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阅八：科举考试与领导干部考试
（这是我第一次见，学术论文，作为遗作在期刊上发表，试窥其价值。）
科举考试与现行领导干部考试成因及时代价值之比较
廖平胜（《湖北招生考试》2008年08期）
[作者简介]廖平胜，男，湖北恩施人，原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试学研究。
[摘要]现行领导干部考试是对科举考试符合规律的发展和创新，但存在性质、目的之本质差异，两者各有特定的产生原因和时代价值。科举考试根源于推行文官政治、建立国家共同政治信仰的社会发展需求，文教科技发展需求，历代官吏考选实践经验教训使然。科举考试的重要时代价值表现为:创立了以考试为人才甄选的模式;促进了封建王国共同政治信仰的建立、集权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文教事业繁荣发展;有效防止了“上下无才”之国患。领导干部公选考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新领导干部甄选机制和提高治国行政效能的客观需求;促进民主统一，维护政局稳定，革新领导干部配置、竞争、鉴别、监督机制;拓宽领导干部甄选渠道;促进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关键词]科举考试;领导干部公选考试;产生原因;时代价值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epochal value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modern examinations for leaders liao ping- sheng
abstract: the current examination for leaders is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owever， the two examinations differ in their nature and purposes， and both have specific causes and epochal value of their form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rooted in three factors: firstly， the so- cial needs for the founding of a society based on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national common po- litical beliefs; secondly， the strong basis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thirdly， the pressing of practi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successive officials exam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epochal valu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lies in the following: it had，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created a model for selecting the leaders; enha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political beliefs of the feudal kingdom; consolidated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country suffering from “lack of talent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modern examination for leaders is the country' s objectiv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ve leader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epochal value of the modern examination for leaders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tic reunification， and maintaining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novation on the configuration， compet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s of the lead- ers; channeling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leader teams.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leading cadres of the election examinations; causes; the epochal value
人类选官考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前后互为关联的历史发展过程。公选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条件下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对科举考试制度符合规律的发展和创新。然而务必明确，公选考试与科举考试虽然在考试文化传统方面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两者更有性质、目的之根本区别，各有其特定的产生原因和时代价值。
一、两种考试产生原因简析
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的创建时距间隔近 1400 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在考试类属上，又同属国家选官考试。作为一种制度，两者都属国家政治制度的范畴;作为一种文化，两者同是社会主文化的亚文化。因此，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将受到所处时代社会主文化及传统选官考试亚文化的双重制约，其产生原因各有特色，但又不无共同之处。
(一)科举考试产生的原因
科举考试产生于何时，目前学界仍有争议。我国多数学者以《通典·选举二》中的“炀帝始建进士科”的记载为据，认为科举考试始于隋。其具体时间“是在大业元年(605)闰七月[1] 25。若“从考试制度的角度而论，科举制的诞生是一个过程，可以说，它萌芽于南北朝末，始于隋，而立于唐中”[2] 35。它的创制，不仅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革命”，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选官考试制度史中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以考试方法取士任官新时代的正式启动。若从科举考试产生原因的角度考察，则既与所处时代的社会主文化紧密关联，同时又与中国自西周产生形成的官吏考选文化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它“决定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可提供的物质条件和人们对考试的认识水平”[3] 58。其具体产生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文官政治，建立共同政治信仰之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心理。科举考试的产生历经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历史文化渊源可上溯到汉代察举制的创立，它与中国封建文官政治之间，既有从属的一面，又有互为因果的一面。“文官政治造成了一个脱离狭隘地域、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实力的知识分子(儒生)阶层。这个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直接联系。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通过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向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而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成三位一体的，正是中国的文官选拔考试制度”[4] 4。或者说，汉代的察举制尤其是隋唐的科举制，是因推行文官政治、建立统一的共同政治信仰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服务于封建文官政治和封建政治信仰的。另一方面，文官选拔考试制度的建立与推行，又冲破了贵族政治的壁垒，“使最高皇权越过世袭贵族而伸入中下层社会”，并通过选拔考试造就出一支由各类名流贤士组成的知识分子文官队伍，以保证封建文官政治的推行和共同政治信仰的树立。
从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唐开元年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时期。其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两次大裂变和两次大一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大裂变及秦汉时期的第一次大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大裂变及隋唐时期的第二次大一统。第一次大裂变否定了王室控制权、土地分封制和奴隶主贵族政治;第一次大一统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机构，实现了皇权控制下的由武人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轨。第二次大裂变否定了封建豪门贵族的控制权和武人政治，以 3 省 6 部 24 司组成中央政府机构，实现了皇权控制下文官政治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确立，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僚机构的健全完备，文官政治的成熟与全力推行，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支配地位的稳固，以及庶族地主和自耕农的不断壮大，又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提供了阶级基础、组织前提、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想条件。
2.文教科技发展的需求。科举考试的产生，除前述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因素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汉唐时期文教科技发展的深厚基础，以及“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精神养分的滋润。由于科举是一种由国家掌控的全国性大规模选拔考试，所以“笔试为主，定期施考，投牒自应，竞争择优，一切以程文为去留”[5] 81成其为本质特征。它的产生须有大批的文治后备人才资源，以及适宜的考试内容和实施纸笔测试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在我国文化科技发展史中，这些条件在西汉至唐初的数百年间才逐步发展成熟。始于汉初的造纸术，经东汉蔡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持续改进，不仅质量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而且逐步打破了皇家贵族垄断纸张的格局，于隋唐时期开始为民间所用。另外，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已经发明，初唐时期有了长足发展。“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进入民间，使习经、应举成为可能”，进而为科举考试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再者，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还在于推行文官治国体制的客观需要。要推行文治，其国家治理的重任必由有文化知识的人去承担。然而，成才必从学，兴学又必须向社会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还必须以学之优者能够跻身上层社会为导向，才能促进学的发展。由此便在有教无类、学优则仕，从政治国、仕优则学之间形成一种互动机制。