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和我的作者们
文/杨葵
一直做编辑，书、报、刊都编过，主业是图书编辑。先后与几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我这里，都一样的身份——作者。
要写“我和我的作者们”，没一个想落下。可是，不算那些只读了书稿，外加通信联络，没见过面的，单是最后有书稿经我编发出书的，就几百名，真要逐个写下来，读者不耐烦不说，这篇文章也要写到猴年马月。还是有选择地写比较现实。选择的标准，既非作者名声大小，亦非与我私交深浅，只看故事有没有意思。
电脑里有个文档叫“历年所编书目”，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我编发每本书的资料，书名、作者、发稿时间，等等。当年做这记录，只是出于记事习惯，以备有案可查；时过境迁，二十年后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线索，始料未及。
罗永昌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先在一编室看自然来稿。正杨葵（1968—），江苏淮阴人。历任作家出版社编辑、策划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社长助理兼市场经营领导组长。参与创建《作家文摘》报。曾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奖”，策划有《哈佛女孩刘亦婷》等畅销书。
跃跃欲试要报第一本出书选题，突然出了问题。
副社长亚芳找我谈话，神情诡秘，难以启齿的样子。我年轻气盛，没大没小地直言：有话尽管直说。
直说出来的话是这样：遵照上级（作家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国作家协会）相关指示，今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需下基层锻炼，为期一年。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别的单位应届毕业生都下乡了，我们照顾你，下乡算了，就地锻炼吧，去校对科。
年轻的特点，一是觉得自个儿了不起，傲得没边儿；二是顶瞧不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那年二十一岁正年轻，所以亚芳话音未落，我这厢两大特点化作两股情绪同时迸发，心里一万个不服气，开口却是一百个不耐烦地干净利落脆：说吧，哪天搬桌子？
其实也是因为，就算我想挣巴，也挣巴不出个名堂，那是1989年夏天。那个特殊年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挣巴的权利。很多同学在那年秋天，背着行李去乡村锻炼了，比如武汉大学毕业的邱华栋，就被派到京郊某县某乡，协助乡干部管理计划生育大事。
虽然人在校对科上班，但因为是编辑下放锻炼，所以我仍需同时审读编辑部的部分自然来稿。很快，从自然来稿中刨出一粒金子。
江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叫罗永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爹爹坑》，写他家乡的一些人情世故。故事出奇的好，句子出奇的拙朴，有点像贾平凹，没太被污染却又有心的农民小天才。我连夜写了夸奖的审稿意见，第二天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编室主任。主任看完也颇多溢美之辞，嘱我跟踪这位作者。
之后几个月内，我和罗永昌往返书信二三十封。那时还没有网络，全是白纸黑字真正的信，没一句闲言碎语，全在谈小说。短则一两页，长则七八页。他接受了我不少建议，将小说彻底重新翻写。
一天傍晚，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居然是罗永昌，说来北京了，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
半小时后，我见到了这小哥们儿，差不多和我同龄，典型农民相，傻傻的憨憨的，衣着寒酸。紧张，外加赣南口音很重，几乎说不利落话。聊了半天才知道，这是他生平头一次走出江西，当然也是头一次来北京，更是第一次见编辑，《爹爹坑》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我对他说：你别紧张，那什么，我呢，也是头一次见作者。
后来小罗没考上中戏，又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同样落榜。依他的说法，来了北京才知道，即便他过了文化考试的关，面试时也肯定要被刷下来。我问为什么，他结巴吭哧半天，最后说：我和那些人太不一样了……我太土了。
《爹爹坑》终审没能过关，当时全社正在压缩选题，如小罗这样的新作者，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我找终审据理力争，说小说写得如何棒，终审说，小说写的是不错，但确实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先放放吧。他还借机给我上了一课，说出版社这么多年下来，真正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最后出版的，只有一位作者的一部小说，也是河南一个农民。我当时听了这话，想起在学校，周边不少同学动不动就往出版社投稿，期待有朝一日突然被选中，真是瞎折腾。
这是我头一次以编辑身份与作者打交道，前后耗时半年多，结果出版未遂。后来我说服出版社，给小罗所在县的群众艺术馆写了推荐信，没过多久，小罗被调到县上工作，吃了皇粮。他很高兴，又写了好几页纸的信，谢了又谢。我心里有愧，没再回。
冰心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为止二十年编辑工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上学期间，编过校园小说集《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选集《我的兽》等几本书，但从出版专业角度说，这几本书我是“编著者”；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在校对科八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搜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几班，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正举办“巴金冰心世纪友情展”，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