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公平：转发批阅二
(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高考统一好，还是不统好。后来，我思考的结果是：统中有分，统分结合——这个成果，自恋地认为，非常先进。另外，我创造了顺序名次分，不得不谈一谈，这个，真的很公平。
刘海峰学派——我认为可以这么称呼，是研究考试非常专业的一个学派，研究考试，绕不过去，永远绕不过去。——我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在看了大量论文的基础上，我认为立论公允。
要素质教育，也要考试，最起码，要和刘海峰学派讨论清楚。
刘海峰学派，基本上主张高考统一，论战，并战胜了许多独派人士。
就高考而言，我倾向于统派，但不完全同意，所以，我有“分闱”。
大学生就业考试，从理论上讲，生于高考，但又超越了高考。必须在这里，稍微的提高一点声音，这也是我创造的。
如果有了就业考试，高考改革就简单了！
就业考试的分数，三自部分：1、学校排名，2、专业必修成绩，3、专业选修成绩，4、自由选修成绩，5、长跑所排名次等，详见小说中的讨论部分，找题目：李典正。)
{详阅：
gb/t 7714
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刘海峰教授访谈[j].教育评论， 2016，(7):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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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刘海峰教授访谈.“教育评论 7(2016):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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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刘海峰教授访谈.教育评论(7)， 3-6，77.}
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
——刘海峰教授访谈
刘海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考试制度与科举学，是高考改革稳健派代表性学者和科举学的首创者，已出版《高考改革论》《科举学导论》《科举制与“科举学”》《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等个人专著10部，以第一作者出版《中国考试发展史》《中国科举史》《福建教育史》等著作，主编《公平与效率：21世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比较研究》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刘教授，您好！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之一，后来长期从事高考制度研究，并直接参与国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可以说您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近40年来，高考制度历经多次变革，您认为高考改革的“变与不变”各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海峰(以下简称“刘”)：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全国几乎所有媒体出现了集体性怀旧，对恢复高考30周年做了一些回顾、反思，也出版了很多纪念性的文章和著作，我也写了一篇《2007：中国的“高考年”》。明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年份。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作为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当然不能缺席，也在积极筹备。一是明年打算在厦门大学召开“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可能会跟北京一些媒体联合主办，初步考虑邀请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的几位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二是明年准备推出两套研究丛书。一套是我主编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现已出版16本，预计在今年底明年初增加到22本，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一套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约我主编的“高考制度变革研究丛书”，初步计划出版8本。两套丛书共30本，是一个很壮观的关于高考改革研究的系统工程，这是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我向来认为高考非常重要，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很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但是，全国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特别是不够系统，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将近40年来，高考“不变”的方面最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公平性。社会大众对高考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高考的主要机制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与以往的推荐等其他选才方式不同。尽管高考制度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基本保留下来，始终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自主招生、推荐面试、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等其他招生方式在总的比例中还不是很高。
高考“变”的方面很多。从考试时间来看，1977年高考是12月份，1978年是夏天，后来大部分是7月份的7、8、9日三天。2003年开始改为6月份，时间提前。从考试的组织形式来看，1977年是分省命题，各地级市评卷，而不是全省统一评卷，这是很特别的。1978年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评卷。1985年，上海市单独命题、单独评卷。2004年，有11个省份分省命题，后来发展为16个省份自主命题。2015年开始向全国统一命题回归，2016年有26个省份回归全国统一命题。考试题型也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部分是记忆类题型，比较简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英语科目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就是我们讲的abcd选择题。这种客观的选择题后来运用到所有学科。作文命题更是变化很大。从高考科目来看，1977年考4科，后来增加到文科6科、理科7科，现在逐渐发展为“3+x”“3+2(文综、理综)”。201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高考改革年份，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出现“3+3”的科目模式。
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算起来高考制度进行了接近40次的改革。技术性的改革大部分取得了成功，如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等，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但是不少制度性变革走了弯路或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获得成功。
