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二十讲夺情伦理风暴(2)
就当时的封建伦理道德标准而言，大多数人都认为道德的正义力量无疑是在这几位反夺情代表的身上，所以当时以及后世，都把这几个人称为是“君子”。既然是君子，现在居然要受这个梃杖的侮辱刑罚，这让士大夫阶层的脸可怎么放啊？所以朝廷上下，许多人都纷纷想办法要营救这几个人。
请小万历开恩已经不可能了，别看这小皇上年龄小，但已经渐渐露出专横之态了，后来他跟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样，在万历朝的后期一个人跟所有的大臣赌气、对着干，任你是谁，也劝不了他。
通过李太后来营救吧，似乎也不太可能。你要通过太后，先得通过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啊，冯保跟张居正那是铁杆同盟，朝廷里也就张居正一个人拿他冯保当个人来看，其他的士大夫们哪看得起他一个太监啊！所以这个骂张居正、骂小万历的反夺情代表，依着冯保，恨不得秘密抓到他主管的东厂给弄死。所以想通过冯保来找太后营救，那根本就是没门儿。
只有一个人能救这几位了！
谁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还就只有张居正了！
大家先是通过外围的渠道来做工作。
比如新科状元沈懋学写信给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请他务必要搭救那几位“君子”。沈懋学是新科的状元，而张嗣修是榜眼，两个人也算英雄惺惺相惜了，所以沈懋学也曾写信给张嗣修，让他劝父亲张居正不要夺情。现在又来让张嗣修来劝张居正搭救这几位反夺情的所谓“君子”，张嗣修也火了，幸好他是个理解父亲的儿子，所以他回复沈懋学的信也就廖廖几个字，说我父亲为国夺情，便是尽孝于忠！除此之外，再不多说。
据说沈懋学后来还去信骂张嗣修，说父亲不丁忧守制，那就不算是“纯臣”，而你不能劝阻你的父亲，你就不算是“诤子”。你们父子这样是要被后人骂的。
张嗣修呢？根本不搭理他，从此与沈懋学绝交。
沈懋学又写信给当时的名士、张居正的亲家、南京都察院的右都御史李幼滋，请求他出面劝张居正不要夺情，并搭救这几位君子。结果李幼滋回信给他，上来就说，你别看你是状元，你说的这些伦理纲常，那就是宋儒头巾语，迂腐之极，这也就是宋朝积弱的根本所在。张居正夺情不奔丧，那是圣贤治世王道，你的才学根本就没法领会。
说沈懋学看了这信气得浑身发抖，气得甚至辞职回家了。临辞职前，说他也上了个反夺情的奏折，可这时候万历已经下令，所有反夺情的奏折一律不准向上呈递，所以他没能捞着一起挨梃杖，这也让这位状元觉得挺遗憾的。
看看通过外围的办法来找张居正已经不可能了，正义的君子们只得软得不行就来硬的了。
眼见离梃杖临刑还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带着几十位翰林院的同僚来张府求见张居正。因为张居正也是出身翰林院，所以这些同事按道理他不能不见。
可张居正还就是不见。游七出来跟王锡爵说，老爷在灵堂为老太爷守孝，吩咐谁也不见。
王锡爵哪肯善罢干休啊，反复地哀求游七再去通报。游七看着他们这拨人就来气，有心要耍他们，进去了一趟，再出来一趟；出来一趟，再进去一趟。折腾了半天，让王锡爵央求了半天，但回答还是一样，就两个字：不见！
王锡爵这个气啊，心的话我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院学士，在这儿低声下气地求你这下人半天，你张居正居然还是不见。王锡爵也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趁游七一没留神，从游七身边蹭地就窜进门去了。游七赶忙伸手去拦，却没拦住。其他人像抢购打折商品似的，看王锡爵硬撞进去了，呼啦一下就跟着都撞进来了。
游七在后面直叫“王大人请留步！王大人请留步！”
可王锡爵根本不回头，直冲到灵堂里来。
王锡爵还没进屋，就听到灵堂里一声冷笑，然后就听到张居正在说：“王大人当真豪放得很，灵堂静地，也是你闯的吗？”
王锡爵见到身着孝服的张居正一拱手说：“锡爵冒失，首辅大人原谅。然人命关天，想高堂泉下有知，谅也不会见怪。”
张居正冷眼看着王锡爵，说“人命关天，家父不怪。难道我张居正尽忠为国，家父就会怪罪我吗？”
王锡爵听了一愣，心想现在救人要紧，也不要再讨论夺情的是非了，所以他说：“首辅大人尽忠为国，世人皆知。然因一已之私，若至人伦之情、师生之谊、君子之份于不顾，这恐怕也难逃天下汹汹之口啊！”
张居正听了这话，眼皮一耷拉，看着香案上香烛出神地说：“居正此刻一身守孝，至于夺情与否，全赖皇上定夺，天下事与我何干？”
王锡爵听了都急了，心想再扯皮扯下去，这几个人可怎么救啊？所以他也不再绕圈子，直奔主题说：“天下事怎与首辅大人无干？现在吴中行这几个人即将被处以梃杖，首辅大人不是最不主张梃杖的吗？现在这些事皆因大人而起，大人怎能不搭救他们？”
张居正一听，念叨了两声“梃杖啊梃杖”，然后一抬头看着王锡爵说：“圣怒不可测，我张居正也无能为力！”说罢转身向内，又说了声：“游七，送客！”
王锡爵看张居正说得这么绝情，一下子火冒三丈，这一下激动起来，他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上前一步，指着张居正大声地说：“什么圣怒不可测？圣怒也是因为你啊！一切都是因为你张居正啊！”
