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周代篇（104）
理财高手——白圭
白圭(前370年一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早年白圭读书，见范摇、计然帮助越王勾践富国强兵，其中有“夏则资皮，冬则资干；早则资船，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等语，就有很多感慨。他又联想到范多后来弃官经商，隐姓改名为朱公，在陶地(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同好几个诸侯的都城交通，货物流通便利，最终成了巨富，人们一谈起富翁，就会以“陶朱公”作比喻。陶朱公之所以成为巨富，也无非是实践了上述那些策略而已。白圭还读到过孔子的弟子子贡成为巨富的事，他利用出使其他国家的机会，发现了各国间的商品差价，于是进行贩卖，无非就是贱买贵卖使他成为富翁的。
白圭就决定暂时辍学，利用家中所剩无几的钱财去经商。开始时就靠手提肩扛地进行小规模的贩卖，成功后，白圭用挣得的钱购置了车辆，买卖的规模比原先大了。继而他购置了更多的车辆，并雇佣了劳力，组织成车队，进行更大规模的贩卖。有知识有智慧的白圭不仅赚取地区性差价，而且注意赚取季节性差价。白圭成了战国时代首屈一指的巨富。白圭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当庄稼成熟的时节，就买进粮食，而出售丝、布匹、生漆等商品；当蚕茧结成时，他就收购新丝，出售粮食。白圭始终在观察时节的变化，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贱买贵卖中不断地积累。
白圭和范兹都曾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早，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早，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白圭在农业经济循环说的基础上，提出经商贸易致富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即所谓“治生之术”。他的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依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认为：趁年岁丰收、谷价下跌之时，收进谷物，出售丝、漆等物；年岁歉收时，趁谷价上涨出售谷物，而收进帛、絮等物，可从贱买和贵卖两方面得利。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基本经济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日各代的设市贸易、运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白圭致富后，广泛读书。他于兵家、法家、阴阳家，乃至神巫占卜之书无所不读。丰富的知识促使他进一步升华他的经商理论。他用天文知识和占星术来预测年称的好坏，比如：月亮在卯的位置，今年大丰收。明年的收成会减少：月亮在午的位置，本年就会遭到旱灾，明年却是个大丰收年。能预测来年的农业成就，当然就能决定来年的经商项目。因此白圭的决策很少失误。白圭认为经商者应谈过节俭生活，要禁戒嗜好，要同自己的雇佣者同苦乐，这样才能积累财富，扩大规模，形成规模。他强调在看准时机后，当当机立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还强调，善于经商的人要有丰富的学识，要有“智、用、仁、强”等素质，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样。精于运筹、指挥和制断，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是掌握不了“治生之术”的 白圭为国理财，长从大处着眼，通关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连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祖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的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低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僵不能所守，虽雨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国家治国统兵要求同意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洛家的头脑。
在两千多年前，白圭就有了这么好的经商思想，实在难得。
白圭(前370年一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早年白圭读书，见范摇、计然帮助越王勾践富国强兵，其中有“夏则资皮，冬则资干；早则资船，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等语，就有很多感慨。他又联想到范多后来弃官经商，隐姓改名为朱公，在陶地(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同好几个诸侯的都城交通，货物流通便利，最终成了巨富，人们一谈起富翁，就会以“陶朱公”作比喻。陶朱公之所以成为巨富，也无非是实践了上述那些策略而已。白圭还读到过孔子的弟子子贡成为巨富的事，他利用出使其他国家的机会，发现了各国间的商品差价，于是进行贩卖，无非就是贱买贵卖使他成为富翁的。
白圭就决定暂时辍学，利用家中所剩无几的钱财去经商。开始时就靠手提肩扛地进行小规模的贩卖，成功后，白圭用挣得的钱购置了车辆，买卖的规模比原先大了。继而他购置了更多的车辆，并雇佣了劳力，组织成车队，进行更大规模的贩卖。有知识有智慧的白圭不仅赚取地区性差价，而且注意赚取季节性差价。白圭成了战国时代首屈一指的巨富。白圭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当庄稼成熟的时节，就买进粮食，而出售丝、布匹、生漆等商品；当蚕茧结成时，他就收购新丝，出售粮食。白圭始终在观察时节的变化，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贱买贵卖中不断地积累。
白圭和范兹都曾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早，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早，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白圭在农业经济循环说的基础上，提出经商贸易致富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即所谓“治生之术”。他的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依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认为：趁年岁丰收、谷价下跌之时，收进谷物，出售丝、漆等物；年岁歉收时，趁谷价上涨出售谷物，而收进帛、絮等物，可从贱买和贵卖两方面得利。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基本经济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日各代的设市贸易、运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白圭致富后，广泛读书。他于兵家、法家、阴阳家，乃至神巫占卜之书无所不读。丰富的知识促使他进一步升华他的经商理论。他用天文知识和占星术来预测年称的好坏，比如：月亮在卯的位置，今年大丰收。明年的收成会减少：月亮在午的位置，本年就会遭到旱灾，明年却是个大丰收年。能预测来年的农业成就，当然就能决定来年的经商项目。因此白圭的决策很少失误。白圭认为经商者应谈过节俭生活，要禁戒嗜好，要同自己的雇佣者同苦乐，这样才能积累财富，扩大规模，形成规模。他强调在看准时机后，当当机立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还强调，善于经商的人要有丰富的学识，要有“智、用、仁、强”等素质，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样。精于运筹、指挥和制断，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是掌握不了“治生之术”的 白圭为国理财，长从大处着眼，通关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连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祖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的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低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僵不能所守，虽雨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国家治国统兵要求同意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洛家的头脑。
在两千多年前，白圭就有了这么好的经商思想，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