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节 会师
就在王达明少将为101大楼调兵遣将的时候，留守军管会“三反四防”指挥中心的何丽少将一连收到五份由政保组整理上报的要员遇袭报告：
一、新任联勤42分部部长宫洛水大校（战司军务部原部长），在乘机前往台中赴任途中遭遇f-35隐形战斗机，由于机组处置得当，侥幸脱险。
二、西线总指挥兼ed集团军军长洪浦少将以下多人，在台中市南郊某地开会时遭战术*攻击。好在预警雷达网及时告警，未造成人员伤亡。
三、战区联勤部战勤处处长程恩上校，在巡视某野战兵站时遭远距离枪击，中弹身亡。
四、战司信息化部高级工程师黄正文专业技术少将带领的专家应急小组，在增援战司直属某通信总站途中，遭敌特分队伏击。战司直属“枪骑”大队空中突击组赶到时，交火已造成护卫人员三死四伤、技术助理人员一人重伤。
五、战司十一局技术处处长、“林指”技术保障组原副组长司马玲玲上校，从基隆某海军基地返回台北途中，发现车载电台遭到不明雷达锁定。一行三人果断弃车、毁掉所有随身通讯设备，步行十余公里后，搭乘一辆消防车回到台北。
放在以往，部队师级以上干部、战区机关团级以上要员战时遇险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从昨晚开始，政保组在整理各方战报时多留了点心眼，特别关注这类信息。这一关注，果然发现了一连串问题。
“由此可见，朱茂遇袭不是孤立事件。”何丽少将在向林兰上将汇报时如是说，“我有一种直觉，敌人现在的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扰乱节奏。”
“你什么打算？”
“扫鬼计划仍按既定方针，照常进行，但表面工作不能不做，太过于镇定反倒会让内鬼提高警惕。”
“我同意。人手够不够？”
“政保、外勤都不缺人，倒是信息支持方面......101那边一时还指望不上。”
“你列个名单。”
“司马玲玲是个值得信赖的同志。”
“我亲自安排。”林兰想了想，补充道：“她秘密调回林指的事，一定要严控涉密范围。”
“十分钟内给您后续名单。”
结束通话，何丽按铃把林玲中尉（前文若干处曾误作为“上尉”）叫来。
“会开手动档吗？”
“两万多公里。”
“2号库57号位。”何丽从包里掏出一串钥匙，捡出其中一把，放在桌上。看了看表，现在是凌晨3时09分，“3点43分，十一局本部7号入口，你一个人去。把人接到后，安排在政保组丙号室。另外给她准备三天的个人生活用品和必备器材，也是你一个人办。”
接着拿起笔，在纸上写“司马”二字，得到表示明白的目光回应后，点燃，烧尽。
“非常时期，注意安全。”
“是！”
林玲走后，何丽没有继续挂“勿扰”牌，而是把正在军管会指挥中心大厅待命的战司军务部部长柯小良大校叫来。
何丽除了是军委纪委驻台北特检组长、军委前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政保组长以外，还是第八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部长。
保卫部门相当于“军中的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军中违法案件的侦办和政治安全保卫，与部队日常警卫工作联系不大（虽然名为“保卫”）。
