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红军之东征（一）
十月二十日，我与政委率师工兵营、文工团离开了延安，来到了师部所在地一一榆林城。榆林城亦叫驼城，位于晋蒙陕三省交界地区，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北疆少数民族与中原争战的边关重镇，历史上也曾涌现出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北宋名将杨继业、南宋名将韩世忠以及闯王李自成等。榆林城东依驼山，西临榆溪，南控乌延，北瞰燕塞。连绵起伏的万里长城成为榆林城西、北两面的坚固屏障。一走进这雄伟古朴的南城门，我就感到惊呀不已，发现这城墙修的比我后世见过的六朝古都南京的城墙还要厚实得多，甚至与北平相比也毫不逊色。石板铺成的宽敝街道，长达十余里，两边的店铺酒楼鳞次栉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将军府邸多，衙门多，听说是因为边关重镇的原因。城内显得比较繁华，商贾云集，手工业者众多。看来这里的条件还不错，在这里落脚，我心里也算踏实了。
刚到师部，还来不及清洗，各旅的报捷电文就传来了。由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军事“围剿”已被粉碎，原在陕北北部一带配合进剿的阎西山的五个旅及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八十六师，便急忙撤到黄河以东地区。因而，我师各部进展顺利，敌保安团根本不是我军之对手，不是被歼灭就是缴械投降。我师圆满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攻占了陕西北部及内蒙（现属绥远）一部近二十个县，大大地扩展了陕甘宁苏区。五军团与十五军团攻占和控制了宁夏南部所有地区。此时，陕甘宁蒙苏区已扩大到六十余县，人口达七百余万，较后世扩大了两倍有余。接下来的任务将更艰巨，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苏区。为此，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并解决有关问题。中央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m*任军事委员会主席，z恩来、pon德怀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统一领导西北及陕甘宁蒙苏区的武装斗争。同时，还成立苏区经济发展委员会，z恩来任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xin云、m泽民、li富春同志任委员会副主任。我有幸同时成为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
另外，中央还号召红军各部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主席还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点改变吧，促进了苏区经济较快的发展及大生产运动的先期进行，因而为苏区日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后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使我党我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能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师在榆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程政委传达了中央的各项重要指示，并作了思想动员报告。我将有关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从部队抽调部分优秀的干部战士，配合中央派到各地的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将部队中年纪较大的及伤残人员转业到地方工作或休养。并号召全师各部队全力投入到训练、学习及开荒种地三项任务之中去。最后师领导进行了分工：黄副政委和政治部蔡主任负责地方政权建设及分田分地运动；唐副师长和王参谋长负责军事训练；政委负责部队生产，我掌控全盘并负责部队的文化学习；政冶部姚副主任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李副参谋长负责指挥四个旅的特侦营担负剿匪任务。总之，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会后，我急需要办的还有三件事：一是由师特营李营长负责，秘密派出几个侦察小组携带电台潜入山西太原市，摸清敌城防工事及兵力布署等情况，为日后东征山西做准备。二是命令师工兵营在佳县和吴堡两地秘密制造渡河船只，其中要有两艘大型渡船，每艘能同载两辆汽车，要求务必在明年二月下旬前完成。三是筹建兵工厂和开展兵器研究工作，现在有了安定的环境，该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侯了。于是，我找来有关负责同志进行商讨，制订方案，并督促他们尽快实施。但对于兵工厂和研究所的选址问题，我则带着兵工厂的尹厂长和研究所杜所长等几个人在榆林城郊跑了两天，最后确定在距榆林城的西面约五里远的一个隐蔽的大山谷作为厂址，这里地形好，山谷宽阔平坦，前面是榆溪河，对外只有一条通道，便于保密和防敌机的轰炸。我指示尹厂长和杜所长先搞好基本建设，修建住房、厂房。目前大型的机械设备是没有，只能白手起家，利用榆林城搜集到的一些能用的简陋设备，以及从庆阳带过来的一些机器设备先搞起来，边干边建设，以后再想办法添置一些机器及机械设备。我看到目前这种状况，也是无能为力，这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到的，更不能脱离现实胡来。
当全师各项工作走上正规之后，我便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重要问题。目前距抗日战争爆发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必须预先做一些准备。考虑到抗战初期和中期，由于我八路军、新四军不了解、不熟悉日军的战术特点及日军士兵的军事素质，吃了不少亏。因此，为减少我军对日作战的损失，更好地打击日军，我决心利用后世所掌握的知识，编写两本战术教材，供我军教学、训练参改之用。一本是《我军与日军对抗之基本战术初探》，全书编成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日本综合国力对比之概况，文中重点介绍了现时中国、日本的政冶、军事、经济、科技、工业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其对比，指出中日若爆发两国之间的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日海陆空作战部队（重点是陆军）的编制、人员、装备、训练及日军官兵的军事素质等情况；第三部分为日军进攻中国所采用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及战术特点；第四部分是我军对日军作战的基本策略及基本战术；第五部分为我军在山地、平原及水网地区所采取的作战方式及战术；第六部分为我军对日作战之注意事项，这一章中特别指出抗战初期日军官兵军事素质高，枪法准、个人刺杀技术强、作战意志顽强，会拼死抵抗等特点。因此，我军应避免使用内战时期的俘敌政策，日军（包括日军伤员）不彻底放弃抵抗，应予以坚决消灭，二要避免战斗中采取密集型的集团冲锋；三是拼剌刀时应采用灵活的战术及队形等；四是预防日军在未来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以及我军简易的防范方法（此时，日军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是疥子气一类的毒气弹。防范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人只要站在上风头，并用毛巾用水沾湿捂住嘴鼻即可避免或减轻中毒）。另一本是《特种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及基本战术》，文中从特种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及作用、特种部队的组建（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和训练、特种部队在战争中的使用、特种作战的持点及战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想利用这一段比较安定的时间把这两本书的初稿写出来，送给主席和中革军委领导看看，行的话再修改定稿。
