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红瓦鸽群
向晚读书，夕照的光从对面暗红的山墙涌入北窗，气象堂皇。这情形，该读古希腊的悲剧，生命啊、酒神啊，激辩的言辞才抵得住这堂皇。
我读《史记》，看太史公以不隐之笔记录人物的琐细言行，不仅与今人相通，还可当笑话读。如，李广获罪，以财物赎为平民，相当于欧美法系的“辩诉交易”。他射猎骑饮，夜至霸陵，被霸陵尉呵止。李广手下人称，这是“故李将军”，几近现时流行的“原××长”。霸陵尉较真：“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所谓今与故，时转运去，是没法计较的。唐德刚回忆在纽约陪胡适挤公共汽车。其时胡博士已是老人，一身瘦骨被挤得东倒西歪。唐德刚叹：你们挤的是谁？是配享太庙的文曲星，几乎当上了总统。然而，何乃故也。胡适的身份可以显赫地排列下去：被授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当学生时就被《新青年》捧得大红大紫的中西硕儒，但在大巴上还是东倒西歪。胡适讲容忍，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李广出身世代练习射箭的家庭，不仅作战善射，喝酒也以射箭阔狭定输赢。匈奴攻入辽西之后，汉武帝召拜李广为此地太守。李广即刻把霸陵尉请入账下，斩之。李广曾当着皇帝的面，和老虎之类的猛兽格斗。汉文帝刘恒被感动，说：“惜乎，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连皇上都有评价，霸陵尉何必分什么“今故”呢？细致地说，霸陵尉也不是死在势利上面。司马迂写事件讲分寸，说李广至霸陵亭时，“霸陵尉醉”。应了一句英国谚语：死在酒杯里的人比死在大海里的人还要多。
北窗之下不仅可看《史记》，还可看风景。野草的后面是一处平房。雨后，房上红瓦鲜明，像出窑的新品，让人忍不住隔一会儿看一眼。喜欢它们的，除了我，还有一群鸽子。鸽群下午三点钟飞来，在屋顶彩排，即艺人说的“走台”。在红瓦的背衬下，鸽子纷披而降，纷披而起，恍然如教堂的傍晚，只缺钟声。钟声“当——”到余音的“昂”，悠然如鸽子旋翅的频率。弥补无钟之憾的是杨树的绿枝，从空中探向瓦缘，其态见出无限恩爱。鸽子拙于行进，却不辞辛苦地在坡形的瓦上散步。它们不敢往下走，而向上爬，挺着胸脯，赳赳然。白鸽散落红瓦，可惜毕加索没有看见，列维坦也没有看到。我想到列维坦，是想到他画的白嘴鸦。如果拿两位伟大的风景画家相比，柯罗和列维坦，我可能还是喜欢列维坦。他在巴尔金诺住的时候，在伏尔加河边上的普辽斯住的时候，画白桦树，初春的白桦和月下的白桦，画残雪与墓园，画白嘴鸦。他的画作，外面是诗意，里边有淳朴。而他在称赞自己的学生谢罗夫的画时，也说：
“多么淳朴，无法再淳朴了！”
列维坦离开普辽斯太久了，学生给他写信：“伊萨克·伊里奇，你在哪里？”署名“白嘴鸦”。列维坦回信：“白嘴鸦，我会回去看你们，但别叫得太响，否则我带上猎枪。”
列维坦在俄罗斯大地的辽阔蛮荒之中找到敏感细腻的美。契诃夫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列维坦的天才，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在增长。”高尔基说：“沙漠中没有美，美在阿拉伯人的心里。芬兰阴郁的风景也不美，是芬兰的画家找出了自己国家严峻的美。”列维坦对俄国风景的贡献亦如此，找到了美，送给俄罗斯人。“伊萨克”这个姓透露出——小说家辛格、小提琴家帕尔曼亦同此姓——他是犹太人。在沙皇时代，列维坦为此受苦甚多。