记：为什么高考要逐渐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刘：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小事件引发大改革——高考分省命题的由来与走向》，对2004年高考实行分省命题的原因进行说明。2003年，四川南部县发生高考试卷失窃事件，当时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担心造成重大的全国性公共安全事件，那一年中央高层就考虑要不要推迟高考。后来决定从2004年开始实行分省命题，最初有11个省市，后来扩大到16个省市。各省市命题情况不大一样，有些省份命题质量不错，也有部分省市认为自主命题压力很大，面临考试安全、命题质量、命题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把命题权交还给教育部。此外，部分省市的高考自主命题质量、科学性不如全国统一命题。各省市的命题教师来源有限，身份难以保密，隐性泄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地方高校的命题教师总量也不多，命题科学性难以保证。在这种背景下，高考命题又从分省命题逐步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记：您如何评价当前一些省份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
刘：上海、浙江作为试点省份，在2014年9月中下旬发布高考改革方案。其他省份纷纷前往了解、取经。2015年3月份、12月份，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一些专家分别到这两个省市进行专题调研，全面了解改革情况。上海市副市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分别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汇报。我们还到一些中学、高校召开座谈会。
2017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四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最近教育部代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3个专家小组，对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6个省市，进行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督查。4月底、5月中旬我们这个组去海南、山东进行督查，两个省的教育厅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召开高校、中学校长座谈会。
总的来看，各省高考改革方案大同小异，对中西部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进行扶持、清理高考加分、自主招生规范化等方面都在稳步进行。现在最关键也最难的是各省要推进的“3+3”科目改革。对海南省高考改革方案深入了解后，我认为海南省是择善而从，它的特点是尽量简洁化。例如，“6选3”的3门科目考试时间，浙江、上海是安排在高考之外的时间考，而海南是安排在高考之后紧接着考，即在6月9日、10日考。除了外语一年两考现在中央还没出台最后确定的办法，其他科目，海南只考一次，不像浙江可以考两次。
记：您曾说过：“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这两个派别很鲜明吗？
刘：至少原来是这么鲜明的，这些年有所调和。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007年前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推行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很多人对高考制度进行强烈抨击，有的甚至直接提出应该废除高考制度。我认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人都属于激进派。我举几个例子。美籍华裔学者黄全愈写了一本书——《高考在美国》，他认为中国高考造就的是考生，美国高考造就的是学生。提出民间高考改革方案的北京学者杨东平原来对高考制度的批评也比较多，很多媒体把他当作激进派的代表，把我当作稳健派的代表。1998年，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对高考体制进行强烈批判。2007年，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废除高考”的提案。
2005年，《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高考殇》，作者直接提出要把高考送进坟墓。文章发表后，该杂志主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以高考研究专家的身份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高考不是万恶之源》，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研究高考的人，只看到高考有很多弊端，如造成学生学习压力大、负担重，没有快乐的童年、少年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认为要废除高考，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那么，不高考，怎么招生？用什么办法招生？不通过高考来招生，出现的问题一定更大，弊端也更多。因此，我在很多媒体上一直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研究高考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稳健派呢？因为研究下去，才知道高考改革的难度很大，若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改了以后出现的弊端有可能比原来更大。在中国，高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高考会出现更多问题；高考有许多弊端，但是没有高考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弊端。高考很坏，但是不高考一定更坏。高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许多学者研究高考以后，发现他原来设想的东西大部分不可行。高考改革如果没办法保证公平性，那么老百姓不答应，社会不答应，最后还得退回来。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文化、国情决定了高考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教育传统，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
记：“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提出，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机制，这一机制具体应如何推行？应注意哪些问题？
刘：这只是一种提倡。现在一般说的是“两依据一参考”，一是依据高考成绩，二是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的是学生成长记录、综合素质评价。“两依据”中，高考成绩看语数外三科总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可以参考，例如所有科目都要合格。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6选3”，一旦选为选考科目，将三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带入高考计分录取，那么这三门科目的性质其实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已经不是学业水平考试，而是选拔考试，也就是属于高考科目了。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不同选考科目能不能等值，选考科目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问题，志愿调剂问题等。