军务部门是司令部机关中业务门类最为庞杂的部门，诸如兵员管理、警备纠察、机关警卫、战时动员、兵力统计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毫不夸张地讲，其它部门管不着的，军务部门多多少少都能管得到。在和平时期，军务部工作任务之重更甚于作战部，因此常有“平时军务、战时作训”的说法。
虽然部队日常警卫工作由军务部门承担，但战争期间发生的警卫事故尤其是要员警卫事故，往往会牵扯到人员渎职、军事秘密泄露等违法案件，出于政治安全保卫需要，保卫部门往往也会直接介入，所以对于何丽少将的突然召唤，柯小良大校并不感到意外。
“找储教授的事，有眉目吗？”
“我拿王副参谋长的手令，调了胡安的人去找。”
“这不够。”何丽说，“‘红蜘蛛’在台北没留几个人，你得从警备区再调一些人。虽然医院的资料没丢，但战区首长平时吃什么、不吃什么、有什么特别嗜好等等，都装在他脑子里。这事大意不得。这样吧，你现在就过去警备区挑人，我代你向童副参谋长请示。”
虽然何丽是少将，柯小良是大校，但在相关主管领导明确授权以前，何丽并没有权力以政治部副主任或保卫部长的身份来指挥司令部军务部门，况且调动（台北）警备区部队也不可能绕过分管军令的战区第一副参谋长童中耐少将，所以才有“代你请示”一说。
“我现在就去办！”
柯小良走后，何丽重新挂上“勿扰”牌，拿起直通北戴河某处的保密专线。
“您好，徐检察长，我是军纪委驻台北特检组的何丽。打扰您休息了吧？”
“你的专线一响，我就知道有大鱼上钓。正巴不得天天打扰呢。”
“这次可不是什么大鱼，只是需要您，配合一下。”
“只要符合法定程序，只管说。”
“天亮后大约八、九点的时候，八政保卫部会给您发一份批捕申请。当事人名叫柯小良，现任八司军务部部长，事由为‘擅自调动部队’。到时候，请您按一号首长签署的特字87号密令，予以配合。”
“嘿嘿，这个有意思。”
就像白昼赶走了黑夜一样，当太平洋深处爬起的第一缕阳光落在布满涂鸦和弹孔的墙壁上的时候，精疲力尽的计算少校忽然发现，面前这座建筑已经人去楼空。
天亮了吗？敌人退了吗？现在，是几点？
计算摘掉不知何时已停止工作的“飞亚达”机械机芯手表，用阳光呼醒的最后一点力气，大声喊道：
“有没有人！”
“有......有人......”
前方左侧，大约投掷一枚*的距离上，那堆土蠕动起来。土艰难地翻了个身，眨起两只宣告生命之火不灭的眼睛，回望亦喜亦悲的少校。
“几点了？现在是几点？”计算少校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天亮了嗬。”那堆土回答。
是啊，天亮了。从昨晚十点到今天这个时候，id团荣誉营由花莲城西北郊向东攻击前进。这段距离在地图上很短，可是在计算少校残缺模糊的记忆里，它一直在延伸，就像始终看不到终点的黑夜一样不断延伸......
天终于亮了，现在几点还重要吗？
计算少校怔怔望着曾经名叫大厦的废墟和挂在墙洞上的半条身体，直到沿着港口水线远远走过来的人轻轻推了他一下，才回过神来。
“是计副处长吧？”
“嗯。”
“我是肖杨。”
“哦。”
“计副处长？”
“啊？”
“我是肖杨，我们会师了，胜利了。”
这人啃着一块不知从哪位陆战队员身上扒下来的巧克力，一口一口地，像在抗拒某种蛊惑似的尽可能慢地吃。香味扑鼻。计算少校激灵一下，将它夺走，塞到自己嘴里。
两人打起来。
至少在慢慢爬起来、渐渐围上来的人们的眼里，这两名校官的确是在打架。
“慢点！”“我的！”“叫你慢点，小心噎死！”“还给我！”“放、放手.......”