十二月初，中央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来到了延安。林育英，化名张浩，是一军团长lin彪的堂兄，一九三三年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g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由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共产国际与中g中央失去了联络，于是便决定派林育英取道蒙古回国。现在，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z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充分肯定了中g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这无疑是对中国g产党自遵义会议以来所作各项重大决议的认同和支持。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育英还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会议就中国目前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甚至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即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国共双方的矛盾已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中国g产党人必须修正自己的政治策略，以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会议通过了《中g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g产党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冶抉择；而且它将成为中g共产党人战胜强敌，嬴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标志着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政冶上走向成熟。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解决陕甘宁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及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考虑到苏区目前的困难，向西、向北发展都不利，不是沙漠就是地贫民穷；向南，是关中和渭北地区，虽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有利于我军发展；但临近西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况且我军正在与东北军、西北军秘密谈判，搞停火协议，显然向南也是不太适合的。因而只有向东发展，苏区的东面是黄河，而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统治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有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并且没有与我军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使我军师出有名，在政治上合理合法。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筹粮筹款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因而，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主席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
刚到师部，还来不及清洗，各旅的报捷电文就传来了。由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军事“围剿”已被粉碎，原在陕北北部一带配合进剿的阎西山的五个旅及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八十六师，便急忙撤到黄河以东地区。因而，我师各部进展顺利，敌保安团根本不是我军之对手，不是被歼灭就是缴械投降。我师圆满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攻占了陕西北部及内蒙（现属绥远）一部近二十个县，大大地扩展了陕甘宁苏区。五军团与十五军团攻占和控制了宁夏南部所有地区。此时，陕甘宁蒙苏区已扩大到六十余县，人口达七百余万，较后世扩大了两倍有余。接下来的任务将更艰巨，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苏区。为此，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并解决有关问题。中央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m*任军事委员会主席，z恩来、pon德怀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统一领导西北及陕甘宁蒙苏区的武装斗争。同时，还成立苏区经济发展委员会，z恩来任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xin云、m泽民、li富春同志任委员会副主任。我有幸同时成为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
另外，中央还号召红军各部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主席还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点改变吧，促进了苏区经济较快的发展及大生产运动的先期进行，因而为苏区日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后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使我党我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能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师在榆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程政委传达了中央的各项重要指示，并作了思想动员报告。我将有关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从部队抽调部分优秀的干部战士，配合中央派到各地的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将部队中年纪较大的及伤残人员转业到地方工作或休养。并号召全师各部队全力投入到训练、学习及开荒种地三项任务之中去。最后师领导进行了分工：黄副政委和政治部蔡主任负责地方政权建设及分田分地运动；唐副师长和王参谋长负责军事训练；政委负责部队生产，我掌控全盘并负责部队的文化学习；政冶部姚副主任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李副参谋长负责指挥四个旅的特侦营担负剿匪任务。总之，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会后，我急需要办的还有三件事：一是由师特营李营长负责，秘密派出几个侦察小组携带电台潜入山西太原市，摸清敌城防工事及兵力布署等情况，为日后东征山西做准备。二是命令师工兵营在佳县和吴堡两地秘密制造渡河船只，其中要有两艘大型渡船，每艘能同载两辆汽车，要求务必在明年二月下旬前完成。三是筹建兵工厂和开展兵器研究工作，现在有了安定的环境，该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侯了。于是，我找来有关负责同志进行商讨，制订方案，并督促他们尽快实施。但对于兵工厂和研究所的选址问题，我则带着兵工厂的尹厂长和研究所杜所长等几个人在榆林城郊跑了两天，最后确定在距榆林城的西面约五里远的一个隐蔽的大山谷作为厂址，这里地形好，山谷宽阔平坦，前面是榆溪河，对外只有一条通道，便于保密和防敌机的轰炸。我指示尹厂长和杜所长先搞好基本建设，修建住房、厂房。目前大型的机械设备是没有，只能白手起家，利用榆林城搜集到的一些能用的简陋设备，以及从庆阳带过来的一些机器设备先搞起来，边干边建设，以后再想办法添置一些机器及机械设备。我看到目前这种状况，也是无能为力，这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到的，更不能脱离现实胡来。
