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两弹一星”的故事(1)
入党的时刻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产党”1955年9月,钱学森回国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回国之后,钱学森终于从内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初,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吐露心曲: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回忆起钱学森在1958年初向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情形:
在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两位老同志。当他们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以后,党组成员一致通过。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钱学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其真诚的。
1959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研究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这位科学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从此,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主动要求降为副职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要求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
从1960年3月开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不再是钱学森,而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钱学森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副院长。
钱学森为什么从正院长“降”为副院长呢?
这是钱学森再三主动要求的。
原来,他在美国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那时候美国的这些正职没有太多行政事务,他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他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行政事务一大堆,他无法专心从面究工作。所以他主动请辞正职。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玮当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
后来,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而不担任正职。
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身边多了一个军人
i960年夏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苏联专家即将撤走,而“1059”导弹的研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公安部门获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派特务企图暗杀钱学森!
那是台湾特务机关获知中国大陆在着手研制导弹、原子弹这“两弹”高度紧张也高度关注。因为中国大陆一旦有了“两弹”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的沉重打击。钱学森作为“两弹”的第一号科学家,理所当然成为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关注目标。
笔者从青海的核基地得知,1964年9月,台湾派遣特务陈炳宏从深圳入境,来到青海西宁,利用陈炳宏之子陈安仪在西宁的家作掩护,搜集情报。陈安仪的清华大学女同学朱淑英在221厂驻西宁办事处工作,陈安仪在跟朱淑英“聊天”时获知重要情报:“221厂是搞原子弹的,中共的原子弹就要做成功了,原子弹用的核材料有铀235、铀238,221厂里有3万人,军队警戒态严”其实,就在陈炳宏入境时,已经受到公安部门跟踪。陈炳宏在准备经香港回台北的时候,连同他的儿子陈安仪以及泄密者朱淑英一起被捕。台湾方面见陈炳宏迟迟未归,又派他的妻子、特务卓娅入境,刚在西宁下车就被捕了。经过审判,陈炳宏被判处死刑,陈安仪判17年有期徒刑,卓娅判无期徒刑,朱淑英判7年有期徒刑。陈炳宏刺探核机密案,暴露了蒋介石特务机关破坏大陆“两弹”计划的行径。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的身边多了一个军人。这个军人不仅“进驻”钱学森家中,而且钱学森走到哪里,他必定在钱学森之侧1.5米至3米的地方。倘若钱学森去开会,他守在会议室门口,真可谓如影随形。
这个军人还有一个“规矩”:钱学森上楼或者上山,他走在钱学森后面;钱学森下楼或者下山,他走在钱学森前面。这样,钱学森一旦发生意外,他都可以伸手一把抓住钱学森。
这位军人名叫刁九勃。他原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工作,1958年10月从朝鲜撤回之后,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训练营(对外称“教导大队”)保卫科工作。
1960年夏天,刁九勃突然接到调令,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身边工作,职务是警卫秘书。
钱学森虽然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开始就有了秘书,但是从来没有专职的警卫秘书。
刁九勃突然调任钱学森警卫秘书,他向笔者透露了其中的内情:
那是1960年春,趁着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在台湾准备“反攻大陆”,策划暗杀中国大陆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获得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总参,报告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迅即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这一情报,指示要加强钱学森的保卫工作。