他这一急，直呼张居正其名，也不称什么首辅大人了。
张居正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铁青的，他转过头看着王锡爵，慢慢地点着头重复了两声“因为我！因为我！”突然，他快步走到门边，从一个侍卫的腰间蹭地拔出一把刀，拿着刀转身又走到王锡爵身边。
王锡爵吓了一跳，所有人也都吓了一跳，都不知道张居正突然拔出刀来要干什么。
就在大家都惊慌失措的时候，张居正突然走到王锡爵身边，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把刀交在王锡爵的手中，举着王锡爵手里的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张居正眼含热泪却大声说：“都是因为我！你杀了我！杀了我吧！”
王锡爵惊呆了，他怎么也料不到当朝首辅会跪在他的眼前，让自己拿刀架着他。所以，王锡爵开始还有些犯愣，拿着刀傻站在那儿。等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个什么场面，他立马惊慌地把刀扔在地上，转身跑了。
王锡爵这一走，跟他来的这拨人也都作鸟兽散，一下子就走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张居正还长跪当地，身前一把短刀，脸上泪水长流！
我记得我读《明史纪事本末》，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正是一个深秋的漫漫长夜。我在昏黄的灯下，在泛黄的书页上，在漫漫长夜里，似乎真的听到过一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孤独的呐喊，也确实感受到了一个灵魂的孤独与彷徨。
后来老有人说，张居正一个堂堂的内阁首辅，居然当众给王锡爵下跪，还拿刀架着脖子耍横，这多少有些泼皮无赖的性格。我就不明白了，张居正手上握着当时最高的权力，当世最大的强权，他要想排除异己，他完全可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何至于要耍无赖呢？他这要真是耍无赖，他所受的耻辱又何尝弱于那些要被梃杖的君子们？那他又有何面目再位居内阁首辅的要职，再来领导群臣呢？
难道考成法是靠耍无赖才收到成效的吗？
难道一条鞭法是靠耍无赖才得以试行的吗？
难道外除边患、内平叛乱是靠耍无赖能做到的吗？
难道财政危机是靠耍无赖能解决的吗？
难道黄河水患是靠耍无赖能治理的吗？
难道八达岭上那条至今雄伟的大明万里长城是靠耍无赖堆积起来的吗？
如果这真的叫无赖的话，那我不禁想化用辛弃疾的词来表达一下我此刻的感受——“最喜居正无赖，本色沧海横流！”
梃杖与理想
张居正经此一跪，算是横下心来了，最终没有被士大夫们的伦理道德绑架，但最终他也走向了一个孤独者的情感极端。
从此，他坚定了夺情的决心，绝不让手中的大权旁落，也绝不允许他呕心沥血创立的万历新政走上夭折之路。
他活一天，就要坚守一天；他活一刻，就要把他的万历新政再往前推进一步！
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他要严刑峻法，对所有改革的反对者与阻挠者痛下狠手。而这，就从他的学生、从他的同乡、从那几个要挨梃杖的“君子们”那儿开始吧！
吴中行等人最终没躲得过梃杖的刑罚。据多种史料和典籍记载，当时的情况让人惨不忍睹。
赵用贤比较胖，身上被打掉下来的肉，据说片片都有巴掌大小；而吴中行被打完后，腿上因为要割下腐肉的太多，所以腿上后来留下一个一尺见方的洞；艾穆、邹元标等人则被打断双腿，落下终身残疾。要不是当时士大夫们请来最好的名医，一等梃杖完就抬下来赶快施救，这几个人估计活下来都挺困难的。
可这几位虽然受刑甚苦，却一个个没有半分怨言，反倒终身都觉得这是种莫大的荣耀，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视为是道德的楷模，认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正是文人所追求的气节。
说老实话，这确实是一种气节，因为这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某种信仰的坚持与执着。
但我认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信仰，但却没理想。
很多人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有理想，说我以后要怎样怎样，要如何建功立业，但长大后呢？一碰到残酷、冰冷的现实，年少的理想就彻底成为了梦想。
所以我们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大多都已像凋零的花。”
所以大多数人的“理想”最后不过就是随便想想而已，所以叫“理想”——心里头随便想想！
但张居正不一样，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他跟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儒家的那套东西也是他的信仰，可他比他们还多一样，就是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
