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战略相持（一）
在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中日双方的武汉会战全面展开了。国民党军为保卫武汉，以第五战区部队组成左翼兵团，在孙连仲指挥下，防守长江以北地区，阻止日军第二军部队向武攻进攻；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部队，组成右翼兵团防守长江以南地区，阻止日军第十一军部队进攻。日军第二军经过补充休整之后，于九月底发起进攻，以第十三、十六师团进攻麻城，第十、第三师团进攻信阳。国民党守军在敌压力下奉命撤退。十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信阳，二十五日攻占麻城。并以一部越平汉路西进占领安陆，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抵达武汉以北的孝感附近。
与此同时，九江地区集结的日军第十一军部队，夹长江南北两岸向武汉发动进攻。北岸的第六师团以一部兵力攻占田家镇，主力于十月十一日占领蕲春，二十四日占领武汉东北的黄坡。江南的第十一军主力沿瑞昌、大冶进攻。其第二十七师团于十月五日占领若溪，二十一日攻占大冶，二十二日占鄂城 。国民党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与敌血战并给日军以重创，但仍挡不住日军的猛烈攻势。至此，日军已兵临城下，从东、北、南三面包围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避免军队被围歼，于十月二十四日下令主动放弃武汉，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十月二十七日，武汉三镇沦于敌手，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日军还在进攻武汉期间，同时展开了在华南登陆占领广州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抽调在中国东北和正在华北、华中作战的第一○四、第五、第十八等三个师团组成第二十一军，于十月十二日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于广东的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一路势如破竹，十月二十一日攻占广州。尔后，日军继续攻占沿海一带，完成了从海上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
六中全会结束后，我告别了主席，立即驱车赶回师部。坐在颠簸的吉普车上，思绪纷飞，后世历史的记忆塞满整个脑子，我清醒地知道：武汉、广州失陷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侵略战争后，“速战速决”以武力占领全中国的迷梦彻底破产了。于是被迫改变战略方针，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将其军事打击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以确保其占领区。中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恃新阶段。
我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改变战略方针，其主要原因就是兵力和资源的不足。为扩大侵略战争，日本陆军已由战前的十七个师团，扩充到38年底时的三十六个师团（比原世的34个多扩充了两个）、七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其中用于中国战场（不包括在我国东北与台湾的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即有二十五个师团、六个独立混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比原世增加了两个师团、两个旅团），占日军陆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还多。日军在其国内仅有两个师团，在朝鲜只有一个师团。因而当其决定进攻广州之时，从国内抽调兵力已十分困难，不得不从华北、华中和我国东北各抽一个师团，拼凑成一个军作战。这就足以暴露出日本兵力不足的窘态了。当然日本还可以继续动员其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组成新的师团参加作战。但是，日本还有更大的侵略野心，它决不会将其有限的兵源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在资源方面，一个原料主要靠进口的小国，是经不起如此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消耗的。何况在战争开始以后，其原料主要供应国英、美等国对日出口物资已有所限制。日本第七十二、七十三两次议会通过的临时军事费预算，即从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到进攻武汉时，共计增加临时军费近百亿日元。这样大的军费有一半是靠国内发行公债来添补的。兵力和经费的不足，资源的缺乏，是日本在战争中无法克服的一个致命弱点。
另外，迫使日本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对其不利。自战争开始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向中国内地长驱直入。但只占领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大中城市，以及华中和华南的部分地区与城镇。而且在其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却掌握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手中。日军的大量兵力受到后方游击战的牵制。日军的正面战线绵亘数千公里，其后方占领区与我方抗日根据地互相穿插，犬牙交错，随时会受到我军的打击。而且其战线越长，占领地区越广，所需守备兵力也就越多，而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越少，这就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再次，日本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军队已被击垮，又攻占广州和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的重要地区，而国民党政府仅沦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实不足为虑。
基于这种形势下，日本内阁于十一月份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接着大本营颁发了《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这是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所作出的新的方针与决定。在政治方面，日本提出了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其核心内容是“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项原则。在军事方面，决定了“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的方针。
