双膝上。它是由柱式的帽子、水獭皮大盖帽和棉布便帽。七拼八凑地混成的。他的寒酸相像个白痴一样。
“请站起来。”老师叫他。他站起身，帽子从膝盖上滑落下来。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他俯身把它捡起来。邻座用手肘一捣，帽子又掉了，他再次把它捡起来。
“把你的头盔放下来吧。”老师是个诙谐的人。一阵哄堂大笑，使那可怜的孩子紧张起来，不知拿帽子怎么办才好。他坐下，仍旧把帽子搁在并拢的双膝上。
“请站起来，”老师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新生含糊地说了个名字，完全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再说一遍！”
还是那含混不清的声音，被班上一片嘘声淹没了。“大声点！”老师喊道，“大声点！”于是新生狠下心来拼命地大吼一声：“夏包华里！”全班一片喧哗，越闹越凶，夹带着尖叫（他们嗷发出惊怪的叫声，跺着脚，重复说：“夏包华里！夏包华里！”），好一会儿，吵闹声变成依稀的叫嚷，渐渐平息下来；时而还会冲出一声忍不住的窃笑，东响一下西响一下，好像漏炸的鞭炮。
然而，在暴雨般的作业重罚下，课堂才恢复了秩序，老师让新生逐一地反复拼读字母，由他写在黑板上，这才搞明白新生的名字叫夏尔·包法利，他立即让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的凳子上去。新生在开步之前迟疑了一下。
“你找什么呀？”老师问道。“我的帽……”新生羞怯地说，一边用不安的目光四下搜索。
“每人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吼，就像quos ego，制止了正要掀起的又一场风暴。“保持安静！”老师很气愤，一边从高筒帽里拿出手绢擦拭额头，一边接着说，“这位新同学，你把拉丁动词ridiculus sum 的变位抄十遍。”
接着，他较温和地说：“唉！你那顶帽子呀，找得到的，没人要它！”
教室里平静了，大家都低头做功课，新生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整整两个小时。虽然时而有人用蘸水笔尖把小纸团往他脸上弹，溅得他一脸墨水，他也只是用手揉揉，安然不动，不去理会。
晚上上自习的时候，他从课桌里拿出袖套，整齐地摆放着文具，专心地在纸上画线。我们看到他做作业很认真，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费了很大的劲。无疑，他正是凭着这股子毅力才没有降级。因为，他对文法规则的掌握还算过得去，而用词造句却很马虎。他的拉丁文启蒙老师是村里的神甫，他父母为了省钱，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送他进中学呢。
他父亲夏尔一德尼一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先是助理军医。1812年左右，在几桩征兵案产生瓜葛，此后被迫离职。他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凭着这先天的优势，博得一位帽商千金的芳心，轻松地得到了6万法郎的陪嫁。此人本来长得就帅，颊髯连着上髭，又爱吹牛，马刺踩得铮铮响，手上总戴着几个戒指，装扮光彩夺目，使他看上去雄赳赳，而且还像个推销员，一见如故。
结婚后，他靠妻子的财产舒服地过了两三年，吃得好，起得晚，用细瓷大烟斗抽烟，晚上看完戏后才回家，还经常去咖啡馆。老岳父去世，没留下什么财产，他为此恼火，就投身制造业，结果亏了本，于是定居乡里，希望人尽其才。然而，他根本不懂农务，那几匹马被他用来骑坐而不是用作耕耘，酿造的苹果酒全被他喝光而不是拿去卖掉，豢养的家禽挑最肥的宰了自己吃，还用猪油擦他打猎穿的皮靴。没多久他就打消了自己侥幸发财的念头。
他只好以每年200法郎的租金，在科州和庇卡底交界的一个村庄里，租下一座半佃庄半住房的宅院。他忧郁消沉，满腹怨恨，与外界隔绝。他才45岁，就决心与世无争，恬静地生活。
他妻子先曾对他一片痴情，千依百顺，结果却使他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从前生性活泼，感情外向，非常爱他。现在，随着岁数增长，就像走了气的酒变成醋一样变得酸溜溜的，难以伺候，吵吵嚷嚷，神经过敏。那么多的苦，最初她都忍下来了，看到他拈花惹草，尽跟村里的风骚女人厮混，晚上醉醺醺地被人送回来，一身酒气，她从没有抱怨。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不了了，就一直到死都默默地忍受着。她一辈子到处奔波，忙忙碌碌。她记住欠款到期的日子，还得找诉讼代理人，找院长，请求延期偿付款项。回到家里她还得浆浆洗洗，缝缝补补，监督工人，支付工资。而先生则无所事事，毫不操心地混日子，仿佛跟谁过不去坐在火炉边抽烟，往灰烬里吐痰，一时清醒，就对她恶语伤人。