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握紧自己的理想，这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不仅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勇气，也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
在世人看来，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可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就是你哪怕再没本事，但只要合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你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趾高气扬地生活。但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贡献，只要你违反了通行的社会道德标准，大家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
我们常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张居正认为自己握住了真理之手，哪怕大多数人的唾沫星子果然可以淹没他，他那只握住真理之手的手也绝不放手，我以为，这，就是他能取得盖世功绩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据说那位引发了反夺情政治海啸的张瀚，在回乡之后经常郁郁寡欢。在他临死前的弥留之际，他口中仍不停地念叨着张居正的名字。
是不是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初挑起的反夺情浪潮，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错误呢？
在这场夺情伦理风暴中，不论谁对谁错，作为风暴中心的张居正都已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奉旨夺情，坚守岗位，可工作风格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又会给万历新政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看下集：《国家利益至上》
请小万历开恩已经不可能了，别看这小皇上年龄小，但已经渐渐露出专横之态了，后来他跟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样，在万历朝的后期一个人跟所有的大臣赌气、对着干，任你是谁，也劝不了他。
通过李太后来营救吧，似乎也不太可能。你要通过太后，先得通过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啊，冯保跟张居正那是铁杆同盟，朝廷里也就张居正一个人拿他冯保当个人来看，其他的士大夫们哪看得起他一个太监啊！所以这个骂张居正、骂小万历的反夺情代表，依着冯保，恨不得秘密抓到他主管的东厂给弄死。所以想通过冯保来找太后营救，那根本就是没门儿。
只有一个人能救这几位了！
谁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还就只有张居正了！
大家先是通过外围的渠道来做工作。
比如新科状元沈懋学写信给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请他务必要搭救那几位“君子”。沈懋学是新科的状元，而张嗣修是榜眼，两个人也算英雄惺惺相惜了，所以沈懋学也曾写信给张嗣修，让他劝父亲张居正不要夺情。现在又来让张嗣修来劝张居正搭救这几位反夺情的所谓“君子”，张嗣修也火了，幸好他是个理解父亲的儿子，所以他回复沈懋学的信也就廖廖几个字，说我父亲为国夺情，便是尽孝于忠！除此之外，再不多说。
据说沈懋学后来还去信骂张嗣修，说父亲不丁忧守制，那就不算是“纯臣”，而你不能劝阻你的父亲，你就不算是“诤子”。你们父子这样是要被后人骂的。
张嗣修呢？根本不搭理他，从此与沈懋学绝交。
沈懋学又写信给当时的名士、张居正的亲家、南京都察院的右都御史李幼滋，请求他出面劝张居正不要夺情，并搭救这几位君子。结果李幼滋回信给他，上来就说，你别看你是状元，你说的这些伦理纲常，那就是宋儒头巾语，迂腐之极，这也就是宋朝积弱的根本所在。张居正夺情不奔丧，那是圣贤治世王道，你的才学根本就没法领会。
说沈懋学看了这信气得浑身发抖，气得甚至辞职回家了。临辞职前，说他也上了个反夺情的奏折，可这时候万历已经下令，所有反夺情的奏折一律不准向上呈递，所以他没能捞着一起挨梃杖，这也让这位状元觉得挺遗憾的。
看看通过外围的办法来找张居正已经不可能了，正义的君子们只得软得不行就来硬的了。
眼见离梃杖临刑还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带着几十位翰林院的同僚来张府求见张居正。因为张居正也是出身翰林院，所以这些同事按道理他不能不见。