成群结队的登陆艇和直升机将陆战远征第一旅带离这片海岸不久，来自海面的庞大机群逆向而行，很快吞没花莲微微光亮的天空。然而，与id团荣誉营会师在海岸上的cb师主力并没有马上散开，去寻找可以躲避空袭的角落。
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
从“坚决防守”到“坚决撤退”，再到“坚决反攻”，经历了多次逆转性作战的士兵们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和意志。即便是钢铁也有使用寿命，何况人并不是钢铁，如果赶走陆战远征一旅、夺回花莲还不算完，他们又能怎样？
但官兵们很快发现，密密麻麻挤满天空的敌机丝毫没有降低高度的意思。
“哎，战斗机后面的大家伙，怎么全是运输机啊？”
“的确是c-130，你没看错。”
“中横！他们去中横了！对，一定是去中横！哈哈！中横，哈哈哈！”
“计副处长？喂，计副处长回来！”
计算甩开肖杨，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跳下来，奔向港口，奔向大海。
这位平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少校，手舞足蹈地喊道：“中横胜了！中横胜了！中横、花莲全胜！全胜！”
六月三十日凌晨五时许，持续五天又三个小时的花莲保卫战，以cb师主力、id团荣誉营顺利会师为标志而告终。
五时二十七分，以第20战斗机联队和第319、第43空运联队为骨干的战斗运输特混机群，抵达中横上空。id团马镇山部奉命停止进攻，脱离战场，退至1987高地北面丛林休整待命。
六时许，3号机场守军炸毁大型设施及重型装备，带上37名伤员和112条尸体，登机撤离。
七时十五分，联勤42分部举行中横公路通车首发仪式。一支由自行高炮、装甲救护车和卡车组成的运输先遣队从台中出发，沿中横公路向东，朝花莲挺进。
至此，中横公路全线贯通。第八战区取得花莲战役的全面胜利。
《反分裂战争经典战例评析》称之为“奇迹般的伟大胜利”。
《纽约时报》说：“陆战远征第一旅用五分之一伤亡的踏步前进和没有落下一名伤员的有序撤退来宣示，所谓钢铁意志绝非红色兔子专属。”
纪实文学《红色仓鼠》称之为“中国人最惨重的胜利，a国人最顽强的失败。”
小克林顿在参议员竞选演讲时说：“对于将生命永远留在花莲的中a两国军人而言，那场战役没有胜利者。”
《世界军事》说：“杨希山或许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步兵指挥官，但绝对是永远撑到最后的那一个。玉山如此，花莲如此。”
《时代周刊》说：“林兰是吃人的魔鬼，魔鬼吞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阻止中国崛起而付出的最后一点努力。”
曾任cb师参谋长的台北警备区（战后由军分区升格为省军区）司令员肖杨少将在接受大型反分裂战争题材纪录片《死不裂土还》摄制组采访时，如是说道：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他们指责林老在花莲战役中“指挥思想僵化，一味被动防御，不敢以攻为守，导致cb师在花莲主战场上付出不必要的惨重代价”，同时，还片面地将花莲战役得于“险胜”的原因，简单归结于id团荣誉营奇袭成功。
作为花莲战役的亲历者和花莲主战场前敌指挥者之一，我有责任指出：这种“事后诸葛亮”、“纸上谈兵”的说法严重背离现实，毫不负责任！
知道你们今天要来采访，我特意把当时的地图都找来了。
来，边看图边说。
从地图上看，当时我军控制的花莲，北面是苏澳港、南南是台东、西北面是中横3号机场，三面被围；敌军控制的中横3号机场，则被西面的台中、北面的台北、东南的花莲和南面的玉山四面包围；此外，敌军控制的苏澳港，也夹在北面的台北和南面的花莲之间。
花莲战役爆发前的东线态势，可谓“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对于a军而言，攻占花莲，不但能打通“台东—花莲—3号机场”、“台东—花莲—苏澳”两线，盘活3号机场和苏澳港两块孤地，更能使其分别成为西进台中和北击台北的前进基地，可谓“一石二鸟”。
