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1964：秘密的三线 (1)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李郁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1964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亲自圈定了客人的名单，连哪个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都是他自己列定的。当晚的头桌上，坐在他身边的有几个很特殊的客人，一个是“铁人”王进喜，一个是缠着白羊肚头巾的陈永贵。
“王铁人”是大庆油田推出的先进工人代表，陈永贵则是新涌现的农民典型，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
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如果他活着的话，也很可能会出现在头席上，他的名字叫雷锋。他已在1962年8月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三个十分著名的政治口号都出现在1964年前后。王进喜、陈永贵和雷锋正是三个相对应的“工农兵”代表人物。他们具有惊人相似的时代特质：出身贫民，在最基层的岗位上无私而勤奋地工作，节俭而乐于助人，以奉献为乐，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圣徒式的形象符合人们的某种大同理想。
在那一晚的生日宴席上，毛泽东的心情十分复杂。此时的全球，新的格局和变化正在剧烈地衍生中。
国内方面，经过两年多的休养生息，中国经济终于走出绝境，出现了恢复性的反弹。在1963~1965年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已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底的数据显示，粮食产量3 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纪录，工业总产值1 394亿元，比1962年增长51.5%，钢产量为1 223万吨，大庆油田的发现更是让石油产量突破1 000万吨，实现了国内需求全部自给。当时正下放到东北的顾准在日记中写道 ：“工业恢复速度极快，我在吉林目睹煤炭运入吉林速度超过原定计划，工厂开工率也大大高出原定计划。”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条新闻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美国和苏联的核垄断被打破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让世界震惊。
就在中国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前两天，10月14日，苏联高层发生“宫廷政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乘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别墅度假的机会，召开秘密会议，宣布撤去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并进行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在统一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较多地运用经济杠杆，重视利润、需求和经济效益。从此，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漫长的瓦解历程。
1964年，是日本经济的起飞之年。8月21日，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这是亚洲国家首次承办这项体育赛事，日本的金牌总数竟进入前三名。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开通。同年，日本获准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此，日本经济拉开了长达26年之久的高速增长的序幕。日本gdp在1967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西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1964年，美国却被拖进了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个泥潭。这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使华盛顿通过决议案，决定对北越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将是一场持续12年的残酷战争，美国直接投入的总兵力高达55万人，耗费1 650多亿美元，士兵死亡5.8万人，最终以惨败收兵告终。
在国民经济稍稍有点复苏的时候，国家开始规划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一个“吃穿用计划”被提了出来。
当时，消费品市场的短缺已经非常严重。从1957年到1963年，全国人口主要生活资料的年均消费量持续大幅下降，其中粮食由406斤减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减至2.2斤，猪肉由10.2斤减至4.4斤，棉布由19.5尺减至10.6尺。商店里的日用品少得可怜，连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都常常断货。
根据当时的规划，“三五”计划要改变执行了十多年的重工业优先战略，重点要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用的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业品。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这个计划如果被执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格局将可能发生十分微妙的变化。然而，就当“吃穿用计划”正在拟定之时，受国际局势影响，决策层的思路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的工业经济布局再次进行战略性的大调整，而它的前提是——“要时刻准备打仗”。
进入1964年夏季之后，乌云密布的亚洲局势让中央领导人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邓小平回忆说：“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美国向越南发兵之后，在中国的南方陡然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毛泽东的分析：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北京、上海以及沿海所有的工业城市则处在美军和台湾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因此，必须把工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另据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大型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极易遭到集中式攻击。
经济战略的转折调整点，发生在1964年5月。这个月中旬，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其核心内容有三条：“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上述两项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认可。
可是，到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基本方针为：“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他提出要加强战备，实施工业转移。为了表达建设的迫切性和决心，他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建设三线，没有路，骑毛驴去，经费不足，拿我的稿费去。”
自此，“吃穿用计划”被全面搁置，一个全国备战的大运动开始了。