而科举考试的建立，便在“学”与“仕”之间构筑了一座桥梁。一方面将两者有机衔接，同时又将文治人才的选用标准落实到人才培养和甄选之中，发挥督导、把关的作用。“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这一命题的意义，并不限于教育对象的开放和教育目的的政治指向，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一条规律，那些出身贫寒的下层社会人士，往往更有能力和条件承担天下之大任，其首要条件就是“学”;并指明，政治人才的选用标准，主要在于学识和才能，而不在于先天资质和出身，这便为社会下层人员进入上层社会从理论上扫清了道路，实际上是主张教育和政治职位向社会开放，从而为教育的发展和选官考试制的创新提供了精神养分。可以说，正是在“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作用下，我国汉唐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才步步走向繁荣。汉武帝时代，坚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名师、重选举、广取士的文教政策，使官学、私学争相发展，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定教材，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柱。时至隋唐，教育事业更为发达，尤其是唐王朝立国后的百余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创建了十分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其办学规模、管理体制、学校门类、教学内容及治学风范等，都堪称当时世界一流。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使后备文治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并“成为举子的来源”，使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与发展获得了适宜的环境和必备的条件。
3.官吏考选实践经验教训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82。人类考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根本上又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首先要受到国家“政治制度、任官制度的制约”，同时，“人们对取士任官的标准、考试制度也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这就是察举制日益暴露其落后性，而考试制日益发挥其优越性的过程”[2] 26。察举制相对此前各朝选官制度是一大创新，但实践效果表明，其“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德行亦多出于矫伪”的弊端实难防止。其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一是“寄考试于选举之中”，且处于辅助地位，有悖于考试平等竞争的本质精神，不符合凭才取士、择优授官的取士任官原则;二是官吏的举荐权主要由地方官吏掌控，不利于封建专制集权的巩固。基于此，曹操在招贤纳士方面又走向另一极端，一味强调“唯才是举”，“而忽视德行，明言廉士不足用，甚至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这种“一时矫枉过正的举动，未可用为常典”[7] 34。但三国战乱之际，由于“用兵既久，人才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于是选举制遂告崩溃，政府用人，漫无标准，所有两汉时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度，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的军功得官”[7] 34。为矫正此种人才选任之流弊，遂创“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7] 34。“九品官人法”历经魏晋南北朝“莫之能革，直至隋开皇中罢之”[7] 34。因当时所任中正官概出世家豪门，对人才之评品“多视门阀官资为爱憎，不以士人贤愚为品别”[8] 20，“天下唯以居位者为贵，致门阀士族垄断仕途，寒素之士，莫由上达”[7] 47。实际上成了士族操纵政权、扩展权势的工具，既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强化，又堵死了中小地主阶层向上爬的通道，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效能，成了一种“变态贵族政治的怪剧”，本质上无异于“世袭制”。所以晋代刘毅曾以“九品有八损，官才有三难”痛斥其弊，在其上疏中他指出:“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柳毅传》)为克服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到东晋末期尤其是南北朝中叶以后，人们便采取“罢中正，限年入仕，不拘门资，九流常选，试经授官”[9] 104 等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的措施。公元 505 年，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规定凡五馆就读学生均可参加考试，“其射策通明者除为吏”。(《梁书·儒林传序》)公元 509 年，梁武帝再次颁布“不拘门资，考试取才”的诏令，规定“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北齐时代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且考试管理更严格，考试时“皇帝常服乘兴，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呼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隋书·礼仪志》)此种施测管理规则，已是唐以后科场条规的滥觞。陈朝继承了梁朝的考试选士制度，规定“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隋书·百官制》)后随北周武帝时代“不限门资，唯在得人”政策的实施，以及世族的日渐没落，考试在选官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凭真才实学经考试合格者，便可随才授官，并在寒士应考中出现了科举考试“投牒自应”的尝试，北齐寒士马敬德不满郡王举其为孝廉而自求应试秀才，便是一例。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创察举和九品官人法选才制度的长期实践，以及南北朝后期封建政府在人才选拔方面强化考试作用的大胆探索，使人们从正反两方面加深了对考试优越性的认识，逐步意识到“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当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度外，再没有更好的方法”[7] 1。考试“盖缘自由竞争，则无由行私;凭才取仕，则无法倖致;且中以泯除贫富阶级之限制，使平民得以参加政治”。(《隋书·炀帝纪》)这些源于前朝人才考选实践经验教训的认识，对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起到了催产的作用。隋朝建立后，相继废除了“辟署制”和“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政府统一任使，并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诏令文武职官“依令士科举人”[10] 6。唐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又对选官考试进行重大革新，武德四年(621)诏令分科取士，并首开改官吏荐举为州、县预试之先河，明确提出:“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武德五年(622)三月，唐高祖基于民间贤能“岩穴幽屑，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之实情，针对官吏“举非其人，滥居班秩”之时弊，再次下诏强调:“招选之道，宜革前弊”，“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大唐诏令集》卷 102)从此揭开了投考以“怀牒自应”方式进行的序幕，为古代荐举考试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分野立下了界碑，标志着自由应考、逐级筛选、平等竞争、以考试成绩为主要取舍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雏形初具。
(二)公选考试产生的原因
公选考试既是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我国现今考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虽与考试文化传统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考试本质不无关联，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我国现实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结构。当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进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后，由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发展对领导干部培养、甄选、任用、管理模式的需求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被现代反传统的文化模式冲击和削弱”[11] 10，“以人为本”、“崇尚科学”、“民主开放”、“能力本位”、“创新发展”、“适应需求至上”等与时俱进的全新社会价值观逐步占据支配地位。而考试“特别是成文法规考试系统中用于社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考试，无论属于政府行为，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行为，都不能偏离国家意志的指向，也不能背离治国行政的客观需求，同时还必须与所处时代的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必须在追随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自身，并以选择、传播社会主文化、体现并强化社会主体价值观为重要职能。因此，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既是创建公选考试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公选考试创建目的、价值取向、结构及功能的决定因素。就此种意义讲，如下三种客观需要，当是公选考试产生的基本原因: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2] 2 这不仅阐明了社会制度演变发展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制度演变发展的规律:社会政治、法律等制度必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考选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循着这一规律从原始、落后逐步走向科学、先进。中国“从周天子‘试之于射宫’，到汉文帝试策，到‘炀帝始建进士科’，历时一千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分封诸侯王国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从以血缘为基础的世族世官制、士族制到庶族地主兴起的官僚政治体制，作为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反映，取士任官制度也从基本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变革为以个人才能为标准的科举制”[2] 39。此后，科举考试制度能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持续推行 1300 多年之久，在其根本上，也在于隋后各朝基本因隋制，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并无根本变革，总体格局相对稳定。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公选考试制度，同样根源于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本质的共同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民主开放、不断创新、持续发展的事业，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规律性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建设任务和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结构。