对于我军而言，若能在确保花莲的前提下攻占中横3号机场，打通中横公路交通线，则不但粉碎了敌军“一石二鸟”之计，又可夺取东线作战主动权，进而策应西线我军的攻势。退一万步讲，即使3号机场打不下来，花莲仍然能起到继续遮断中横、苏澳两地之敌的作用。
因此，花莲战役的爆发绝非偶然。
花莲战役是敌人率先发动的没错，但战区指挥机关对此早有预见，并提前做好了准备部署。
这不是被动防御，而是后发制敌。
一些人只看到中横3号机场、苏澳港两地之敌陷于孤立，却忽略了花莲城是当时我军在东线唯一一块飞地，更忽略了a军敢于置中横、苏澳两地守军于孤立之地而毫无怯色的原因，恰恰在于其拥有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空军、海军和极为高效的后勤保障力量。
宝岛总面积不足4万平米公里，南北长、东西短，且多为山地，缺乏战略纵深，严重限制了我军发挥打运动战的传统优势。现在社会上有些“事后诸葛亮”的人说，“战区指挥高层放弃了我军擅打运动战的传统优势，一味被动防御”，这哪里是纸上谈兵啊？简直连地图都不看！
在大兵团作战中，运动战是无法孤立存在的。早在朝鲜战争时，我军就通过上甘岭一系列阵地战的事实来表明，消耗敌有生力量的方法并不仅限于运动战。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我军早已具备了与a军展开堂堂之战的实力。
从两国军队整体实力对比看，a军在海、空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面优势则不明显。
从整个宝岛战场看，a军作为远道而来的客军，海军传统优势较大，空中优势不明显，地面则初显颓势。
在以花莲为争夺焦点的西线战场，a军作为先手方，无论海上、空中还是地面，都具有其先手优势。
在某个近似于封闭的区域中，交战双方分布各处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敌军在东线展开攻势，其在西线就必然采取守势，反之亦然。
敌军发动花莲战役的目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打通‘台东—花莲—3号机场’、‘台东—花莲—苏澳’两线，盘活中横3号机场和苏澳港两块孤地，使其分别成为西进台中和北击台北的前进基地”以外，还在于调动我军西线尤其是台中至台南一线的优势兵力东进，一方面减轻高雄防守压力，使疲惫的高雄守军得于轮换和休整，另一方面利用其在花莲战场上的局部海、空优势，来打击和消耗我军东进援兵。
如果我军真的调西线兵力东进，增援花莲，那就正中下怀了。
不增援花莲，那怎么办？
为此，战区指挥机关下达了八字方针：“疲敌之力、后发制人”。
方针很简单，真要做起来，不但是对我军整体实力的考验，更是对战区指挥高层集体智慧和cb师花莲主力集体意志的考验。
一个优秀的指挥者，必定要首先了解并掌握部队情况。
cb师是成都战区调来的部队，林老长期在成都战区工作。cb师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撤得出来、能不能打回去，林老心里比谁都清楚，换别人指挥是绝不敢那么打的，只有他敢。事实也证明了，cb师的确是敢打擅打硬仗、恶仗的钢铁部队。
光了解部队、光有胆量还不够，所以林老顶住“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的压力，乾纲独断，把杨老师长调到cb师，令其‘对军事工作负总责’。
杨老师长是什么人，想必外面对此不会有争议了吧？原“临汾”旅旅长，玉山拉锯战的战场最高指挥者，连a军都不得不承认，“杨的士兵简直就是永动机”。
可能是冥冥中注定吧，杨老师长调任cb师第二副师长不久，时任师参谋长封常清遇刺身亡，时任第一副师长李......咳，这事以后会披露的，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林老不但选对了部队，更选对了人。
回归正转。
花莲战役胜利的关键，主要在于牢牢把握了三点：