当时,钱学森在中关村的住处所在小区,是有警卫站岗的,但是那警卫是管整片小区,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钱学森的工作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一个警卫连24小时值勤,但是那警卫连是管第五研究院的安全,也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聂荣臻元帅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商议,决定给钱学森增派专门的警卫。
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派出警卫,二是从国防科委派出警卫。国防科委属于部队编制,从国防科委抽调警卫显然更加合适。
公安部部长罗端卿以为,光是给钱学森派一个警卫是不够的,应当配备警卫秘书。按照当时公安部的规定,只有“四副两高”才够得上配备警卫秘书。所谓“四副两高”,那“四副”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两高”是指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之中,“享有”这种待遇的只有两人,即钱学森与钱三强,一位是导弹专家,一位是核专家。
多年从事保卫工作的刁九勃,被选中担此重任。刁九勃受命24小时随身警卫钱学森。
刁九勃记得,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刘有光少将约见他。刘有光指出,把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了,把钱学森的生活照顾好了,就是对国防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刘有光少将很细心,他深知钱学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老是有一个人整天跟着他,会很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刘有光叮嘱刁九勃要做好钱学森的思想工作,要善于跟家中的老老少少打成一片,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的满意就是你最大的成功。
刘有光关照刁九勃,“你要把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同志团结好,组织好,你是核心,是领导。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要找你。”
刘有光还说,“你在钱学森家遇上什么困难,随时向我汇报,我会尽力帮助解决。”
带着领导的高度信任,刁九勃向首长钱学森报到,开始执行任务。
刁九勃一上任,就对钱学森的工作环境、住宿环境进行检査。他以为,工作环境的保卫工作不错,但是住宿环境的保卫工作显然不行。钱学森在中关村住的是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而中国科学院是民用单位,人进人出,很难警卫。
刁九勃向领导部门建议,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家必须迁出中关村的宿舍大楼。
也真巧,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导弹专家撤离中国,阜成路8号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苏联专家宿舍空空如也,正好可供钱学森迁居之用。由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部队单位,本来就门卫森严,何况专家楼不是宿舍大楼,一个单元三层,六套房子,容易警卫。
钱学森的新居比原来大,也就把父亲、蒋英母亲以及蒋英的奶妈接来一起住。于是,底楼的两套房子,1号房由刁九勃等工作人员居住,2号房由钱学森父亲钱均夫以及蒋英母亲蒋左梅、蒋英奶妈三姨妈居住,二层的3号房由钱永刚和钱永真居住,4号房由钱学森夫妇居住。三楼的5号房、6号房住的也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同事。这么一来,钱学森住处的安全有了保障。
在整个小区,有警卫连值勤。晚间,小区里还有哨兵巡逻。
外人要见钱学森,除了必须在大门口的值班室填会客单登记、交验证件之外,值班室还要给钱学森家中打电话,征得同意,才能入内。
姓钱不爱钱
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人民币。1957年起,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增加津贴100元人民帀。另外,当时中国科学院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钱学森的收入,虽说无法跟他在美国的工资相比,但是与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相比,还是不错的了。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是32元至140元人民帀之间,厂长、经理和处级干部收入在130元至270元人民币不等。
钱学森夫人蒋英,每月工资为190元。
钱学森夫妇除了负担两个孩子之外,还要负担钱学森父亲和蒋英母亲以及蒋英奶妈。后来钱学森父亲成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有了自已的工资,就不用钱学森负担了。
钱学森在1959、1961年两次获得分别为3700元、11568元的稿费,全部捐献。迄今,一封已经发黄的《1961年校党委为钱学森向学校捐款所致感谢信》,仍珍藏在中科大校史馆里;苏联1957年给钱学森26000卢布的礼金(当时折合人民帀14700元),也全部捐献。
凡是钱学森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已的稿费让给合作者。钱学森总是对合作者说,“我的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总共着作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全部赠给合作者。
钱学森姓钱不爱钱,传为美谈,感动了许多与他共事的人。
刁九勃作为警卫秘书,成为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的总负责人,蒋英的奶妈三姨妈就送给刁九勃一个外号,叫他钱家的“大管家”。没想到,后来大家都喊刁九勃为“大管家”。
