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归来的故事(4)
虽然这一传说有鼻子有眼,但是有三个明显的漏洞:
一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里面査不到钱学森;
二是从未见到钱学森佩中将肩章或者领章的照片;
三是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没有査到相关的记录。
钱学森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这纯属讹传,他说:“造谣都造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头上去了!”
钱学森本人也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说过:“这是误传钱学森是在1970年6月12日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时入伍的。从那时起,钱学森才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在此之前,钱学森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怎么可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
关于钱学森本人否认曾经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事,韦锡新给笔者寄来他的文章,讲得最为清楚。钱学森称,关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小道消息”,不要相信:
1985年11月7日,我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的王建新同志,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汇报工作。当时,钱老除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等职务。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当面问他回国后是否被授予军衔一事,钱学森直截了当地说:“我回国后没有被授予军衔。在(国防部)笫五研究院工作时,我这个院长没有穿过军装,后来调到国防科委,穿上军装,已取消军衔制了。”我又问,有次您去苏联访问,为了便于工作,被授予中将军衔,有这回事吗?钱学森说,根本没这回事,我是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去的。最后钱学森对我说,不要轻信小道消息。
钱老讲这些事情时,在场的有我和王建新两个人。如今王建新可以证明。
当时,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苏联方面对他格外注意,因为苏联方面知道钱学森的学识和阅历,知道1945年钱学森曾经作为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上校,考察了德国的导弹基地,审讯了德国导弹专家。钱学森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当时的苏联导弹尚处于仿制德国导弹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在参观苏联导弹基地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请钱学森去给大学作讲座,或者安排与苏联科学家见面。苏联方面对钱学森解释说,“那些导弹你在德国、美国都看过,不值得去参观,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你,不值得费时去参观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
在访苏期间,苏联科学院邀请钱学森作讲座。钱学森就工程控制论作了讲座,因为一年前他的着作《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刚在苏联出版。钱学森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引起苏联科学家们的莫大兴趣。
聂荣臻和钱学森考虑到苏联方面愿意提供关于研制导弹的有限技术帮助,决定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采取这样的步骤: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手心上的神机妙算
1958年1月5日,钱学森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作为中国的专家,协助寻找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残骸。
“斯普特尼克1号”自从1957年10月4日发射成功后,在太空运行了22天,由于卫星上的电池电能耗尽(那时候还没有配备太阳能电池),失去了工作能力。“斯普特尼克1号”围绕地球运转了六千万公里,于1958年1月4日从太空向地球坠落。
在“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中国政府,宣称“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的地点很可能在东亚,其中落在中国领土上的可能性最大。对于苏联来说,“斯普特尼克1号”不论是进入大气层之后烧焦或者是坠落地面时撞成一团碎片,残骸都极具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当时,中苏关系良好,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答应尽力帮助苏联寻找“斯普特尼克1号”残骸。这一紧急而又特殊的寻找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当即把这一紧急情报通报各军区,逐级下达。与此同时,总参谋部也通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请钱学森院长关注此事。
钱学森与苏联专家
没几天,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报告,说是一位战士在值夜班时,看见一团火从天而降,划过夜空。会不会是“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很重视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的报告,决定从北京调一架专机飞往那里调査。王尚荣把任务交给了林有声,并请钱学森作为专家前去调査。
林有声,1938年9月入伍,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参谋、训练队长、军分区作战股长、参谋、主任、团参谋长、副团长、31师副参谋长、12军参谋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在朝鲜作战时,在上甘岭采用坑道战术,建树功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林有声曾经听过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的讲座。但是与钱学森共同执行任务,还是第一次。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林有声回忆起当年,讲述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关于钱学森的故事:
