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战略决策（一）
当初怀着一腔热血，满腹经论的蒋军参谋总长陈诚，信心瞒瞒地来到东北，准备大展拳脚，露几手给主子看看，没想到事与愿违，被我军的夏季与冬季攻势，打得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一败而不可收拾。于是，陈诚借着“治病”，留下这副烂摊子，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了。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这可给他的主子留下个难题。蒋介石思来想去，能挑起这副担子的人选确实难找。宋美龄推出了卫立煌，蒋介石虽认为卫能力尚可，但却深知“卫立煌是个不好驾驭的人”。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只好将卫派到东北来了。卫立煌来到东北，正是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展开的第二阶段，不到半个月，就丢失了三师两旅。军事形势十分紧张，但卫立煌不为所动。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持重方针。他的策略是：把部队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进行整训。不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也不论守城部队如何告急，即使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也一概不为所动。卫立煌深知：原调来东北的精锐部队的老底子几乎被共军掏光了，如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二军、第十三军等，其中这些军中的大多数精锐师都被共军歼灭或重创过，虽然重新仓促补充组建完整，但其战斗力大大下降，用来守城倒还尚可，但用来野地争战，定不是共军对手。况共军擅长于围城打援的战术，我们不能再上共军的当。所以，我们必须先收缩兵力固守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的重要据点。一旦时机成熟，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打通各点之间的联系，第三步是扩大占领区。即所谓：“固点一一连线一一扩面”的战略。
卫立煌的这一战略在目前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稳妥的办法。但蒋介石却接受不了。一是关内到关外的铁路。公路运输线都被切断了，全靠海运和空运来支撑（这其中相当部分还是靠美军来帮助），特别是一些孤立的大中城市，还要空中运输来补给，这压力太大了，经济上也难以承受。二是蒋介石一心想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往锦州。他的理由是，锦州靠近华北，一旦出现危机，可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遥相呼应，相互支援，进可再夺东北，退可撤往关内，保全这几十万精锐大军。这才是蒋的内心想法。
卫立煌却始终要坚守沈阳，保全东北。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解放军在沈阳周围集中了大量主力部队，加上天气转暧，江河解冻，道路泥泞，不利于机械化大军的行动，一旦在半途被解放军堵住，就有被围歼的危险。但这只是表面理由，其内心想法是不愿担负丢失东北的罪名。一旦部队撤到锦州，那沈阳还能保得住吗？整个东北还不是拱手让给共军。而自己就成了替罪羊。张学良前辙可鉴。
双方观点尖锐对立，你想说服我，我想说服你，还派出代表从中斡旋，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时间就在这扯皮中逝去了。反而，让蒋、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冬季攻势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着即将到来的东北战略决战以及《龙腾计划》的实施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们召开了东北局会议进行了讨论，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东北的问题向主席和中央作一个详细地汇报，并听取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终究电报往来既费时又费力（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严格保密的），自己只能亲自去。二月二十六日，我将军事工作交给程政委负责，党政工作由pon真、高岗等同志负责；便秘密乘空军运输机飞往榆林。
由于我党预先得知国民党军即将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于二月下旬秘密撤到榆林。正因为我的到来而引起的蝴蝶效应，胡宗南集团进攻于陕甘宁蒙边区的军队由后世20余万人现增加到30余万人，而我军由后世的2万多人增加到现在的十几万人。双方兵力的比例大大缩小了。暂时撤离延安，只是让敌人背上一个包袱，分散敌军的兵力而已。党中央定居在榆林办公是非常安全的，空中有空军的战斗机团担任警戒，地上又从晋绥蒙兵团（原中北野战军）抽调一个纵队，担任吴堡、绥德、子洲一线的防御，再加上原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敌人是无论怎样也是攻不过来的。
下午二时，我乘坐的运输机在输林机场降落了。没想到中央竟派聂总长亲来机场迎接我，同来的还有主席的胡秘书。我有点受宠若惊，向聂总参谋长、胡秘书亲切问候之后，便驱车前往主席的住处。车子经过榆林街道，我仔细看了看，又变了大模样，街道更加繁华了，原来街道两边种下的树现在成荫了。主席和书记处几位书记的住处及办公之地并没有设在市内，而是离市区三、四里远靠河边的一个小村子，绿树环绕，郁郁葱葱，有点江南小村的味道。
车子停在村边的小树林里，我下了车随聂总长和胡秘书走进村里，来到一座小院前，沒想到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等几位书记在院门前谈笑。慌得我急步向前，一个劲地敬礼、握手、向好。主席风趣地对我说道：“今天，我们的陈大将军从天而降，我们几位书记都欢迎你凯旋归来，你可有什么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呀！”