一、cb师花莲主力，在杨希山师长的指挥下，坚决执行了战区指挥机关先后下达的“坚决死守”、“坚决撤退”、“坚决反攻”三个阶段部署，毫不犹豫、不讲条件，在不断迷惑、不断折腾敌人的基础上，为最后的反攻保存了可胜之力。这三个阶段部署可谓神来之笔，既是对“疲敌之力、后发制人”这一战役指导方针的完美体现，更是cb师花莲主力顽强意志的升华。
二、马镇山部即id团主力，以其并不占优的兵力和火力，始终对中横3号机场保持强有力压制，使得敌人多次误判我军作战意图，不敢将原本处于优势但终归有限的海、空力量集中到花莲主战场。
三、顿赤格烈、计算部即id团荣誉营，成功隐蔽迂回奇莱山，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敌我双方均已精疲力尽的花莲主战场，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综上，花莲主战场是整个战役的基石，没有cb师花莲主力对“坚决死守”、“坚决撤退”、“坚决反攻”这一系列逆转式阶段部署的坚决执行，其他两面做得再好都失去意义；
中横战场既是花莲“疲敌”之计得于实施的前提，也是id团荣誉营得于隐蔽迂回的保障，要不是马老哥一面咬紧牙关、“甘当炮灰”，一面随机应变，其它那两方面都悬得很；
有了以上的前提基础，id团荣誉营才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总而言之，没有战区指挥高层的慎密部署，没有参战各部的密切配合，没有前线官兵的坚决执行和顽强斗志，就不会有花莲战役的胜利。
花莲战役的胜利，是第八战区集体智慧、集体勇气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经得起历史考验，容不得任何人抹杀！
一、新任联勤42分部部长宫洛水大校（战司军务部原部长），在乘机前往台中赴任途中遭遇f-35隐形战斗机，由于机组处置得当，侥幸脱险。
二、西线总指挥兼ed集团军军长洪浦少将以下多人，在台中市南郊某地开会时遭战术*攻击。好在预警雷达网及时告警，未造成人员伤亡。
三、战区联勤部战勤处处长程恩上校，在巡视某野战兵站时遭远距离枪击，中弹身亡。
四、战司信息化部高级工程师黄正文专业技术少将带领的专家应急小组，在增援战司直属某通信总站途中，遭敌特分队伏击。战司直属“枪骑”大队空中突击组赶到时，交火已造成护卫人员三死四伤、技术助理人员一人重伤。
五、战司十一局技术处处长、“林指”技术保障组原副组长司马玲玲上校，从基隆某海军基地返回台北途中，发现车载电台遭到不明雷达锁定。一行三人果断弃车、毁掉所有随身通讯设备，步行十余公里后，搭乘一辆消防车回到台北。
放在以往，部队师级以上干部、战区机关团级以上要员战时遇险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从昨晚开始，政保组在整理各方战报时多留了点心眼，特别关注这类信息。这一关注，果然发现了一连串问题。
“由此可见，朱茂遇袭不是孤立事件。”何丽少将在向林兰上将汇报时如是说，“我有一种直觉，敌人现在的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扰乱节奏。”
“你什么打算？”
“扫鬼计划仍按既定方针，照常进行，但表面工作不能不做，太过于镇定反倒会让内鬼提高警惕。”
“我同意。人手够不够？”
“政保、外勤都不缺人，倒是信息支持方面......101那边一时还指望不上。”
“你列个名单。”
“司马玲玲是个值得信赖的同志。”
“我亲自安排。”林兰想了想，补充道：“她秘密调回林指的事，一定要严控涉密范围。”
“十分钟内给您后续名单。”
结束通话，何丽按铃把林玲中尉（前文若干处曾误作为“上尉”）叫来。
“会开手动档吗？”
“两万多公里。”
“2号库57号位。”何丽从包里掏出一串钥匙，捡出其中一把，放在桌上。看了看表，现在是凌晨3时09分，“3点43分，十一局本部7号入口，你一个人去。把人接到后，安排在政保组丙号室。另外给她准备三天的个人生活用品和必备器材，也是你一个人办。”
接着拿起笔，在纸上写“司马”二字，得到表示明白的目光回应后，点燃，烧尽。
“非常时期，注意安全。”
“是！”
