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38年：怪乱的“孤岛” (4)
1941年的整个秋冬，上海仍然在绝望中沉沦。对普通人来说，自1937年抗战以来，物价已经上涨了10倍，生活像一个空气日渐稀薄让人窒息的死屋。连最起码的秩序也不存在了，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从大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为止，警察却熟视无睹。瓦尼娅·奥克斯在游记中以厌倦的口吻写道：“上海是邪恶与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飘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的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在静安寺路上的反响使上海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炸沉炸伤战舰40余艘，击毁飞机260架，美军死伤3 600人。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同时，日军进攻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上海与香港。是日凌晨，驻沪日本海军向黄浦江中仅剩的两艘英、美炮舰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它们在两小时内投降。美舰“韦克”号很快就挂出了白旗，英舰“彼得烈尔”号则在日机的轰炸中沉没。
破晓时分，日本陆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中午即占领整个租界。上海海关，英商汇丰、麦加利、沙逊、有利等6家银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银行及大批企业全被日军看管。英、美领事馆人员被迫集中于英国领事馆和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几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本对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进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馆参事冈崎胜男任总董，汉奸袁履登为副总董。董事中只有两名欧洲人，其余不是日人就是汉奸。万国商团被解散，158名军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谋生路。就这样，开始于1845年的上海租界历史，十分讽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终结了。日军在上海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从此结束了混乱不堪的“孤岛”时期。
日后的“孤岛”研究者常常被这个命题所困扰：当日本军队冲进租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抗？上海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最大城市，为什么如此“温顺”地接受了屈辱的统治？瓦尼娅·奥克斯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她在1939年的报道中记录了上海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于1941年底回到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崩溃”。她疑惑地问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了日本人的占领？
部分事实可能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人们已经绝望于现有的境况，特别是恐怖活动的随意性和失控性，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极度渴望——不管这种秩序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来自何方。
江村经济
1938年春，一个28岁的中国学生费孝通（1910~2005）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它在第二年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此书日后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100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现在的吴江市七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几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作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苏州、常州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它的技术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做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做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作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30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地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被广为传播，后来他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被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后辈小生，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从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炸沉炸伤战舰40余艘，击毁飞机260架，美军死伤3 600人。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同时，日军进攻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上海与香港。是日凌晨，驻沪日本海军向黄浦江中仅剩的两艘英、美炮舰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它们在两小时内投降。美舰“韦克”号很快就挂出了白旗，英舰“彼得烈尔”号则在日机的轰炸中沉没。
破晓时分，日本陆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中午即占领整个租界。上海海关，英商汇丰、麦加利、沙逊、有利等6家银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银行及大批企业全被日军看管。英、美领事馆人员被迫集中于英国领事馆和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几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本对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进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馆参事冈崎胜男任总董，汉奸袁履登为副总董。董事中只有两名欧洲人，其余不是日人就是汉奸。万国商团被解散，158名军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谋生路。就这样，开始于1845年的上海租界历史，十分讽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终结了。日军在上海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从此结束了混乱不堪的“孤岛”时期。
日后的“孤岛”研究者常常被这个命题所困扰：当日本军队冲进租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抗？上海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最大城市，为什么如此“温顺”地接受了屈辱的统治？瓦尼娅·奥克斯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她在1939年的报道中记录了上海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于1941年底回到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崩溃”。她疑惑地问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了日本人的占领？
部分事实可能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人们已经绝望于现有的境况，特别是恐怖活动的随意性和失控性，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极度渴望——不管这种秩序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来自何方。
江村经济
1938年春，一个28岁的中国学生费孝通（1910~2005）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它在第二年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此书日后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100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现在的吴江市七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几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作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苏州、常州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它的技术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做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做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作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30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地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被广为传播，后来他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被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后辈小生，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从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