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953年：“156工程” (4)
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同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对“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定义是这样的，“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第三条规定“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第九条规定“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理”。这意味着，私人所有者基本上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生产经营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
据1954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为40.6%，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实际投资为1 273元。尽管在股权比例上不占多数，但是公方还是合法地成了取代者。关于敏感的企业赢利分配方式，在这个条例的第四章“盈余分配”中，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方案，既“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四马分肥”给私人股东留下了1/4的盈余收益，看上去是一个较温和的计算方法，但是，却存在一个显在的争议点，那就是，私营企业的原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个渠道都被卡住了，中间的利润多少已经完全受制于人。所以，不满和矛盾仍然很突出。1955年，陈云终于想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
关于定息的比例，工商界的普遍想法是“坐三望四”，也就是年息为3%，最好能够到4%。而陈云最终公布的定息为5%，这让资本家们“喜出望外”。根据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5%。”据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的记载，当时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3.07亿元，其中工业企业为17.83亿元、商业企业为3.53亿元，饮食、服务和运输业为1.29亿元，金融业为0.42亿元，全年发放股息为1.15亿元。按陈云的看法，用这点钱就能使资本家敲锣打鼓地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能统统把他们买下来，这是值得的。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从此，私人所有者对企业的财产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资本家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失去了意义，他们只是一个“银行存款者”，与企业营运本身再无任何财产权利关系。资本的实质已经消失，仅存一个躯壳。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这些人大多集中在沪津等几个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每年可得定息48.7万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在定息政策出台后，选择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一位资本家日后对口述史记录者桂勇回忆说：“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材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到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已经较完善了。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这些年也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
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1953年，他第一次提出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不过，他当时的时间表是15年。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后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很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划，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消亡时间是1967年。
两年多后的1955年10月，他的时间表突然提前了，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意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最后的时刻到了。11月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任委员、前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执委会在《告全国工商界书》中写道：“我们工商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两个月后，私人资本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和阶级结构，果然在中国“绝种”了。
工厂798
在“156工程”中，被安排在首都北京的项目有四个，一个民用，三个军工，其中之一就是798工厂。半个世纪后，798成为北京城里最出名的艺术家群落。
在京的四个项目中，有两个是电子企业，它们都在东郊的酒仙桥地区，一是北京有线电总厂，编号738，另外一个就是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它由718、798、706、707、797、751六个工厂联合组成，其中798的名气最大，当地人就把这一片厂区统称为798大院。738研制出了我们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部自动电话交换机和第一台银行自动柜员机，798最出名的记录是，在1958年自主研制出了纯度在99.99%以上的单晶硅，这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革命性突破。在后来的30多年里，798工厂一直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先者，它为全国三十多条国产化半导体生产线配套供应前工序设备，连续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众多科技攻关任务。
与其他“156工程”不同的是，798是由东欧的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当时的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组织成立了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利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具有典型的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它的建筑设计商是德绍建筑机构，它和著名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因此，联合厂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德国人在建筑质量上追求高标准。比如，抗震强度的设计在8级以上，而当时中苏的标准都只有6~7级；再比如，为了保证坚固性，使用了500号建筑砖；还有，厂房窗户向北，而当时一般建筑物的窗户都朝南，这种设计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这就保持了光线的均匀和稳定。