孩子出生后，也只好把他送到奶妈家喂养。小男孩回家来，自然被疼爱得不得了。当妈的用果酱喂他，当爸的就让他赤脚满地跑，还像个哲学家似的说，只管让他光着身子，像那些小猫小狗好养。与做母亲的意愿相反，他心里有某种男性的理想，他要按照这种理想教导儿子，让儿子在斯巴达式的磨砺中成长，使他身强体壮。他在儿子睡觉的房里不生炉火，教他大口大口地喝朗姆酒和辱骂教会的仪式行列。然而，孩子天性平和，让他的辛苦付诸东流。
他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纸片，讲故事。虽说是母子俩说话，其实就听到她一个人唠叨不休，充满了令人伤心的乐趣和絮絮的温情。她在寂寞中把早已支离破碎的浮华梦就寄托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她向往孩子身居高位，仿佛看到他已经长大，又俊美又睿智，在桥梁公路或行政司法部门供职。她教他识字，甚至用她那架钢琴伴奏，教他两三段浪漫曲。然而并不看重文字功底的包法利先生却总说何苦这么做！他们哪供得起他上公立学校，给他买个一官半职，或给他做生意的资本啊？再说，男儿只要有志气，岂怕不能在世上立足。包法利夫人忍着不理他，孩子就整天在村里闲逛。
他跟在耕耘的农夫后面，向乌鸦扔土块。他沿着沟渠采桑葚吃，握着长竿子看管火鸡，翻晒打下的粮食，到村子里去奔跑，下雨天就在教堂门廊下玩造房子的游戏，而逢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撞钟，他好乘机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粗的钟绳上在空中摆荡，感觉自己在飞一般。就这样他茁壮成长，他长了一双粗壮的手，健康的肤色。
12岁时，他母亲终于得已让他开始学习。委托本堂神甫为他启蒙，可是上课时间太短，隔三差五，所学内容没什么用处。神甫也只能抽空给他讲一点，常常站在圣器室里，一场洗礼刚完，接着是一场葬礼，两场仪式之间仓促说几句。或者在晚祷之后，神甫不用出门的时候，就差人把他的弟子找来。他们上楼走进他的房间，坐定下来；蚊蚋和蛾子围着蜡烛飞舞。房里暖烘烘的，孩子昏昏欲睡，老头双手捧着肚子，也打瞌睡，不久就张着嘴巴打起鼾来。有几次，神甫给附近一带的病人做完临终圣礼，回家路上看见夏尔在野地里玩耍，就把他叫住，讲上刻把钟，借机在一棵树下让他做做动词变位，然后一场雨，或者走过什么熟人，课就不能继续了。尽管如此，他对孩子倒一直挺满意的，甚至夸“年轻人”记忆力很强。
夏尔可不能止步于此。夫人态度坚决。先生感到惭愧，或者不如说他已懒得再顶牛，作了让步，于是又等了一年，让小家伙初领圣体。
又过了半年，也就是下一年，夏尔终于被送进了卢昂中学，是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那是在10月底，适逢圣罗曼大集。
也许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夏尔当时的情形了。只记得他是个性格温顺的孩子，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就玩，上课认真听讲，进寝室倒床就睡，在食堂吃得挺香。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的一个五金批发商，每个月把他接出去一次，周末，在他的店铺打烊以后，他派夏尔去码头上转转，看看河上的船，然后在7点钟开晚饭之前把他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他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写好后用三个面团一封，然后拿起笔记本复习历史，或者拿起丢在自修室里的一本旧书《阿纳卡西斯》读一读。散步的时候，他总要和那个校工聊天，他们俩都来自乡下。
他的刻苦努力使他总保持在班上的中等水平。甚至有一次考博物学，他还获得了一等奖。然而到了三年级期末，他父母让他退学去学医，坚信他靠自学也能通过中学会考，获得业士学位。
