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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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周代篇(21)

    功勋卓著—狐堰

    狐僵(?一前630年),亦称子犯、舅犯、咎犯、臼犯、狐子,春秋时晋国上卿。

    狐僵生于大戎。其姊(或妹)狐姬嫁于太子诡诸(晋献公)后,其父狐突“事晋为大夫”,狐堰即随其父至晋都曲沃(今山西闻喜)。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似、赵衰等。这几个人“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教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来楚成王赞他“广而俭,文而有礼”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献公八年(前671年),迁都绛(今山西新绛),狐僵随重耳至绛。献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限县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石楼),狐堰又随重耳至蒲。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诬诌申生有拭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组身亡。狐僵保重耳“备守蒲城”,一年后出亡。有关狐僵这数十年的事迹,史载不详。据考,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即已成人,狐很寄人篱下,尽为父为师之劳,不会有大的作为,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公染于舅犯,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评价中肯贴切。

    狐僵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宏图霸业。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惬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僵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可见,这个决定不失为上策。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惬反劝他赴齐。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已无力帮助重耳“成事”,齐桓公虽年已垂暮,但雄心犹在,欲借晋为助,与秦楚抗衡,维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段没”,“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泽。嫁同宗之女姜氏于重耳为妻,赐以车马二十乘。重耳一住五年,乐而忘归。只是由于齐桓公卒,五子争立,诸侯叛齐,内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动”,才毅然决定离开齐国。这时,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愈志消沉。他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僵与赵衰等密谋于桑树下,又与姜氏商定酒醉重耳,车载而离齐。重耳酒醒后,已远离齐国,大怒,执戈追杀狐僵。很说:“如果杀臣可以得晋,臣乐矣。”重耳恼恨地骂:“若大业不成,吾食舅氏之肉!”僵说:“事不成,我也不知死所,谁还能和豺狼争食呢?”之后,经鲁国,过郑国,历楚国,到秦国。如果不是狐僵机智果敢地迫使重耳离齐,重耳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文公霸业将无从谈起。

    献公去世后,晋大夫里克杀骊姬及其子奚齐,使屠岸夷到蒲迎公子重耳即位。重耳犹豫不定,询问狐很。很说:“国内丧乱,众亲不顺,焉能因国而导民?”于是重耳辞绝了屠岸夷。不久,里克游说于秦穆公,秦国借口吊献公丧,使公子萦说服重耳得国。狐惬阻止说:“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岂能以我为仁!又岂能以我为信!不仁不信,何能有长久之利?!”重耳听从,谢绝了秦使。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归晋复国.行到黄河岸边,重耳下令把残破的生活用品扔掉。随员中,凡是手足脱股、面貌焦黑的靠后边走。狐僵闻听,长夜痛哭。重耳不解地问:“你不愿我返国执政吗?”僵说:笾豆,吃饭之器;席薄,睡卧之需,你为什么抛弃不用?面目热黑,手足拼服者为劳苦有功的人,你为什么嫌弃?我为你弃食、弃功而哭。”狐惬又把玉璧还给重耳,说:“臣从君巡游于天下,臣之罪很多,我自己倘且知道,何况国君?请从此而别。”重耳知错,将玉璧投于黄河,与狐僵盟誓:“如不与舅氏同心,有如白水。”于是重耳渡河到曲沃即位,是为晋文公。

    重耳返国,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江不已,国乱民优。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那郑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那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

    然而,从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浪之战,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文公何以能宣信诸侯.称雄天下呢?《左传》云.文公历游诸国,备尝“险阻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猫。事实上,这是狐僵、赵衰等股肚之臣,帮助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土”的结果,其中,狐很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一,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摇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匿”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简师父、左邸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待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僵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偏安于边睡,一直在凯砚晋国的领土。狐僵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人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举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僵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禧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限城(今山西汾阳),王人成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人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孤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文公用狐偃谋,出兵征伐鲁、卫二国以解宋围。文公使狐很将上军,僵推荐其兄狐毛担任,自己辅佐,而取五鹿(今河南a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撤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狐僵偃略上蔑视敌人,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日‘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日‘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四月,楚国军队占据要地,文公十分优患。狐偃说:“楚师理曲而兵老,晋师理直而兵壮,晋与楚战必得诸侯。若败,晋国表里山河,必然无害。”战争中间,狐偃、先较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击溃楚国右师,狐毛将上军挡住乱窜的逃兵,与狐偃夹攻楚国左师,楚军以“败绩”告终。

    城浪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改变了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从此开始了晋楚争霸中原的百年历史。关于战争的指挥者,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先较。事实上,狐僵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淮。”是有道理的。连晋文公也盛赞“偃言万世之功”,给狐很以极高的评价。

    晋文公六年(前631年)夏六月“狐偃代晋国与周、宋、齐、陈、蔡、秦等国盟于狄泉,奠定了晋国盟主地位。文公七年(前630年)秋,狐偃又随文公参加了晋秦围郑之役,是年冬去世。葬于今新绛县北二十里之九原。第二年冬,晋文公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