这次前往实地考察的总共只有七八个人,除了空军派来保障飞行的一位干部,以及总参谋部派来的我外,其他的都是专家。钱学森和其他专家一样都是身穿中山装,穿着很朴素,个子也不高,中等身材,但绝对是一表人才。
那架专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苏联飞机,最多也就只能坐十几个人,飞机里面的噪音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没多说话。飞机飞得很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的时候是上午9点多钟。旅大警备区的司令员曾绍山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安排了吃住。曾绍山说,已经派了大队人马按照那位士兵所说的方位去找那颗卫星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等有消息了就带专家一起过去看。
钱学森不住地问问题,问得很详细。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后,钱学森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于是就跟曾绍山商量,让他们也一起去现场找找看。这时巳经11点多,曾绍山就说要不等吃过饭再去。但钱学森不同意,说哪怕晚点儿吃饭或者不吃,也要尽快去核实一下。曾绍山经不住再三要求,于是就带专家们一同前往现场了。
到了现场后,钱学森请部队同志把那位发现卫星降落的士兵叫来,让士兵把当时看到的情况再详细描述一遍,又让士兵回忆当时所站立的具体位置,然后又问他当时头摆在什么方位时看到火光的,火光从哪里划到哪里,成什么角度。钱学森一边让士兵模拟还原现场,一边就用笔在左手手心里写写画画。
因为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要带纸笔给专家备用,所以当时钱学森就只好拿钢笔在自己的左手心里画。我当时就站在钱学森的旁边,看到他手心里画着一条抛物线,下面是一些阿拉伯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外行可就看不懂了。
就这样,钱学森不停地写写画画,不一会儿他对我和其他专家说:“从士兵所描述的轨迹来看,不像是苏联卫星的轨迹。就算是那颗卫星的轨迹,按照这个火光飞行的角度,落在这里的可能性也不大,起码落在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不在中国。”
钱学森得出结果后,就让曾绍山通知大家不用再找这颗卫星的遗骸了,这样会浪费大家的精力。这时巳经是下午一两点钟,大家赶回市里,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就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了。
下了飞机后,这时北京的街边路灯已经亮起,专家们都各自回家了,而我还要赶回单位汇报工作。到了单位,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钱学森计算得没错,卫星确实不在我们国家,苏联大使馆发来最新通报,卫星好像落到了阿拉斯加了。我听后,对钱学森敬佩不巳。
钱学森那划划算算,除了他深谙火箭、导弹、卫星技术之外,还有他那从小培养的数学才能。难怪在美国的时候,连冯·卡门都一再夸奖:“钱的数学能力极强。”“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钱学森手心上的神机妙算,从一个小小的事例,折射出他的深厚的科学功底。
一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里面査不到钱学森;
二是从未见到钱学森佩中将肩章或者领章的照片;
三是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没有査到相关的记录。
钱学森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这纯属讹传,他说:“造谣都造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头上去了!”
钱学森本人也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说过:“这是误传钱学森是在1970年6月12日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时入伍的。从那时起,钱学森才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在此之前,钱学森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怎么可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
关于钱学森本人否认曾经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事,韦锡新给笔者寄来他的文章,讲得最为清楚。钱学森称,关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小道消息”,不要相信:
1985年11月7日,我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的王建新同志,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汇报工作。当时,钱老除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等职务。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当面问他回国后是否被授予军衔一事,钱学森直截了当地说:“我回国后没有被授予军衔。在(国防部)笫五研究院工作时,我这个院长没有穿过军装,后来调到国防科委,穿上军装,已取消军衔制了。”我又问,有次您去苏联访问,为了便于工作,被授予中将军衔,有这回事吗?钱学森说,根本没这回事,我是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去的。最后钱学森对我说,不要轻信小道消息。
钱老讲这些事情时,在场的有我和王建新两个人。如今王建新可以证明。
当时,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苏联方面对他格外注意,因为苏联方面知道钱学森的学识和阅历,知道1945年钱学森曾经作为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上校,考察了德国的导弹基地,审讯了德国导弹专家。钱学森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当时的苏联导弹尚处于仿制德国导弹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在参观苏联导弹基地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请钱学森去给大学作讲座,或者安排与苏联科学家见面。苏联方面对钱学森解释说,“那些导弹你在德国、美国都看过,不值得去参观,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你,不值得费时去参观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