2011年，为了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我们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走访14个省市自治区，对16个专题进行讨论。在会上，我曾多次提出可以参考借鉴台湾“加权计分”的招生方式。例如学生选考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如果他报考化学专业，那么高校在录取时就可以对他的化学考试原始成绩进行加权计分，如乘以150%或其他比例，从而凸显化学学科的重要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难的是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参考。因为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表现是不可比的，容易出现科学性问题、造假问题。综合素质评价缺乏客观、刚性的标准。一个学生的道德表现、成长记录一般是用文字来形容、呈现和表述的，难以进行比较。当然，在小规模的自主招生中可以参考，但是在几十万、几百万大规模的招生录取中，拾金不昧、孝敬父母等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客观比较。一旦要可比，必须量化。一旦量化，就会出现造假、失真。在中国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评价是很难实行的。
记：您认为此次高考改革是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将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刘：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高中教学计划、学生选考科目、班级组合方式等。这一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高考的文理分科，对增加学生的选择性、高中办学的特色化和多样化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学生根据兴趣和专长选学选考，高中进行分层教学、走班制将普遍实行等。
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也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例如，一些学生选考的科目不是真正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而是趋易避难，导致有的科目选考者众多，有的科目选修的学生相对较少。选考科目两次考试如何等值？如何调整不同科目的教师人数与选修人数不匹配的问题？如何避免条件较差的县以下中学或一些薄弱学校在高考竞争中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选修和走班制度十分多样和复杂，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如何增加人员编制或经费以保证其工作的积极性？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考改革促进了高校录取学生的多样化，在考试成绩换算、高校不同专业对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要求、录取时不同科目组合的可比性和调剂等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浙江省在高考录取环节是志愿填报专业优先，而不是按照以往的先学校、再专业来填报志愿。
高校要根据不同系科提出不同的选考科目要求，从而倒逼一些高校对薄弱专业进行优化或调整。根据浙江、上海的统计数据，目前有53%左右的高校专业没有提出任何选科要求。主要原因是担心限制多了，到时合格考生不够，造成生源不足等问题。此外，录取时若出现选考科目与高校指定科目的招生计划不匹配的情况，应如何调剂才不会影响招考的公平性？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研，有些还应未雨绸缪。
记：近年来，随着我国自主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自主招生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何在国外运转良好的自主招生模式，在中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国家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
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自古以来讲究“天理国法人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没有刚性的考试分数把关，就很容易造成人情的介入，干扰招生考试的公平性与客观性。实行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完全靠考试分数录取的不足。仅仅靠考试分数录取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导致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不注重平时的表现、成绩，学生学习负担重、知识偏狭，体育不受重视等一系列问题。国家想通过自主招生，选拔一些学科专长、发展潜力比较好，也许考试分数不一定很高、发展不是很全面的学生。然而，偏才、怪才的人数还是很少，各高校还是希望招收比较全面、比较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在高考中同样也可以取得高分。自主招生后来演变成大部分高校的“掐尖之战”。自主招生确实也选拔了一些人才，但是很多时候沦为提前抢优秀生源、降分录取的一种招生方式。此外，自主招生的一些材料可能造假，有些材料无法准确判断。自主招生中出现的腐败案件，也对招生的公平性造成不良影响。民众对自主招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等问题非常关注。
近年来，国家对自主招生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一是压缩自主招生的比例。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比例较高，其他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严格控制在招生总数的5%以内。二是要求阳光招生。要求在自主招生的多个环节进行公示，公示的信息、材料要尽可能完整、详细，包括学生的姓名、籍贯、来源学校等。
也有人提出能不能公布自主招生的面试成绩。纪检监察部门也全程跟进、监督，真正起到检查、督促的作用。
记：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高考改革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
刘：推进教育公平是高考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例如，对中西部地区的招生倾斜政策，无论是高考的录取率还是高水平大学指标的比例，都在向中西部人口大省、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倾斜。此外，清理高考加分，规范自主招生制度，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我认为未来最主要的是坚持高考在高校录取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很重要。不管录取率提高多少，社会怎么变迁，老百姓对公平的关注还是第一位的。科学选才当然很重要，但是一般民众更关注公平性。万变不离其宗，高考不管怎么改，始终要坚持公平性，公平还主要靠分数来保障，没有分数的刚性把关，很容易受到人情、金钱、权力的干扰。即使将来有可能降低考试分数的重要性，高考招生还是要坚持以考试分数为主，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