可张居正还就是不见。游七出来跟王锡爵说，老爷在灵堂为老太爷守孝，吩咐谁也不见。
王锡爵哪肯善罢干休啊，反复地哀求游七再去通报。游七看着他们这拨人就来气，有心要耍他们，进去了一趟，再出来一趟；出来一趟，再进去一趟。折腾了半天，让王锡爵央求了半天，但回答还是一样，就两个字：不见！
王锡爵这个气啊，心的话我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院学士，在这儿低声下气地求你这下人半天，你张居正居然还是不见。王锡爵也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趁游七一没留神，从游七身边蹭地就窜进门去了。游七赶忙伸手去拦，却没拦住。其他人像抢购打折商品似的，看王锡爵硬撞进去了，呼啦一下就跟着都撞进来了。
游七在后面直叫“王大人请留步！王大人请留步！”
可王锡爵根本不回头，直冲到灵堂里来。
王锡爵还没进屋，就听到灵堂里一声冷笑，然后就听到张居正在说：“王大人当真豪放得很，灵堂静地，也是你闯的吗？”
王锡爵见到身着孝服的张居正一拱手说：“锡爵冒失，首辅大人原谅。然人命关天，想高堂泉下有知，谅也不会见怪。”
张居正冷眼看着王锡爵，说“人命关天，家父不怪。难道我张居正尽忠为国，家父就会怪罪我吗？”
王锡爵听了一愣，心想现在救人要紧，也不要再讨论夺情的是非了，所以他说：“首辅大人尽忠为国，世人皆知。然因一已之私，若至人伦之情、师生之谊、君子之份于不顾，这恐怕也难逃天下汹汹之口啊！”
张居正听了这话，眼皮一耷拉，看着香案上香烛出神地说：“居正此刻一身守孝，至于夺情与否，全赖皇上定夺，天下事与我何干？”
王锡爵听了都急了，心想再扯皮扯下去，这几个人可怎么救啊？所以他也不再绕圈子，直奔主题说：“天下事怎与首辅大人无干？现在吴中行这几个人即将被处以梃杖，首辅大人不是最不主张梃杖的吗？现在这些事皆因大人而起，大人怎能不搭救他们？”
张居正一听，念叨了两声“梃杖啊梃杖”，然后一抬头看着王锡爵说：“圣怒不可测，我张居正也无能为力！”说罢转身向内，又说了声：“游七，送客！”
王锡爵看张居正说得这么绝情，一下子火冒三丈，这一下激动起来，他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上前一步，指着张居正大声地说：“什么圣怒不可测？圣怒也是因为你啊！一切都是因为你张居正啊！”
他这一急，直呼张居正其名，也不称什么首辅大人了。
张居正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铁青的，他转过头看着王锡爵，慢慢地点着头重复了两声“因为我！因为我！”突然，他快步走到门边，从一个侍卫的腰间蹭地拔出一把刀，拿着刀转身又走到王锡爵身边。
王锡爵吓了一跳，所有人也都吓了一跳，都不知道张居正突然拔出刀来要干什么。
就在大家都惊慌失措的时候，张居正突然走到王锡爵身边，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把刀交在王锡爵的手中，举着王锡爵手里的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张居正眼含热泪却大声说：“都是因为我！你杀了我！杀了我吧！”
王锡爵惊呆了，他怎么也料不到当朝首辅会跪在他的眼前，让自己拿刀架着他。所以，王锡爵开始还有些犯愣，拿着刀傻站在那儿。等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个什么场面，他立马惊慌地把刀扔在地上，转身跑了。
王锡爵这一走，跟他来的这拨人也都作鸟兽散，一下子就走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张居正还长跪当地，身前一把短刀，脸上泪水长流！
我记得我读《明史纪事本末》，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正是一个深秋的漫漫长夜。我在昏黄的灯下，在泛黄的书页上，在漫漫长夜里，似乎真的听到过一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孤独的呐喊，也确实感受到了一个灵魂的孤独与彷徨。
后来老有人说，张居正一个堂堂的内阁首辅，居然当众给王锡爵下跪，还拿刀架着脖子耍横，这多少有些泼皮无赖的性格。我就不明白了，张居正手上握着当时最高的权力，当世最大的强权，他要想排除异己，他完全可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何至于要耍无赖呢？他这要真是耍无赖，他所受的耻辱又何尝弱于那些要被梃杖的君子们？那他又有何面目再位居内阁首辅的要职，再来领导群臣呢？
难道考成法是靠耍无赖才收到成效的吗？
难道一条鞭法是靠耍无赖才得以试行的吗？
难道外除边患、内平叛乱是靠耍无赖能做到的吗？
难道财政危机是靠耍无赖能解决的吗？
难道黄河水患是靠耍无赖能治理的吗？
难道八达岭上那条至今雄伟的大明万里长城是靠耍无赖堆积起来的吗？
如果这真的叫无赖的话，那我不禁想化用辛弃疾的词来表达一下我此刻的感受——“最喜居正无赖，本色沧海横流！”
梃杖与理想
张居正经此一跪，算是横下心来了，最终没有被士大夫们的伦理道德绑架，但最终他也走向了一个孤独者的情感极端。