想到此，我头皮都有点发麻。因为，我知道侵华日军很快就要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围攻与反围攻、扫荡与反扫荡的战争。好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扫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障碍，给了我们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和强大的思想武器。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抗战新阶段的到来。但回去之后，就如何具体贯彻落实中央的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当我想到独立师及边区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时，就心急如焚，急不可耐了。
经过两天长时间的行车颠簸，一身似散了架似的。刚到师部院门前，政委和同志们快步迎出来，我急忙下车迎上前去，少不了一番问候亲热。虽然离开只有两个月，但大家感觉像是分别了两年似的。政委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进到房里神秘地说道：“老陈！来，我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这么神秘！”我突然心中一动，莫非是……
“老陈呀！菾喜你为我们独立师又增添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你说这是不是特大好消息？”政委乐呵呵地说。
我一听果如自己所猜，自然是欣喜万分，便高兴地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得好好感谢思玉才行那！”
“对！对！你得赶快回去看看思玉同志和孩子。”政委笑着催道。
“别急！政委。思玉和孩子缓几天去看没什么关系。中央的六中全会精神需马上传达，还有我在路上思考的几件重大事情需和你商量，必须迅速解决。”我强按住心头的喜悦与思念之情，慎重地对政委说道。
“好吧！我俩到你办公室去。”政委欣然同意。我随意擦了把脸，警卫员送来两杯热茶，我们便开始了密谈。首先，我将这次中央六中全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及会议的主要精神简单地向政委作了通报。随后便将我在路上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亮了出来，一是我们目前这一套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与当前形势的发展已不相适应，独立师现已扩大到十万余人，再用原有的机构进行指挥极不方便，也不顺畅，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因此，对军队我的设想是设置军区一类的领导指挥机构，整个独立师可设制为一级军区，称为中北军区（因我师所辖的地盘太广，包括绥、蒙、晋、察、冀、热六省；如用地名命名太长也不方便。而我师所辖地区位于我国北方中部，故命名为中北军区）；师部与军区领导机关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二套班子一套人马，对外仍打独立师的牌子。再在绥蒙边区、冀察蒙热、晋北抗日根据地设置三个二级军区，分别为绥蒙军区、冀察蒙热军区、晋北军区；隶属中北军区。东进纵队和南下支队的番号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予以取消。再在每个二级军区内设置三至五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辖几个县，每个县可设独立团或独立营，区乡镇可设游击队或民兵队。这样脉络分明，分工明确，便于指挥和管理。地方上也可仿照此等模式设置，总体称为中北行政区，下辖绥蒙边区政府、冀察蒙热和晋北抗日民主政府。二是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并将师教导队并入分校，用以培养亟需的大批的军政干部。三是抓好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并适当储备部分粮食以应对天灾人祸。四是抓紧目前亟需武器及弹药的生产和储备。五是……我一口气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说完，心情方才舒畅。政委认真听完之后，又思考了好一会，接着又同我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之后，才定下来。我俩决定将一、二两个设想写成报告，速报中央和主席批准。同时决定五日后在归绥召开党政军高干会议，通知各地、各部队的高级干部全部参加（少数值班不能离开的除外），传达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及部署迎接战略新阶段的各项任务。
与此同时，九江地区集结的日军第十一军部队，夹长江南北两岸向武汉发动进攻。北岸的第六师团以一部兵力攻占田家镇，主力于十月十一日占领蕲春，二十四日占领武汉东北的黄坡。江南的第十一军主力沿瑞昌、大冶进攻。其第二十七师团于十月五日占领若溪，二十一日攻占大冶，二十二日占鄂城 。国民党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与敌血战并给日军以重创，但仍挡不住日军的猛烈攻势。至此，日军已兵临城下，从东、北、南三面包围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避免军队被围歼，于十月二十四日下令主动放弃武汉，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十月二十七日，武汉三镇沦于敌手，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日军还在进攻武汉期间，同时展开了在华南登陆占领广州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抽调在中国东北和正在华北、华中作战的第一○四、第五、第十八等三个师团组成第二十一军，于十月十二日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于广东的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一路势如破竹，十月二十一日攻占广州。尔后，日军继续攻占沿海一带，完成了从海上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
六中全会结束后，我告别了主席，立即驱车赶回师部。坐在颠簸的吉普车上，思绪纷飞，后世历史的记忆塞满整个脑子，我清醒地知道：武汉、广州失陷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侵略战争后，“速战速决”以武力占领全中国的迷梦彻底破产了。于是被迫改变战略方针，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将其军事打击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以确保其占领区。中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恃新阶段。
我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改变战略方针，其主要原因就是兵力和资源的不足。为扩大侵略战争，日本陆军已由战前的十七个师团，扩充到38年底时的三十六个师团（比原世的34个多扩充了两个）、七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其中用于中国战场（不包括在我国东北与台湾的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即有二十五个师团、六个独立混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比原世增加了两个师团、两个旅团），占日军陆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还多。日军在其国内仅有两个师团，在朝鲜只有一个师团。因而当其决定进攻广州之时，从国内抽调兵力已十分困难，不得不从华北、华中和我国东北各抽一个师团，拼凑成一个军作战。这就足以暴露出日本兵力不足的窘态了。当然日本还可以继续动员其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组成新的师团参加作战。但是，日本还有更大的侵略野心，它决不会将其有限的兵源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在资源方面，一个原料主要靠进口的小国，是经不起如此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消耗的。何况在战争开始以后，其原料主要供应国英、美等国对日出口物资已有所限制。日本第七十二、七十三两次议会通过的临时军事费预算，即从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到进攻武汉时，共计增加临时军费近百亿日元。这样大的军费有一半是靠国内发行公债来添补的。兵力和经费的不足，资源的缺乏，是日本在战争中无法克服的一个致命弱点。