一贯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兴趣，甚至莫名地有种逆反情绪，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甚至个别篇目还有口号文学之嫌；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也就从那一刻起，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任何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道理很简单，一是有色眼镜当然有欺骗性；二呢，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一个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然后，周明明提了个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少编辑工作都有利用公家之便的嫌疑，比如用单位的复印机印文稿，用了上班时间，等等；另外，要出版，也必须经过冰心本人同意，所以她提出，请她的顶头上司、文学馆当时的副馆长舒乙共同担当这本书的编选者。舒乙是老舍之子，和冰心关系形同母子，有他协助，老太太那儿的版权自然无虞。我当场夸赞师姐就是师姐，想得周到。
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166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优哉游哉。她聊作家协会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她聊原来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还记得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十分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代不过去。
傅惟慈、董乐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盘录像带，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新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因为听说它引发不少争议，欧美多处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编自希腊人卡赞扎基的同名小说，所以在找录像带的同时，出于职业敏感，还在找这本书，想趁热打铁翻译出版。年底终于找到了英译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译者，首先想到翻译界老前辈傅惟慈。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德语、英语，他翻译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等，都是我上中学时的挚爱。由他来译，质量绝对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着《基督的最后诱惑》英译本，求到傅先生门下。他说，书先放着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书，只闲聊。先聊旅行。他说酷爱旅行，只要在家待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了。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
对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来又聊到，我也发烧古典音乐，老先生立时兴趣大增，开了瓶红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过了些天，傅先生约我再次登门。他说书看完了，值得译，不过太长了，一个人译时间上有问题。他提出，由他找个人合译。我心里正暗暗失望，心想肯定是要找个学生译，再由他审校。万没想到他说：人选已有，比我小一岁的好友董乐山。
我一惊。傅、董二位都是多大的腕儿啊，随便哪个肯亲自动手已属不易，居然还联合？前所未有吧？
董先生真的答应了，傅先生带我同去董先生家签订翻译合同。闲聊中，话赶话地，董先生讲了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董先生讲完这故事说，不是我傲，是我在这书上花费的心血太大了，别人做不到，我有这份自信。然后，董先生顺着这话头说，现在人都没什么耐心，做事都舍不得花工夫，出版物上错误连篇。你们作家社前两年出版过我翻译的《中午的黑暗》，封面居然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董东山。这次要不是老傅来劝我，还夸你做事细心，我是绝不会再与贵社合作的。
傅先生译前半部，董先生译后半部，译稿很快齐、清、定交来，精彩自不待言。可有个问题：他俩的语感有差异，傅先生奔放一些，如滔滔大河；董先生则以严谨见长，不温不火，用词非常谨慎。我做编辑，当然得解决这问题，可是面对当代翻译界最高权威的手稿，不敢轻易下笔改动。
跟董先生说起这苦恼，他鼓励说：在尊重原著和译者双方的前提下，文字统一的工作非常必要；与此同时，他又极其自信地说：我和老傅在准确一点上，应该没问题，改动时请格外注意。
编辑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之久，字斟句酌，我对译稿做了极其细微的调整，主要是在两人衔接的部分。
出书后，去董先生家送书，当时他没多说什么，只说封面做得还行。那个晚上，我有点忐忑，我知道董先生会看，生怕自己的哪处改动会被董先生责备。
第二天刚一进办公室，接到董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微笑着说：书看了，挺好的，哎呀，时间隔得久了，我都忘了自己是从哪章开始译的了。我听这话心花怒放，同时感激董先生之情在内心涌动。我明白，他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肯定我的编辑工作。
1999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邂逅一位朋友，捧着一篮鲜花，正在等出租车。问他欲往何处，他说要去董先生家吊唁。我这才知道，董先生已去天国。
让人欣慰的是，傅先生还硬硬朗朗的。大约三四年前吧，有天我在后海银碇桥边坐着吹春风，桥上风风火火冲下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竟然是傅先生，还那么精神矍铄。