从此，他坚定了夺情的决心，绝不让手中的大权旁落，也绝不允许他呕心沥血创立的万历新政走上夭折之路。
他活一天，就要坚守一天；他活一刻，就要把他的万历新政再往前推进一步！
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他要严刑峻法，对所有改革的反对者与阻挠者痛下狠手。而这，就从他的学生、从他的同乡、从那几个要挨梃杖的“君子们”那儿开始吧！
吴中行等人最终没躲得过梃杖的刑罚。据多种史料和典籍记载，当时的情况让人惨不忍睹。
赵用贤比较胖，身上被打掉下来的肉，据说片片都有巴掌大小；而吴中行被打完后，腿上因为要割下腐肉的太多，所以腿上后来留下一个一尺见方的洞；艾穆、邹元标等人则被打断双腿，落下终身残疾。要不是当时士大夫们请来最好的名医，一等梃杖完就抬下来赶快施救，这几个人估计活下来都挺困难的。
可这几位虽然受刑甚苦，却一个个没有半分怨言，反倒终身都觉得这是种莫大的荣耀，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视为是道德的楷模，认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正是文人所追求的气节。
说老实话，这确实是一种气节，因为这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某种信仰的坚持与执着。
但我认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信仰，但却没理想。
很多人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有理想，说我以后要怎样怎样，要如何建功立业，但长大后呢？一碰到残酷、冰冷的现实，年少的理想就彻底成为了梦想。
所以我们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大多都已像凋零的花。”
所以大多数人的“理想”最后不过就是随便想想而已，所以叫“理想”——心里头随便想想！
但张居正不一样，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他跟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儒家的那套东西也是他的信仰，可他比他们还多一样，就是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
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握紧自己的理想，这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不仅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勇气，也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
在世人看来，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可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就是你哪怕再没本事，但只要合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你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趾高气扬地生活。但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贡献，只要你违反了通行的社会道德标准，大家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
我们常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张居正认为自己握住了真理之手，哪怕大多数人的唾沫星子果然可以淹没他，他那只握住真理之手的手也绝不放手，我以为，这，就是他能取得盖世功绩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据说那位引发了反夺情政治海啸的张瀚，在回乡之后经常郁郁寡欢。在他临死前的弥留之际，他口中仍不停地念叨着张居正的名字。
是不是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初挑起的反夺情浪潮，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错误呢？
在这场夺情伦理风暴中，不论谁对谁错，作为风暴中心的张居正都已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奉旨夺情，坚守岗位，可工作风格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又会给万历新政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看下集：《国家利益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