798和738曾经是北京最出名和最神秘的大工厂之一，在这里工作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谁要是问他们在哪儿工作，回答都说是军工厂，其他一概保密，这种神秘感能引起无数人的羡慕。曾有工人回忆他到798工作第一天时的情形：我当时在大山子下了车，车站附近是一片居民区，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由解放军把守的大院子。这个大院子里面全是花草树木，就像是一个大花园，在树木的掩映下依稀能看见里面的红砖楼。我上前询问把守的解放军：“706厂在哪儿？”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不知道，可是此地不再有其他更像工厂的建筑了。这个谜底直到我正式工作后才解开，原来“706”是军工厂的代码，在当时是要保密的。我当时询问的地方就是798大院。
1960年，738大院出了一个工人指挥家束衡，他创作了一首《有线电厂在前进》的进行曲。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6月5日，车工束衡走上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出由他创作的乐曲。在演出节目单上，工人指挥束衡的名字排在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的前面，这在当年是一个十分轰动的新闻，它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无所不能。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738和798与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各个工厂的衰败开始显现。人们不再以进大院工作为荣，相反，但凡有点门路的人想方设法调动工作。到9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的大院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厂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岗分流，大多数生产车间停止运行，798的在职人员从近两万人递减到不足4000人。工厂实在没活儿干，只好靠出租闲置厂房和卖地皮来赚钱。
2002年，一位名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突然瞄上了它，洪晃是民国政治家章士钊的外孙女、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继女。她看中798独特的国营工厂气息——衰败、僵硬，与商业气氛格格不入，于是在这里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罗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洪晃和罗伯特的鼓吹和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看中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时报》甚至将这里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国营工厂突然摇身变成了北京城最具时尚气息的地方。
798厂区内的所有车间、厂房甚至斑驳的机床、生产线等都被保留下来。它们像一堆已经被掏空了灵魂的躯体，艺术家们用各自的表现手法将之彻底地“波普化”，那曾经荡漾了40多年的劳动热情、革命纪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下来，并呈现出一种很夸张和怪异的神情。到2004年，这里已经聚集了200多家来自十来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将这里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保留。很多年后，当全中国的老牌国营工厂都已经被拆迁一空之后，798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被留存下来。当然，这是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2008年，一家报纸用这样的细节展开了它对798的描写：“慷慨激昂的《有线电厂在前进》进行曲过后，在798，妩媚、阴柔的昆曲正在响起。这天晚上，《仁》俱乐部举办答谢酒会，请来两位戏剧梅花奖得主，演出昆曲《长生殿》。”
半个世纪前，这个吟唱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地方，是798大院的大食堂，每次开饭前，这里的工人都要站着高歌一首激情昂扬的革命歌曲。
据1954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为40.6%，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实际投资为1 273元。尽管在股权比例上不占多数，但是公方还是合法地成了取代者。关于敏感的企业赢利分配方式，在这个条例的第四章“盈余分配”中，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方案，既“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四马分肥”给私人股东留下了1/4的盈余收益，看上去是一个较温和的计算方法，但是，却存在一个显在的争议点，那就是，私营企业的原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个渠道都被卡住了，中间的利润多少已经完全受制于人。所以，不满和矛盾仍然很突出。1955年，陈云终于想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
关于定息的比例，工商界的普遍想法是“坐三望四”，也就是年息为3%，最好能够到4%。而陈云最终公布的定息为5%，这让资本家们“喜出望外”。根据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5%。”据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的记载，当时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3.07亿元，其中工业企业为17.83亿元、商业企业为3.53亿元，饮食、服务和运输业为1.29亿元，金融业为0.42亿元，全年发放股息为1.15亿元。按陈云的看法，用这点钱就能使资本家敲锣打鼓地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能统统把他们买下来，这是值得的。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从此，私人所有者对企业的财产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资本家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失去了意义，他们只是一个“银行存款者”，与企业营运本身再无任何财产权利关系。资本的实质已经消失，仅存一个躯壳。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这些人大多集中在沪津等几个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每年可得定息48.7万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在定息政策出台后，选择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一位资本家日后对口述史记录者桂勇回忆说：“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材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到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已经较完善了。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这些年也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