象这样的欢迎阵势，令我既兴奋又感动，有几人能享受到如此殊荣呢？我连忙恭敬地回答：“怎么能劳几位首长的大驾呢！树相实不敢当！”
“当得！当得！你在东北打得好哇！”朱老总笑呵呵地说。
“主席！我看大家还是进屋谈吧！树相同志长途奔波够劳累的。”周副主席一旁体贴地插话道。
“还是我们的管家细心周到。”主席边说边邀请大家进院子坐。李进同志早已将茶水、红枣、花生什么的都准备好了。我叫警卫员将从东北带来的一些苹果、梨子及缴获的美国罐头等拿出来摆在桌上，让大家品尝。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将东北这两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全面的详细的汇报，我谈到了解放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情况，特别是土地改革的实施，砸碎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霸占垄断土地的枷锁，广大老百姓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的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令人感动和吃惊。今年吉林与黑龙江两省解放区所生产出来的粮食比去年增加了五成多。东北真是好地方啊！沃野千里，到处都是一片黑油油的土地，据陈云同志分析估计，东北三省的土地只要种得好，莫说养东北现在的三千多万人，就是养一亿人也不成问题。
主席、朱老总等几位书记一个个脸上露出开心灿烂的笑容，“好哇！好哇！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我就高兴了。”
“树相同志，你们那里的土地改革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liu少奇同志插言问题。
我笑着回答：“出现过，土地改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不出现点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开始时，有少数地方搞得过火点，对小地主、富农、甚至富裕中农也要将他们的田地没收。我们的检查工作组及时发现了问题，耐心地向当地群众宣讲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做好思想工作，帮助该地纠正错误。我们将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方法，并将此问题通报到各县、各地区，乃至全省，使各地的土改少走了不少弯路。另外，我们还根据本地的一些特殊情况，结合中央总的政策，制定了一些具体实施方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主席听后高兴地说：“树相同志和东北局做得好哇！这么大的运动，出现点小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及时发现纠正。我看东北局这点做得好，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少奇、弼时同志，中央是否派人去了解总结一下好的经验，在其它解放区推广一下，但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中央只把握总的方针政策。”少奇、弼时同志都点头同意。
接着，我就军事工作又作了系统汇报：关于出关后历次大的战役以及目前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思想工作、战斗力等，我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一个个听得眉开眼笑。主席笑着对朱老总几人说：“东北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打开局面，形成目前良好的态势，这与树相同志与东北局的正确决策和灵活指挥分不开的。当初，不是有的同志还担心树相同志年轻、资历不够，压不住阵脚。其实呀！年轻同志头脑灵活，反应快，敢想、敢说、敢干，只要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做，还是大有可为的。也只有在狂风暴雨中奋勇搏击，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主席说得对！对年轻有能力的同志就要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不但树相同志表现突出，lin彪、粟裕等同志在各战区也都表现很出色。”周副主席接言道。
朱老总慈祥地看着我亲切地说：“树湘同志，从目前各战区的情况来看，只有你们东野部队的战力最强。现在，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已经展开，你们应该挑起更多的担子。”
我听完严肃地回答：“请朱老总放心！我们东野全体指战员一定会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我这次回来，就是代表东北局听取中央对我们东北战略反攻的指示。”
弼时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树相同志，别那么紧张。关于东北战略反攻的问题，中央已做了研究，主席会亲自交代你的。”
随后我又将东北工业发展及经济情况向各位书记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听完后，特别是少奇书记等几位领导看着我对经济工作熟悉得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十分吃惊，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周副主席善解人意地替我解释说：“你们可能都还不清楚吧，我们陕甘宁蒙边区的工业和经济建设，都有树相同志的一份功劳，树相同志不但在军事战略和指挥上具有杰出的才能，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都具有非凡的见解和能力。主席曾说树相同志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全面人才，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其他几位领导一听，都知道主席和周副主席是从来不轻易赞许人的，不由得在心中对我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开饭了！”恰好主席的夫人李进同志出来招呼我们入席。我们刚坐好还未开动，突然门外传来浓厚亲切的乡音：“老毛，听说树相回来了，我来看看。”我赶紧起身随主席来到院子里，彭老总急步上前先向主席敬了个礼，随后便和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股浓浓的战友之情、兄长之情涌上我的心头。我在心里暗叹一声，彭老总还是那石三伢子的性格，太直爽了。自党的“七大”后，敢直面叫主席为“老毛”的，恐怕只有朱老总和彭老总了。朱老总年长，又是当年的*为一家，平常叫叫倒无所谓。但彭老总这么叫显然就有点不合适了。我心中想道适当时候该给他提个醒，注意一点还是好的。