刁九勃手下有管理员。管理员负责钱学森家的采购工作。刁九勃回忆说,管理员在每月初向蒋英领取一笔生活费用,月底向刁九勃报账,经过刁九勃审核之后,交给蒋英过目,然后再领取下个月的生活费用。开门七件事,都由管理员张罗,钱学森可以从不过问家庭生活琐事,就连两个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都由管理员负责支付,不用钱学森操心。刁九勃叮嘱管理员,能够为钱家节省的,就尽量节省,绝对不能浪费。
刁九勃手下还有炊事员和保姆。
炊事员王永顺回忆说,首长愿意吃什么菜呢?他是南方人,爱吃蔬菜,清淡的,不要放酱油,不搁花椒、大料,不吃葱姜蒜,吃鱼也不能放葱姜蒜,喜欢吃饼,爱吃面条,经常吃黄鱼面。
第一任的管理员叫李国香。第二任管理员是邢保平。每天,管理员到东单或者西单菜市场买菜,交给炊事员。炊事员负责钱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坎事员汪师傅很善于琢磨钱家的口味,知道钱学森是南方人,菜尽量清淡,隔三岔五吃点鱼。
立夏时节,长江鲥鱼肥。虽说价格贵了点,管理员还是买了一条。那天汪师傅精心做好清蒸鲥鱼,钱学森赞不绝口,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如此鲜美的鲥鱼了。
汪师傅知道钱学森的父亲喜欢吃面条,就把面条先放佐料煮一煮,再用卤汁卤一卤,味道就比用白开水煮面条好吃多了。
蒋英的母亲蒋左梅是日本人,喜欢吃热的、软的东西。汪师傅专门给她炖菜,蒋左梅连声道谢。
那时候,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虽然不住在钱家,但是常去看望钱均夫。刁九勃就从钱月华那里打听“老爷子”对伙食的意见,因为钱均夫很客气,刁九勃往往很难当面从他那里征求到对伙食的意见。
刁九勃说,钱家的伙食其实很一般,钱学森如果不出差,三顿饭差不多都是跟家人一起吃。当时钱学森应酬不多。
聂荣臻元帅很关心钱学森。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回聂荣臻元帅从军区的慰劳品中,送了半头猪给钱学森。
刁九勃就把这半头猪交给食堂,然后分期分批从食堂领取猪肉给钱家。炊事员高高兴兴做了一碗红烧肉端上饭桌,钱学森一看见就追问,这么多肉从哪里来的?尽管刁九勃解释说是聂荣臻元帅送的,钱学森还是坚持生活上不能特殊化,关照以后不要从食堂领取猪肉。
保姆工作也很尽心,除了照料钱学森夫妇起居,还照料钱家三位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样,钱月华就用不着每天去那里照料老人了。不过,每星期二,钱均夫必定乘公共汽车来到东四马大人胡同,看望钱月华,在她那里一起吃中饭,直至下午3时,才乘公共汽车回阜成路8号大院。也有时,钱月华到阜成路8号大院看望钱均夫。
钱学森的一对儿女迅速长高,看到两个孩子的衣服小了、短了,刁九勃就让管理员去买。
钱学森出差时,秘书与警卫秘书刁九勃随行。有时候,秘书没有去,刁九勃则一定要去。钱学森乘火车,刁九勃同行。钱学森去酒泉基地,每一回从北京南苑机场乘飞机,刁九勃也都同行。就连钱学森平时乘坐吉姆轿车外出,刁九勃也必定同坐在车上,以保障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刁九勃总是送他进大门,然后到钱学森的专车上待命。会议一结束,习九勃就到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等待,钱学森一出门,就由他领路,来到专车。
刁九勃说,钱学森当时每天的工作时间表是“9上、3上、8开会”,即上午9时上班,下午3时上班,晚上8时开会。通常钱学森在早上6:30起床,7:20早餐。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产党”1955年9月,钱学森回国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回国之后,钱学森终于从内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初,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吐露心曲: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回忆起钱学森在1958年初向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情形:
在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两位老同志。当他们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以后,党组成员一致通过。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钱学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其真诚的。
1959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研究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这位科学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从此,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主动要求降为副职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要求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
从1960年3月开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不再是钱学森,而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钱学森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副院长。
钱学森为什么从正院长“降”为副院长呢?
这是钱学森再三主动要求的。
原来,他在美国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那时候美国的这些正职没有太多行政事务,他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他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行政事务一大堆,他无法专心从面究工作。所以他主动请辞正职。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玮当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
后来,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而不担任正职。
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身边多了一个军人