林玲走后，何丽没有继续挂“勿扰”牌，而是把正在军管会指挥中心大厅待命的战司军务部部长柯小良大校叫来。
何丽除了是军委纪委驻台北特检组长、军委前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政保组长以外，还是第八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部长。
保卫部门相当于“军中的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军中违法案件的侦办和政治安全保卫，与部队日常警卫工作联系不大（虽然名为“保卫”）。
军务部门是司令部机关中业务门类最为庞杂的部门，诸如兵员管理、警备纠察、机关警卫、战时动员、兵力统计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毫不夸张地讲，其它部门管不着的，军务部门多多少少都能管得到。在和平时期，军务部工作任务之重更甚于作战部，因此常有“平时军务、战时作训”的说法。
虽然部队日常警卫工作由军务部门承担，但战争期间发生的警卫事故尤其是要员警卫事故，往往会牵扯到人员渎职、军事秘密泄露等违法案件，出于政治安全保卫需要，保卫部门往往也会直接介入，所以对于何丽少将的突然召唤，柯小良大校并不感到意外。
“找储教授的事，有眉目吗？”
“我拿王副参谋长的手令，调了胡安的人去找。”
“这不够。”何丽说，“‘红蜘蛛’在台北没留几个人，你得从警备区再调一些人。虽然医院的资料没丢，但战区首长平时吃什么、不吃什么、有什么特别嗜好等等，都装在他脑子里。这事大意不得。这样吧，你现在就过去警备区挑人，我代你向童副参谋长请示。”
虽然何丽是少将，柯小良是大校，但在相关主管领导明确授权以前，何丽并没有权力以政治部副主任或保卫部长的身份来指挥司令部军务部门，况且调动（台北）警备区部队也不可能绕过分管军令的战区第一副参谋长童中耐少将，所以才有“代你请示”一说。
“我现在就去办！”
柯小良走后，何丽重新挂上“勿扰”牌，拿起直通北戴河某处的保密专线。
“您好，徐检察长，我是军纪委驻台北特检组的何丽。打扰您休息了吧？”
“你的专线一响，我就知道有大鱼上钓。正巴不得天天打扰呢。”
“这次可不是什么大鱼，只是需要您，配合一下。”
“只要符合法定程序，只管说。”
“天亮后大约八、九点的时候，八政保卫部会给您发一份批捕申请。当事人名叫柯小良，现任八司军务部部长，事由为‘擅自调动部队’。到时候，请您按一号首长签署的特字87号密令，予以配合。”
“嘿嘿，这个有意思。”
就像白昼赶走了黑夜一样，当太平洋深处爬起的第一缕阳光落在布满涂鸦和弹孔的墙壁上的时候，精疲力尽的计算少校忽然发现，面前这座建筑已经人去楼空。
天亮了吗？敌人退了吗？现在，是几点？
计算摘掉不知何时已停止工作的“飞亚达”机械机芯手表，用阳光呼醒的最后一点力气，大声喊道：
“有没有人！”
“有......有人......”
前方左侧，大约投掷一枚*的距离上，那堆土蠕动起来。土艰难地翻了个身，眨起两只宣告生命之火不灭的眼睛，回望亦喜亦悲的少校。
“几点了？现在是几点？”计算少校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天亮了嗬。”那堆土回答。
是啊，天亮了。从昨晚十点到今天这个时候，id团荣誉营由花莲城西北郊向东攻击前进。这段距离在地图上很短，可是在计算少校残缺模糊的记忆里，它一直在延伸，就像始终看不到终点的黑夜一样不断延伸......
天终于亮了，现在几点还重要吗？
计算少校怔怔望着曾经名叫大厦的废墟和挂在墙洞上的半条身体，直到沿着港口水线远远走过来的人轻轻推了他一下，才回过神来。
“是计副处长吧？”
“嗯。”
“我是肖杨。”
“哦。”
“计副处长？”
“啊？”
“我是肖杨，我们会师了，胜利了。”
这人啃着一块不知从哪位陆战队员身上扒下来的巧克力，一口一口地，像在抗拒某种蛊惑似的尽可能慢地吃。香味扑鼻。计算少校激灵一下，将它夺走，塞到自己嘴里。
两人打起来。
至少在慢慢爬起来、渐渐围上来的人们的眼里，这两名校官的确是在打架。
“慢点！”“我的！”“叫你慢点，小心噎死！”“还给我！”“放、放手.......”
