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大疫将至！
京郊村落，惨白色的日光无情灼烤着大地，多日的干旱使得天空和大地仿佛都褪了颜色，昨日的短暂暴雨完全没能缓解旱情。
张仲景孤独的身影走进村子，不祥之兆扑面而来。举目四顾，街道上没有一个走动的行人。
只有一只土狗从张仲景身后跟过来，眼眶通红低低吠叫，作势要扑向张仲景——这是吃惯人肉的狗！
张仲景斗篷下的眼睛倏然露出凶光，对视着恶狗。
土狗停止吠叫，转身一溜烟跑了。
昏暗的茅草屋里，酒坛上的老鼠听到响动迅速藏了起来。
吱呀一声茅草屋的门被推开，一道光线投进茅草屋地面，身影移动，张仲景走了进来。
有人端坐在桌前，张仲景走上前去拍了拍这人后背，想不到这人竟然往一侧倒了下去，地上嗡嗡飞起许多苍蝇。
张仲景将此人翻过来，仔细查看。此人七窍的污血都已凝结成黑色膏状，看来是死了有些时辰了。
张仲景走到桌子往里看，发现桌子后有具被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再环视周围，还有几具尸体极其扭曲的姿势倒在角落里。
门头上张贴着用以驱除瘟神的符咒。
这时张仲景好像闻到什么，他不断地抽着鼻子，四处闻着。
狗叫声中，塌了半边土墙的破败院落。张仲景推门进来。
他边闻边找，走到屋门口从缝隙往里看，灶上居然还烧着一锅小米饭，已经烧焦了。原来张仲景闻到了饭糊掉的味道。
张仲景轻轻地推门进屋，地上躺着一对母子，张仲景赶紧俯身下去，人显然刚死不久，婴儿的屁股上竟还沾着大便。张仲景看着这眼前的人间惨状，突然一阵难受……
同样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这个小山村，洛阳城外，南军大营一处军帐中，几名士兵将几具用草席裹着的尸体抬到平板车上，往外推去。军营里弥漫着死人的味道。
一位曲督指挥着两个士兵抬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往营帐方向走，正好和平板车相遇。
两个抬药士兵停了下来等板车过去。
平板车上一具偏着头的尸首面色死灰，眼角鼻孔却有凝固的血污，正是当初吴又可和医官争论，医官把过脉的那名病人。
曲督走到帐前，却又忍不住回头看向渐渐远去的平板车。
火苗跃动，水雾弥漫，医官正在往一口大锅中投入药材熬煮。
曲督急冲冲走了过来，远远的看着医官。
曲督道：“王医官，你当初说几天之内必定疫情减轻，可现在我的人天天在死，有增无减，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医官弯腰咳了几声，说道：“这次军中大疫实在不同于以往，似有鬼神从中作祟。”
曲督道：“我不管，至多再给你三日！倘若三日仍无起色，就算几位都督不拿你祭旗，这帮当兵的们也要把你生吞活剥了！”
不远处的南军中军大帐内，新晋骑都尉、白羽营临时主将，南军副都督协理蹇硕，面色凝重的向上司袁溯汇报疫情：“近日军中兵士多有病亡，似乎是瘟疫。”
“什么！瘟疫？”
袁溯惊叫一声，心道糟糕，自己一个现代人，居然忘了这一茬！灵帝夺情，让袁溯暂停守制，回到军中专心剿寇，他现在已经是实授的南军副都督，需要对南军几万兵士负全责了。
最近两个月涌入京郊的流民实在太多，病死、饿死、战死者不计其数，天气炎热，瘟疫不爆发才有鬼了。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
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
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
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
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
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
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 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
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
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
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
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
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
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
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
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
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影响更深远的是，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遇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
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从而为以后东汉的衰落，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果然，虽然起义被镇压了，国家却从此天下大乱。
值得一提的是，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无疑会对三国时期的军事进程造成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当属著名的赤壁之战。
众所周知，当时曹操拥有号称八十多万大军，但却由于瘟疫的影响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即使早曹操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综观整个三国时期，类似的事例并不在少数。看来，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局面。
中国古代医学可谓渊源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年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南阳郡涅县（今河南镇平县）人，约公元150——219年。他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术，曾虚心向同郡名医张伯祖学习。经过多年潜心研习，医术大进，名声远扬。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为孝廉，建安年间曾担任长沙太守。）
张仲景所处的年代，恰好是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瘟疫流行。在这场瘟疫中，他家族原本有200多人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死于伤寒的达七成。
张仲景目睹民间疾苦，立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用自己的医术拯救百姓。为此，他广泛收集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终于写成了16卷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指各种外感热性病）和杂病（指以内科病症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诊断与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原书在当时只有手抄本，经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兵祸战乱，原著已经亡佚，后由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才分别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或称《金匮方》）两书传世。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共10卷。张仲景在书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由于在瘟疫防治方面的贡献，张仲景被尊为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有“医圣 ”之称，他的医学著作被古今医学界奉为经典。
尽管张仲景对当时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有关当时那场瘟疫的疾病元凶，至今尚无定论。实际上，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
而至于这场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古代中国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答案。
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早在西汉之前，包括《黄帝内经》、《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种观点：物候变迁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帝内经》把一年之中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正常反映，如果“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
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也明确指出，“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而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将疫情与天体运行导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对上述观点，现代许多研究者也表示认同。因为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末年恰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因此当时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
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所谓流行性出血，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 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
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
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
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
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由此，现代研究者认为，想当年，匈奴人将染上病毒的马匹和牛羊的尸体故意施放给汉军，待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
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不过在另一方面，匈奴人虽然是“瘟疫”的制造者，但他们本身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
有资料表明，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匈奴各个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后来，他们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大部被迫向西迁徙。
而随着他们的西迁，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又传播到罗马。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在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这种瘟疫又多次发作，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孤独的身影走进村子，不祥之兆扑面而来。举目四顾，街道上没有一个走动的行人。