一直做编辑，书、报、刊都编过，主业是图书编辑。先后与几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我这里，都一样的身份——作者。
要写“我和我的作者们”，没一个想落下。可是，不算那些只读了书稿，外加通信联络，没见过面的，单是最后有书稿经我编发出书的，就几百名，真要逐个写下来，读者不耐烦不说，这篇文章也要写到猴年马月。还是有选择地写比较现实。选择的标准，既非作者名声大小，亦非与我私交深浅，只看故事有没有意思。
电脑里有个文档叫“历年所编书目”，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我编发每本书的资料，书名、作者、发稿时间，等等。当年做这记录，只是出于记事习惯，以备有案可查；时过境迁，二十年后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线索，始料未及。
罗永昌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先在一编室看自然来稿。正杨葵（1968—），江苏淮阴人。历任作家出版社编辑、策划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社长助理兼市场经营领导组长。参与创建《作家文摘》报。曾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奖”，策划有《哈佛女孩刘亦婷》等畅销书。
跃跃欲试要报第一本出书选题，突然出了问题。
副社长亚芳找我谈话，神情诡秘，难以启齿的样子。我年轻气盛，没大没小地直言：有话尽管直说。
直说出来的话是这样：遵照上级（作家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国作家协会）相关指示，今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需下基层锻炼，为期一年。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别的单位应届毕业生都下乡了，我们照顾你，下乡算了，就地锻炼吧，去校对科。
年轻的特点，一是觉得自个儿了不起，傲得没边儿；二是顶瞧不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那年二十一岁正年轻，所以亚芳话音未落，我这厢两大特点化作两股情绪同时迸发，心里一万个不服气，开口却是一百个不耐烦地干净利落脆：说吧，哪天搬桌子？
其实也是因为，就算我想挣巴，也挣巴不出个名堂，那是1989年夏天。那个特殊年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挣巴的权利。很多同学在那年秋天，背着行李去乡村锻炼了，比如武汉大学毕业的邱华栋，就被派到京郊某县某乡，协助乡干部管理计划生育大事。
虽然人在校对科上班，但因为是编辑下放锻炼，所以我仍需同时审读编辑部的部分自然来稿。很快，从自然来稿中刨出一粒金子。
江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叫罗永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爹爹坑》，写他家乡的一些人情世故。故事出奇的好，句子出奇的拙朴，有点像贾平凹，没太被污染却又有心的农民小天才。我连夜写了夸奖的审稿意见，第二天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编室主任。主任看完也颇多溢美之辞，嘱我跟踪这位作者。
之后几个月内，我和罗永昌往返书信二三十封。那时还没有网络，全是白纸黑字真正的信，没一句闲言碎语，全在谈小说。短则一两页，长则七八页。他接受了我不少建议，将小说彻底重新翻写。
一天傍晚，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居然是罗永昌，说来北京了，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
半小时后，我见到了这小哥们儿，差不多和我同龄，典型农民相，傻傻的憨憨的，衣着寒酸。紧张，外加赣南口音很重，几乎说不利落话。聊了半天才知道，这是他生平头一次走出江西，当然也是头一次来北京，更是第一次见编辑，《爹爹坑》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我对他说：你别紧张，那什么，我呢，也是头一次见作者。
后来小罗没考上中戏，又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同样落榜。依他的说法，来了北京才知道，即便他过了文化考试的关，面试时也肯定要被刷下来。我问为什么，他结巴吭哧半天，最后说：我和那些人太不一样了……我太土了。
《爹爹坑》终审没能过关，当时全社正在压缩选题，如小罗这样的新作者，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我找终审据理力争，说小说写得如何棒，终审说，小说写的是不错，但确实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先放放吧。他还借机给我上了一课，说出版社这么多年下来，真正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最后出版的，只有一位作者的一部小说，也是河南一个农民。我当时听了这话，想起在学校，周边不少同学动不动就往出版社投稿，期待有朝一日突然被选中，真是瞎折腾。
这是我头一次以编辑身份与作者打交道，前后耗时半年多，结果出版未遂。后来我说服出版社，给小罗所在县的群众艺术馆写了推荐信，没过多久，小罗被调到县上工作，吃了皇粮。他很高兴，又写了好几页纸的信，谢了又谢。我心里有愧，没再回。
冰心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为止二十年编辑工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上学期间，编过校园小说集《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选集《我的兽》等几本书，但从出版专业角度说，这几本书我是“编著者”；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在校对科八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搜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几班，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正举办“巴金冰心世纪友情展”，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一贯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