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初到商务及《万有文库》出版的缘起
文/王云五
当我正为小规模的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的时候，突然有人推荐我为全国最大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给我推荐的人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时的一位卓越学生胡适之。适之原名洪，毕业于新公学，并曾任教短时期后，投考清华学校的留学试时，改名“适”，号适之。他在美国获有博士学位，归国后即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他来北大任教时，我已由北平回到南方的上海，虽曾通信，却还没有晤面的机会。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适之的声望日隆。其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是高梦旦（凤谦）先生。他是第二任的所长，继第一任张菊生（元济）先生之后，任职已多年；自己常以不懂外国文字为憾。商务印书馆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努力出版有关新文化的书籍。因此，屡屡求贤自代，他看中了胡适之，盼望他能够俯就商务的编译所所长。经过了多次劝驾，适之毕竟碍于情面，应允了；但以先行尝试几个月为条件，如果尝试后自己认为于性情尚无不合，固可勉为应命，否则务请原谅。于是择定民国十年（1921）暑假，暂时不用任何名义，来编译所作客两月，详为观察。其后适之把商务编译所的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著名出版家。曾任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多所大学的英文教授。主持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主持出版了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内容和工作研究清楚，一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一面却以编译所所长的任务关于行政方面较多，和他的个性不很相宜，遂对高先生说明在暑假后仍回北大教书。高先生夙重信义，也最能尊重他人的意旨，因此，他对适之不便强留，唯不得已思其次，请适之为物色一替人。他极崇拜适之，也就认为适之推荐的人是没有不适当的。事有凑巧，适之和我暌违十几年后，直至此次来上海小住，我们才有机会话旧，而且常相过从。他从前知道我读书做事都能吃苦，又曾发现我在青年时期做过一件傻事，把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次留沪，又知我十余年来读书做事的经过和最近从事于编译事业。不知道他怎样决定下来，事前绝未和我商量，径把我推荐于高先生，作为他的替人。高先生于我向无一面之雅，对于我的著译，据后来对我说，虽略曾寓目，以多系从外文译成中文，他既不懂外文，也就无从判别优劣。可是一经适之推荐，便毫不迟疑地郑重考虑。经适之介绍我们一次晤谈后，他即向商务印书馆当局举我自代。我呢？因为正想从事于编译工作，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让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大着胆去尝试。因此，我除了和适之从前所提的唯一条件，就是给我三个月尝试再行定夺外，同时并请高先生和商务印书馆当局千万不要客气，届时纵然我愿继续下去，而他们对我不甚满意，尽管明白表示；因为事关一个大规模出版事业的前途，如果宾主间不能忠诚合作，我定然是知难而退的。
本年的旧历中秋节，我便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尝试。初时我也没有什么名义，每日和高先生在一起，承他把编译所的工作和内容详细见告，并由他把种种问题和我商量。我在编译所观察了不满三月，并提出了一道改进编译所的意见书，送请高先生和他的前任所长而现任商务印书馆监理的张菊生先生考虑是否妥当。如能在原则上予以支持，董事会也无相反的意见，我当勉留任职；但即使任职，初期只好暂定为试办一年，试办期满，彼此都有重行考虑之自由。我的改进意见，经高张两先生详加考虑，并转示若干董事后，居然承他们接纳，并衷诚表示，在我接任编译所所长后，当极力支持我从事于改进。我获得此项诺言，也就乐意接任。于是正式受聘为该馆编译所所长，同时并承高先生允屈就编译所出版部部长之职，从技术方面协助我。此种精神实难能可贵。
我在接任编译所所长之第一年内，即自十年（1921）底迄十一年（1922）底，首先实施后开三事：
