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反逆斗争（一）
三月初，我从晋东北返回绥蒙边区首府一一归绥。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去时雪花飘飘，回时春暖草绿，确有点归心似箭的感觉。临近城门，我发现程政委、李副书记、唐副师长、罗参谋长等数十人等候在城门边，显然是迎候我的归来。我心中一热，忙跳下马，快步迎向前去。城门边数十人也向我快步迎来，领头的正是程政委，只见他高兴 地喊道：“老陈啊！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欢迎英雄的师长归来呀！”
“政委！还有各位领导，怎么能劳动你们的大驾呢？我受之有愧呀！”我一边笑着反击，一边和政委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随后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问候。大家说笑了一阵，便簇拥着我向中北军区司令部走去。
回到司令部，我简单洗漱了一番，便和政委开始了交谈。
“老陈啊！你留在晋西北指挥反扫荡倒不打紧，我可是挨了批评。主席和朱老总曾多次来电，要我确保你的安全。你说我怎么办？”政委端起茶杯慢慢饮了一口，然后严肃地说。“政委，感谢你了！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悠然地回答。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政委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留在那里，就是对整个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鼓舞。
接着，我将去晋北地区视察检查的情况及这次晋东北反扫荡的有关问题，向政委作了详尽地介绍。政委也谈了家里这三个多月来的有关情况，使我对整个中北行政区的工作有了详细的了解和把握。同时，政委还告诉我几个好消息：一个是榆林药品研究所的那几种新药已研制成功，并通过了临床使用的检验，效果良好，现已正式投入批量生产，这对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及全国抗日的官兵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它能减轻多少伤员的痛苦，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二是兵器研究所研制的50式火箭筒已定型生产，口径100mm以下的各类炮弹的已仿制成功，正源源不断地从各条生产线上吐出来，基本上能满足前线的需要。研究仿制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轻机枪及口径为17、5mm的高平两用机枪等，都已生产出样品，相信要不了多久，这些武器就会用到抗日前线。还有建设了近三年的包头钢铁厂、轧钢厂等厂矿已建成投产，这就保证了武器弹药生产原料的供应。我听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喜不自禁。这与后世相比，不吝是天壤之别，为我们《龙腾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随后，我与政委两人还就当前的战争局势进行了商讨。政委告诉我说：自去年十二月以来，日本加大了运用政治诱降手段配合其军事进攻的力度。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再次发表声明，根据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公布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调整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露骨地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武力进攻没有达到目的，而改变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急欲解决“中国事件”的心情。这对于那些急欲想抱日本天皇大腿的亲日派来说，无疑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于是乎，以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为首的最大汉奸卖国贼，亲率他的妻子陈璧君及其走狗陶希圣、傅斯年、陈公愽等投降日寇，接着国民党军政要人接踵投敌者达四十余人。这给中国的抗战局面抹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严重地影响和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而英、美帝国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在武汉、广州失陷后，更进一步“敦请中国议和”，并准备牺牲中国，酝酿着被称为“东方慕尼黑”的太平详国际会议。英国大使卡尔，不断往返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进行所谓的“调停”活动。
在日本诱降与英美“调停”下，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十分动摇。蒋介石也清楚地看到，日本是不可能完全征服中国的，且现在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无以为继。蒋介石也想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并将军事压力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身上，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蒋介石还想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削弱“异党”、“异军”之力量。在他的心里，仍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看成是最危险的潜在对手，玩起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把式。我想到蒋介石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还在打着消灭“异已”的算盘，心里感觉齿冷。看来，历史还是沒脱离原来的轨道，第一次*的逆流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必须预做准备。想到此，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政委作了沟通，两人取得了共识，决定尽快召开中北行政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就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作出部署安排。