三线建设，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一线，主要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三线，就是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阔内地，涉及13个内陆省份。介乎两者之间的地带就是二线。根据规划，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并且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
三线工厂的选址以“山、散、洞”为原则，就是工厂要建在深山沟里，布局要分散——当时的说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样，再则，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有多重的标志性意义，它是继1937年战时大内迁之后的第二次“工业西进”，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具有强烈计划性的大行动。同时，它也是建国以来，继苏援“156工程”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运动。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 052亿元，建成了1 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在三线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口号，展现了当时的急迫和势在必行的气魄与景象，譬如“备战备荒为人民”、“好马好人上三线”。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被征调到三线，在后来的20多年里，他们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以四川省为例，从沿海省份迁入工厂163个，另新建工厂91个、研究院所29个，最终形成大中型企业248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的42%，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省的60%，从而决定性地改变和提升了四川的产业经济格局。
据当时担任华东局经委副主任的钱敏回忆，按照计划，华东地区要搬迁250多个工厂，10多万人，实际搬迁了120多个工厂，5 000多台设备，将近4万人，主要是机械、棉纺和制药工厂。钱敏举例说，重庆的浦陵机械厂就是上海浦江机械厂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去了重庆，从厂长、副厂长到科室干部，从技术人员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设备有400多台。新建的厂房完全按上海工厂的布局，在什么地方摆什么机器，全都依葫芦画瓢。
1965年开春，时年37岁的陈祖涛受命内赴三线，筹建第二汽车厂。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顶级的汽车专家。在他的主持下，长春一汽先后独立设计制造出了红旗牌轿车、民用越野车和军用大型载重越野车，他还被秘密派到古巴——在1959年，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帮助这个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兄弟建成了一个汽车配件工厂。
规划中的第二汽车厂设计年产能力是10万辆，其生产规模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三位。陈祖涛日后回忆了选址的经过：
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根据这一原则，陈祖涛圈定了湖北、湖南、陕西、贵州、四川等5个省。他们先是在湖南湘西武陵山区的宸溪、芦溪、沅陵踏勘，那里山高洞多，盛产土匪，解放之初那里是解放军剿匪最艰难的地方。陈祖涛专门到那些洞里去看，那个地方用做土匪藏身可以，但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就不具备条件了。他在四川綦江齿轮厂看到，从国外进口的精密设备在“山、散、洞”的要求下，被放在大山洞里。结果因为空气湿度太大，设备生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一轮勘察结束后，陈祖涛反对工厂进洞。汽车厂是机械加工型企业，设备成千上万，再大的洞也放不了，况且潮湿问题也解决不了。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李郁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1964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亲自圈定了客人的名单，连哪个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都是他自己列定的。当晚的头桌上，坐在他身边的有几个很特殊的客人，一个是“铁人”王进喜，一个是缠着白羊肚头巾的陈永贵。
“王铁人”是大庆油田推出的先进工人代表，陈永贵则是新涌现的农民典型，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
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如果他活着的话，也很可能会出现在头席上，他的名字叫雷锋。他已在1962年8月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三个十分著名的政治口号都出现在1964年前后。王进喜、陈永贵和雷锋正是三个相对应的“工农兵”代表人物。他们具有惊人相似的时代特质：出身贫民，在最基层的岗位上无私而勤奋地工作，节俭而乐于助人，以奉献为乐，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圣徒式的形象符合人们的某种大同理想。
在那一晚的生日宴席上，毛泽东的心情十分复杂。此时的全球，新的格局和变化正在剧烈地衍生中。
国内方面，经过两年多的休养生息，中国经济终于走出绝境，出现了恢复性的反弹。在1963~1965年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已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底的数据显示，粮食产量3 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纪录，工业总产值1 394亿元，比1962年增长51.5%，钢产量为1 223万吨，大庆油田的发现更是让石油产量突破1 000万吨，实现了国内需求全部自给。当时正下放到东北的顾准在日记中写道 ：“工业恢复速度极快，我在吉林目睹煤炭运入吉林速度超过原定计划，工厂开工率也大大高出原定计划。”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条新闻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美国和苏联的核垄断被打破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让世界震惊。
就在中国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前两天，10月14日，苏联高层发生“宫廷政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乘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别墅度假的机会，召开秘密会议，宣布撤去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并进行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在统一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较多地运用经济杠杆，重视利润、需求和经济效益。从此，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漫长的瓦解历程。
1964年，是日本经济的起飞之年。8月21日，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这是亚洲国家首次承办这项体育赛事，日本的金牌总数竟进入前三名。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开通。同年，日本获准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此，日本经济拉开了长达26年之久的高速增长的序幕。日本gdp在1967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西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1964年，美国却被拖进了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个泥潭。这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使华盛顿通过决议案，决定对北越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将是一场持续12年的残酷战争，美国直接投入的总兵力高达55万人，耗费1 650多亿美元，士兵死亡5.8万人，最终以惨败收兵告终。