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要求及人才资源开发、配置机制的制度体系，其中至为关键的是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紧紧抓住培养、吸收、用好人才的三个环节，大力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表明，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政领导是“国家政治生活的脊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是治国行政、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要“建设一支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队伍”，又必须“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与我国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了本质上的衔接，符合上述三大主体任务顺利推进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公选考试制度具有公平公正、民主开放、竞争择优的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运行规律方面相一致，能够适应市场机制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公选考试是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实施，能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群众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原则，有利于强化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有利于发挥国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就此种意义讲，公选考试制度的建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求。
2.创新领导干部选任机制的客观需求。“善任必先知人”，这是人才选拔任用的基本规律。领导干部的选任也是如此，要选拔出符合职位要求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就必须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这在中外官吏选拔历史中不无成功经验:科举制之所以取代“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就在于它牢固确立了考试在取士任官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始终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竞选原则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人才取舍标准;近现代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誉称科举考试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14] 196，并以此为借镜建立推行文官选拔制度，从而使“政党分肥制”、“官职恩赐制”退出历史舞台，最根本的也是因为文官选拔引入了“公开竞争考试”的机制。历史证明，“要得到一流的人选，必须求助于竞争”。在领导人才的选任流程中，“考试居中介之津，当关捩之地”[7] 1，没有科学严明的考试制度，领导人才的选任实难把关防奸。这是因为“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之当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以外，再没有更好的方法”[7] 1。正如列宁针对苏维埃如何在俄罗斯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情况下选拔干部问题时所指出:要“把具有真正现代水平的人才，即不亚于西欧优秀模范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就必须“经过极严格的考试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等基本知识的考试。”[15] 97 同时也是考试自身特有的效能和优良特性所决定的。
首先，考试具有公开性。它能增强人才甄选的透明度，广泛接受考选机关内外多方面的监督，抵制特权干预，阻止人情关系的渗透，维护选才的公正，较其他人才甄选方法更有公信力。
其次，考试具有民主性。它既可体现国家意志，又能反映民众意愿，比较广泛地吸纳社会意见，得到公众的关注、了解、参与和支持。
第三，考试具有平等性。凡符合条件并有志参与竞争者，无论出身何门，居于何地，从事何业，属于何种族，均可自由应考，获得平等竞争的权利。
第四，考试具有标准性。能较客观地反映社会价值观的尺度，体现选拔职位对身心素质水平的要求，并按一定的标准去检测评价应试者的实际知识能力水平，有利于选才质量的控制。
第五，考试具有竞争性。它是竞争的产物，又是促进和实现良性竞争的一种机制，能体现人和社会的竞争本性，优化竞争的环境，规范竞争的秩序，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则，促使人们在竞争中展现自我、了解自我、更新自我和发展自我。
第六，考试具有督导性。可为后继人才的发展导引方向，督促人才培育部门按照社会用才的需求育才，维持人才供求标准的动态平衡，使之与社会需求和国家意志的指向趋于一致，有利于密切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凝聚国民心向，促进民族融合、政局稳定。
科学严密的考试制度，是提高领导人才选拔质量、强化领导人才选任制度生命力不可或缺的机制，既是考试自身的效能和特性使然，也是领导人才选任规律的客观要求。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干部选任制度历史的发展，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时代需求，对原有干部选任制度的创新。因此，它必须能有效克服计划经济时代所行“委任制”和“荐举委任制”的历史局限，必须是一种既能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又能保证选拔出优秀领导人才并能有效防止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制度[15] 96。这就势必把公开考试作为领导干部选拔程序的关键环节，以此形成客观公正的人才质量检测、鉴别机制，良性的人才平等竞争机制，科学合理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和公开、民主的监督机制，提高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抗干扰能力。
3.提高治国行政效能的客观需求。“为政之要，首在择人”是治国行政的基本规律。在中国，曾有“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的古训。列宁在阐述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时也曾指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强调:“要研究人，就要寻找能干的干部。”[17] 25 这表明，“一个国家选用什么样的人实施行政管理，直接关系着政府系统的秩序和运转，决定着社会公共事业的兴衰与成败”，尤其“在现代政府系统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的治国行政能否“产出效率、速度和财富”，全靠素质优良的领导干部去实现。对此，著名行政学家梅耶士在其所著《联邦文官制度》一书中有十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不论政府组织如何健全，财力如何充足，工作方法如何精当，但如果不能获得优秀人才到政府中任职，仍不能对公务作有效的实际推行。”而“选贤与能的基本前提之一，又在于推行科学完备的考试录用制度”[18] 102，真正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以及“能力本位观”、追求治事效率的核心理念引入国家公务管理人才选任机制。
当中国告别计划经济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时期后，由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是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时代性新课题。其中最为紧迫的任务，便是如何创设优秀领导人才脱颖而出的环节，如何形成群贤毕至的识才、选才、用才机制，建设一支具有胜任新时期各级各类领导职位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因而，建立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制度，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提高治国行政效能的客观需要。为此，必须通过科学的考试制度去拓宽识别、甄选领导人才的视野和渠道，为领导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导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创造适宜的竞争环境，建立科学的领导人才选拔机制。根据“德才兼备”、“考用一致”的原则，科学设计测评内容和标准，使大批素质优良的领导人才经过公开竞争，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相应的领导岗位，进而实现干部队伍结构的优化和干部素质的提高，不断增强治国行政的效能。
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的产生原因，虽因自身性质、目的的根本区别，以及所处时代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而各有特殊。但由于考试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参与社会母系统的运行，其产生发展要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作为同属选官考试范畴的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它们的产生原因又有某些共同。比如，两种考试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外，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现今的公选考试，它们的正式创建，都与考试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都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均历经了相应的孕育期。这正是考试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使然。
二、两种考试时代价值比较
从根本上来讲，“考试是人类追求活动效率、满足自身及社会发展之内在需求的产物”[20]，在其存在的时间维度上具有恒久性。同时，考试又“随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内容、性质和模式，形成与其社会相适应的结构，以发挥不同社会或时代所期求的功能”[3]，在其社会功用方面具有时代性。所以，不同历史时期的选官考试必有不同的时代价值，但为选官考试自身具有的社会功能所决定，不同时代的选官考试又有部分相同的社会价值。同样，存在于不同时代的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有不同的时代价值，也有相同的社会价值。
1.科举考试的时代价值
如何评说科举考试的千秋功过，怎样判定科举考试的时代价值，既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也是一个全新的现实课题。从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外政界、学界的评价来看，不仅差异极大，甚至全然对立。肯定者认为，科举考试“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21] 585，“是选官制度的伟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22]。“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和平等的，没有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23] 476，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24] 196。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在 1883 年实施《彭德尔顿文官法》的报告中更是写道:“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时，孔夫子已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古老的国家对于科举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事实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24] 211。否定和批判者则认为，科举考试是“人类所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可谓“罪大恶极，罄竹难书”[21] 2。