这一席饭吃得十分畅快。菜素不多，六七个碗，只有三四个荤菜，但席上气氛却非常融洽、热烈。我向每一位领导都敬了两怀酒，但彭老总硬是逼着我再加两怀，原因是他特地从前线赶回来看我，二是感谢我支援给他的一个骑兵纵队，打得青海两马溃不成军，解除了青海两马对陕甘宁蒙边区西面的威胁。
卫立煌的这一战略在目前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稳妥的办法。但蒋介石却接受不了。一是关内到关外的铁路。公路运输线都被切断了，全靠海运和空运来支撑（这其中相当部分还是靠美军来帮助），特别是一些孤立的大中城市，还要空中运输来补给，这压力太大了，经济上也难以承受。二是蒋介石一心想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往锦州。他的理由是，锦州靠近华北，一旦出现危机，可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遥相呼应，相互支援，进可再夺东北，退可撤往关内，保全这几十万精锐大军。这才是蒋的内心想法。
卫立煌却始终要坚守沈阳，保全东北。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解放军在沈阳周围集中了大量主力部队，加上天气转暧，江河解冻，道路泥泞，不利于机械化大军的行动，一旦在半途被解放军堵住，就有被围歼的危险。但这只是表面理由，其内心想法是不愿担负丢失东北的罪名。一旦部队撤到锦州，那沈阳还能保得住吗？整个东北还不是拱手让给共军。而自己就成了替罪羊。张学良前辙可鉴。
双方观点尖锐对立，你想说服我，我想说服你，还派出代表从中斡旋，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时间就在这扯皮中逝去了。反而，让蒋、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冬季攻势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着即将到来的东北战略决战以及《龙腾计划》的实施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们召开了东北局会议进行了讨论，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东北的问题向主席和中央作一个详细地汇报，并听取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终究电报往来既费时又费力（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严格保密的），自己只能亲自去。二月二十六日，我将军事工作交给程政委负责，党政工作由pon真、高岗等同志负责；便秘密乘空军运输机飞往榆林。
由于我党预先得知国民党军即将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于二月下旬秘密撤到榆林。正因为我的到来而引起的蝴蝶效应，胡宗南集团进攻于陕甘宁蒙边区的军队由后世20余万人现增加到30余万人，而我军由后世的2万多人增加到现在的十几万人。双方兵力的比例大大缩小了。暂时撤离延安，只是让敌人背上一个包袱，分散敌军的兵力而已。党中央定居在榆林办公是非常安全的，空中有空军的战斗机团担任警戒，地上又从晋绥蒙兵团（原中北野战军）抽调一个纵队，担任吴堡、绥德、子洲一线的防御，再加上原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敌人是无论怎样也是攻不过来的。
下午二时，我乘坐的运输机在输林机场降落了。没想到中央竟派聂总长亲来机场迎接我，同来的还有主席的胡秘书。我有点受宠若惊，向聂总参谋长、胡秘书亲切问候之后，便驱车前往主席的住处。车子经过榆林街道，我仔细看了看，又变了大模样，街道更加繁华了，原来街道两边种下的树现在成荫了。主席和书记处几位书记的住处及办公之地并没有设在市内，而是离市区三、四里远靠河边的一个小村子，绿树环绕，郁郁葱葱，有点江南小村的味道。
车子停在村边的小树林里，我下了车随聂总长和胡秘书走进村里，来到一座小院前，沒想到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等几位书记在院门前谈笑。慌得我急步向前，一个劲地敬礼、握手、向好。主席风趣地对我说道：“今天，我们的陈大将军从天而降，我们几位书记都欢迎你凯旋归来，你可有什么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呀！”
象这样的欢迎阵势，令我既兴奋又感动，有几人能享受到如此殊荣呢？我连忙恭敬地回答：“怎么能劳几位首长的大驾呢！树相实不敢当！”
“当得！当得！你在东北打得好哇！”朱老总笑呵呵地说。
“主席！我看大家还是进屋谈吧！树相同志长途奔波够劳累的。”周副主席一旁体贴地插话道。
“还是我们的管家细心周到。”主席边说边邀请大家进院子坐。李进同志早已将茶水、红枣、花生什么的都准备好了。我叫警卫员将从东北带来的一些苹果、梨子及缴获的美国罐头等拿出来摆在桌上，让大家品尝。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将东北这两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全面的详细的汇报，我谈到了解放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情况，特别是土地改革的实施，砸碎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霸占垄断土地的枷锁，广大老百姓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的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令人感动和吃惊。今年吉林与黑龙江两省解放区所生产出来的粮食比去年增加了五成多。东北真是好地方啊！沃野千里，到处都是一片黑油油的土地，据陈云同志分析估计，东北三省的土地只要种得好，莫说养东北现在的三千多万人，就是养一亿人也不成问题。