在国民经济稍稍有点复苏的时候，国家开始规划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一个“吃穿用计划”被提了出来。
当时，消费品市场的短缺已经非常严重。从1957年到1963年，全国人口主要生活资料的年均消费量持续大幅下降，其中粮食由406斤减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减至2.2斤，猪肉由10.2斤减至4.4斤，棉布由19.5尺减至10.6尺。商店里的日用品少得可怜，连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都常常断货。
根据当时的规划，“三五”计划要改变执行了十多年的重工业优先战略，重点要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用的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业品。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这个计划如果被执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格局将可能发生十分微妙的变化。然而，就当“吃穿用计划”正在拟定之时，受国际局势影响，决策层的思路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的工业经济布局再次进行战略性的大调整，而它的前提是——“要时刻准备打仗”。
进入1964年夏季之后，乌云密布的亚洲局势让中央领导人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邓小平回忆说：“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美国向越南发兵之后，在中国的南方陡然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毛泽东的分析：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北京、上海以及沿海所有的工业城市则处在美军和台湾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因此，必须把工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另据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在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大型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极易遭到集中式攻击。
经济战略的转折调整点，发生在1964年5月。这个月中旬，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其核心内容有三条：“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上述两项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认可。
可是，到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基本方针为：“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他提出要加强战备，实施工业转移。为了表达建设的迫切性和决心，他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建设三线，没有路，骑毛驴去，经费不足，拿我的稿费去。”
自此，“吃穿用计划”被全面搁置，一个全国备战的大运动开始了。
三线建设，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一线，主要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三线，就是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阔内地，涉及13个内陆省份。介乎两者之间的地带就是二线。根据规划，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并且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
三线工厂的选址以“山、散、洞”为原则，就是工厂要建在深山沟里，布局要分散——当时的说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样，再则，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有多重的标志性意义，它是继1937年战时大内迁之后的第二次“工业西进”，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具有强烈计划性的大行动。同时，它也是建国以来，继苏援“156工程”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运动。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 052亿元，建成了1 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在三线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口号，展现了当时的急迫和势在必行的气魄与景象，譬如“备战备荒为人民”、“好马好人上三线”。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被征调到三线，在后来的20多年里，他们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以四川省为例，从沿海省份迁入工厂163个，另新建工厂91个、研究院所29个，最终形成大中型企业248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的42%，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省的60%，从而决定性地改变和提升了四川的产业经济格局。
据当时担任华东局经委副主任的钱敏回忆，按照计划，华东地区要搬迁250多个工厂，10多万人，实际搬迁了120多个工厂，5 000多台设备，将近4万人，主要是机械、棉纺和制药工厂。钱敏举例说，重庆的浦陵机械厂就是上海浦江机械厂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去了重庆，从厂长、副厂长到科室干部，从技术人员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设备有400多台。新建的厂房完全按上海工厂的布局，在什么地方摆什么机器，全都依葫芦画瓢。
1965年开春，时年37岁的陈祖涛受命内赴三线，筹建第二汽车厂。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顶级的汽车专家。在他的主持下，长春一汽先后独立设计制造出了红旗牌轿车、民用越野车和军用大型载重越野车，他还被秘密派到古巴——在1959年，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帮助这个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兄弟建成了一个汽车配件工厂。
规划中的第二汽车厂设计年产能力是10万辆，其生产规模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三位。陈祖涛日后回忆了选址的经过：
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根据这一原则，陈祖涛圈定了湖北、湖南、陕西、贵州、四川等5个省。他们先是在湖南湘西武陵山区的宸溪、芦溪、沅陵踏勘，那里山高洞多，盛产土匪，解放之初那里是解放军剿匪最艰难的地方。陈祖涛专门到那些洞里去看，那个地方用做土匪藏身可以，但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就不具备条件了。他在四川綦江齿轮厂看到，从国外进口的精密设备在“山、散、洞”的要求下，被放在大山洞里。结果因为空气湿度太大，设备生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一轮勘察结束后，陈祖涛反对工厂进洞。汽车厂是机械加工型企业，设备成千上万，再大的洞也放不了，况且潮湿问题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