我作为中北行政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是中央和主席给我压的担子，要我党、军一肩挑）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共四十余人。在会上，程政委就这次晋东北、察北根据地反扫荡的斗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李井泉、乌兰夫、罗先辉等同志就政府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军队工作作了发言，我作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我提出了目前亟需要做的几大任务：一，认真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迅速恢复晋东北和察北抗日根据地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帮助每一户受害群众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二、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党政建设，贯彻落实执行中央及中北行政区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维护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捏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三、加强各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训练及武器装备的改善，提高战斗力。各旅都要抽调部分主力转化为地方武装，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争。因地制宜地开展*战、地道战、破袭战等，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的安全。四、进一步抓好各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力争各地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以应对天灾人祸。五、加强主力部队的军事训练、纪律教育和组织建设，不断改善部卫队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六、保持对国民党顽固派应有的警惕，预先做好防范措施，以应对突发事件。我的报告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形成文件，转发各地立即执行。
另外，会议还决定拨给给晋东北与察北抗日根据地银元13万元和粮食230万斤（其中晋东北5万元、粮食100万斤；察北8万元、粮食130万斤），用于战后重建和解决受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会议之后，我花费了几天时间，将晋北军区和冀察蒙军区送来的反扫荡作战的总结材料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自己动手将这一次反扫荡斗争作了全面归纳与总结，上报中革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忙完这些后，我正准备去两个新兵旅进行视察检查，突然接到主席的电令，要我去延安一趟。
两天后的下午，我到达主席住处。出来迎接的我的是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年轻女同志，身材高挑，人很漂亮，气质高雅。“是陈师长吗？我叫李进，主席正在屋内。”一见面，她就亲热地打着招呼，一边上前接过我手上的物品，一边将我让进院内。说话得体，大方热情。而我听到她的介绍，一时竟楞住了。李进！不正是主席新娶的夫人吗？我马上反应过来，连忙客气地说：“谢谢你！李进同志。我正是陈树相。”正说着，主席已从屋内走出来，看到我脸上露出了笑容，显得极为高兴。“树湘那，这么快就赶到了。”熟悉亲切的话语响在耳边。
“主席的命令，我当然是雷厉风行！”我笑着回答。
“是吗？树相同志！你现在是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你的安危不只关系到你一个人，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北区。”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诲说。我知道主席批评的是我这次留在晋东北的事。其实这也是主席在关心我，爱护我。
我听后尴尬诚恳地说：“主席！这个事政委已严肃地批评了我，今后我会注意，下不为例。”
随后，我将中北区目前的状况及这次反扫荡的情况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主席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问到一些问题，我也做了解释说明。主席感到比较满意，并有关中北区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政委！还有各位领导，怎么能劳动你们的大驾呢？我受之有愧呀！”我一边笑着反击，一边和政委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随后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问候。大家说笑了一阵，便簇拥着我向中北军区司令部走去。
回到司令部，我简单洗漱了一番，便和政委开始了交谈。
“老陈啊！你留在晋西北指挥反扫荡倒不打紧，我可是挨了批评。主席和朱老总曾多次来电，要我确保你的安全。你说我怎么办？”政委端起茶杯慢慢饮了一口，然后严肃地说。“政委，感谢你了！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悠然地回答。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政委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留在那里，就是对整个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鼓舞。
接着，我将去晋北地区视察检查的情况及这次晋东北反扫荡的有关问题，向政委作了详尽地介绍。政委也谈了家里这三个多月来的有关情况，使我对整个中北行政区的工作有了详细的了解和把握。同时，政委还告诉我几个好消息：一个是榆林药品研究所的那几种新药已研制成功，并通过了临床使用的检验，效果良好，现已正式投入批量生产，这对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及全国抗日的官兵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它能减轻多少伤员的痛苦，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二是兵器研究所研制的50式火箭筒已定型生产，口径100mm以下的各类炮弹的已仿制成功，正源源不断地从各条生产线上吐出来，基本上能满足前线的需要。研究仿制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轻机枪及口径为17、5mm的高平两用机枪等，都已生产出样品，相信要不了多久，这些武器就会用到抗日前线。还有建设了近三年的包头钢铁厂、轧钢厂等厂矿已建成投产，这就保证了武器弹药生产原料的供应。我听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喜不自禁。这与后世相比，不吝是天壤之别，为我们《龙腾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随后，我与政委两人还就当前的战争局势进行了商讨。政委告诉我说：自去年十二月以来，日本加大了运用政治诱降手段配合其军事进攻的力度。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再次发表声明，根据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公布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调整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露骨地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武力进攻没有达到目的，而改变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急欲解决“中国事件”的心情。这对于那些急欲想抱日本天皇大腿的亲日派来说，无疑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于是乎，以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为首的最大汉奸卖国贼，亲率他的妻子陈璧君及其走狗陶希圣、傅斯年、陈公愽等投降日寇，接着国民党军政要人接踵投敌者达四十余人。这给中国的抗战局面抹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严重地影响和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而英、美帝国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在武汉、广州失陷后，更进一步“敦请中国议和”，并准备牺牲中国，酝酿着被称为“东方慕尼黑”的太平详国际会议。英国大使卡尔，不断往返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进行所谓的“调停”活动。
