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艰难岁月（一）
从四○年八月二十日起到四一年元月三月止，我中北军区历经四个多月的鏖战，方蠃得百团大战及粉碎日军报复性扫荡的伟大胜利。此时，部队已十分疲惫，且减员不少；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亦消耗殆尽，亟需休整和补充。因此，中北区党委决定，全军转入休整阶段，尽快恢复元气，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复杂更困难的局势。
自四○年八月以来，我一直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终于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政府以此为后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并请德国从中调停，诱使中国参加德、意、日同盟。而英、美国主义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转为积极赞助中国抗战，以拖住日本。一时，蒋介石成了双方拉弄的香馍馍。可此时的蒋介石却不借此机会图谋如何抵抗日军的进攻，收回失去的国土，反而乘共产党八路军同日军进行百团大战之机，秘密掀起第二次**，将图谋指向英勇抗战的江南新四军，并积极布置围歼新四军的阴谋活动。
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指诬陷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的电文）”，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之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据理驳斥了“皓电”的污蔑，并答应将驻江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撤至江北。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是找借口，及目的就是要消灭新四军。对此，我五月份在延安时就隐晦地与主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主席明察秋毫，那有不知之理，曾多次去电，指示新四军军部，宜早放弃皖南，北渡长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和中央又去电，对项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部队立即北移。此时，项英才决定新四军军部北移，却又拖延到元月初开始行动。可惜，大好的时间白白丧失了，历史仍按原来的轨道运行。
这几天，我心神一直不定，时刻紧张地关注着江南新四军的消息。政委见我心思重重，便关切地对我说：“老陈，什么事弄得你愁眉不展的？”我指了指桌上的几份情报及报纸，对政委沉重地说道：“蒋介石又在掀起第二次**。”
“难道国民党顽固派又要进攻我们八路军？”政委疑惑地问。
我看了看政委，解释说：“这次蒋介石图谋的不是我们八路军，而是江南的新四军。”
“新四军？”
“对！政委你来看。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秘密集结了七个主力师，而这里又没有日军，只有我们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前不久何应钦、白崇禧所发的‘皓电’及‘何白齐电’就是为其武装进攻制造借口和所做的舆论准备。可惜，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却看不清形势。”我语气凝重地说道。
“难道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那主席和中央应该早就提醒过他们。”政委有些不信地说。
我暗叹了一声，缓缓说道：“主席和中央曾多次指示新四军要迅速渡江北移，以免遭国民党军的夹攻。然新四军的个别主要领导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延误时机，现恐怕为时已晚。”
“事情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或许有所转机也说不定。再说我们不便插手，而且也插不上手，你不必太在意。”政委宽慰我说。
“是啊！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我颓惫地歪坐在椅上。
元月十四日，我们终于得到了皖南事变的确切消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七个主力师八万多人的包围和袭击，血战八昼夜，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一小部突围渡江到达无为一带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我闻知这一噩耗，恰与后世记载的如同一辙，不由悲愤欲绝，心中内疚不已。痛责自己无力挽救这一惨祸；更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于元月十七日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并下令进攻江北的新四军。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主席和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元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liu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浙东纵队，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皖南事变的发生，将国共合作推到即将破裂的边缘，引起了国内外广大民众及爱国人士的震惊。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在事变前采取了委屈求全的退让政策，事变后又极力克制自已，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在军事上则严阵以待，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展开斗争，赢得了大多数中间派和进步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持，最终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稳定了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我对此十分欣慰。
四一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推行了两年之久的“治安肃正作战”遭到失败后，为确保其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彻底成为其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开始推行更为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二月十五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及《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不同地区，并施以不同的应对办法。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和户口本，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肃清抗日分子和杜绝抗日活动。同时，对人民实行欺骗宣传，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宣传“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伪统治下的所谓群众团体。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恐怖政策为：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实行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群众集中赶进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十里以外的土地。将所有的壮丁编入自卫团，晚上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杀害居民。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采用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方法，并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军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针对华北日军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我军将如何应对？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与政委、罗参谋长等人进行过多次探讨，又将后世曾采用的一些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推敲，渐渐地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应对方案逐渐形成了。我想：后世打仗，凭借的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日军提出的总力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我们也必须尽快提高根据地的综合实力。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残暴行为，使根据地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同时，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加入到抗日阵线中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各级政权建设，落实执行“三三制”政策（指在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进一步落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经济上，要坚决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以及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我知道后世自39年开始到42年底，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封锁，加上连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衣穿、没有盐吃、没有菜吃、没有粮吃、没有被盖的状况普遍存在。由于我的到来，陕甘宁边区的状况虽大有好转，但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大的。因此，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就成了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我们中北区相对其它各根据地来说，情况要好一些。一是我们占据了河套平原这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二是从边区和根据地创建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注重抓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北区新增耕种面积近200万亩（相当一部分是军屯田），还创办了制药厂、机械厂、纺织厂、制鞋厂、制衣厂、肥皂厂、造纸厂、煤炭厂、面粉厂、盐井等七、八十个中小型厂矿企业。可以说绥蒙边区的经济形势是很不错的，但晋北、晋察蒙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相差就太大了。粮食、布匹、食品等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极为缺乏，相当一部分还靠绥蒙边区支援。但运输成本高，而且还须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这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说我们各根据地不但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同时，还要实行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减少党政军各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争取各地能实现经济的基本自给。