i960年夏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苏联专家即将撤走,而“1059”导弹的研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公安部门获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派特务企图暗杀钱学森!
那是台湾特务机关获知中国大陆在着手研制导弹、原子弹这“两弹”高度紧张也高度关注。因为中国大陆一旦有了“两弹”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的沉重打击。钱学森作为“两弹”的第一号科学家,理所当然成为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关注目标。
笔者从青海的核基地得知,1964年9月,台湾派遣特务陈炳宏从深圳入境,来到青海西宁,利用陈炳宏之子陈安仪在西宁的家作掩护,搜集情报。陈安仪的清华大学女同学朱淑英在221厂驻西宁办事处工作,陈安仪在跟朱淑英“聊天”时获知重要情报:“221厂是搞原子弹的,中共的原子弹就要做成功了,原子弹用的核材料有铀235、铀238,221厂里有3万人,军队警戒态严”其实,就在陈炳宏入境时,已经受到公安部门跟踪。陈炳宏在准备经香港回台北的时候,连同他的儿子陈安仪以及泄密者朱淑英一起被捕。台湾方面见陈炳宏迟迟未归,又派他的妻子、特务卓娅入境,刚在西宁下车就被捕了。经过审判,陈炳宏被判处死刑,陈安仪判17年有期徒刑,卓娅判无期徒刑,朱淑英判7年有期徒刑。陈炳宏刺探核机密案,暴露了蒋介石特务机关破坏大陆“两弹”计划的行径。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的身边多了一个军人。这个军人不仅“进驻”钱学森家中,而且钱学森走到哪里,他必定在钱学森之侧1.5米至3米的地方。倘若钱学森去开会,他守在会议室门口,真可谓如影随形。
这个军人还有一个“规矩”:钱学森上楼或者上山,他走在钱学森后面;钱学森下楼或者下山,他走在钱学森前面。这样,钱学森一旦发生意外,他都可以伸手一把抓住钱学森。
这位军人名叫刁九勃。他原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工作,1958年10月从朝鲜撤回之后,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训练营(对外称“教导大队”)保卫科工作。
1960年夏天,刁九勃突然接到调令,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身边工作,职务是警卫秘书。
钱学森虽然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开始就有了秘书,但是从来没有专职的警卫秘书。
刁九勃突然调任钱学森警卫秘书,他向笔者透露了其中的内情:
那是1960年春,趁着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在台湾准备“反攻大陆”,策划暗杀中国大陆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获得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总参,报告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迅即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这一情报,指示要加强钱学森的保卫工作。
当时,钱学森在中关村的住处所在小区,是有警卫站岗的,但是那警卫是管整片小区,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钱学森的工作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一个警卫连24小时值勤,但是那警卫连是管第五研究院的安全,也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聂荣臻元帅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商议,决定给钱学森增派专门的警卫。
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派出警卫,二是从国防科委派出警卫。国防科委属于部队编制,从国防科委抽调警卫显然更加合适。
公安部部长罗端卿以为,光是给钱学森派一个警卫是不够的,应当配备警卫秘书。按照当时公安部的规定,只有“四副两高”才够得上配备警卫秘书。所谓“四副两高”,那“四副”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两高”是指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之中,“享有”这种待遇的只有两人,即钱学森与钱三强,一位是导弹专家,一位是核专家。
多年从事保卫工作的刁九勃,被选中担此重任。刁九勃受命24小时随身警卫钱学森。
刁九勃记得,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刘有光少将约见他。刘有光指出,把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了,把钱学森的生活照顾好了,就是对国防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刘有光少将很细心,他深知钱学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老是有一个人整天跟着他,会很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刘有光叮嘱刁九勃要做好钱学森的思想工作,要善于跟家中的老老少少打成一片,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的满意就是你最大的成功。
刘有光关照刁九勃,“你要把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同志团结好,组织好,你是核心,是领导。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要找你。”
刘有光还说,“你在钱学森家遇上什么困难,随时向我汇报,我会尽力帮助解决。”
带着领导的高度信任,刁九勃向首长钱学森报到,开始执行任务。
刁九勃一上任,就对钱学森的工作环境、住宿环境进行检査。他以为,工作环境的保卫工作不错,但是住宿环境的保卫工作显然不行。钱学森在中关村住的是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而中国科学院是民用单位,人进人出,很难警卫。
刁九勃向领导部门建议,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家必须迁出中关村的宿舍大楼。