上述评价孰是孰非，自难简单结论。不过，任何一种选官考试制度的科学性、进步性及其社会作用的利弊，都只能相对而言，在人类考选制度历史上，只有更好的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无缺、全是利毫无弊的制度。科举考试历时 1300 多年，并成为近现代东西方国家各类成文法规考试的母本，被列为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百件大事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其经世之长久，影响之广远，均为人类典章制度史上所仅见。因此，必有其存在的时代价值，它的创建与推行对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尤其是唐宋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科举考试制度开创了以考试方法甄选官吏的先河，创立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科学人才选拔原则，进而加速了贵族政治、武人政治的退位，促进了文官政治的成熟和发展，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亦使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的宋朝，成为世界称羡的“文官帝国”。
其次，科举考试通过对儒家学说的选择、传播和强化，树立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信仰，帮助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们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
第三，科举考试所行“投牒自应”的报考政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人才评价标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促进了阶层的纵向流动”和政治职位的开放，扩大了封建社会的民主，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23]，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封建政府的政治秩序，调动了办学和求学、自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勤奋好学社会风尚的形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十万进士百万举人，其中不少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行政的良才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匠。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曾指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呆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后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
学者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25] 47
以上所举，仅就科举考试的积极作用而言，并非对科举功过的全面评价。至于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极为严重的，在此不细述。总之，科举考试是一剑双刃，其弊可尽力避免，却不可完全消除，世间任何一种考试制度莫不如此。
2.公选考试的时代价值
公选考试既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相对独立的领导人才测评制度。它的创建与推行较之中外历史和现行的同类考试制度，不仅性质、目的截然有别，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和全新的时代价值。
首先，能促进民主统一，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由于公选考试是以竞争为手段、择优为目的，所以它可通过测评内容、标准、方式、规程和测评结果的社会价值等，及时反映党的路线方针，国家意志的指向，使社会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先进思想，更能代表社会发展先进文化的主体价值观，更加符合时代进步水平和日益变化发展的国情和国际形势，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强化广大考生、整个领导干部队伍乃至全体国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导引后继领导人才和现实领导干部的进取方向，激励他们主动追求党和国家所倡导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保持个人发展取向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一致，促进政治文化的民主和统一，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
其次，能激活领导干部选任机制。“委任制”和“荐举委任制”，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干部选任的两种基本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委任制及荐举委任制越来越表现出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领导人才迫切需求的严重弊端:一是缺乏领导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二是缺乏领导人才的良性竞争机制;三是缺乏领导人才的科学鉴别机制;四是缺乏领导人才选拔任用的有效监督机制”[26] 49。近 20 年来，全国各地在试验和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实践中，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逐步引入领导干部的选任程序，其实际成效表明，这种领导干部选任机制的创新，已愈来愈显示出其时代价值:一方面，它有利于克服领导人才选任缺乏良性竞争机制和科学鉴别机制的弊端，切实扭转了原有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不相适应的局面;另一方面，把“公开考试”、“竞争择优”作为领导干部选任的机制，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了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27] 2，促使“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平衡照顾”等陈旧观念的更新，有效地防止了“拉关系、走后门”，“买官、跑官、要官”等干部选任上的不正之风。同时，领导干部选任实行公开考试、全面考察、竞争择优，可形成正确的领导干部选任导向，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适宜的氛围，从而“激发广大干部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增强干部励精图治、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形成自觉学习强素质，自加压力创实绩，自我约束树形象，自我价值勇实现的良好风气”[26] 9。因而有利于干部队伍生机与活力的增强，促进了广大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三，能拓宽识才视野和选才渠道，促进群贤毕至局面的形成。以统一考试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甄选领导干部，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大干部选任透明度，“防止权力异化，根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公选考试因其报考条件、测试规程、拟选拔职务等公开，凡符合报考条件、有志参与平等竞争者，都有报考应试的均等机会，所以可广开选才渠道，广纳社会英才，在扩大应考者数量的同时，提高选拔优秀人才的几率。再者，由于公选考试内容全面，且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测评方法多种并行，属于组合性的综合素质测评，能对应试者的身心素质水平进行多维度、多要素的检测，从而拓宽了识才的视野，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选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第四，能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严把“入口关”，保证所选之人必是能用之才，是公选考试的工作目标，也是公选考试的主要价值所在。公选考试不仅打破了“资历”、“身份”、“地域”等陈规，而且改变了“一考定取舍”的传统选才方法，采取分科测试、分级测评、逐级淘汰的方式进行人才甄选，各类人员各科各级的测评，均有较为客观明确的人才素质水平鉴别标准，从命题、施测到成绩评定亦有严密的程序控制。因而可较好防止各种与考试无关因素的干扰，应试者只能凭自身的才华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同时，对于经笔试、面试选出的优胜者，还要通过全面考察后，再由组织从中选取最佳人选予以任用。所以，公选考试是甄选领导干部的第一把“筛子”，其质量良窳，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知识结构、素质结构的优化，对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但又同属选官考试，因而两者在社会价值方面具有相同之处:一是强化国家意志，促进政局稳定及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二是促进人才流动，优化人才配置，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三是督导学习、敦促进取，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四是促进文化的选择、承传和发展，以及人类文化的整合与共享。所以，选官考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学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杨学为，廖平胜.考试社会学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廖平胜.考试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5]廖平胜.考试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7]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8]邓定人.中国考试制度研究[m].上海:民智书局，1929.
[9]王汉昌.中国古代人事制度[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6.
[10]黄季陆.中国考试制度史·序三[m].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0.
[11]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3]***.***文选:第一卷[m].北京: 1994.
[14]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1 卷[m].台北:幼狮文化出版社， 1987.
[15]吴翰飞.中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6]列宁.列宁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列宁.列宁全集:第 3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18]苏廷林，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务员制度[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3.
[19]黄达强，等.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0]廖平胜.论考试的本质与功能[j].考试研究，2002，( 2).