在访苏期间,苏联科学院邀请钱学森作讲座。钱学森就工程控制论作了讲座,因为一年前他的着作《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刚在苏联出版。钱学森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引起苏联科学家们的莫大兴趣。
聂荣臻和钱学森考虑到苏联方面愿意提供关于研制导弹的有限技术帮助,决定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采取这样的步骤: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手心上的神机妙算
1958年1月5日,钱学森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作为中国的专家,协助寻找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残骸。
“斯普特尼克1号”自从1957年10月4日发射成功后,在太空运行了22天,由于卫星上的电池电能耗尽(那时候还没有配备太阳能电池),失去了工作能力。“斯普特尼克1号”围绕地球运转了六千万公里,于1958年1月4日从太空向地球坠落。
在“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中国政府,宣称“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的地点很可能在东亚,其中落在中国领土上的可能性最大。对于苏联来说,“斯普特尼克1号”不论是进入大气层之后烧焦或者是坠落地面时撞成一团碎片,残骸都极具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当时,中苏关系良好,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答应尽力帮助苏联寻找“斯普特尼克1号”残骸。这一紧急而又特殊的寻找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当即把这一紧急情报通报各军区,逐级下达。与此同时,总参谋部也通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请钱学森院长关注此事。
钱学森与苏联专家
没几天,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报告,说是一位战士在值夜班时,看见一团火从天而降,划过夜空。会不会是“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很重视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的报告,决定从北京调一架专机飞往那里调査。王尚荣把任务交给了林有声,并请钱学森作为专家前去调査。
林有声,1938年9月入伍,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参谋、训练队长、军分区作战股长、参谋、主任、团参谋长、副团长、31师副参谋长、12军参谋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在朝鲜作战时,在上甘岭采用坑道战术,建树功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林有声曾经听过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的讲座。但是与钱学森共同执行任务,还是第一次。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林有声回忆起当年,讲述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关于钱学森的故事:
这次前往实地考察的总共只有七八个人,除了空军派来保障飞行的一位干部,以及总参谋部派来的我外,其他的都是专家。钱学森和其他专家一样都是身穿中山装,穿着很朴素,个子也不高,中等身材,但绝对是一表人才。
那架专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苏联飞机,最多也就只能坐十几个人,飞机里面的噪音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没多说话。飞机飞得很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的时候是上午9点多钟。旅大警备区的司令员曾绍山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安排了吃住。曾绍山说,已经派了大队人马按照那位士兵所说的方位去找那颗卫星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等有消息了就带专家一起过去看。
钱学森不住地问问题,问得很详细。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后,钱学森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于是就跟曾绍山商量,让他们也一起去现场找找看。这时巳经11点多,曾绍山就说要不等吃过饭再去。但钱学森不同意,说哪怕晚点儿吃饭或者不吃,也要尽快去核实一下。曾绍山经不住再三要求,于是就带专家们一同前往现场了。
到了现场后,钱学森请部队同志把那位发现卫星降落的士兵叫来,让士兵把当时看到的情况再详细描述一遍,又让士兵回忆当时所站立的具体位置,然后又问他当时头摆在什么方位时看到火光的,火光从哪里划到哪里,成什么角度。钱学森一边让士兵模拟还原现场,一边就用笔在左手手心里写写画画。
因为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要带纸笔给专家备用,所以当时钱学森就只好拿钢笔在自己的左手心里画。我当时就站在钱学森的旁边,看到他手心里画着一条抛物线,下面是一些阿拉伯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外行可就看不懂了。
就这样,钱学森不停地写写画画,不一会儿他对我和其他专家说:“从士兵所描述的轨迹来看,不像是苏联卫星的轨迹。就算是那颗卫星的轨迹,按照这个火光飞行的角度,落在这里的可能性也不大,起码落在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不在中国。”
钱学森得出结果后,就让曾绍山通知大家不用再找这颗卫星的遗骸了,这样会浪费大家的精力。这时巳经是下午一两点钟,大家赶回市里,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就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了。
下了飞机后,这时北京的街边路灯已经亮起,专家们都各自回家了,而我还要赶回单位汇报工作。到了单位,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钱学森计算得没错,卫星确实不在我们国家,苏联大使馆发来最新通报,卫星好像落到了阿拉斯加了。我听后,对钱学森敬佩不巳。
钱学森那划划算算,除了他深谙火箭、导弹、卫星技术之外,还有他那从小培养的数学才能。难怪在美国的时候,连冯·卡门都一再夸奖:“钱的数学能力极强。”“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钱学森手心上的神机妙算,从一个小小的事例,折射出他的深厚的科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