（一）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
此为就编译所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分科性质。同时极力罗致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主持新设各部，或任所内外编辑。计新聘人士有朱经农、唐擘黄（钺）、竺藕舫（可桢）、段抚群（育华）诸君；又馆外特约编辑有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铨）、秉农山（志）诸君，皆上海南京两地之名教授。稍后续聘任叔永（鸿隽）、周鲠生（览）、陶孟和（履恭）诸君为编辑。编译所经上述改组后，人才颇充实。
（二）创编各科小丛书，以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之准备。
我接任编译所伊始，以商务印书馆最初之出版物，主要为中小学教科书，次则编印参考用的工具书，如《辞源》《新字典》等；稍后更影印古籍之《四部丛刊》等。至于其他有关新学之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即以尚无整体计划之故。我为补此缺憾，首先拟从治学门径着手，就是编印各科入门之小丛书。
（三）将编译所原附设之英文函授科扩充，改称函授学社，以原设之英文为一科，增设算学科与商业专科。
我自从二十岁左右便开始感到图书馆的重要。自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次年，即筹议为国内小图书馆植其初基。我的具体办法，就是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再时而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订约编印专科丛书；凡此皆所以谋充实图书馆之供应。尤以东方图书馆由我整理经年，已于十六年（1927）正式公开。其次一步骤，当是推己及人，想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的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质言之，我的理想便是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各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并使这些图书馆之分类索引及其他管理工作极度简单化。我本此目的，自十七年（1928）一月正式开始筹备，期以一年有半的积极工作，于次年暑假开始陆续供应。我初时拟为该丛书定名为“千种丛书”，即并合各科丛书一千种，为一部综合的大丛书。后来细加考虑，犹以为未足，曾寓有以一万册同样大小的有用图书，分期供应于图书馆。最后考虑的结果，始定名为“万有文库”，隐喻以一万册为最终目标之意，而不以千种为限。
经过了一年来的筹备，迄十八年（1929）二三月工作已告成。计收入图书一千零十种，都一亿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参考书十巨册。于是决定从是年七月开始发行，其前三月先售预约，预约价为三百六十元。以如此大规模而有系统之丛书，售价如此低廉，确系空前之举。因此，我深信销路无问题，遂主张初版即印五千部。那时候，商务印书馆采取合议制，最高层之会议，称为总务处会议，系以总经理、两位经理及三所所长构成，列席人员则有总务处机要科科长或副科长及编译所出版部部长。会议所讨论事项皆为总务处或三所所长所提之要案。此次因《万有文库》发行预约，关系重大，我以编译所所长地位提出此案付讨论。讨论中，对于文库内容及预约价均无异议，独对于初版五千部之议，列席之盛桐荪君认为似属过多，值得考虑。盛君之见解原甚正确，但那时候，我的自信力过强，且虽参加商务印书馆七八年，却专注意于编译方面，对营业还未尝作深刻的研究；只以自己辛辛苦苦，成此盛举，桐荪竟浇以冷水，不禁深为不满，因即极力反驳，谓不应以传统之见解，衡量此一空前之经营。桐荪虽加解说，措辞也甚委婉，但我那时候不知何故，仍滔滔不绝，驳斥其所持理由。幸高先生与我至稔，深知我的脾气，乃以半幽默的态度，把我和缓下来。当然会议的结果，还是接受我的提案，初版径印五千部，桐荪也不复声辩。
会议后，我渐回复客观的态度，颇觉我在会议中的发言不免有些过火，但仍认为五千部之售罄不成问题。可是实行预约后，初期的成绩不尽如理想。