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1953年，他第一次提出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不过，他当时的时间表是15年。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后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很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划，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消亡时间是1967年。
两年多后的1955年10月，他的时间表突然提前了，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意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最后的时刻到了。11月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任委员、前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执委会在《告全国工商界书》中写道：“我们工商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两个月后，私人资本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和阶级结构，果然在中国“绝种”了。
工厂798
在“156工程”中，被安排在首都北京的项目有四个，一个民用，三个军工，其中之一就是798工厂。半个世纪后，798成为北京城里最出名的艺术家群落。
在京的四个项目中，有两个是电子企业，它们都在东郊的酒仙桥地区，一是北京有线电总厂，编号738，另外一个就是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它由718、798、706、707、797、751六个工厂联合组成，其中798的名气最大，当地人就把这一片厂区统称为798大院。738研制出了我们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部自动电话交换机和第一台银行自动柜员机，798最出名的记录是，在1958年自主研制出了纯度在99.99%以上的单晶硅，这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革命性突破。在后来的30多年里，798工厂一直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先者，它为全国三十多条国产化半导体生产线配套供应前工序设备，连续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众多科技攻关任务。
与其他“156工程”不同的是，798是由东欧的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当时的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组织成立了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利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具有典型的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它的建筑设计商是德绍建筑机构，它和著名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因此，联合厂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德国人在建筑质量上追求高标准。比如，抗震强度的设计在8级以上，而当时中苏的标准都只有6~7级；再比如，为了保证坚固性，使用了500号建筑砖；还有，厂房窗户向北，而当时一般建筑物的窗户都朝南，这种设计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这就保持了光线的均匀和稳定。
798和738曾经是北京最出名和最神秘的大工厂之一，在这里工作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谁要是问他们在哪儿工作，回答都说是军工厂，其他一概保密，这种神秘感能引起无数人的羡慕。曾有工人回忆他到798工作第一天时的情形：我当时在大山子下了车，车站附近是一片居民区，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由解放军把守的大院子。这个大院子里面全是花草树木，就像是一个大花园，在树木的掩映下依稀能看见里面的红砖楼。我上前询问把守的解放军：“706厂在哪儿？”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不知道，可是此地不再有其他更像工厂的建筑了。这个谜底直到我正式工作后才解开，原来“706”是军工厂的代码，在当时是要保密的。我当时询问的地方就是798大院。
1960年，738大院出了一个工人指挥家束衡，他创作了一首《有线电厂在前进》的进行曲。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6月5日，车工束衡走上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出由他创作的乐曲。在演出节目单上，工人指挥束衡的名字排在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的前面，这在当年是一个十分轰动的新闻，它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无所不能。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738和798与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各个工厂的衰败开始显现。人们不再以进大院工作为荣，相反，但凡有点门路的人想方设法调动工作。到9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的大院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厂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岗分流，大多数生产车间停止运行，798的在职人员从近两万人递减到不足4000人。工厂实在没活儿干，只好靠出租闲置厂房和卖地皮来赚钱。
2002年，一位名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突然瞄上了它，洪晃是民国政治家章士钊的外孙女、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继女。她看中798独特的国营工厂气息——衰败、僵硬，与商业气氛格格不入，于是在这里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罗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洪晃和罗伯特的鼓吹和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看中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时报》甚至将这里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国营工厂突然摇身变成了北京城最具时尚气息的地方。
798厂区内的所有车间、厂房甚至斑驳的机床、生产线等都被保留下来。它们像一堆已经被掏空了灵魂的躯体，艺术家们用各自的表现手法将之彻底地“波普化”，那曾经荡漾了40多年的劳动热情、革命纪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下来，并呈现出一种很夸张和怪异的神情。到2004年，这里已经聚集了200多家来自十来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将这里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保留。很多年后，当全中国的老牌国营工厂都已经被拆迁一空之后，798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被留存下来。当然，这是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2008年，一家报纸用这样的细节展开了它对798的描写：“慷慨激昂的《有线电厂在前进》进行曲过后，在798，妩媚、阴柔的昆曲正在响起。这天晚上，《仁》俱乐部举办答谢酒会，请来两位戏剧梅花奖得主，演出昆曲《长生殿》。”
半个世纪前，这个吟唱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地方，是798大院的大食堂，每次开饭前，这里的工人都要站着高歌一首激情昂扬的革命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