[2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22]杨学为.废科举百年祭[j].中国考试， 2003，( 10).[2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24]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译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2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26]广东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办公室，等.与时俱进创新干部选拔制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27]中共中央组织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陈阳凤]
科举考试与现行领导干部考试成因及时代价值之比较
廖平胜（《湖北招生考试》2008年08期）
[作者简介]廖平胜，男，湖北恩施人，原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试学研究。
[摘要]现行领导干部考试是对科举考试符合规律的发展和创新，但存在性质、目的之本质差异，两者各有特定的产生原因和时代价值。科举考试根源于推行文官政治、建立国家共同政治信仰的社会发展需求，文教科技发展需求，历代官吏考选实践经验教训使然。科举考试的重要时代价值表现为:创立了以考试为人才甄选的模式;促进了封建王国共同政治信仰的建立、集权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文教事业繁荣发展;有效防止了“上下无才”之国患。领导干部公选考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新领导干部甄选机制和提高治国行政效能的客观需求;促进民主统一，维护政局稳定，革新领导干部配置、竞争、鉴别、监督机制;拓宽领导干部甄选渠道;促进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关键词]科举考试;领导干部公选考试;产生原因;时代价值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epochal value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modern examinations for leaders liao ping- sheng
abstract: the current examination for leaders is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owever， the two examinations differ in their nature and purposes， and both have specific causes and epochal value of their form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rooted in three factors: firstly， the so- cial needs for the founding of a society based on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national common po- litical beliefs; secondly， the strong basis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thirdly， the pressing of practi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successive officials exam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epochal valu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lies in the following: it had，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created a model for selecting the leaders; enha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political beliefs of the feudal kingdom; consolidated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country suffering from “lack of talent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modern examination for leaders is the country' s objectiv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ve leader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epochal value of the modern examination for leaders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tic reunification， and maintaining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novation on the configuration， compet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s of the lead- ers; channeling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leader teams.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leading cadres of the election examinations; causes; the epochal value
人类选官考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前后互为关联的历史发展过程。公选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条件下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对科举考试制度符合规律的发展和创新。然而务必明确，公选考试与科举考试虽然在考试文化传统方面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两者更有性质、目的之根本区别，各有其特定的产生原因和时代价值。
一、两种考试产生原因简析
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的创建时距间隔近 1400 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在考试类属上，又同属国家选官考试。作为一种制度，两者都属国家政治制度的范畴;作为一种文化，两者同是社会主文化的亚文化。因此，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将受到所处时代社会主文化及传统选官考试亚文化的双重制约，其产生原因各有特色，但又不无共同之处。
(一)科举考试产生的原因
科举考试产生于何时，目前学界仍有争议。我国多数学者以《通典·选举二》中的“炀帝始建进士科”的记载为据，认为科举考试始于隋。其具体时间“是在大业元年(605)闰七月[1] 25。若“从考试制度的角度而论，科举制的诞生是一个过程，可以说，它萌芽于南北朝末，始于隋，而立于唐中”[2] 35。它的创制，不仅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革命”，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选官考试制度史中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以考试方法取士任官新时代的正式启动。若从科举考试产生原因的角度考察，则既与所处时代的社会主文化紧密关联，同时又与中国自西周产生形成的官吏考选文化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它“决定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可提供的物质条件和人们对考试的认识水平”[3] 58。其具体产生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文官政治，建立共同政治信仰之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心理。科举考试的产生历经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历史文化渊源可上溯到汉代察举制的创立，它与中国封建文官政治之间，既有从属的一面，又有互为因果的一面。“文官政治造成了一个脱离狭隘地域、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实力的知识分子(儒生)阶层。这个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直接联系。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通过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向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而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成三位一体的，正是中国的文官选拔考试制度”[4] 4。或者说，汉代的察举制尤其是隋唐的科举制，是因推行文官政治、建立统一的共同政治信仰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服务于封建文官政治和封建政治信仰的。另一方面，文官选拔考试制度的建立与推行，又冲破了贵族政治的壁垒，“使最高皇权越过世袭贵族而伸入中下层社会”，并通过选拔考试造就出一支由各类名流贤士组成的知识分子文官队伍，以保证封建文官政治的推行和共同政治信仰的树立。
从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唐开元年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时期。其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两次大裂变和两次大一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大裂变及秦汉时期的第一次大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大裂变及隋唐时期的第二次大一统。第一次大裂变否定了王室控制权、土地分封制和奴隶主贵族政治;第一次大一统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机构，实现了皇权控制下的由武人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轨。第二次大裂变否定了封建豪门贵族的控制权和武人政治，以 3 省 6 部 24 司组成中央政府机构，实现了皇权控制下文官政治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确立，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僚机构的健全完备，文官政治的成熟与全力推行，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支配地位的稳固，以及庶族地主和自耕农的不断壮大，又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提供了阶级基础、组织前提、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想条件。