在他母亲认识的一个染坊主家里，他母亲给他找了个五楼的房间，临罗贝克河。她为他安排食宿，讲定食宿费用，搬来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只小小的生铁炉子，堆上木柴，好让她可怜的孩子烤火取暖。一星期后，她才回去，临走前千叮万嘱，说今后他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一定要好自为之。
布告栏里的课程表把他给看傻了：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还有植物学、诊断学以及治疗学，还不包括卫生学和药材学，所有这些陌生的词就像一座座神庙的大门，阴森肃穆的气氛向他袭来。这些课他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但他毕竟在学，订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他每门课都听，临床查房一次都不漏，日常作业再多他都完成，就像驴推磨，只管瞎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为了让他省些开支，他母亲每星期托信客捎给他一块烤小牛肉。上午，他从医院回来，一边蹬着墙，一边就着烤肉吃午餐。然后他赶着去听课，去梯形教室，去救济院，上完课，再穿过大街小巷，返回住处。晚上，吃过房东提供的便饭，他再回自己房里，接着学习。他身上穿的汗湿的衣服被烧得通红的生铁炉一烤，水汽直冒。
晴朗的夏日黄昏，街上很宁静，女佣们在门口打着羽毛球，这时他总要打开窗子，靠上一会儿。罗贝克河就在他下面流淌，把卢昂的这个地区变成肮污的小威尼斯，河水从桥与桥之间，栅栏和栅栏之间流过，呈黄色、紫色和蓝色。几名工人蹲在河边，在河水里洗臂膀。从屋顶楼戳出来的几根篙子上晾着一绞绞棉纱。对面，纯净广阔的苍穹衬着高低起伏的屋顶，天边挂着红彤彤的夕阳。那边该有多舒服啊！山毛榉林子里该有多么凉爽！于是他张大鼻孔想吸收清新的乡间气息，可他在这里怎么吸得到呢！他瘦了，长高了，脸上的表情总含着点伤心，人见犹怜。
一不做二不休，他终于把信誓旦旦的决心全都忘掉了。有一次他没有参加查房，第二天就缺了课，他尝到了偷懒的甜头，渐渐地就不再回学校里去了。他去酒吧上了瘾，还迷上了多米诺骨牌。每天晚上他就躲进一家污秽的赌窟里，再也不出来，他坐在牌桌边，在大理石桌面上拍打着用羊骨头做的画着黑点点的小牌牌，以为这样能很好地体现他的自由，提升了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而每次进去，一摸到门把手，就有一种近乎肉感的欢乐。这时，种种受到压抑的欲望爆发出来，他学会了唱给伴女听的一些小曲，爱上了贝朗瑞的歌谣，善调潘趣酒，最后还领略了情爱。
像这样进行复习准备，医士资格考试自然会名落孙山。那天晚上家里还准备庆祝他的成功呢！
他走回家，快到村口时停下，让人把他母亲叫出来，从实招供。但母亲原谅了他，还稍稍鼓励他，答应一切由她去安排。
包法利先生5年后才明白真相，时过境迁，也只好认了。何况，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是个笨蛋。
就这样夏尔卷土重来，坚持不懈地温习他要考试的科目，把那些答案全都背得滚瓜烂熟。这次他算是通过了，成绩还不错。那一天对他母亲来说实在欢喜，家里大摆酒宴。
哪儿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呢？托斯特。那里只有个老医生。老包法利夫人早就在盼他死了，老头还没有卷铺盖走人，夏尔就已经作为他的继承人安顿在他对面。
然而，把儿子抚养成人，让他学医，再帮他找到托斯特，好让他挂牌行医，老太太觉得还不够，还得给儿子娶个老婆呀。她给他找到了一个：迪埃普议会庶务的寡妇，45岁，还有一笔1200法郎的年金收入。
这位杜布克的遗孀尽管相貌丑陋，骨瘦如柴，脸上长满疙瘩，却不乏可供她选择的再醮郎君。包法利老太为了达到目的，只得把他们一一排挤掉，她甚至还非常巧妙地戳穿一个有数名教士支持的肉店老板的阴谋。
我们在自习，校长领着个新生进来了。还有一个校工，搬来一张大课桌。睡着的同学被惊醒了，纷纷站了起来，装出正在用功被人打扰的样子。
校长用手势示意让我们坐下，然后低声对班主任说：“罗瑞先生，这个学生我就交给您了，让他上五年级的课，要是他品学兼优，再让他进高年级，本来他已达到上高年级的年龄了。”
新生畏怯地站在门旁边。他来自农村，年龄大约在15岁，身段比我们都高。他的刘海剪得齐齐的，像乡下教堂唱诗班的童子，看上去很乖顺，有点腼腆。他肩膀窄小，可那件黑纽扣绿呢子上装紧紧地攥在身上，不方便活动，袖饰开衩处露出久经风吹日晒的红红的手腕。两根背带高高地吊起他那条黄色的裤子，露出穿着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挺结实的，鞋底钉着铁钉，鞋面却没有好好地上油擦拭。我们开始背诵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就像听神甫布道，坐得端端正正的。钟敲响了两下，因为他不知道该跟我们一起去排队，老师只得提醒他。
