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第二五讲生前身后之名（寻找张居正）(1)
两个疑问
我讲张居正的过程中，参看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
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数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比如说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琴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还有像冯艺远、戴洁茹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在此，我想特别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
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
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还是要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
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大传”呢？
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
至于时间上的疑点，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要赶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
带着这两个疑问，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情绪，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那片生下张居正并养育了张居正的荆楚大地，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后名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
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呱呱落地的，想到那个叫张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的，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
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先人，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气势，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
可事实是，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有位当地人跟我说：“这算什么，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但谁能跟他比啊！”
这话听起来特牛，但牛得让人服气。
当时我听了这话，一坚大拇哥，说了四个字：“名至实归”！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可以预料的，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无所顾忌，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张居正生前的时候，权势达到了极点，声誉也达到了极点，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为他建三诏亭一样，表现得极为冷静，说我死之后，恐怕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困难，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显赫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的是太冷静了，也太有政治远见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开始对他口口声声要报答的恩师反攻清算了，因为在张家没有抄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甚至要把张居正开棺戮尸。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皇帝碰到过的最大的奸臣，小万历不许任何人为张居正翻案，大明万历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统一，不要再提张居正的贡献了，最好把张居正这个人彻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人为地抹杀的。
就在万历朝当时，就有不少人为张居正鸣冤报屈。要说像潘季驯这样的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为张居正叫屈还可以理解，但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为他叫屈，这就更有说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的文化专治过程中饱受打击，他也是张居正生前少数能敢于痛批张居正的人。可当张居正死后，当他目睹了朝廷对张居正的诬陷以及对张家后人无情的迫害后，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辩护的官员，还把张居正与当时人们都特别爱戴的清官海瑞作对比，说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却不可以“任栋梁”，但张居正虽然执政时“胆大如天”，却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宰相之杰”！
李贽是思想家，所以看得远，看得深。可一般人并没有他这么洞烛观火的认识，所以终万历一朝，虽然有李贽这样的人为张居正说话，可毕竟身微言轻，也并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到了万历朝的后期，张居正真的是渐渐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时候，就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祯年间，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张居正来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一句老话——“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
上至崇祯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洪流面前，都意识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关头。谁能挽狂澜于即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来呢？
第一个跳出来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绝对想不到，我估计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在夺情伦理风暴中号称反夺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个人中把张居正和万历新政骂得最凶、骂得最狠的邹元标。
邹元标因为反夺情，在廷杖中被打断了双腿，落下了终生残疾。过后又被流放到云贵边远山区，弄得浑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经说，每到阴雨天，那叫一个“天阴雨湿声啾啾”啊，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有时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声来。这可以说，都是拜张居正所赐的。
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领袖，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他开始反思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并最终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是救国的良方。他上书崇祯皇帝，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结果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同。到了崇祯三年，张居正生前的名誉才得到完全的恢复。
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誓把改革推行到底的时候曾经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的那个当过状元的儿子张懋修在穷尽余生编定了《张太岳集》之后也说：“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
这个“知我罪我”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编写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那意思是说我做的这些事，写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毁誉不一、褒贬不一的，但我只要认为这是对的，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如何评说，我都会坚定地做下去。
张居正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他不会在乎那些生前身后之名，他看重的是他生前的理想，是他的改革大业，哪怕为此担上千古的骂名，他也会昂首前行。
而他的儿子张懋修在抄家时自杀不成，后来忍辱偷生，为父亲编写文集，也是要把父亲张居正的这种精神宣扬下去，这就叫“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地之间”！
宋代的辛弃疾他的名作《破阵子》里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张居正“了却”了“君王”的“天下事”，可是当时并没能“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即使这样，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却也是永远不朽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就要说到我在张居正故居流连忘返时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了。
精诚
张懋修说他爹“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那么，张居正留下的这一段“精诚”，或者说这一种精神，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个人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可以遗传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甚至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想知道张居正到底留下的是何种精神，我们不妨来看看张居正的后人——他的子孙的表现。
在亡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里，他虽然也想励精图治，他虽然为国事操心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少年头，但可惜，天下已再无张居正。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朝廷却没有一位治世之能臣。崇祯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他于崇祯十三年下旨让张居正死去的长子张敬修世袭张居正生前的荣誉，并起用了张敬修的长孙、也就是张居正的长重孙张同敞，希望他能够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救大明于水火之中。