另外，迫使日本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对其不利。自战争开始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向中国内地长驱直入。但只占领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大中城市，以及华中和华南的部分地区与城镇。而且在其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却掌握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手中。日军的大量兵力受到后方游击战的牵制。日军的正面战线绵亘数千公里，其后方占领区与我方抗日根据地互相穿插，犬牙交错，随时会受到我军的打击。而且其战线越长，占领地区越广，所需守备兵力也就越多，而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越少，这就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再次，日本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军队已被击垮，又攻占广州和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的重要地区，而国民党政府仅沦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实不足为虑。
基于这种形势下，日本内阁于十一月份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接着大本营颁发了《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这是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所作出的新的方针与决定。在政治方面，日本提出了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其核心内容是“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项原则。在军事方面，决定了“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的方针。
想到此，我头皮都有点发麻。因为，我知道侵华日军很快就要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围攻与反围攻、扫荡与反扫荡的战争。好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扫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障碍，给了我们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和强大的思想武器。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抗战新阶段的到来。但回去之后，就如何具体贯彻落实中央的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当我想到独立师及边区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时，就心急如焚，急不可耐了。
经过两天长时间的行车颠簸，一身似散了架似的。刚到师部院门前，政委和同志们快步迎出来，我急忙下车迎上前去，少不了一番问候亲热。虽然离开只有两个月，但大家感觉像是分别了两年似的。政委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进到房里神秘地说道：“老陈！来，我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这么神秘！”我突然心中一动，莫非是……
“老陈呀！菾喜你为我们独立师又增添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你说这是不是特大好消息？”政委乐呵呵地说。
我一听果如自己所猜，自然是欣喜万分，便高兴地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得好好感谢思玉才行那！”
“对！对！你得赶快回去看看思玉同志和孩子。”政委笑着催道。
“别急！政委。思玉和孩子缓几天去看没什么关系。中央的六中全会精神需马上传达，还有我在路上思考的几件重大事情需和你商量，必须迅速解决。”我强按住心头的喜悦与思念之情，慎重地对政委说道。
“好吧！我俩到你办公室去。”政委欣然同意。我随意擦了把脸，警卫员送来两杯热茶，我们便开始了密谈。首先，我将这次中央六中全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及会议的主要精神简单地向政委作了通报。随后便将我在路上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亮了出来，一是我们目前这一套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与当前形势的发展已不相适应，独立师现已扩大到十万余人，再用原有的机构进行指挥极不方便，也不顺畅，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因此，对军队我的设想是设置军区一类的领导指挥机构，整个独立师可设制为一级军区，称为中北军区（因我师所辖的地盘太广，包括绥、蒙、晋、察、冀、热六省；如用地名命名太长也不方便。而我师所辖地区位于我国北方中部，故命名为中北军区）；师部与军区领导机关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二套班子一套人马，对外仍打独立师的牌子。再在绥蒙边区、冀察蒙热、晋北抗日根据地设置三个二级军区，分别为绥蒙军区、冀察蒙热军区、晋北军区；隶属中北军区。东进纵队和南下支队的番号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予以取消。再在每个二级军区内设置三至五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辖几个县，每个县可设独立团或独立营，区乡镇可设游击队或民兵队。这样脉络分明，分工明确，便于指挥和管理。地方上也可仿照此等模式设置，总体称为中北行政区，下辖绥蒙边区政府、冀察蒙热和晋北抗日民主政府。二是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并将师教导队并入分校，用以培养亟需的大批的军政干部。三是抓好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并适当储备部分粮食以应对天灾人祸。四是抓紧目前亟需武器及弹药的生产和储备。五是……我一口气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说完，心情方才舒畅。政委认真听完之后，又思考了好一会，接着又同我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之后，才定下来。我俩决定将一、二两个设想写成报告，速报中央和主席批准。同时决定五日后在归绥召开党政军高干会议，通知各地、各部队的高级干部全部参加（少数值班不能离开的除外），传达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及部署迎接战略新阶段的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