兴趣，甚至莫名地有种逆反情绪，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甚至个别篇目还有口号文学之嫌；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也就从那一刻起，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任何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道理很简单，一是有色眼镜当然有欺骗性；二呢，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一个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然后，周明明提了个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少编辑工作都有利用公家之便的嫌疑，比如用单位的复印机印文稿，用了上班时间，等等；另外，要出版，也必须经过冰心本人同意，所以她提出，请她的顶头上司、文学馆当时的副馆长舒乙共同担当这本书的编选者。舒乙是老舍之子，和冰心关系形同母子，有他协助，老太太那儿的版权自然无虞。我当场夸赞师姐就是师姐，想得周到。
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166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优哉游哉。她聊作家协会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她聊原来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还记得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十分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代不过去。
傅惟慈、董乐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盘录像带，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新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因为听说它引发不少争议，欧美多处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编自希腊人卡赞扎基的同名小说，所以在找录像带的同时，出于职业敏感，还在找这本书，想趁热打铁翻译出版。年底终于找到了英译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译者，首先想到翻译界老前辈傅惟慈。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德语、英语，他翻译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等，都是我上中学时的挚爱。由他来译，质量绝对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着《基督的最后诱惑》英译本，求到傅先生门下。他说，书先放着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书，只闲聊。先聊旅行。他说酷爱旅行，只要在家待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了。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
对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来又聊到，我也发烧古典音乐，老先生立时兴趣大增，开了瓶红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过了些天，傅先生约我再次登门。他说书看完了，值得译，不过太长了，一个人译时间上有问题。他提出，由他找个人合译。我心里正暗暗失望，心想肯定是要找个学生译，再由他审校。万没想到他说：人选已有，比我小一岁的好友董乐山。
我一惊。傅、董二位都是多大的腕儿啊，随便哪个肯亲自动手已属不易，居然还联合？前所未有吧？
董先生真的答应了，傅先生带我同去董先生家签订翻译合同。闲聊中，话赶话地，董先生讲了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董先生讲完这故事说，不是我傲，是我在这书上花费的心血太大了，别人做不到，我有这份自信。然后，董先生顺着这话头说，现在人都没什么耐心，做事都舍不得花工夫，出版物上错误连篇。你们作家社前两年出版过我翻译的《中午的黑暗》，封面居然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董东山。这次要不是老傅来劝我，还夸你做事细心，我是绝不会再与贵社合作的。
傅先生译前半部，董先生译后半部，译稿很快齐、清、定交来，精彩自不待言。可有个问题：他俩的语感有差异，傅先生奔放一些，如滔滔大河；董先生则以严谨见长，不温不火，用词非常谨慎。我做编辑，当然得解决这问题，可是面对当代翻译界最高权威的手稿，不敢轻易下笔改动。
跟董先生说起这苦恼，他鼓励说：在尊重原著和译者双方的前提下，文字统一的工作非常必要；与此同时，他又极其自信地说：我和老傅在准确一点上，应该没问题，改动时请格外注意。
编辑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之久，字斟句酌，我对译稿做了极其细微的调整，主要是在两人衔接的部分。
出书后，去董先生家送书，当时他没多说什么，只说封面做得还行。那个晚上，我有点忐忑，我知道董先生会看，生怕自己的哪处改动会被董先生责备。
第二天刚一进办公室，接到董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微笑着说：书看了，挺好的，哎呀，时间隔得久了，我都忘了自己是从哪章开始译的了。我听这话心花怒放，同时感激董先生之情在内心涌动。我明白，他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肯定我的编辑工作。
1999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邂逅一位朋友，捧着一篮鲜花，正在等出租车。问他欲往何处，他说要去董先生家吊唁。我这才知道，董先生已去天国。
让人欣慰的是，傅先生还硬硬朗朗的。大约三四年前吧，有天我在后海银碇桥边坐着吹春风，桥上风风火火冲下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竟然是傅先生，还那么精神矍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