成群结队的登陆艇和直升机将陆战远征第一旅带离这片海岸不久，来自海面的庞大机群逆向而行，很快吞没花莲微微光亮的天空。然而，与id团荣誉营会师在海岸上的cb师主力并没有马上散开，去寻找可以躲避空袭的角落。
因为他们实在太累了。
从“坚决防守”到“坚决撤退”，再到“坚决反攻”，经历了多次逆转性作战的士兵们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和意志。即便是钢铁也有使用寿命，何况人并不是钢铁，如果赶走陆战远征一旅、夺回花莲还不算完，他们又能怎样？
但官兵们很快发现，密密麻麻挤满天空的敌机丝毫没有降低高度的意思。
“哎，战斗机后面的大家伙，怎么全是运输机啊？”
“的确是c-130，你没看错。”
“中横！他们去中横了！对，一定是去中横！哈哈！中横，哈哈哈！”
“计副处长？喂，计副处长回来！”
计算甩开肖杨，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跳下来，奔向港口，奔向大海。
这位平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少校，手舞足蹈地喊道：“中横胜了！中横胜了！中横、花莲全胜！全胜！”
六月三十日凌晨五时许，持续五天又三个小时的花莲保卫战，以cb师主力、id团荣誉营顺利会师为标志而告终。
五时二十七分，以第20战斗机联队和第319、第43空运联队为骨干的战斗运输特混机群，抵达中横上空。id团马镇山部奉命停止进攻，脱离战场，退至1987高地北面丛林休整待命。
六时许，3号机场守军炸毁大型设施及重型装备，带上37名伤员和112条尸体，登机撤离。
七时十五分，联勤42分部举行中横公路通车首发仪式。一支由自行高炮、装甲救护车和卡车组成的运输先遣队从台中出发，沿中横公路向东，朝花莲挺进。
至此，中横公路全线贯通。第八战区取得花莲战役的全面胜利。
《反分裂战争经典战例评析》称之为“奇迹般的伟大胜利”。
《纽约时报》说：“陆战远征第一旅用五分之一伤亡的踏步前进和没有落下一名伤员的有序撤退来宣示，所谓钢铁意志绝非红色兔子专属。”
纪实文学《红色仓鼠》称之为“中国人最惨重的胜利，a国人最顽强的失败。”
小克林顿在参议员竞选演讲时说：“对于将生命永远留在花莲的中a两国军人而言，那场战役没有胜利者。”
《世界军事》说：“杨希山或许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步兵指挥官，但绝对是永远撑到最后的那一个。玉山如此，花莲如此。”
《时代周刊》说：“林兰是吃人的魔鬼，魔鬼吞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阻止中国崛起而付出的最后一点努力。”
曾任cb师参谋长的台北警备区（战后由军分区升格为省军区）司令员肖杨少将在接受大型反分裂战争题材纪录片《死不裂土还》摄制组采访时，如是说道：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他们指责林老在花莲战役中“指挥思想僵化，一味被动防御，不敢以攻为守，导致cb师在花莲主战场上付出不必要的惨重代价”，同时，还片面地将花莲战役得于“险胜”的原因，简单归结于id团荣誉营奇袭成功。
作为花莲战役的亲历者和花莲主战场前敌指挥者之一，我有责任指出：这种“事后诸葛亮”、“纸上谈兵”的说法严重背离现实，毫不负责任！
知道你们今天要来采访，我特意把当时的地图都找来了。
来，边看图边说。
从地图上看，当时我军控制的花莲，北面是苏澳港、南南是台东、西北面是中横3号机场，三面被围；敌军控制的中横3号机场，则被西面的台中、北面的台北、东南的花莲和南面的玉山四面包围；此外，敌军控制的苏澳港，也夹在北面的台北和南面的花莲之间。
花莲战役爆发前的东线态势，可谓“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对于a军而言，攻占花莲，不但能打通“台东—花莲—3号机场”、“台东—花莲—苏澳”两线，盘活3号机场和苏澳港两块孤地，更能使其分别成为西进台中和北击台北的前进基地，可谓“一石二鸟”。
对于我军而言，若能在确保花莲的前提下攻占中横3号机场，打通中横公路交通线，则不但粉碎了敌军“一石二鸟”之计，又可夺取东线作战主动权，进而策应西线我军的攻势。退一万步讲，即使3号机场打不下来，花莲仍然能起到继续遮断中横、苏澳两地之敌的作用。
因此，花莲战役的爆发绝非偶然。
花莲战役是敌人率先发动的没错，但战区指挥机关对此早有预见，并提前做好了准备部署。
这不是被动防御，而是后发制敌。
一些人只看到中横3号机场、苏澳港两地之敌陷于孤立，却忽略了花莲城是当时我军在东线唯一一块飞地，更忽略了a军敢于置中横、苏澳两地守军于孤立之地而毫无怯色的原因，恰恰在于其拥有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空军、海军和极为高效的后勤保障力量。