想不到正当我开始焦虑之时，突然出现一颗救星。这便是我并不认识的钱新之先生。其时他正担任浙江省的财政厅厅长，对于相沿下来的一笔陋规，原可归公，但亦不妨由私人利用；如能用以举办一项公益，实最适当。他偶然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位朋友虽认识我，却没有什么交情，但他甚注意出版物的广告。自从发现商务印书馆发售《万有文库》预约的广告，认为极有意义，正想自己预约一部，因钱先生谈起该款之利用，又知道《万有文库》堪充一个具体而微的图书馆，遂举以告钱先生，请他考虑。钱先生后来派人取到《万有文库》的目录和样张，深明其性质，自计如以此款购《万有文库》，照预约价可得七十余部，如就浙省每县各赠与一部，使已有图书馆者充实其藏书，尚无图书馆者，则据以奠立图书馆的初基；如此化私为公，化无用为大用，实甚值得，遂即与商务印书馆接洽。由于此系大批定购，当可就预约价再打一折扣，每部实收不满三百元，是该款实际可购八十余部，浙省每县平均可分得一部。此一交易，遂告成议。我得此鼓励，精神为之一振，遂计划集体预约办法，分别按合购部数之多少，予以相当折扣；一面分函各分馆，向各该省教育厅或其他主管机关接洽，并举浙省之先例。果不出所料，各省集体定购者至少五十部，多至一二百部，不久便增加了二千余部之预约。同时，私人藏书家亦闻风而起，纷纷定购，直至预约期满，订出部数达六千余，超出原定初版部数一千以上，遂不得不增加印数。及增印消息传出后，订购部数续有增加。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将原定预约限期酌予延展，最后结束，竟定出八千部左右。
上述《万有文库》第一集，自十八年（1929）开始预约，分期出书，中经“一·二八”之变，商务印书馆濒于危亡，备尝艰苦，卒竟全功。于是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又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该集与第一集为一贯之计划，在组织上有其相同者，自亦不能无相异者。相同者原以竟未竟之功，相异者自以弥已往之阙。
第二集之全体字数，约共一亿九千万，较《四库全书》之七亿余字，等于其四分之一。至于两集合计，括有新旧图书千七百种，都四千册，以每册平均六万字计，合二亿四千万字，而两集所附之参考巨籍字数均未列入，已当《四库全书》七亿余字三分之一，如连同参考巨籍，且约等于《四库全书》著录字数二分之一。
在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均已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约八千部，第二集约六千部。而凭借该文库以成立之新图书馆在二千以上。余更谋普及文库之功用，曾就两集四千册中，精选一千二百册，计为书五百种，以《万有文库》简篇名义发行；由于卷帙较少，更适于私人购藏。惟发行未几，抗战突起，国军逐步后撤，致简篇未能普遍流通。
当我正为小规模的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的时候，突然有人推荐我为全国最大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给我推荐的人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时的一位卓越学生胡适之。适之原名洪，毕业于新公学，并曾任教短时期后，投考清华学校的留学试时，改名“适”，号适之。他在美国获有博士学位，归国后即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他来北大任教时，我已由北平回到南方的上海，虽曾通信，却还没有晤面的机会。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适之的声望日隆。其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是高梦旦（凤谦）先生。他是第二任的所长，继第一任张菊生（元济）先生之后，任职已多年；自己常以不懂外国文字为憾。商务印书馆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努力出版有关新文化的书籍。因此，屡屡求贤自代，他看中了胡适之，盼望他能够俯就商务的编译所所长。经过了多次劝驾，适之毕竟碍于情面，应允了；但以先行尝试几个月为条件，如果尝试后自己认为于性情尚无不合，固可勉为应命，否则务请原谅。于是择定民国十年（1921）暑假，暂时不用任何名义，来编译所作客两月，详为观察。其后适之把商务编译所的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著名出版家。曾任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多所大学的英文教授。主持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主持出版了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内容和工作研究清楚，一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一面却以编译所所长的任务关于行政方面较多，和他的个性不很相宜，遂对高先生说明在暑假后仍回北大教书。