我们习惯，在进教室的时候，把制帽扔在地上，好空出手来。一进教室门，我们就让它从凳子底下飞掠过地面，拍打在墙壁上。
或许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也可能是胆小，祷文念完了之后，这位新同学的帽子放在他并拢的双膝上。它是由柱式的帽子、水獭皮大盖帽和棉布便帽。七拼八凑地混成的。他的寒酸相像个白痴一样。
“请站起来。”老师叫他。他站起身，帽子从膝盖上滑落下来。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他俯身把它捡起来。邻座用手肘一捣，帽子又掉了，他再次把它捡起来。
“把你的头盔放下来吧。”老师是个诙谐的人。一阵哄堂大笑，使那可怜的孩子紧张起来，不知拿帽子怎么办才好。他坐下，仍旧把帽子搁在并拢的双膝上。
“请站起来，”老师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新生含糊地说了个名字，完全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再说一遍！”
还是那含混不清的声音，被班上一片嘘声淹没了。“大声点！”老师喊道，“大声点！”于是新生狠下心来拼命地大吼一声：“夏包华里！”全班一片喧哗，越闹越凶，夹带着尖叫（他们嗷发出惊怪的叫声，跺着脚，重复说：“夏包华里！夏包华里！”），好一会儿，吵闹声变成依稀的叫嚷，渐渐平息下来；时而还会冲出一声忍不住的窃笑，东响一下西响一下，好像漏炸的鞭炮。
然而，在暴雨般的作业重罚下，课堂才恢复了秩序，老师让新生逐一地反复拼读字母，由他写在黑板上，这才搞明白新生的名字叫夏尔·包法利，他立即让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的凳子上去。新生在开步之前迟疑了一下。
“你找什么呀？”老师问道。“我的帽……”新生羞怯地说，一边用不安的目光四下搜索。
“每人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吼，就像quos ego，制止了正要掀起的又一场风暴。“保持安静！”老师很气愤，一边从高筒帽里拿出手绢擦拭额头，一边接着说，“这位新同学，你把拉丁动词ridiculus sum 的变位抄十遍。”
接着，他较温和地说：“唉！你那顶帽子呀，找得到的，没人要它！”
教室里平静了，大家都低头做功课，新生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整整两个小时。虽然时而有人用蘸水笔尖把小纸团往他脸上弹，溅得他一脸墨水，他也只是用手揉揉，安然不动，不去理会。
晚上上自习的时候，他从课桌里拿出袖套，整齐地摆放着文具，专心地在纸上画线。我们看到他做作业很认真，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费了很大的劲。无疑，他正是凭着这股子毅力才没有降级。因为，他对文法规则的掌握还算过得去，而用词造句却很马虎。他的拉丁文启蒙老师是村里的神甫，他父母为了省钱，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送他进中学呢。
他父亲夏尔一德尼一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先是助理军医。1812年左右，在几桩征兵案产生瓜葛，此后被迫离职。他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凭着这先天的优势，博得一位帽商千金的芳心，轻松地得到了6万法郎的陪嫁。此人本来长得就帅，颊髯连着上髭，又爱吹牛，马刺踩得铮铮响，手上总戴着几个戒指，装扮光彩夺目，使他看上去雄赳赳，而且还像个推销员，一见如故。
结婚后，他靠妻子的财产舒服地过了两三年，吃得好，起得晚，用细瓷大烟斗抽烟，晚上看完戏后才回家，还经常去咖啡馆。老岳父去世，没留下什么财产，他为此恼火，就投身制造业，结果亏了本，于是定居乡里，希望人尽其才。然而，他根本不懂农务，那几匹马被他用来骑坐而不是用作耕耘，酿造的苹果酒全被他喝光而不是拿去卖掉，豢养的家禽挑最肥的宰了自己吃，还用猪油擦他打猎穿的皮靴。没多久他就打消了自己侥幸发财的念头。