当全师各项工作走上正规之后，我便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重要问题。目前距抗日战争爆发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必须预先做一些准备。考虑到抗战初期和中期，由于我八路军、新四军不了解、不熟悉日军的战术特点及日军士兵的军事素质，吃了不少亏。因此，为减少我军对日作战的损失，更好地打击日军，我决心利用后世所掌握的知识，编写两本战术教材，供我军教学、训练参改之用。一本是《我军与日军对抗之基本战术初探》，全书编成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日本综合国力对比之概况，文中重点介绍了现时中国、日本的政冶、军事、经济、科技、工业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其对比，指出中日若爆发两国之间的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日海陆空作战部队（重点是陆军）的编制、人员、装备、训练及日军官兵的军事素质等情况；第三部分为日军进攻中国所采用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及战术特点；第四部分是我军对日军作战的基本策略及基本战术；第五部分为我军在山地、平原及水网地区所采取的作战方式及战术；第六部分为我军对日作战之注意事项，这一章中特别指出抗战初期日军官兵军事素质高，枪法准、个人刺杀技术强、作战意志顽强，会拼死抵抗等特点。因此，我军应避免使用内战时期的俘敌政策，日军（包括日军伤员）不彻底放弃抵抗，应予以坚决消灭，二要避免战斗中采取密集型的集团冲锋；三是拼剌刀时应采用灵活的战术及队形等；四是预防日军在未来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以及我军简易的防范方法（此时，日军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是疥子气一类的毒气弹。防范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人只要站在上风头，并用毛巾用水沾湿捂住嘴鼻即可避免或减轻中毒）。另一本是《特种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及基本战术》，文中从特种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及作用、特种部队的组建（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和训练、特种部队在战争中的使用、特种作战的持点及战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想利用这一段比较安定的时间把这两本书的初稿写出来，送给主席和中革军委领导看看，行的话再修改定稿。
十二月初，中央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来到了延安。林育英，化名张浩，是一军团长lin彪的堂兄，一九三三年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g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由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共产国际与中g中央失去了联络，于是便决定派林育英取道蒙古回国。现在，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z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充分肯定了中g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这无疑是对中国g产党自遵义会议以来所作各项重大决议的认同和支持。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育英还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会议就中国目前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甚至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即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国共双方的矛盾已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中国g产党人必须修正自己的政治策略，以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会议通过了《中g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g产党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冶抉择；而且它将成为中g共产党人战胜强敌，嬴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标志着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政冶上走向成熟。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解决陕甘宁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及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考虑到苏区目前的困难，向西、向北发展都不利，不是沙漠就是地贫民穷；向南，是关中和渭北地区，虽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有利于我军发展；但临近西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况且我军正在与东北军、西北军秘密谈判，搞停火协议，显然向南也是不太适合的。因而只有向东发展，苏区的东面是黄河，而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统治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有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并且没有与我军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使我军师出有名，在政治上合理合法。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筹粮筹款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因而，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主席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