高先生夙重信义，也最能尊重他人的意旨，因此，他对适之不便强留，唯不得已思其次，请适之为物色一替人。他极崇拜适之，也就认为适之推荐的人是没有不适当的。事有凑巧，适之和我暌违十几年后，直至此次来上海小住，我们才有机会话旧，而且常相过从。他从前知道我读书做事都能吃苦，又曾发现我在青年时期做过一件傻事，把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次留沪，又知我十余年来读书做事的经过和最近从事于编译事业。不知道他怎样决定下来，事前绝未和我商量，径把我推荐于高先生，作为他的替人。高先生于我向无一面之雅，对于我的著译，据后来对我说，虽略曾寓目，以多系从外文译成中文，他既不懂外文，也就无从判别优劣。可是一经适之推荐，便毫不迟疑地郑重考虑。经适之介绍我们一次晤谈后，他即向商务印书馆当局举我自代。我呢？因为正想从事于编译工作，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让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大着胆去尝试。因此，我除了和适之从前所提的唯一条件，就是给我三个月尝试再行定夺外，同时并请高先生和商务印书馆当局千万不要客气，届时纵然我愿继续下去，而他们对我不甚满意，尽管明白表示；因为事关一个大规模出版事业的前途，如果宾主间不能忠诚合作，我定然是知难而退的。
本年的旧历中秋节，我便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尝试。初时我也没有什么名义，每日和高先生在一起，承他把编译所的工作和内容详细见告，并由他把种种问题和我商量。我在编译所观察了不满三月，并提出了一道改进编译所的意见书，送请高先生和他的前任所长而现任商务印书馆监理的张菊生先生考虑是否妥当。如能在原则上予以支持，董事会也无相反的意见，我当勉留任职；但即使任职，初期只好暂定为试办一年，试办期满，彼此都有重行考虑之自由。我的改进意见，经高张两先生详加考虑，并转示若干董事后，居然承他们接纳，并衷诚表示，在我接任编译所所长后，当极力支持我从事于改进。我获得此项诺言，也就乐意接任。于是正式受聘为该馆编译所所长，同时并承高先生允屈就编译所出版部部长之职，从技术方面协助我。此种精神实难能可贵。
我在接任编译所所长之第一年内，即自十年（1921）底迄十一年（1922）底，首先实施后开三事：
（一）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
此为就编译所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分科性质。同时极力罗致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主持新设各部，或任所内外编辑。计新聘人士有朱经农、唐擘黄（钺）、竺藕舫（可桢）、段抚群（育华）诸君；又馆外特约编辑有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铨）、秉农山（志）诸君，皆上海南京两地之名教授。稍后续聘任叔永（鸿隽）、周鲠生（览）、陶孟和（履恭）诸君为编辑。编译所经上述改组后，人才颇充实。
（二）创编各科小丛书，以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之准备。
我接任编译所伊始，以商务印书馆最初之出版物，主要为中小学教科书，次则编印参考用的工具书，如《辞源》《新字典》等；稍后更影印古籍之《四部丛刊》等。至于其他有关新学之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即以尚无整体计划之故。我为补此缺憾，首先拟从治学门径着手，就是编印各科入门之小丛书。
（三）将编译所原附设之英文函授科扩充，改称函授学社，以原设之英文为一科，增设算学科与商业专科。
我自从二十岁左右便开始感到图书馆的重要。自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次年，即筹议为国内小图书馆植其初基。我的具体办法，就是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再时而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订约编印专科丛书；凡此皆所以谋充实图书馆之供应。尤以东方图书馆由我整理经年，已于十六年（1927）正式公开。其次一步骤，当是推己及人，想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的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质言之，我的理想便是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各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并使这些图书馆之分类索引及其他管理工作极度简单化。我本此目的，自十七年（1928）一月正式开始筹备，期以一年有半的积极工作，于次年暑假开始陆续供应。我初时拟为该丛书定名为“千种丛书”，即并合各科丛书一千种，为一部综合的大丛书。后来细加考虑，犹以为未足，曾寓有以一万册同样大小的有用图书，分期供应于图书馆。最后考虑的结果，始定名为“万有文库”，隐喻以一万册为最终目标之意，而不以千种为限。