刘海峰学派——我认为可以这么称呼，是研究考试非常专业的一个学派，研究考试，绕不过去，永远绕不过去。——我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在看了大量论文的基础上，我认为立论公允。
要素质教育，也要考试，最起码，要和刘海峰学派讨论清楚。
刘海峰学派，基本上主张高考统一，论战，并战胜了许多独派人士。
就高考而言，我倾向于统派，但不完全同意，所以，我有“分闱”。
大学生就业考试，从理论上讲，生于高考，但又超越了高考。必须在这里，稍微的提高一点声音，这也是我创造的。
如果有了就业考试，高考改革就简单了！
就业考试的分数，三自部分：1、学校排名，2、专业必修成绩，3、专业选修成绩，4、自由选修成绩，5、长跑所排名次等，详见小说中的讨论部分，找题目：李典正。)
{详阅：
gb/t 7714
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刘海峰教授访谈[j].教育评论， 2016，(7):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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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刘海峰教授访谈.“教育评论 7(2016):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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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刘海峰教授访谈.教育评论(7)， 3-6，77.}
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
——刘海峰教授访谈
刘海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考试制度与科举学，是高考改革稳健派代表性学者和科举学的首创者，已出版《高考改革论》《科举学导论》《科举制与“科举学”》《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等个人专著10部，以第一作者出版《中国考试发展史》《中国科举史》《福建教育史》等著作，主编《公平与效率：21世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比较研究》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刘教授，您好！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之一，后来长期从事高考制度研究，并直接参与国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可以说您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近40年来，高考制度历经多次变革，您认为高考改革的“变与不变”各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海峰(以下简称“刘”)：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全国几乎所有媒体出现了集体性怀旧，对恢复高考30周年做了一些回顾、反思，也出版了很多纪念性的文章和著作，我也写了一篇《2007：中国的“高考年”》。明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年份。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作为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当然不能缺席，也在积极筹备。一是明年打算在厦门大学召开“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可能会跟北京一些媒体联合主办，初步考虑邀请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的几位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二是明年准备推出两套研究丛书。一套是我主编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现已出版16本，预计在今年底明年初增加到22本，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一套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约我主编的“高考制度变革研究丛书”，初步计划出版8本。两套丛书共30本，是一个很壮观的关于高考改革研究的系统工程，这是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我向来认为高考非常重要，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很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但是，全国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特别是不够系统，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将近40年来，高考“不变”的方面最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公平性。社会大众对高考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高考的主要机制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与以往的推荐等其他选才方式不同。尽管高考制度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基本保留下来，始终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自主招生、推荐面试、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等其他招生方式在总的比例中还不是很高。
高考“变”的方面很多。从考试时间来看，1977年高考是12月份，1978年是夏天，后来大部分是7月份的7、8、9日三天。2003年开始改为6月份，时间提前。从考试的组织形式来看，1977年是分省命题，各地级市评卷，而不是全省统一评卷，这是很特别的。1978年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评卷。1985年，上海市单独命题、单独评卷。2004年，有11个省份分省命题，后来发展为16个省份自主命题。2015年开始向全国统一命题回归，2016年有26个省份回归全国统一命题。考试题型也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部分是记忆类题型，比较简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英语科目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就是我们讲的abcd选择题。这种客观的选择题后来运用到所有学科。作文命题更是变化很大。从高考科目来看，1977年考4科，后来增加到文科6科、理科7科，现在逐渐发展为“3+x”“3+2(文综、理综)”。201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高考改革年份，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出现“3+3”的科目模式。
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算起来高考制度进行了接近40次的改革。技术性的改革大部分取得了成功，如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等，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但是不少制度性变革走了弯路或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获得成功。