扯远了，这是由鸽群引起的赘言，也许写随笔的幸运之一是允许东拉西扯。而太史公笔下，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人物事件背景之间，像城墙的砖石一样连贯有序，无废话。他有如福格纳，知道自己所写的文字是“文学穹庐顶端那块拱石”，供人们仰望。
像窗处的屋瓦在雨前并不触目一样，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些瓦——谁都不会无端地看瓦，鸽子好像也没眷临此地。雨让瓦变成新的，鸽子也以为自己来到一个新地方。我们像霸陵尉一样介意“今故”，有所拘泥。何谓拘泥？把周遭格式化，分出前后新旧好坏尊卑里外左右。“文革”晚期，尼克松女儿朱莉携婿访华，得毛泽东接见。毛泽东问：“总统先生好吗？”尼的女婿（艾森豪威尔之孙）急忙解释：“主席先生，我岳父已经不是总统。”毛泽东不屑于这类纠正，说：“我就叫他总统。”小艾森豪威尔在“格式”中迷惑了，认为总统和前总统有天壤之别。毛泽东何拘于此，称谓而已。毛泽东当年接见非洲领袖毛雷尔时说：“你姓毛，我也姓毛，一笔写不出两个毛字。”毛雷尔却解释：“我不姓毛，”毛泽东的本意在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兄弟，中国与非洲关系不分彼此。毛雷尔却拘泥宗谱与修辞法，按中国人的说法，叫煞风景。毛泽东曾说“大破大立”。释迦牟尼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也许可以分成两种：创新的人以及在“新”中获益并常常怀旧的人。或许，“新”的因素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越多，越促发人们怀旧。而变革者从来不拘一格，在破旧与立新之间，即使“新”还看不到，也不能妨碍他们破旧，这是使命。
鸽子盘旋，红瓦显得比地毯尊贵。列那尔说：“让鸽子们在屋顶上发出低沉的鼓声吧，让它们从树荫里飞出，翻腾、闪耀在阳光下，又折回到树荫里去。它们不愿待在原地，而旅行也没有使它们成熟——来吧，我的咕咕咕。”
咕咕咕，鸽子的歌声没有平仄。
我读《史记》，看太史公以不隐之笔记录人物的琐细言行，不仅与今人相通，还可当笑话读。如，李广获罪，以财物赎为平民，相当于欧美法系的“辩诉交易”。他射猎骑饮，夜至霸陵，被霸陵尉呵止。李广手下人称，这是“故李将军”，几近现时流行的“原××长”。霸陵尉较真：“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所谓今与故，时转运去，是没法计较的。唐德刚回忆在纽约陪胡适挤公共汽车。其时胡博士已是老人，一身瘦骨被挤得东倒西歪。唐德刚叹：你们挤的是谁？是配享太庙的文曲星，几乎当上了总统。然而，何乃故也。胡适的身份可以显赫地排列下去：被授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当学生时就被《新青年》捧得大红大紫的中西硕儒，但在大巴上还是东倒西歪。胡适讲容忍，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李广出身世代练习射箭的家庭，不仅作战善射，喝酒也以射箭阔狭定输赢。匈奴攻入辽西之后，汉武帝召拜李广为此地太守。李广即刻把霸陵尉请入账下，斩之。李广曾当着皇帝的面，和老虎之类的猛兽格斗。汉文帝刘恒被感动，说：“惜乎，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连皇上都有评价，霸陵尉何必分什么“今故”呢？细致地说，霸陵尉也不是死在势利上面。司马迂写事件讲分寸，说李广至霸陵亭时，“霸陵尉醉”。应了一句英国谚语：死在酒杯里的人比死在大海里的人还要多。
