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941年：大后方 (3)
在声讨怒吼中，声音最响的人是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体壮如牛、脾气暴烈，人称“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是北大学生的总指挥，至今尚留存一张当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带队冲在游行队伍第一列。“飞狗事件”曝光后，他大呼“杀飞狗院长以谢天下”。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的罪证，把所有材料装在一个箱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他给自己的老师胡适写信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至少可以说，他（指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近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侮耳。”有一次，蒋介石为了替孔祥熙缓颊，专门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问：“孟真(傅斯年的字)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闻言当即脸涨得通红，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见傅斯年欲作拼命状，蒋介石一时默然。
1943年，重庆召开献金大会，孔祥熙担当主持，在发表了言辞堂皇的演讲后，当场有商绅高呼，“请孔院长先拿出来点，给我们做做样子。”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的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也超不过800元”。场众人哄笑。
尽管孔祥熙因“飞狗事件”而弄得声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卖美金公债的丑闻。1942年，美国国会宣布将贷款给民国政府5亿美元，孔祥熙随即宣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金。当时，美元的黑市价为110元兑换1美元，因此，储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后来随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储蓄券的保值性更是凸显，到1944年初，市场的公债价格为每美元兑换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将350万美元的储蓄券按官价购进，然后在黑市以10倍价格抛出套利，另外还有799.5万美元则由中央银行的其他大小官员购进私分。这起贪污案，呈现出了系统作案的特征：首先，中央银行的相关机构在处理账务时，不按常规的会计准则和责任程序操作，在各个环节都做了手脚；其次，购买储蓄券的价格已是极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银行垫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们自己拿出来的。这一化公为私的官僚行为模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此事，引起举国公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及央行行长等职务。
孔祥熙祸国，难以例数，其罪之大，要在两则：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后人的娴熟财技，一手掐断了民营金融业的千年血脉，中国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间经略钱庄的传统，孔氏断脉，遗祸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运作到了极致，以至于在乱世中形成了一个游离于一切社会阶层之外的特权集团，它让国民经济陷入低迷，更令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无比厌恶。
被免职后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坛，开始专心打理自己的财产，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里大宴各路亲戚本家，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到了秋天，他让夫人宋霭龄先赴美，几天后，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不等批准，就飞往美国，从此不归。1962年，思乡心切的他到台湾住了三年多，随后又回到了美国。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于纽约，时年88岁。此人到底从中国带走多少财产，一直是个谜，1951年，他对人说：“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比我在这里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话说傅斯年掀翻孔祥熙之后，蒋介石只好放眼全国，重新寻找“经济舵手”。他找到的那个人，大家既不意外，也不陌生。
李氏难题
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是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
年轻的生化学家李约瑟还是英国工党党员，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左翼青年。他很向往东方的革命，同时又对中国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问三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只见中国人来英国留学，没听说欧洲人去东方学习，是不是你们中国没有科学？”被问及的学生告诉他，中国的天文学家张衡观测气象的“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鸟”早了1000年，中国医生华佗早在1700年前就发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阑尾来治疗阑尾炎，而1400年前数学家祖冲之就把圆周率的值计算了出来，这又比欧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这次对话是李约瑟对中国真正产生兴趣的开始。1940年，李约瑟起草了一份《剑桥宣言》，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及希望促进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交流，这篇《宣言》寄达中国后，很是鼓舞了战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中国之行。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作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性文章《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中写道：“在那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国人十分忙碌、贫困及散漫，无暇注意闲逛的外国人。因此他能独自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充分欣赏古树丛中和荒园里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他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李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为何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把西方科学界所形成的“现代科学”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他并且引用“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天已会聚在“现代科学”之中。李约瑟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层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造成商业活动的压抑与滞后。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既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也“意外”地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激发了“老子祖上很厉害”的民族自恋情结，二是为本轮现代化的滞后找到了一个历史性借口。这一代人犯了错误，却总喜欢从前人的“遗传”中去寻找理由，这往往是历史悠久民族的一个通病。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衡量或比较。余英时还打比方说，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1923年，胡适说：“近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林语堂则在《吾土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李约瑟一生勤勉，获誉无数，他创建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英国女王授予他“御前顾问”（ch）的称号，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号”，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在去世前的大半年里，他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也几乎不能视物，但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象征性地坚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是1995年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宁静中告别人世。