在日本诱降与英美“调停”下，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十分动摇。蒋介石也清楚地看到，日本是不可能完全征服中国的，且现在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无以为继。蒋介石也想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并将军事压力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身上，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蒋介石还想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削弱“异党”、“异军”之力量。在他的心里，仍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看成是最危险的潜在对手，玩起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把式。我想到蒋介石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还在打着消灭“异已”的算盘，心里感觉齿冷。看来，历史还是沒脱离原来的轨道，第一次*的逆流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必须预做准备。想到此，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政委作了沟通，两人取得了共识，决定尽快召开中北行政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就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作出部署安排。
我作为中北行政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是中央和主席给我压的担子，要我党、军一肩挑）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共四十余人。在会上，程政委就这次晋东北、察北根据地反扫荡的斗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李井泉、乌兰夫、罗先辉等同志就政府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军队工作作了发言，我作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我提出了目前亟需要做的几大任务：一，认真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迅速恢复晋东北和察北抗日根据地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帮助每一户受害群众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二、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党政建设，贯彻落实执行中央及中北行政区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维护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捏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三、加强各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训练及武器装备的改善，提高战斗力。各旅都要抽调部分主力转化为地方武装，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争。因地制宜地开展*战、地道战、破袭战等，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的安全。四、进一步抓好各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力争各地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以应对天灾人祸。五、加强主力部队的军事训练、纪律教育和组织建设，不断改善部卫队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六、保持对国民党顽固派应有的警惕，预先做好防范措施，以应对突发事件。我的报告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形成文件，转发各地立即执行。
另外，会议还决定拨给给晋东北与察北抗日根据地银元13万元和粮食230万斤（其中晋东北5万元、粮食100万斤；察北8万元、粮食130万斤），用于战后重建和解决受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会议之后，我花费了几天时间，将晋北军区和冀察蒙军区送来的反扫荡作战的总结材料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自己动手将这一次反扫荡斗争作了全面归纳与总结，上报中革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忙完这些后，我正准备去两个新兵旅进行视察检查，突然接到主席的电令，要我去延安一趟。
两天后的下午，我到达主席住处。出来迎接的我的是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年轻女同志，身材高挑，人很漂亮，气质高雅。“是陈师长吗？我叫李进，主席正在屋内。”一见面，她就亲热地打着招呼，一边上前接过我手上的物品，一边将我让进院内。说话得体，大方热情。而我听到她的介绍，一时竟楞住了。李进！不正是主席新娶的夫人吗？我马上反应过来，连忙客气地说：“谢谢你！李进同志。我正是陈树相。”正说着，主席已从屋内走出来，看到我脸上露出了笑容，显得极为高兴。“树湘那，这么快就赶到了。”熟悉亲切的话语响在耳边。
“主席的命令，我当然是雷厉风行！”我笑着回答。
“是吗？树相同志！你现在是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你的安危不只关系到你一个人，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北区。”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诲说。我知道主席批评的是我这次留在晋东北的事。其实这也是主席在关心我，爱护我。
我听后尴尬诚恳地说：“主席！这个事政委已严肃地批评了我，今后我会注意，下不为例。”
随后，我将中北区目前的状况及这次反扫荡的情况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主席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问到一些问题，我也做了解释说明。主席感到比较满意，并有关中北区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我都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