主席、朱老总等几位书记一个个脸上露出开心灿烂的笑容，“好哇！好哇！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我就高兴了。”
“树相同志，你们那里的土地改革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liu少奇同志插言问题。
我笑着回答：“出现过，土地改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不出现点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开始时，有少数地方搞得过火点，对小地主、富农、甚至富裕中农也要将他们的田地没收。我们的检查工作组及时发现了问题，耐心地向当地群众宣讲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做好思想工作，帮助该地纠正错误。我们将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方法，并将此问题通报到各县、各地区，乃至全省，使各地的土改少走了不少弯路。另外，我们还根据本地的一些特殊情况，结合中央总的政策，制定了一些具体实施方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主席听后高兴地说：“树相同志和东北局做得好哇！这么大的运动，出现点小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及时发现纠正。我看东北局这点做得好，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少奇、弼时同志，中央是否派人去了解总结一下好的经验，在其它解放区推广一下，但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中央只把握总的方针政策。”少奇、弼时同志都点头同意。
接着，我就军事工作又作了系统汇报：关于出关后历次大的战役以及目前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思想工作、战斗力等，我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一个个听得眉开眼笑。主席笑着对朱老总几人说：“东北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打开局面，形成目前良好的态势，这与树相同志与东北局的正确决策和灵活指挥分不开的。当初，不是有的同志还担心树相同志年轻、资历不够，压不住阵脚。其实呀！年轻同志头脑灵活，反应快，敢想、敢说、敢干，只要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做，还是大有可为的。也只有在狂风暴雨中奋勇搏击，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主席说得对！对年轻有能力的同志就要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不但树相同志表现突出，lin彪、粟裕等同志在各战区也都表现很出色。”周副主席接言道。
朱老总慈祥地看着我亲切地说：“树湘同志，从目前各战区的情况来看，只有你们东野部队的战力最强。现在，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已经展开，你们应该挑起更多的担子。”
我听完严肃地回答：“请朱老总放心！我们东野全体指战员一定会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我这次回来，就是代表东北局听取中央对我们东北战略反攻的指示。”
弼时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树相同志，别那么紧张。关于东北战略反攻的问题，中央已做了研究，主席会亲自交代你的。”
随后我又将东北工业发展及经济情况向各位书记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听完后，特别是少奇书记等几位领导看着我对经济工作熟悉得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十分吃惊，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周副主席善解人意地替我解释说：“你们可能都还不清楚吧，我们陕甘宁蒙边区的工业和经济建设，都有树相同志的一份功劳，树相同志不但在军事战略和指挥上具有杰出的才能，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都具有非凡的见解和能力。主席曾说树相同志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全面人才，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其他几位领导一听，都知道主席和周副主席是从来不轻易赞许人的，不由得在心中对我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开饭了！”恰好主席的夫人李进同志出来招呼我们入席。我们刚坐好还未开动，突然门外传来浓厚亲切的乡音：“老毛，听说树相回来了，我来看看。”我赶紧起身随主席来到院子里，彭老总急步上前先向主席敬了个礼，随后便和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股浓浓的战友之情、兄长之情涌上我的心头。我在心里暗叹一声，彭老总还是那石三伢子的性格，太直爽了。自党的“七大”后，敢直面叫主席为“老毛”的，恐怕只有朱老总和彭老总了。朱老总年长，又是当年的*为一家，平常叫叫倒无所谓。但彭老总这么叫显然就有点不合适了。我心中想道适当时候该给他提个醒，注意一点还是好的。
这一席饭吃得十分畅快。菜素不多，六七个碗，只有三四个荤菜，但席上气氛却非常融洽、热烈。我向每一位领导都敬了两怀酒，但彭老总硬是逼着我再加两怀，原因是他特地从前线赶回来看我，二是感谢我支援给他的一个骑兵纵队，打得青海两马溃不成军，解除了青海两马对陕甘宁蒙边区西面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