宝岛总面积不足4万平米公里，南北长、东西短，且多为山地，缺乏战略纵深，严重限制了我军发挥打运动战的传统优势。现在社会上有些“事后诸葛亮”的人说，“战区指挥高层放弃了我军擅打运动战的传统优势，一味被动防御”，这哪里是纸上谈兵啊？简直连地图都不看！
在大兵团作战中，运动战是无法孤立存在的。早在朝鲜战争时，我军就通过上甘岭一系列阵地战的事实来表明，消耗敌有生力量的方法并不仅限于运动战。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我军早已具备了与a军展开堂堂之战的实力。
从两国军队整体实力对比看，a军在海、空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地面优势则不明显。
从整个宝岛战场看，a军作为远道而来的客军，海军传统优势较大，空中优势不明显，地面则初显颓势。
在以花莲为争夺焦点的西线战场，a军作为先手方，无论海上、空中还是地面，都具有其先手优势。
在某个近似于封闭的区域中，交战双方分布各处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敌军在东线展开攻势，其在西线就必然采取守势，反之亦然。
敌军发动花莲战役的目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打通‘台东—花莲—3号机场’、‘台东—花莲—苏澳’两线，盘活中横3号机场和苏澳港两块孤地，使其分别成为西进台中和北击台北的前进基地”以外，还在于调动我军西线尤其是台中至台南一线的优势兵力东进，一方面减轻高雄防守压力，使疲惫的高雄守军得于轮换和休整，另一方面利用其在花莲战场上的局部海、空优势，来打击和消耗我军东进援兵。
如果我军真的调西线兵力东进，增援花莲，那就正中下怀了。
不增援花莲，那怎么办？
为此，战区指挥机关下达了八字方针：“疲敌之力、后发制人”。
方针很简单，真要做起来，不但是对我军整体实力的考验，更是对战区指挥高层集体智慧和cb师花莲主力集体意志的考验。
一个优秀的指挥者，必定要首先了解并掌握部队情况。
cb师是成都战区调来的部队，林老长期在成都战区工作。cb师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撤得出来、能不能打回去，林老心里比谁都清楚，换别人指挥是绝不敢那么打的，只有他敢。事实也证明了，cb师的确是敢打擅打硬仗、恶仗的钢铁部队。
光了解部队、光有胆量还不够，所以林老顶住“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的压力，乾纲独断，把杨老师长调到cb师，令其‘对军事工作负总责’。
杨老师长是什么人，想必外面对此不会有争议了吧？原“临汾”旅旅长，玉山拉锯战的战场最高指挥者，连a军都不得不承认，“杨的士兵简直就是永动机”。
可能是冥冥中注定吧，杨老师长调任cb师第二副师长不久，时任师参谋长封常清遇刺身亡，时任第一副师长李......咳，这事以后会披露的，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林老不但选对了部队，更选对了人。
回归正转。
花莲战役胜利的关键，主要在于牢牢把握了三点：
一、cb师花莲主力，在杨希山师长的指挥下，坚决执行了战区指挥机关先后下达的“坚决死守”、“坚决撤退”、“坚决反攻”三个阶段部署，毫不犹豫、不讲条件，在不断迷惑、不断折腾敌人的基础上，为最后的反攻保存了可胜之力。这三个阶段部署可谓神来之笔，既是对“疲敌之力、后发制人”这一战役指导方针的完美体现，更是cb师花莲主力顽强意志的升华。
二、马镇山部即id团主力，以其并不占优的兵力和火力，始终对中横3号机场保持强有力压制，使得敌人多次误判我军作战意图，不敢将原本处于优势但终归有限的海、空力量集中到花莲主战场。
三、顿赤格烈、计算部即id团荣誉营，成功隐蔽迂回奇莱山，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敌我双方均已精疲力尽的花莲主战场，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综上，花莲主战场是整个战役的基石，没有cb师花莲主力对“坚决死守”、“坚决撤退”、“坚决反攻”这一系列逆转式阶段部署的坚决执行，其他两面做得再好都失去意义；
中横战场既是花莲“疲敌”之计得于实施的前提，也是id团荣誉营得于隐蔽迂回的保障，要不是马老哥一面咬紧牙关、“甘当炮灰”，一面随机应变，其它那两方面都悬得很；
有了以上的前提基础，id团荣誉营才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总而言之，没有战区指挥高层的慎密部署，没有参战各部的密切配合，没有前线官兵的坚决执行和顽强斗志，就不会有花莲战役的胜利。
花莲战役的胜利，是第八战区集体智慧、集体勇气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经得起历史考验，容不得任何人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