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1976年：转折的前夜 (1)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的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 郭小川 ：《团泊洼的秋天》，1976年
1976年，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一个绝不平凡的年份。
在这一年，中国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继去世。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时年55岁、当过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的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
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有人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挂了一条很有点幽默感的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那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幕后主使”，他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唐山城全毁，余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球震惊。
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受到自然灾害及政治波动的影响，197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了1.7%，远远低于计划要求的7%~7.5%，国家财政收入也出现了29.6亿元的赤字。在国家投资拉动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斗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1965年到1976年，中国共出现四次经济高峰，分别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现了四次低谷，分别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这一时期，由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宏观变动竟与通货膨胀无关，这与1978年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从这一年的报章来看，舆论一直在不停地声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靠“责任制”还是靠觉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厂铜工弯管组”。文内写道：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大肆鼓吹所谓“责任制”，胡说什么“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这种不讲路线、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的“责任制”，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我们广大造船工人心里最清楚。
文章说，“岗位责任制”对广大群众实行管、卡、压，什么车、钳、刨、铣各有专职，电焊、漆工不许乱来，每人都要“安守本分”；部门、工种之间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轨”行为，就要扣工资，给处分。这种“责任制”死死地束缚了我们工人的手脚，扼杀了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诱骗工人埋头生产，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从8月13日到10月6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批邓”文章总计110篇。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编写的三本“批邓”小册子发行了上千万册。邓小平、陈云等人在过去两年多里推行的开放和整顿政策几乎被全部推翻了。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是在1977年7月。因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在1976~1977年间，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完全地呈现出来，人们彻底厌倦了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接踵而至。在“四人帮”被清除之后，华国锋仍然大搞政治运动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这一方针的扬弃，将经历一场著名的大讨论，在1978年底才尘埃落定。
十年“文革”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 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
胡鞍钢对“文革”十年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1957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1978年间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也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十年“文革”中，因为教育制度的失误，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学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耽误了一代人，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进一步拉大。据蔡昉和都阳的研究，“文革”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
对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有另外一些观察角度。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十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帕金斯所谓的“十年后”，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尽管“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然而，在这期间，经济治理的模式与逻辑与之前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些模式和逻辑包括：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的做法，等等。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上述种种模式与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多精通经济管理的高中层官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作为一个代价昂贵的“反面教材”，为日后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空间。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再没有受到列强的军事侵略。到1976年，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它都已经是一个不容欺辱和轻视的大国。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 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 、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30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胀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另外三个成员是美国、苏联和法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态。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近乎于零。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虽然多年强调“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 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 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 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
有一些数据可以生动地表明投资效率的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在1976年生产1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产1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运输每吨每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另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 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 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 郭小川 ：《团泊洼的秋天》，1976年
1976年，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一个绝不平凡的年份。
在这一年，中国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继去世。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时年55岁、当过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的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
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有人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挂了一条很有点幽默感的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那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幕后主使”，他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唐山城全毁，余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球震惊。
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受到自然灾害及政治波动的影响，197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了1.7%，远远低于计划要求的7%~7.5%，国家财政收入也出现了29.6亿元的赤字。在国家投资拉动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斗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1965年到1976年，中国共出现四次经济高峰，分别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现了四次低谷，分别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这一时期，由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宏观变动竟与通货膨胀无关，这与1978年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从这一年的报章来看，舆论一直在不停地声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靠“责任制”还是靠觉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厂铜工弯管组”。文内写道：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大肆鼓吹所谓“责任制”，胡说什么“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这种不讲路线、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的“责任制”，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我们广大造船工人心里最清楚。
文章说，“岗位责任制”对广大群众实行管、卡、压，什么车、钳、刨、铣各有专职，电焊、漆工不许乱来，每人都要“安守本分”；部门、工种之间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轨”行为，就要扣工资，给处分。这种“责任制”死死地束缚了我们工人的手脚，扼杀了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诱骗工人埋头生产，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从8月13日到10月6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批邓”文章总计110篇。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编写的三本“批邓”小册子发行了上千万册。邓小平、陈云等人在过去两年多里推行的开放和整顿政策几乎被全部推翻了。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是在1977年7月。因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在1976~1977年间，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完全地呈现出来，人们彻底厌倦了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接踵而至。在“四人帮”被清除之后，华国锋仍然大搞政治运动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这一方针的扬弃，将经历一场著名的大讨论，在1978年底才尘埃落定。
十年“文革”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 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
胡鞍钢对“文革”十年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1957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1978年间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也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十年“文革”中，因为教育制度的失误，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学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耽误了一代人，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进一步拉大。据蔡昉和都阳的研究，“文革”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
对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有另外一些观察角度。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十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帕金斯所谓的“十年后”，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尽管“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然而，在这期间，经济治理的模式与逻辑与之前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些模式和逻辑包括：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的做法，等等。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上述种种模式与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多精通经济管理的高中层官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作为一个代价昂贵的“反面教材”，为日后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空间。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再没有受到列强的军事侵略。到1976年，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它都已经是一个不容欺辱和轻视的大国。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 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 、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30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胀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另外三个成员是美国、苏联和法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态。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近乎于零。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虽然多年强调“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 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 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 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
有一些数据可以生动地表明投资效率的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在1976年生产1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产1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运输每吨每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另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 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 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