记：为什么高考要逐渐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刘：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小事件引发大改革——高考分省命题的由来与走向》，对2004年高考实行分省命题的原因进行说明。2003年，四川南部县发生高考试卷失窃事件，当时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担心造成重大的全国性公共安全事件，那一年中央高层就考虑要不要推迟高考。后来决定从2004年开始实行分省命题，最初有11个省市，后来扩大到16个省市。各省市命题情况不大一样，有些省份命题质量不错，也有部分省市认为自主命题压力很大，面临考试安全、命题质量、命题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把命题权交还给教育部。此外，部分省市的高考自主命题质量、科学性不如全国统一命题。各省市的命题教师来源有限，身份难以保密，隐性泄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地方高校的命题教师总量也不多，命题科学性难以保证。在这种背景下，高考命题又从分省命题逐步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记：您如何评价当前一些省份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
刘：上海、浙江作为试点省份，在2014年9月中下旬发布高考改革方案。其他省份纷纷前往了解、取经。2015年3月份、12月份，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一些专家分别到这两个省市进行专题调研，全面了解改革情况。上海市副市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分别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汇报。我们还到一些中学、高校召开座谈会。
2017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四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最近教育部代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3个专家小组，对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6个省市，进行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督查。4月底、5月中旬我们这个组去海南、山东进行督查，两个省的教育厅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召开高校、中学校长座谈会。
总的来看，各省高考改革方案大同小异，对中西部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进行扶持、清理高考加分、自主招生规范化等方面都在稳步进行。现在最关键也最难的是各省要推进的“3+3”科目改革。对海南省高考改革方案深入了解后，我认为海南省是择善而从，它的特点是尽量简洁化。例如，“6选3”的3门科目考试时间，浙江、上海是安排在高考之外的时间考，而海南是安排在高考之后紧接着考，即在6月9日、10日考。除了外语一年两考现在中央还没出台最后确定的办法，其他科目，海南只考一次，不像浙江可以考两次。
记：您曾说过：“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这两个派别很鲜明吗？
刘：至少原来是这么鲜明的，这些年有所调和。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007年前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推行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很多人对高考制度进行强烈抨击，有的甚至直接提出应该废除高考制度。我认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人都属于激进派。我举几个例子。美籍华裔学者黄全愈写了一本书——《高考在美国》，他认为中国高考造就的是考生，美国高考造就的是学生。提出民间高考改革方案的北京学者杨东平原来对高考制度的批评也比较多，很多媒体把他当作激进派的代表，把我当作稳健派的代表。1998年，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对高考体制进行强烈批判。2007年，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废除高考”的提案。
2005年，《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高考殇》，作者直接提出要把高考送进坟墓。文章发表后，该杂志主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以高考研究专家的身份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高考不是万恶之源》，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研究高考的人，只看到高考有很多弊端，如造成学生学习压力大、负担重，没有快乐的童年、少年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认为要废除高考，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那么，不高考，怎么招生？用什么办法招生？不通过高考来招生，出现的问题一定更大，弊端也更多。因此，我在很多媒体上一直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研究高考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稳健派呢？因为研究下去，才知道高考改革的难度很大，若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改了以后出现的弊端有可能比原来更大。在中国，高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高考会出现更多问题；高考有许多弊端，但是没有高考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弊端。高考很坏，但是不高考一定更坏。高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许多学者研究高考以后，发现他原来设想的东西大部分不可行。高考改革如果没办法保证公平性，那么老百姓不答应，社会不答应，最后还得退回来。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文化、国情决定了高考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教育传统，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
记：“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提出，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机制，这一机制具体应如何推行？应注意哪些问题？
刘：这只是一种提倡。现在一般说的是“两依据一参考”，一是依据高考成绩，二是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的是学生成长记录、综合素质评价。“两依据”中，高考成绩看语数外三科总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可以参考，例如所有科目都要合格。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6选3”，一旦选为选考科目，将三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带入高考计分录取，那么这三门科目的性质其实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已经不是学业水平考试，而是选拔考试，也就是属于高考科目了。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不同选考科目能不能等值，选考科目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问题，志愿调剂问题等。