在37岁之前，李约瑟不认得一个汉字，他是一个顶级的生化专家，甚至被称为“化学胚胎之父”，而后来的经历则让他成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正是1942年的中国之行，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蓝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回忆说，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长衫，上装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1943年，重庆召开献金大会，孔祥熙担当主持，在发表了言辞堂皇的演讲后，当场有商绅高呼，“请孔院长先拿出来点，给我们做做样子。”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的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也超不过800元”。场众人哄笑。
尽管孔祥熙因“飞狗事件”而弄得声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卖美金公债的丑闻。1942年，美国国会宣布将贷款给民国政府5亿美元，孔祥熙随即宣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金。当时，美元的黑市价为110元兑换1美元，因此，储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后来随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储蓄券的保值性更是凸显，到1944年初，市场的公债价格为每美元兑换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将350万美元的储蓄券按官价购进，然后在黑市以10倍价格抛出套利，另外还有799.5万美元则由中央银行的其他大小官员购进私分。这起贪污案，呈现出了系统作案的特征：首先，中央银行的相关机构在处理账务时，不按常规的会计准则和责任程序操作，在各个环节都做了手脚；其次，购买储蓄券的价格已是极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银行垫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们自己拿出来的。这一化公为私的官僚行为模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此事，引起举国公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及央行行长等职务。
孔祥熙祸国，难以例数，其罪之大，要在两则：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后人的娴熟财技，一手掐断了民营金融业的千年血脉，中国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间经略钱庄的传统，孔氏断脉，遗祸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运作到了极致，以至于在乱世中形成了一个游离于一切社会阶层之外的特权集团，它让国民经济陷入低迷，更令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无比厌恶。
被免职后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坛，开始专心打理自己的财产，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里大宴各路亲戚本家，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到了秋天，他让夫人宋霭龄先赴美，几天后，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不等批准，就飞往美国，从此不归。1962年，思乡心切的他到台湾住了三年多，随后又回到了美国。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于纽约，时年88岁。此人到底从中国带走多少财产，一直是个谜，1951年，他对人说：“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比我在这里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话说傅斯年掀翻孔祥熙之后，蒋介石只好放眼全国，重新寻找“经济舵手”。他找到的那个人，大家既不意外，也不陌生。
李氏难题
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是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
年轻的生化学家李约瑟还是英国工党党员，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左翼青年。他很向往东方的革命，同时又对中国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问三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只见中国人来英国留学，没听说欧洲人去东方学习，是不是你们中国没有科学？”被问及的学生告诉他，中国的天文学家张衡观测气象的“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鸟”早了1000年，中国医生华佗早在1700年前就发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阑尾来治疗阑尾炎，而1400年前数学家祖冲之就把圆周率的值计算了出来，这又比欧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这次对话是李约瑟对中国真正产生兴趣的开始。1940年，李约瑟起草了一份《剑桥宣言》，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及希望促进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交流，这篇《宣言》寄达中国后，很是鼓舞了战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中国之行。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作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性文章《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中写道：“在那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国人十分忙碌、贫困及散漫，无暇注意闲逛的外国人。因此他能独自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充分欣赏古树丛中和荒园里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他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李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为何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把西方科学界所形成的“现代科学”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他并且引用“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天已会聚在“现代科学”之中。李约瑟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层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造成商业活动的压抑与滞后。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既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也“意外”地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激发了“老子祖上很厉害”的民族自恋情结，二是为本轮现代化的滞后找到了一个历史性借口。这一代人犯了错误，却总喜欢从前人的“遗传”中去寻找理由，这往往是历史悠久民族的一个通病。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衡量或比较。余英时还打比方说，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1923年，胡适说：“近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林语堂则在《吾土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李约瑟一生勤勉，获誉无数，他创建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英国女王授予他“御前顾问”（ch）的称号，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号”，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在去世前的大半年里，他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也几乎不能视物，但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象征性地坚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是1995年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宁静中告别人世。
在37岁之前，李约瑟不认得一个汉字，他是一个顶级的生化专家，甚至被称为“化学胚胎之父”，而后来的经历则让他成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正是1942年的中国之行，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蓝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回忆说，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长衫，上装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