张同敞一介书生，从此便投入到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去了。
我讲张居正的过程中，参看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
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数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比如说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琴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还有像冯艺远、戴洁茹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在此，我想特别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
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
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还是要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
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大传”呢？
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
至于时间上的疑点，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要赶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
带着这两个疑问，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情绪，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那片生下张居正并养育了张居正的荆楚大地，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后名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
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呱呱落地的，想到那个叫张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的，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
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先人，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气势，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
可事实是，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有位当地人跟我说：“这算什么，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但谁能跟他比啊！”
这话听起来特牛，但牛得让人服气。
当时我听了这话，一坚大拇哥，说了四个字：“名至实归”！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可以预料的，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无所顾忌，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张居正生前的时候，权势达到了极点，声誉也达到了极点，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为他建三诏亭一样，表现得极为冷静，说我死之后，恐怕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困难，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显赫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的是太冷静了，也太有政治远见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开始对他口口声声要报答的恩师反攻清算了，因为在张家没有抄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甚至要把张居正开棺戮尸。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皇帝碰到过的最大的奸臣，小万历不许任何人为张居正翻案，大明万历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统一，不要再提张居正的贡献了，最好把张居正这个人彻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人为地抹杀的。
就在万历朝当时，就有不少人为张居正鸣冤报屈。要说像潘季驯这样的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为张居正叫屈还可以理解，但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为他叫屈，这就更有说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的文化专治过程中饱受打击，他也是张居正生前少数能敢于痛批张居正的人。可当张居正死后，当他目睹了朝廷对张居正的诬陷以及对张家后人无情的迫害后，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辩护的官员，还把张居正与当时人们都特别爱戴的清官海瑞作对比，说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却不可以“任栋梁”，但张居正虽然执政时“胆大如天”，却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宰相之杰”！
李贽是思想家，所以看得远，看得深。可一般人并没有他这么洞烛观火的认识，所以终万历一朝，虽然有李贽这样的人为张居正说话，可毕竟身微言轻，也并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到了万历朝的后期，张居正真的是渐渐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时候，就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祯年间，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张居正来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一句老话——“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
上至崇祯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洪流面前，都意识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关头。谁能挽狂澜于即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来呢？
第一个跳出来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绝对想不到，我估计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在夺情伦理风暴中号称反夺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个人中把张居正和万历新政骂得最凶、骂得最狠的邹元标。
邹元标因为反夺情，在廷杖中被打断了双腿，落下了终生残疾。过后又被流放到云贵边远山区，弄得浑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经说，每到阴雨天，那叫一个“天阴雨湿声啾啾”啊，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有时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声来。这可以说，都是拜张居正所赐的。
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领袖，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他开始反思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并最终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是救国的良方。他上书崇祯皇帝，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结果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同。到了崇祯三年，张居正生前的名誉才得到完全的恢复。
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誓把改革推行到底的时候曾经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的那个当过状元的儿子张懋修在穷尽余生编定了《张太岳集》之后也说：“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
这个“知我罪我”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编写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那意思是说我做的这些事，写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毁誉不一、褒贬不一的，但我只要认为这是对的，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如何评说，我都会坚定地做下去。
张居正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他不会在乎那些生前身后之名，他看重的是他生前的理想，是他的改革大业，哪怕为此担上千古的骂名，他也会昂首前行。
而他的儿子张懋修在抄家时自杀不成，后来忍辱偷生，为父亲编写文集，也是要把父亲张居正的这种精神宣扬下去，这就叫“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地之间”！
宋代的辛弃疾他的名作《破阵子》里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张居正“了却”了“君王”的“天下事”，可是当时并没能“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即使这样，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却也是永远不朽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就要说到我在张居正故居流连忘返时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了。
精诚
张懋修说他爹“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那么，张居正留下的这一段“精诚”，或者说这一种精神，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个人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可以遗传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甚至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想知道张居正到底留下的是何种精神，我们不妨来看看张居正的后人——他的子孙的表现。
在亡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里，他虽然也想励精图治，他虽然为国事操心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少年头，但可惜，天下已再无张居正。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朝廷却没有一位治世之能臣。崇祯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他于崇祯十三年下旨让张居正死去的长子张敬修世袭张居正生前的荣誉，并起用了张敬修的长孙、也就是张居正的长重孙张同敞，希望他能够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救大明于水火之中。
张同敞一介书生，从此便投入到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