2011年，为了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我们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走访14个省市自治区，对16个专题进行讨论。在会上，我曾多次提出可以参考借鉴台湾“加权计分”的招生方式。例如学生选考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如果他报考化学专业，那么高校在录取时就可以对他的化学考试原始成绩进行加权计分，如乘以150%或其他比例，从而凸显化学学科的重要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难的是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参考。因为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表现是不可比的，容易出现科学性问题、造假问题。综合素质评价缺乏客观、刚性的标准。一个学生的道德表现、成长记录一般是用文字来形容、呈现和表述的，难以进行比较。当然，在小规模的自主招生中可以参考，但是在几十万、几百万大规模的招生录取中，拾金不昧、孝敬父母等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客观比较。一旦要可比，必须量化。一旦量化，就会出现造假、失真。在中国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评价是很难实行的。
记：您认为此次高考改革是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将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刘：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高中教学计划、学生选考科目、班级组合方式等。这一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高考的文理分科，对增加学生的选择性、高中办学的特色化和多样化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学生根据兴趣和专长选学选考，高中进行分层教学、走班制将普遍实行等。
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也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例如，一些学生选考的科目不是真正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而是趋易避难，导致有的科目选考者众多，有的科目选修的学生相对较少。选考科目两次考试如何等值？如何调整不同科目的教师人数与选修人数不匹配的问题？如何避免条件较差的县以下中学或一些薄弱学校在高考竞争中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选修和走班制度十分多样和复杂，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如何增加人员编制或经费以保证其工作的积极性？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考改革促进了高校录取学生的多样化，在考试成绩换算、高校不同专业对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要求、录取时不同科目组合的可比性和调剂等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浙江省在高考录取环节是志愿填报专业优先，而不是按照以往的先学校、再专业来填报志愿。
高校要根据不同系科提出不同的选考科目要求，从而倒逼一些高校对薄弱专业进行优化或调整。根据浙江、上海的统计数据，目前有53%左右的高校专业没有提出任何选科要求。主要原因是担心限制多了，到时合格考生不够，造成生源不足等问题。此外，录取时若出现选考科目与高校指定科目的招生计划不匹配的情况，应如何调剂才不会影响招考的公平性？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研，有些还应未雨绸缪。
记：近年来，随着我国自主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自主招生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何在国外运转良好的自主招生模式，在中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国家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
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自古以来讲究“天理国法人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没有刚性的考试分数把关，就很容易造成人情的介入，干扰招生考试的公平性与客观性。实行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完全靠考试分数录取的不足。仅仅靠考试分数录取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导致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不注重平时的表现、成绩，学生学习负担重、知识偏狭，体育不受重视等一系列问题。国家想通过自主招生，选拔一些学科专长、发展潜力比较好，也许考试分数不一定很高、发展不是很全面的学生。然而，偏才、怪才的人数还是很少，各高校还是希望招收比较全面、比较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在高考中同样也可以取得高分。自主招生后来演变成大部分高校的“掐尖之战”。自主招生确实也选拔了一些人才，但是很多时候沦为提前抢优秀生源、降分录取的一种招生方式。此外，自主招生的一些材料可能造假，有些材料无法准确判断。自主招生中出现的腐败案件，也对招生的公平性造成不良影响。民众对自主招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等问题非常关注。
近年来，国家对自主招生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一是压缩自主招生的比例。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比例较高，其他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严格控制在招生总数的5%以内。二是要求阳光招生。要求在自主招生的多个环节进行公示，公示的信息、材料要尽可能完整、详细，包括学生的姓名、籍贯、来源学校等。
也有人提出能不能公布自主招生的面试成绩。纪检监察部门也全程跟进、监督，真正起到检查、督促的作用。
记：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高考改革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
刘：推进教育公平是高考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例如，对中西部地区的招生倾斜政策，无论是高考的录取率还是高水平大学指标的比例，都在向中西部人口大省、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倾斜。此外，清理高考加分，规范自主招生制度，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我认为未来最主要的是坚持高考在高校录取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很重要。不管录取率提高多少，社会怎么变迁，老百姓对公平的关注还是第一位的。科学选才当然很重要，但是一般民众更关注公平性。万变不离其宗，高考不管怎么改，始终要坚持公平性，公平还主要靠分数来保障，没有分数的刚性把关，很容易受到人情、金钱、权力的干扰。即使将来有可能降低考试分数的重要性，高考招生还是要坚持以考试分数为主，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