他只好以每年200法郎的租金，在科州和庇卡底交界的一个村庄里，租下一座半佃庄半住房的宅院。他忧郁消沉，满腹怨恨，与外界隔绝。他才45岁，就决心与世无争，恬静地生活。
他妻子先曾对他一片痴情，千依百顺，结果却使他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从前生性活泼，感情外向，非常爱他。现在，随着岁数增长，就像走了气的酒变成醋一样变得酸溜溜的，难以伺候，吵吵嚷嚷，神经过敏。那么多的苦，最初她都忍下来了，看到他拈花惹草，尽跟村里的风骚女人厮混，晚上醉醺醺地被人送回来，一身酒气，她从没有抱怨。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不了了，就一直到死都默默地忍受着。她一辈子到处奔波，忙忙碌碌。她记住欠款到期的日子，还得找诉讼代理人，找院长，请求延期偿付款项。回到家里她还得浆浆洗洗，缝缝补补，监督工人，支付工资。而先生则无所事事，毫不操心地混日子，仿佛跟谁过不去坐在火炉边抽烟，往灰烬里吐痰，一时清醒，就对她恶语伤人。
孩子出生后，也只好把他送到奶妈家喂养。小男孩回家来，自然被疼爱得不得了。当妈的用果酱喂他，当爸的就让他赤脚满地跑，还像个哲学家似的说，只管让他光着身子，像那些小猫小狗好养。与做母亲的意愿相反，他心里有某种男性的理想，他要按照这种理想教导儿子，让儿子在斯巴达式的磨砺中成长，使他身强体壮。他在儿子睡觉的房里不生炉火，教他大口大口地喝朗姆酒和辱骂教会的仪式行列。然而，孩子天性平和，让他的辛苦付诸东流。
他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纸片，讲故事。虽说是母子俩说话，其实就听到她一个人唠叨不休，充满了令人伤心的乐趣和絮絮的温情。她在寂寞中把早已支离破碎的浮华梦就寄托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她向往孩子身居高位，仿佛看到他已经长大，又俊美又睿智，在桥梁公路或行政司法部门供职。她教他识字，甚至用她那架钢琴伴奏，教他两三段浪漫曲。然而并不看重文字功底的包法利先生却总说何苦这么做！他们哪供得起他上公立学校，给他买个一官半职，或给他做生意的资本啊？再说，男儿只要有志气，岂怕不能在世上立足。包法利夫人忍着不理他，孩子就整天在村里闲逛。
他跟在耕耘的农夫后面，向乌鸦扔土块。他沿着沟渠采桑葚吃，握着长竿子看管火鸡，翻晒打下的粮食，到村子里去奔跑，下雨天就在教堂门廊下玩造房子的游戏，而逢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撞钟，他好乘机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粗的钟绳上在空中摆荡，感觉自己在飞一般。就这样他茁壮成长，他长了一双粗壮的手，健康的肤色。
12岁时，他母亲终于得已让他开始学习。委托本堂神甫为他启蒙，可是上课时间太短，隔三差五，所学内容没什么用处。神甫也只能抽空给他讲一点，常常站在圣器室里，一场洗礼刚完，接着是一场葬礼，两场仪式之间仓促说几句。或者在晚祷之后，神甫不用出门的时候，就差人把他的弟子找来。他们上楼走进他的房间，坐定下来；蚊蚋和蛾子围着蜡烛飞舞。房里暖烘烘的，孩子昏昏欲睡，老头双手捧着肚子，也打瞌睡，不久就张着嘴巴打起鼾来。有几次，神甫给附近一带的病人做完临终圣礼，回家路上看见夏尔在野地里玩耍，就把他叫住，讲上刻把钟，借机在一棵树下让他做做动词变位，然后一场雨，或者走过什么熟人，课就不能继续了。尽管如此，他对孩子倒一直挺满意的，甚至夸“年轻人”记忆力很强。
夏尔可不能止步于此。夫人态度坚决。先生感到惭愧，或者不如说他已懒得再顶牛，作了让步，于是又等了一年，让小家伙初领圣体。
又过了半年，也就是下一年，夏尔终于被送进了卢昂中学，是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那是在10月底，适逢圣罗曼大集。
也许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夏尔当时的情形了。只记得他是个性格温顺的孩子，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就玩，上课认真听讲，进寝室倒床就睡，在食堂吃得挺香。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的一个五金批发商，每个月把他接出去一次，周末，在他的店铺打烊以后，他派夏尔去码头上转转，看看河上的船，然后在7点钟开晚饭之前把他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他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写好后用三个面团一封，然后拿起笔记本复习历史，或者拿起丢在自修室里的一本旧书《阿纳卡西斯》读一读。散步的时候，他总要和那个校工聊天，他们俩都来自乡下。