只有一只土狗从张仲景身后跟过来，眼眶通红低低吠叫，作势要扑向张仲景——这是吃惯人肉的狗！
张仲景斗篷下的眼睛倏然露出凶光，对视着恶狗。
土狗停止吠叫，转身一溜烟跑了。
昏暗的茅草屋里，酒坛上的老鼠听到响动迅速藏了起来。
吱呀一声茅草屋的门被推开，一道光线投进茅草屋地面，身影移动，张仲景走了进来。
有人端坐在桌前，张仲景走上前去拍了拍这人后背，想不到这人竟然往一侧倒了下去，地上嗡嗡飞起许多苍蝇。
张仲景将此人翻过来，仔细查看。此人七窍的污血都已凝结成黑色膏状，看来是死了有些时辰了。
张仲景走到桌子往里看，发现桌子后有具被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再环视周围，还有几具尸体极其扭曲的姿势倒在角落里。
门头上张贴着用以驱除瘟神的符咒。
这时张仲景好像闻到什么，他不断地抽着鼻子，四处闻着。
狗叫声中，塌了半边土墙的破败院落。张仲景推门进来。
他边闻边找，走到屋门口从缝隙往里看，灶上居然还烧着一锅小米饭，已经烧焦了。原来张仲景闻到了饭糊掉的味道。
张仲景轻轻地推门进屋，地上躺着一对母子，张仲景赶紧俯身下去，人显然刚死不久，婴儿的屁股上竟还沾着大便。张仲景看着这眼前的人间惨状，突然一阵难受……
同样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这个小山村，洛阳城外，南军大营一处军帐中，几名士兵将几具用草席裹着的尸体抬到平板车上，往外推去。军营里弥漫着死人的味道。
一位曲督指挥着两个士兵抬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往营帐方向走，正好和平板车相遇。
两个抬药士兵停了下来等板车过去。
平板车上一具偏着头的尸首面色死灰，眼角鼻孔却有凝固的血污，正是当初吴又可和医官争论，医官把过脉的那名病人。
曲督走到帐前，却又忍不住回头看向渐渐远去的平板车。
火苗跃动，水雾弥漫，医官正在往一口大锅中投入药材熬煮。
曲督急冲冲走了过来，远远的看着医官。
曲督道：“王医官，你当初说几天之内必定疫情减轻，可现在我的人天天在死，有增无减，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医官弯腰咳了几声，说道：“这次军中大疫实在不同于以往，似有鬼神从中作祟。”
曲督道：“我不管，至多再给你三日！倘若三日仍无起色，就算几位都督不拿你祭旗，这帮当兵的们也要把你生吞活剥了！”
不远处的南军中军大帐内，新晋骑都尉、白羽营临时主将，南军副都督协理蹇硕，面色凝重的向上司袁溯汇报疫情：“近日军中兵士多有病亡，似乎是瘟疫。”
“什么！瘟疫？”
袁溯惊叫一声，心道糟糕，自己一个现代人，居然忘了这一茬！灵帝夺情，让袁溯暂停守制，回到军中专心剿寇，他现在已经是实授的南军副都督，需要对南军几万兵士负全责了。
最近两个月涌入京郊的流民实在太多，病死、饿死、战死者不计其数，天气炎热，瘟疫不爆发才有鬼了。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
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
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
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
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
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
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 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
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
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
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
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
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
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
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
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
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影响更深远的是，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遇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
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从而为以后东汉的衰落，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果然，虽然起义被镇压了，国家却从此天下大乱。
值得一提的是，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无疑会对三国时期的军事进程造成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当属著名的赤壁之战。
众所周知，当时曹操拥有号称八十多万大军，但却由于瘟疫的影响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即使早曹操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综观整个三国时期，类似的事例并不在少数。看来，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局面。
中国古代医学可谓渊源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年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南阳郡涅县（今河南镇平县）人，约公元150——219年。他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术，曾虚心向同郡名医张伯祖学习。经过多年潜心研习，医术大进，名声远扬。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为孝廉，建安年间曾担任长沙太守。）
张仲景所处的年代，恰好是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瘟疫流行。在这场瘟疫中，他家族原本有200多人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死于伤寒的达七成。
张仲景目睹民间疾苦，立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用自己的医术拯救百姓。为此，他广泛收集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终于写成了16卷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指各种外感热性病）和杂病（指以内科病症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诊断与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原书在当时只有手抄本，经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兵祸战乱，原著已经亡佚，后由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才分别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或称《金匮方》）两书传世。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共10卷。张仲景在书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由于在瘟疫防治方面的贡献，张仲景被尊为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有“医圣 ”之称，他的医学著作被古今医学界奉为经典。
尽管张仲景对当时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有关当时那场瘟疫的疾病元凶，至今尚无定论。实际上，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
而至于这场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古代中国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答案。
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早在西汉之前，包括《黄帝内经》、《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种观点：物候变迁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帝内经》把一年之中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正常反映，如果“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
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也明确指出，“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而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将疫情与天体运行导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对上述观点，现代许多研究者也表示认同。因为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末年恰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因此当时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
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所谓流行性出血，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 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
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
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
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
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由此，现代研究者认为，想当年，匈奴人将染上病毒的马匹和牛羊的尸体故意施放给汉军，待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
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不过在另一方面，匈奴人虽然是“瘟疫”的制造者，但他们本身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
有资料表明，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匈奴各个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后来，他们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大部被迫向西迁徙。
而随着他们的西迁，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又传播到罗马。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在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这种瘟疫又多次发作，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