2.文教科技发展的需求。科举考试的产生，除前述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因素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汉唐时期文教科技发展的深厚基础，以及“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精神养分的滋润。由于科举是一种由国家掌控的全国性大规模选拔考试，所以“笔试为主，定期施考，投牒自应，竞争择优，一切以程文为去留”[5] 81成其为本质特征。它的产生须有大批的文治后备人才资源，以及适宜的考试内容和实施纸笔测试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在我国文化科技发展史中，这些条件在西汉至唐初的数百年间才逐步发展成熟。始于汉初的造纸术，经东汉蔡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持续改进，不仅质量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而且逐步打破了皇家贵族垄断纸张的格局，于隋唐时期开始为民间所用。另外，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已经发明，初唐时期有了长足发展。“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进入民间，使习经、应举成为可能”，进而为科举考试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再者，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还在于推行文官治国体制的客观需要。要推行文治，其国家治理的重任必由有文化知识的人去承担。然而，成才必从学，兴学又必须向社会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还必须以学之优者能够跻身上层社会为导向，才能促进学的发展。由此便在有教无类、学优则仕，从政治国、仕优则学之间形成一种互动机制。而科举考试的建立，便在“学”与“仕”之间构筑了一座桥梁。一方面将两者有机衔接，同时又将文治人才的选用标准落实到人才培养和甄选之中，发挥督导、把关的作用。“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这一命题的意义，并不限于教育对象的开放和教育目的的政治指向，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一条规律，那些出身贫寒的下层社会人士，往往更有能力和条件承担天下之大任，其首要条件就是“学”;并指明，政治人才的选用标准，主要在于学识和才能，而不在于先天资质和出身，这便为社会下层人员进入上层社会从理论上扫清了道路，实际上是主张教育和政治职位向社会开放，从而为教育的发展和选官考试制的创新提供了精神养分。可以说，正是在“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作用下，我国汉唐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才步步走向繁荣。汉武帝时代，坚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名师、重选举、广取士的文教政策，使官学、私学争相发展，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定教材，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柱。时至隋唐，教育事业更为发达，尤其是唐王朝立国后的百余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创建了十分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其办学规模、管理体制、学校门类、教学内容及治学风范等，都堪称当时世界一流。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使后备文治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并“成为举子的来源”，使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与发展获得了适宜的环境和必备的条件。
3.官吏考选实践经验教训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82。人类考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根本上又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首先要受到国家“政治制度、任官制度的制约”，同时，“人们对取士任官的标准、考试制度也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这就是察举制日益暴露其落后性，而考试制日益发挥其优越性的过程”[2] 26。察举制相对此前各朝选官制度是一大创新，但实践效果表明，其“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德行亦多出于矫伪”的弊端实难防止。其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一是“寄考试于选举之中”，且处于辅助地位，有悖于考试平等竞争的本质精神，不符合凭才取士、择优授官的取士任官原则;二是官吏的举荐权主要由地方官吏掌控，不利于封建专制集权的巩固。基于此，曹操在招贤纳士方面又走向另一极端，一味强调“唯才是举”，“而忽视德行，明言廉士不足用，甚至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这种“一时矫枉过正的举动，未可用为常典”[7] 34。但三国战乱之际，由于“用兵既久，人才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于是选举制遂告崩溃，政府用人，漫无标准，所有两汉时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度，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的军功得官”[7] 34。为矫正此种人才选任之流弊，遂创“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7] 34。“九品官人法”历经魏晋南北朝“莫之能革，直至隋开皇中罢之”[7] 34。因当时所任中正官概出世家豪门，对人才之评品“多视门阀官资为爱憎，不以士人贤愚为品别”[8] 20，“天下唯以居位者为贵，致门阀士族垄断仕途，寒素之士，莫由上达”[7] 47。实际上成了士族操纵政权、扩展权势的工具，既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强化，又堵死了中小地主阶层向上爬的通道，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效能，成了一种“变态贵族政治的怪剧”，本质上无异于“世袭制”。所以晋代刘毅曾以“九品有八损，官才有三难”痛斥其弊，在其上疏中他指出:“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柳毅传》)为克服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到东晋末期尤其是南北朝中叶以后，人们便采取“罢中正，限年入仕，不拘门资，九流常选，试经授官”[9] 104 等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的措施。公元 505 年，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规定凡五馆就读学生均可参加考试，“其射策通明者除为吏”。(《梁书·儒林传序》)公元 509 年，梁武帝再次颁布“不拘门资，考试取才”的诏令，规定“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北齐时代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且考试管理更严格，考试时“皇帝常服乘兴，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呼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隋书·礼仪志》)此种施测管理规则，已是唐以后科场条规的滥觞。陈朝继承了梁朝的考试选士制度，规定“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隋书·百官制》)后随北周武帝时代“不限门资，唯在得人”政策的实施，以及世族的日渐没落，考试在选官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凭真才实学经考试合格者，便可随才授官，并在寒士应考中出现了科举考试“投牒自应”的尝试，北齐寒士马敬德不满郡王举其为孝廉而自求应试秀才，便是一例。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创察举和九品官人法选才制度的长期实践，以及南北朝后期封建政府在人才选拔方面强化考试作用的大胆探索，使人们从正反两方面加深了对考试优越性的认识，逐步意识到“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当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度外，再没有更好的方法”[7] 1。考试“盖缘自由竞争，则无由行私;凭才取仕，则无法倖致;且中以泯除贫富阶级之限制，使平民得以参加政治”。(《隋书·炀帝纪》)这些源于前朝人才考选实践经验教训的认识，对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起到了催产的作用。隋朝建立后，相继废除了“辟署制”和“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政府统一任使，并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诏令文武职官“依令士科举人”[10] 6。唐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又对选官考试进行重大革新，武德四年(621)诏令分科取士，并首开改官吏荐举为州、县预试之先河，明确提出:“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武德五年(622)三月，唐高祖基于民间贤能“岩穴幽屑，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之实情，针对官吏“举非其人，滥居班秩”之时弊，再次下诏强调:“招选之道，宜革前弊”，“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大唐诏令集》卷 102)从此揭开了投考以“怀牒自应”方式进行的序幕，为古代荐举考试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分野立下了界碑，标志着自由应考、逐级筛选、平等竞争、以考试成绩为主要取舍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雏形初具。
(二)公选考试产生的原因
公选考试既是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我国现今考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虽与考试文化传统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考试本质不无关联，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我国现实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结构。当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进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后，由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发展对领导干部培养、甄选、任用、管理模式的需求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被现代反传统的文化模式冲击和削弱”[11] 10，“以人为本”、“崇尚科学”、“民主开放”、“能力本位”、“创新发展”、“适应需求至上”等与时俱进的全新社会价值观逐步占据支配地位。而考试“特别是成文法规考试系统中用于社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考试，无论属于政府行为，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行为，都不能偏离国家意志的指向，也不能背离治国行政的客观需求，同时还必须与所处时代的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必须在追随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自身，并以选择、传播社会主文化、体现并强化社会主体价值观为重要职能。因此，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既是创建公选考试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公选考试创建目的、价值取向、结构及功能的决定因素。就此种意义讲，如下三种客观需要，当是公选考试产生的基本原因: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2] 2 这不仅阐明了社会制度演变发展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制度演变发展的规律:社会政治、法律等制度必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考选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循着这一规律从原始、落后逐步走向科学、先进。中国“从周天子‘试之于射宫’，到汉文帝试策，到‘炀帝始建进士科’，历时一千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分封诸侯王国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从以血缘为基础的世族世官制、士族制到庶族地主兴起的官僚政治体制，作为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反映，取士任官制度也从基本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变革为以个人才能为标准的科举制”[2] 39。此后，科举考试制度能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持续推行 1300 多年之久，在其根本上，也在于隋后各朝基本因隋制，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并无根本变革，总体格局相对稳定。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公选考试制度，同样根源于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本质的共同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民主开放、不断创新、持续发展的事业，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规律性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建设任务和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结构。