自四○年八月以来，我一直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终于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政府以此为后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并请德国从中调停，诱使中国参加德、意、日同盟。而英、美国主义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转为积极赞助中国抗战，以拖住日本。一时，蒋介石成了双方拉弄的香馍馍。可此时的蒋介石却不借此机会图谋如何抵抗日军的进攻，收回失去的国土，反而乘共产党八路军同日军进行百团大战之机，秘密掀起第二次**，将图谋指向英勇抗战的江南新四军，并积极布置围歼新四军的阴谋活动。
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指诬陷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的电文）”，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之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据理驳斥了“皓电”的污蔑，并答应将驻江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撤至江北。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是找借口，及目的就是要消灭新四军。对此，我五月份在延安时就隐晦地与主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主席明察秋毫，那有不知之理，曾多次去电，指示新四军军部，宜早放弃皖南，北渡长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和中央又去电，对项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部队立即北移。此时，项英才决定新四军军部北移，却又拖延到元月初开始行动。可惜，大好的时间白白丧失了，历史仍按原来的轨道运行。
这几天，我心神一直不定，时刻紧张地关注着江南新四军的消息。政委见我心思重重，便关切地对我说：“老陈，什么事弄得你愁眉不展的？”我指了指桌上的几份情报及报纸，对政委沉重地说道：“蒋介石又在掀起第二次**。”
“难道国民党顽固派又要进攻我们八路军？”政委疑惑地问。
我看了看政委，解释说：“这次蒋介石图谋的不是我们八路军，而是江南的新四军。”
“新四军？”
“对！政委你来看。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秘密集结了七个主力师，而这里又没有日军，只有我们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前不久何应钦、白崇禧所发的‘皓电’及‘何白齐电’就是为其武装进攻制造借口和所做的舆论准备。可惜，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却看不清形势。”我语气凝重地说道。
“难道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那主席和中央应该早就提醒过他们。”政委有些不信地说。
我暗叹了一声，缓缓说道：“主席和中央曾多次指示新四军要迅速渡江北移，以免遭国民党军的夹攻。然新四军的个别主要领导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延误时机，现恐怕为时已晚。”
“事情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或许有所转机也说不定。再说我们不便插手，而且也插不上手，你不必太在意。”政委宽慰我说。
“是啊！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我颓惫地歪坐在椅上。
元月十四日，我们终于得到了皖南事变的确切消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七个主力师八万多人的包围和袭击，血战八昼夜，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一小部突围渡江到达无为一带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我闻知这一噩耗，恰与后世记载的如同一辙，不由悲愤欲绝，心中内疚不已。痛责自己无力挽救这一惨祸；更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于元月十七日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并下令进攻江北的新四军。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主席和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元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liu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浙东纵队，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皖南事变的发生，将国共合作推到即将破裂的边缘，引起了国内外广大民众及爱国人士的震惊。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在事变前采取了委屈求全的退让政策，事变后又极力克制自已，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在军事上则严阵以待，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展开斗争，赢得了大多数中间派和进步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持，最终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稳定了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我对此十分欣慰。
四一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推行了两年之久的“治安肃正作战”遭到失败后，为确保其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彻底成为其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开始推行更为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二月十五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及《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不同地区，并施以不同的应对办法。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和户口本，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肃清抗日分子和杜绝抗日活动。同时，对人民实行欺骗宣传，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宣传“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伪统治下的所谓群众团体。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恐怖政策为：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实行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群众集中赶进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十里以外的土地。将所有的壮丁编入自卫团，晚上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杀害居民。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采用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方法，并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军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针对华北日军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我军将如何应对？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与政委、罗参谋长等人进行过多次探讨，又将后世曾采用的一些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推敲，渐渐地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应对方案逐渐形成了。我想：后世打仗，凭借的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日军提出的总力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我们也必须尽快提高根据地的综合实力。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残暴行为，使根据地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同时，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加入到抗日阵线中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各级政权建设，落实执行“三三制”政策（指在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进一步落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经济上，要坚决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以及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我知道后世自39年开始到42年底，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封锁，加上连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衣穿、没有盐吃、没有菜吃、没有粮吃、没有被盖的状况普遍存在。由于我的到来，陕甘宁边区的状况虽大有好转，但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大的。因此，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就成了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我们中北区相对其它各根据地来说，情况要好一些。一是我们占据了河套平原这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二是从边区和根据地创建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注重抓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北区新增耕种面积近200万亩（相当一部分是军屯田），还创办了制药厂、机械厂、纺织厂、制鞋厂、制衣厂、肥皂厂、造纸厂、煤炭厂、面粉厂、盐井等七、八十个中小型厂矿企业。可以说绥蒙边区的经济形势是很不错的，但晋北、晋察蒙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相差就太大了。粮食、布匹、食品等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极为缺乏，相当一部分还靠绥蒙边区支援。但运输成本高，而且还须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这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说我们各根据地不但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同时，还要实行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减少党政军各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争取各地能实现经济的基本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