经过了一年来的筹备，迄十八年（1929）二三月工作已告成。计收入图书一千零十种，都一亿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参考书十巨册。于是决定从是年七月开始发行，其前三月先售预约，预约价为三百六十元。以如此大规模而有系统之丛书，售价如此低廉，确系空前之举。因此，我深信销路无问题，遂主张初版即印五千部。那时候，商务印书馆采取合议制，最高层之会议，称为总务处会议，系以总经理、两位经理及三所所长构成，列席人员则有总务处机要科科长或副科长及编译所出版部部长。会议所讨论事项皆为总务处或三所所长所提之要案。此次因《万有文库》发行预约，关系重大，我以编译所所长地位提出此案付讨论。讨论中，对于文库内容及预约价均无异议，独对于初版五千部之议，列席之盛桐荪君认为似属过多，值得考虑。盛君之见解原甚正确，但那时候，我的自信力过强，且虽参加商务印书馆七八年，却专注意于编译方面，对营业还未尝作深刻的研究；只以自己辛辛苦苦，成此盛举，桐荪竟浇以冷水，不禁深为不满，因即极力反驳，谓不应以传统之见解，衡量此一空前之经营。桐荪虽加解说，措辞也甚委婉，但我那时候不知何故，仍滔滔不绝，驳斥其所持理由。幸高先生与我至稔，深知我的脾气，乃以半幽默的态度，把我和缓下来。当然会议的结果，还是接受我的提案，初版径印五千部，桐荪也不复声辩。
会议后，我渐回复客观的态度，颇觉我在会议中的发言不免有些过火，但仍认为五千部之售罄不成问题。可是实行预约后，初期的成绩不尽如理想。
想不到正当我开始焦虑之时，突然出现一颗救星。这便是我并不认识的钱新之先生。其时他正担任浙江省的财政厅厅长，对于相沿下来的一笔陋规，原可归公，但亦不妨由私人利用；如能用以举办一项公益，实最适当。他偶然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位朋友虽认识我，却没有什么交情，但他甚注意出版物的广告。自从发现商务印书馆发售《万有文库》预约的广告，认为极有意义，正想自己预约一部，因钱先生谈起该款之利用，又知道《万有文库》堪充一个具体而微的图书馆，遂举以告钱先生，请他考虑。钱先生后来派人取到《万有文库》的目录和样张，深明其性质，自计如以此款购《万有文库》，照预约价可得七十余部，如就浙省每县各赠与一部，使已有图书馆者充实其藏书，尚无图书馆者，则据以奠立图书馆的初基；如此化私为公，化无用为大用，实甚值得，遂即与商务印书馆接洽。由于此系大批定购，当可就预约价再打一折扣，每部实收不满三百元，是该款实际可购八十余部，浙省每县平均可分得一部。此一交易，遂告成议。我得此鼓励，精神为之一振，遂计划集体预约办法，分别按合购部数之多少，予以相当折扣；一面分函各分馆，向各该省教育厅或其他主管机关接洽，并举浙省之先例。果不出所料，各省集体定购者至少五十部，多至一二百部，不久便增加了二千余部之预约。同时，私人藏书家亦闻风而起，纷纷定购，直至预约期满，订出部数达六千余，超出原定初版部数一千以上，遂不得不增加印数。及增印消息传出后，订购部数续有增加。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将原定预约限期酌予延展，最后结束，竟定出八千部左右。
上述《万有文库》第一集，自十八年（1929）开始预约，分期出书，中经“一·二八”之变，商务印书馆濒于危亡，备尝艰苦，卒竟全功。于是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又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该集与第一集为一贯之计划，在组织上有其相同者，自亦不能无相异者。相同者原以竟未竟之功，相异者自以弥已往之阙。
第二集之全体字数，约共一亿九千万，较《四库全书》之七亿余字，等于其四分之一。至于两集合计，括有新旧图书千七百种，都四千册，以每册平均六万字计，合二亿四千万字，而两集所附之参考巨籍字数均未列入，已当《四库全书》七亿余字三分之一，如连同参考巨籍，且约等于《四库全书》著录字数二分之一。
在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均已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约八千部，第二集约六千部。而凭借该文库以成立之新图书馆在二千以上。余更谋普及文库之功用，曾就两集四千册中，精选一千二百册，计为书五百种，以《万有文库》简篇名义发行；由于卷帙较少，更适于私人购藏。惟发行未几，抗战突起，国军逐步后撤，致简篇未能普遍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