北窗之下不仅可看《史记》，还可看风景。野草的后面是一处平房。雨后，房上红瓦鲜明，像出窑的新品，让人忍不住隔一会儿看一眼。喜欢它们的，除了我，还有一群鸽子。鸽群下午三点钟飞来，在屋顶彩排，即艺人说的“走台”。在红瓦的背衬下，鸽子纷披而降，纷披而起，恍然如教堂的傍晚，只缺钟声。钟声“当——”到余音的“昂”，悠然如鸽子旋翅的频率。弥补无钟之憾的是杨树的绿枝，从空中探向瓦缘，其态见出无限恩爱。鸽子拙于行进，却不辞辛苦地在坡形的瓦上散步。它们不敢往下走，而向上爬，挺着胸脯，赳赳然。白鸽散落红瓦，可惜毕加索没有看见，列维坦也没有看到。我想到列维坦，是想到他画的白嘴鸦。如果拿两位伟大的风景画家相比，柯罗和列维坦，我可能还是喜欢列维坦。他在巴尔金诺住的时候，在伏尔加河边上的普辽斯住的时候，画白桦树，初春的白桦和月下的白桦，画残雪与墓园，画白嘴鸦。他的画作，外面是诗意，里边有淳朴。而他在称赞自己的学生谢罗夫的画时，也说：
“多么淳朴，无法再淳朴了！”
列维坦离开普辽斯太久了，学生给他写信：“伊萨克·伊里奇，你在哪里？”署名“白嘴鸦”。列维坦回信：“白嘴鸦，我会回去看你们，但别叫得太响，否则我带上猎枪。”
列维坦在俄罗斯大地的辽阔蛮荒之中找到敏感细腻的美。契诃夫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列维坦的天才，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在增长。”高尔基说：“沙漠中没有美，美在阿拉伯人的心里。芬兰阴郁的风景也不美，是芬兰的画家找出了自己国家严峻的美。”列维坦对俄国风景的贡献亦如此，找到了美，送给俄罗斯人。“伊萨克”这个姓透露出——小说家辛格、小提琴家帕尔曼亦同此姓——他是犹太人。在沙皇时代，列维坦为此受苦甚多。
扯远了，这是由鸽群引起的赘言，也许写随笔的幸运之一是允许东拉西扯。而太史公笔下，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人物事件背景之间，像城墙的砖石一样连贯有序，无废话。他有如福格纳，知道自己所写的文字是“文学穹庐顶端那块拱石”，供人们仰望。
像窗处的屋瓦在雨前并不触目一样，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些瓦——谁都不会无端地看瓦，鸽子好像也没眷临此地。雨让瓦变成新的，鸽子也以为自己来到一个新地方。我们像霸陵尉一样介意“今故”，有所拘泥。何谓拘泥？把周遭格式化，分出前后新旧好坏尊卑里外左右。“文革”晚期，尼克松女儿朱莉携婿访华，得毛泽东接见。毛泽东问：“总统先生好吗？”尼的女婿（艾森豪威尔之孙）急忙解释：“主席先生，我岳父已经不是总统。”毛泽东不屑于这类纠正，说：“我就叫他总统。”小艾森豪威尔在“格式”中迷惑了，认为总统和前总统有天壤之别。毛泽东何拘于此，称谓而已。毛泽东当年接见非洲领袖毛雷尔时说：“你姓毛，我也姓毛，一笔写不出两个毛字。”毛雷尔却解释：“我不姓毛，”毛泽东的本意在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兄弟，中国与非洲关系不分彼此。毛雷尔却拘泥宗谱与修辞法，按中国人的说法，叫煞风景。毛泽东曾说“大破大立”。释迦牟尼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也许可以分成两种：创新的人以及在“新”中获益并常常怀旧的人。或许，“新”的因素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越多，越促发人们怀旧。而变革者从来不拘一格，在破旧与立新之间，即使“新”还看不到，也不能妨碍他们破旧，这是使命。
鸽子盘旋，红瓦显得比地毯尊贵。列那尔说：“让鸽子们在屋顶上发出低沉的鼓声吧，让它们从树荫里飞出，翻腾、闪耀在阳光下，又折回到树荫里去。它们不愿待在原地，而旅行也没有使它们成熟——来吧，我的咕咕咕。”
咕咕咕，鸽子的歌声没有平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