也真巧,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导弹专家撤离中国,阜成路8号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苏联专家宿舍空空如也,正好可供钱学森迁居之用。由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部队单位,本来就门卫森严,何况专家楼不是宿舍大楼,一个单元三层,六套房子,容易警卫。
钱学森的新居比原来大,也就把父亲、蒋英母亲以及蒋英的奶妈接来一起住。于是,底楼的两套房子,1号房由刁九勃等工作人员居住,2号房由钱学森父亲钱均夫以及蒋英母亲蒋左梅、蒋英奶妈三姨妈居住,二层的3号房由钱永刚和钱永真居住,4号房由钱学森夫妇居住。三楼的5号房、6号房住的也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同事。这么一来,钱学森住处的安全有了保障。
在整个小区,有警卫连值勤。晚间,小区里还有哨兵巡逻。
外人要见钱学森,除了必须在大门口的值班室填会客单登记、交验证件之外,值班室还要给钱学森家中打电话,征得同意,才能入内。
姓钱不爱钱
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人民币。1957年起,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增加津贴100元人民帀。另外,当时中国科学院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钱学森的收入,虽说无法跟他在美国的工资相比,但是与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相比,还是不错的了。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是32元至140元人民帀之间,厂长、经理和处级干部收入在130元至270元人民币不等。
钱学森夫人蒋英,每月工资为190元。
钱学森夫妇除了负担两个孩子之外,还要负担钱学森父亲和蒋英母亲以及蒋英奶妈。后来钱学森父亲成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有了自已的工资,就不用钱学森负担了。
钱学森在1959、1961年两次获得分别为3700元、11568元的稿费,全部捐献。迄今,一封已经发黄的《1961年校党委为钱学森向学校捐款所致感谢信》,仍珍藏在中科大校史馆里;苏联1957年给钱学森26000卢布的礼金(当时折合人民帀14700元),也全部捐献。
凡是钱学森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已的稿费让给合作者。钱学森总是对合作者说,“我的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总共着作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全部赠给合作者。
钱学森姓钱不爱钱,传为美谈,感动了许多与他共事的人。
刁九勃作为警卫秘书,成为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的总负责人,蒋英的奶妈三姨妈就送给刁九勃一个外号,叫他钱家的“大管家”。没想到,后来大家都喊刁九勃为“大管家”。
刁九勃手下有管理员。管理员负责钱学森家的采购工作。刁九勃回忆说,管理员在每月初向蒋英领取一笔生活费用,月底向刁九勃报账,经过刁九勃审核之后,交给蒋英过目,然后再领取下个月的生活费用。开门七件事,都由管理员张罗,钱学森可以从不过问家庭生活琐事,就连两个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都由管理员负责支付,不用钱学森操心。刁九勃叮嘱管理员,能够为钱家节省的,就尽量节省,绝对不能浪费。
刁九勃手下还有炊事员和保姆。
炊事员王永顺回忆说,首长愿意吃什么菜呢?他是南方人,爱吃蔬菜,清淡的,不要放酱油,不搁花椒、大料,不吃葱姜蒜,吃鱼也不能放葱姜蒜,喜欢吃饼,爱吃面条,经常吃黄鱼面。
第一任的管理员叫李国香。第二任管理员是邢保平。每天,管理员到东单或者西单菜市场买菜,交给炊事员。炊事员负责钱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坎事员汪师傅很善于琢磨钱家的口味,知道钱学森是南方人,菜尽量清淡,隔三岔五吃点鱼。
立夏时节,长江鲥鱼肥。虽说价格贵了点,管理员还是买了一条。那天汪师傅精心做好清蒸鲥鱼,钱学森赞不绝口,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如此鲜美的鲥鱼了。
汪师傅知道钱学森的父亲喜欢吃面条,就把面条先放佐料煮一煮,再用卤汁卤一卤,味道就比用白开水煮面条好吃多了。
蒋英的母亲蒋左梅是日本人,喜欢吃热的、软的东西。汪师傅专门给她炖菜,蒋左梅连声道谢。
那时候,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虽然不住在钱家,但是常去看望钱均夫。刁九勃就从钱月华那里打听“老爷子”对伙食的意见,因为钱均夫很客气,刁九勃往往很难当面从他那里征求到对伙食的意见。
刁九勃说,钱家的伙食其实很一般,钱学森如果不出差,三顿饭差不多都是跟家人一起吃。当时钱学森应酬不多。
聂荣臻元帅很关心钱学森。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回聂荣臻元帅从军区的慰劳品中,送了半头猪给钱学森。
刁九勃就把这半头猪交给食堂,然后分期分批从食堂领取猪肉给钱家。炊事员高高兴兴做了一碗红烧肉端上饭桌,钱学森一看见就追问,这么多肉从哪里来的?尽管刁九勃解释说是聂荣臻元帅送的,钱学森还是坚持生活上不能特殊化,关照以后不要从食堂领取猪肉。
保姆工作也很尽心,除了照料钱学森夫妇起居,还照料钱家三位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样,钱月华就用不着每天去那里照料老人了。不过,每星期二,钱均夫必定乘公共汽车来到东四马大人胡同,看望钱月华,在她那里一起吃中饭,直至下午3时,才乘公共汽车回阜成路8号大院。也有时,钱月华到阜成路8号大院看望钱均夫。
钱学森的一对儿女迅速长高,看到两个孩子的衣服小了、短了,刁九勃就让管理员去买。
钱学森出差时,秘书与警卫秘书刁九勃随行。有时候,秘书没有去,刁九勃则一定要去。钱学森乘火车,刁九勃同行。钱学森去酒泉基地,每一回从北京南苑机场乘飞机,刁九勃也都同行。就连钱学森平时乘坐吉姆轿车外出,刁九勃也必定同坐在车上,以保障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刁九勃总是送他进大门,然后到钱学森的专车上待命。会议一结束,习九勃就到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等待,钱学森一出门,就由他领路,来到专车。
刁九勃说,钱学森当时每天的工作时间表是“9上、3上、8开会”,即上午9时上班,下午3时上班,晚上8时开会。通常钱学森在早上6:30起床,7:20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