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要求及人才资源开发、配置机制的制度体系，其中至为关键的是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紧紧抓住培养、吸收、用好人才的三个环节，大力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表明，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政领导是“国家政治生活的脊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是治国行政、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要“建设一支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队伍”，又必须“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制度的创建与推行，与我国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了本质上的衔接，符合上述三大主体任务顺利推进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公选考试制度具有公平公正、民主开放、竞争择优的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运行规律方面相一致，能够适应市场机制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公选考试是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实施，能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群众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原则，有利于强化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有利于发挥国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就此种意义讲，公选考试制度的建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求。
2.创新领导干部选任机制的客观需求。“善任必先知人”，这是人才选拔任用的基本规律。领导干部的选任也是如此，要选拔出符合职位要求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就必须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这在中外官吏选拔历史中不无成功经验:科举制之所以取代“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就在于它牢固确立了考试在取士任官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始终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竞选原则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人才取舍标准;近现代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誉称科举考试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14] 196，并以此为借镜建立推行文官选拔制度，从而使“政党分肥制”、“官职恩赐制”退出历史舞台，最根本的也是因为文官选拔引入了“公开竞争考试”的机制。历史证明，“要得到一流的人选，必须求助于竞争”。在领导人才的选任流程中，“考试居中介之津，当关捩之地”[7] 1，没有科学严明的考试制度，领导人才的选任实难把关防奸。这是因为“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之当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以外，再没有更好的方法”[7] 1。正如列宁针对苏维埃如何在俄罗斯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情况下选拔干部问题时所指出:要“把具有真正现代水平的人才，即不亚于西欧优秀模范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就必须“经过极严格的考试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等基本知识的考试。”[15] 97 同时也是考试自身特有的效能和优良特性所决定的。
首先，考试具有公开性。它能增强人才甄选的透明度，广泛接受考选机关内外多方面的监督，抵制特权干预，阻止人情关系的渗透，维护选才的公正，较其他人才甄选方法更有公信力。
其次，考试具有民主性。它既可体现国家意志，又能反映民众意愿，比较广泛地吸纳社会意见，得到公众的关注、了解、参与和支持。
第三，考试具有平等性。凡符合条件并有志参与竞争者，无论出身何门，居于何地，从事何业，属于何种族，均可自由应考，获得平等竞争的权利。
第四，考试具有标准性。能较客观地反映社会价值观的尺度，体现选拔职位对身心素质水平的要求，并按一定的标准去检测评价应试者的实际知识能力水平，有利于选才质量的控制。
第五，考试具有竞争性。它是竞争的产物，又是促进和实现良性竞争的一种机制，能体现人和社会的竞争本性，优化竞争的环境，规范竞争的秩序，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则，促使人们在竞争中展现自我、了解自我、更新自我和发展自我。
第六，考试具有督导性。可为后继人才的发展导引方向，督促人才培育部门按照社会用才的需求育才，维持人才供求标准的动态平衡，使之与社会需求和国家意志的指向趋于一致，有利于密切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凝聚国民心向，促进民族融合、政局稳定。
科学严密的考试制度，是提高领导人才选拔质量、强化领导人才选任制度生命力不可或缺的机制，既是考试自身的效能和特性使然，也是领导人才选任规律的客观要求。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干部选任制度历史的发展，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时代需求，对原有干部选任制度的创新。因此，它必须能有效克服计划经济时代所行“委任制”和“荐举委任制”的历史局限，必须是一种既能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又能保证选拔出优秀领导人才并能有效防止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制度[15] 96。这就势必把公开考试作为领导干部选拔程序的关键环节，以此形成客观公正的人才质量检测、鉴别机制，良性的人才平等竞争机制，科学合理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和公开、民主的监督机制，提高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抗干扰能力。
3.提高治国行政效能的客观需求。“为政之要，首在择人”是治国行政的基本规律。在中国，曾有“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的古训。列宁在阐述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时也曾指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强调:“要研究人，就要寻找能干的干部。”[17] 25 这表明，“一个国家选用什么样的人实施行政管理，直接关系着政府系统的秩序和运转，决定着社会公共事业的兴衰与成败”，尤其“在现代政府系统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的治国行政能否“产出效率、速度和财富”，全靠素质优良的领导干部去实现。对此，著名行政学家梅耶士在其所著《联邦文官制度》一书中有十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不论政府组织如何健全，财力如何充足，工作方法如何精当，但如果不能获得优秀人才到政府中任职，仍不能对公务作有效的实际推行。”而“选贤与能的基本前提之一，又在于推行科学完备的考试录用制度”[18] 102，真正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以及“能力本位观”、追求治事效率的核心理念引入国家公务管理人才选任机制。
当中国告别计划经济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时期后，由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是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时代性新课题。其中最为紧迫的任务，便是如何创设优秀领导人才脱颖而出的环节，如何形成群贤毕至的识才、选才、用才机制，建设一支具有胜任新时期各级各类领导职位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因而，建立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制度，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提高治国行政效能的客观需要。为此，必须通过科学的考试制度去拓宽识别、甄选领导人才的视野和渠道，为领导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导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创造适宜的竞争环境，建立科学的领导人才选拔机制。根据“德才兼备”、“考用一致”的原则，科学设计测评内容和标准，使大批素质优良的领导人才经过公开竞争，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相应的领导岗位，进而实现干部队伍结构的优化和干部素质的提高，不断增强治国行政的效能。
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的产生原因，虽因自身性质、目的的根本区别，以及所处时代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而各有特殊。但由于考试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参与社会母系统的运行，其产生发展要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作为同属选官考试范畴的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它们的产生原因又有某些共同。比如，两种考试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外，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现今的公选考试，它们的正式创建，都与考试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都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均历经了相应的孕育期。这正是考试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使然。
二、两种考试时代价值比较
从根本上来讲，“考试是人类追求活动效率、满足自身及社会发展之内在需求的产物”[20]，在其存在的时间维度上具有恒久性。同时，考试又“随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内容、性质和模式，形成与其社会相适应的结构，以发挥不同社会或时代所期求的功能”[3]，在其社会功用方面具有时代性。所以，不同历史时期的选官考试必有不同的时代价值，但为选官考试自身具有的社会功能所决定，不同时代的选官考试又有部分相同的社会价值。同样，存在于不同时代的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有不同的时代价值，也有相同的社会价值。
1.科举考试的时代价值
如何评说科举考试的千秋功过，怎样判定科举考试的时代价值，既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也是一个全新的现实课题。从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外政界、学界的评价来看，不仅差异极大，甚至全然对立。肯定者认为，科举考试“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21] 585，“是选官制度的伟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22]。“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和平等的，没有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23] 476，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24] 196。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在 1883 年实施《彭德尔顿文官法》的报告中更是写道:“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时，孔夫子已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古老的国家对于科举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事实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24] 211。否定和批判者则认为，科举考试是“人类所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可谓“罪大恶极，罄竹难书”[21] 2。