他的刻苦努力使他总保持在班上的中等水平。甚至有一次考博物学，他还获得了一等奖。然而到了三年级期末，他父母让他退学去学医，坚信他靠自学也能通过中学会考，获得业士学位。
在他母亲认识的一个染坊主家里，他母亲给他找了个五楼的房间，临罗贝克河。她为他安排食宿，讲定食宿费用，搬来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只小小的生铁炉子，堆上木柴，好让她可怜的孩子烤火取暖。一星期后，她才回去，临走前千叮万嘱，说今后他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一定要好自为之。
布告栏里的课程表把他给看傻了：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还有植物学、诊断学以及治疗学，还不包括卫生学和药材学，所有这些陌生的词就像一座座神庙的大门，阴森肃穆的气氛向他袭来。这些课他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但他毕竟在学，订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他每门课都听，临床查房一次都不漏，日常作业再多他都完成，就像驴推磨，只管瞎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为了让他省些开支，他母亲每星期托信客捎给他一块烤小牛肉。上午，他从医院回来，一边蹬着墙，一边就着烤肉吃午餐。然后他赶着去听课，去梯形教室，去救济院，上完课，再穿过大街小巷，返回住处。晚上，吃过房东提供的便饭，他再回自己房里，接着学习。他身上穿的汗湿的衣服被烧得通红的生铁炉一烤，水汽直冒。
晴朗的夏日黄昏，街上很宁静，女佣们在门口打着羽毛球，这时他总要打开窗子，靠上一会儿。罗贝克河就在他下面流淌，把卢昂的这个地区变成肮污的小威尼斯，河水从桥与桥之间，栅栏和栅栏之间流过，呈黄色、紫色和蓝色。几名工人蹲在河边，在河水里洗臂膀。从屋顶楼戳出来的几根篙子上晾着一绞绞棉纱。对面，纯净广阔的苍穹衬着高低起伏的屋顶，天边挂着红彤彤的夕阳。那边该有多舒服啊！山毛榉林子里该有多么凉爽！于是他张大鼻孔想吸收清新的乡间气息，可他在这里怎么吸得到呢！他瘦了，长高了，脸上的表情总含着点伤心，人见犹怜。
一不做二不休，他终于把信誓旦旦的决心全都忘掉了。有一次他没有参加查房，第二天就缺了课，他尝到了偷懒的甜头，渐渐地就不再回学校里去了。他去酒吧上了瘾，还迷上了多米诺骨牌。每天晚上他就躲进一家污秽的赌窟里，再也不出来，他坐在牌桌边，在大理石桌面上拍打着用羊骨头做的画着黑点点的小牌牌，以为这样能很好地体现他的自由，提升了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而每次进去，一摸到门把手，就有一种近乎肉感的欢乐。这时，种种受到压抑的欲望爆发出来，他学会了唱给伴女听的一些小曲，爱上了贝朗瑞的歌谣，善调潘趣酒，最后还领略了情爱。
像这样进行复习准备，医士资格考试自然会名落孙山。那天晚上家里还准备庆祝他的成功呢！
他走回家，快到村口时停下，让人把他母亲叫出来，从实招供。但母亲原谅了他，还稍稍鼓励他，答应一切由她去安排。
包法利先生5年后才明白真相，时过境迁，也只好认了。何况，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是个笨蛋。
就这样夏尔卷土重来，坚持不懈地温习他要考试的科目，把那些答案全都背得滚瓜烂熟。这次他算是通过了，成绩还不错。那一天对他母亲来说实在欢喜，家里大摆酒宴。
哪儿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呢？托斯特。那里只有个老医生。老包法利夫人早就在盼他死了，老头还没有卷铺盖走人，夏尔就已经作为他的继承人安顿在他对面。
然而，把儿子抚养成人，让他学医，再帮他找到托斯特，好让他挂牌行医，老太太觉得还不够，还得给儿子娶个老婆呀。她给他找到了一个：迪埃普议会庶务的寡妇，45岁，还有一笔1200法郎的年金收入。
这位杜布克的遗孀尽管相貌丑陋，骨瘦如柴，脸上长满疙瘩，却不乏可供她选择的再醮郎君。包法利老太为了达到目的，只得把他们一一排挤掉，她甚至还非常巧妙地戳穿一个有数名教士支持的肉店老板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