上述评价孰是孰非，自难简单结论。不过，任何一种选官考试制度的科学性、进步性及其社会作用的利弊，都只能相对而言，在人类考选制度历史上，只有更好的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无缺、全是利毫无弊的制度。科举考试历时 1300 多年，并成为近现代东西方国家各类成文法规考试的母本，被列为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百件大事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其经世之长久，影响之广远，均为人类典章制度史上所仅见。因此，必有其存在的时代价值，它的创建与推行对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尤其是唐宋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科举考试制度开创了以考试方法甄选官吏的先河，创立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科学人才选拔原则，进而加速了贵族政治、武人政治的退位，促进了文官政治的成熟和发展，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亦使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的宋朝，成为世界称羡的“文官帝国”。
其次，科举考试通过对儒家学说的选择、传播和强化，树立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信仰，帮助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们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
第三，科举考试所行“投牒自应”的报考政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人才评价标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促进了阶层的纵向流动”和政治职位的开放，扩大了封建社会的民主，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23]，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封建政府的政治秩序，调动了办学和求学、自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勤奋好学社会风尚的形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十万进士百万举人，其中不少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行政的良才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匠。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曾指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呆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后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
学者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25] 47
以上所举，仅就科举考试的积极作用而言，并非对科举功过的全面评价。至于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极为严重的，在此不细述。总之，科举考试是一剑双刃，其弊可尽力避免，却不可完全消除，世间任何一种考试制度莫不如此。
2.公选考试的时代价值
公选考试既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相对独立的领导人才测评制度。它的创建与推行较之中外历史和现行的同类考试制度，不仅性质、目的截然有别，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和全新的时代价值。
首先，能促进民主统一，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由于公选考试是以竞争为手段、择优为目的，所以它可通过测评内容、标准、方式、规程和测评结果的社会价值等，及时反映党的路线方针，国家意志的指向，使社会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先进思想，更能代表社会发展先进文化的主体价值观，更加符合时代进步水平和日益变化发展的国情和国际形势，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强化广大考生、整个领导干部队伍乃至全体国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导引后继领导人才和现实领导干部的进取方向，激励他们主动追求党和国家所倡导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保持个人发展取向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一致，促进政治文化的民主和统一，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
其次，能激活领导干部选任机制。“委任制”和“荐举委任制”，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干部选任的两种基本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委任制及荐举委任制越来越表现出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领导人才迫切需求的严重弊端:一是缺乏领导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二是缺乏领导人才的良性竞争机制;三是缺乏领导人才的科学鉴别机制;四是缺乏领导人才选拔任用的有效监督机制”[26] 49。近 20 年来，全国各地在试验和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实践中，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逐步引入领导干部的选任程序，其实际成效表明，这种领导干部选任机制的创新，已愈来愈显示出其时代价值:一方面，它有利于克服领导人才选任缺乏良性竞争机制和科学鉴别机制的弊端，切实扭转了原有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不相适应的局面;另一方面，把“公开考试”、“竞争择优”作为领导干部选任的机制，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了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27] 2，促使“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平衡照顾”等陈旧观念的更新，有效地防止了“拉关系、走后门”，“买官、跑官、要官”等干部选任上的不正之风。同时，领导干部选任实行公开考试、全面考察、竞争择优，可形成正确的领导干部选任导向，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适宜的氛围，从而“激发广大干部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增强干部励精图治、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形成自觉学习强素质，自加压力创实绩，自我约束树形象，自我价值勇实现的良好风气”[26] 9。因而有利于干部队伍生机与活力的增强，促进了广大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三，能拓宽识才视野和选才渠道，促进群贤毕至局面的形成。以统一考试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甄选领导干部，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大干部选任透明度，“防止权力异化，根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公选考试因其报考条件、测试规程、拟选拔职务等公开，凡符合报考条件、有志参与平等竞争者，都有报考应试的均等机会，所以可广开选才渠道，广纳社会英才，在扩大应考者数量的同时，提高选拔优秀人才的几率。再者，由于公选考试内容全面，且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测评方法多种并行，属于组合性的综合素质测评，能对应试者的身心素质水平进行多维度、多要素的检测，从而拓宽了识才的视野，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选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第四，能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严把“入口关”，保证所选之人必是能用之才，是公选考试的工作目标，也是公选考试的主要价值所在。公选考试不仅打破了“资历”、“身份”、“地域”等陈规，而且改变了“一考定取舍”的传统选才方法，采取分科测试、分级测评、逐级淘汰的方式进行人才甄选，各类人员各科各级的测评，均有较为客观明确的人才素质水平鉴别标准，从命题、施测到成绩评定亦有严密的程序控制。因而可较好防止各种与考试无关因素的干扰，应试者只能凭自身的才华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同时，对于经笔试、面试选出的优胜者，还要通过全面考察后，再由组织从中选取最佳人选予以任用。所以，公选考试是甄选领导干部的第一把“筛子”，其质量良窳，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知识结构、素质结构的优化，对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但又同属选官考试，因而两者在社会价值方面具有相同之处:一是强化国家意志，促进政局稳定及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二是促进人才流动，优化人才配置，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三是督导学习、敦促进取，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四是促进文化的选择、承传和发展，以及人类文化的整合与共享。所以，选官考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学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杨学为，廖平胜.考试社会学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廖平胜.考试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5]廖平胜.考试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7]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8]邓定人.中国考试制度研究[m].上海:民智书局，1929.
[9]王汉昌.中国古代人事制度[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6.
[10]黄季陆.中国考试制度史·序三[m].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0.
[11]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3]***.***文选:第一卷[m].北京: 1994.
[14]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1 卷[m].台北:幼狮文化出版社， 1987.
[15]吴翰飞.中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6]列宁.列宁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列宁.列宁全集:第 3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18]苏廷林，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务员制度[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3.
[19]黄达强，等.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0]廖平胜.论考试的本质与功能[j].考试研究，2002，( 2).
[2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22]杨学为.废科举百年祭[j].中国考试， 2003，( 10).[2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24]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译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2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26]广东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办公室，等.与时俱进创新干部选拔制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27]中共中央组织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陈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