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最理想的生意经
文/贝内特·塞尔夫
我们出版的第一部只有兰登书屋标记的作品是列在一九二八年春的“第二号通告”里的，是与诺萨奇出版社和金鸡出版公司的书一起通告的。这部作品是洛克威尔·肯特制作的珍藏版。我曾说过，“洛克威尔，你一定得为我们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干一把。”他说，“我一向想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画插图。”这部书在“现代图书”中是最流行的丛书之一，而且不必给法国作家伏尔泰付版税，他属于公众的领域之内，是那种容易处理的作家，因为他在十八世纪就去世了。于是我们委托洛克威尔·肯特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画插图，委托艾尔玛·爱德勒在潘森印刷公司印刷。我还记得，一九二八年初我们以全部由洛克威尔·肯特签名的一千三百册出售，每册定价十五美元；还有肯特先生在画室里亲手着色的九十五册，每册定价七十五美元。上市的那天，十五美元一册的那个版本竟卖到四十五美元。这种有限的附有肯特插图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几乎变成难以到手的东西了，它是一本优美的书，由于需求过大，第二年我们又印刷了一个商业性版本，这个版本被文学协会选中了。
贝内特·塞尔夫（1898-1971），美国著名出版家，美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兰登书屋的创建人。其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20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在艾尔玛·爱德勒印刷了《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之后，我们邀请他为兰登书屋的合伙人，他同意了；但是在生意像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时候，艾尔玛却不倾向于大量的商业性印刷，所以我们又把他的股份买了回来。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难以相处的合伙人，抱怨很多而又很专制，什么事都得他说了算。在我们请其他印刷家印书时他就很嫉妒。他认为他应当总管一切。我们很快就发展得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了。他对我们很愤慨，直到他去世时依然如此，因为他坚信他本该是合伙人，而我们在开始获得成功时就把他挤掉了——他完全忽视了他对商业性出版毫无兴趣这一事实。到他去世时，兰登书屋已经举世闻名了。
一九三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也涉及洛克威尔·肯特的书。这本书出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肯特为芝加哥湖畔出版公司的r。r。唐纳利画出《白鲸》的插图，而唐纳利则把出版这本书作为一种广告。湖畔出版公司是专门出版电话簿和邮递目录册的大印刷厂，不过他们还为自己的私人乐趣而出版几部漂亮的书。其中之一就是这部别致的《白鲸》（我想是每册卖一百美元）。这是一部三卷一套的装在铝制书夹之内的书，而我们则说服了他们，允许我们推出一个一卷的商业性版本。对于这件事我们兴奋得竟然忘记把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字印在封面上了，所以我们出版的令人大吃一惊的《白鲸》，封面上只印出：“白鲸，洛克威尔·肯特插图。”（《纽约人》杂志发现了没有作家的名字。）
作为出版这本书的结果，另一扇大门向我们打开了。“每月之书俱乐部”正在取得进展。我过去从未会见过哈里·歇尔曼和他的合伙人罗伯特·海爱斯。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们《白鲸》被他们俱乐部选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兴奋——我们只不过关上办公室的门，告诉工作人员这天放假！这发生在早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只说，“回家去吧。今天放假。”
在一个书籍俱乐部选中一本书时，它是同意付钱的——它发行的每册书都付版税，这版税在作家和出版商之间对半分配。它对一定的发行数量还预先支付保证金，即使俱乐部出售不了预定的数量，预先交付的保证金也不必退还给它，但是如果销售量超额了，它对额外销售的每一册都付版税。
那时候，“每月之书俱乐部”还处于初办阶段，规模也很小，付给选中的书的保证金是五千美元，与现在它所支付的钱相比是很少的。但是在收到给我们出版的第一部商业性书籍的支票时，我们还是轻松愉快的。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每月之书俱乐部”召集了行政会议，于是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哈里·歇尔曼的信。信上说他们决定提高保证金，加一倍。尽管我们的书是在一周之前被选中的，他们认为我们也不应当少拿保证金，所以他们另外附上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呃，唐纳德和我思索了一会儿，于是我写了回信：“亲爱的歇尔曼先生：真是发生了一件异想天开的事，这使人更加相信人性之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是多了不要，少了也不退的。如果你们把五千美元的保证金削减为两千五百美元的话，我见鬼去也决不会退还你们两千五百美元的，因为我们是以五千美元达成交易的。我还必须告诉你我们兴高采烈得停业放假一天。所以现在我流着眼泪奉还你们多支付的这张五千美元支票。”
呃，他们对这封信感到十分快活，所以支票又寄了回来并附上告诫说我们不该当大傻瓜，而应当去兑换现金。于是我们又把支票寄了回去而且说：“这可完全不符合做生意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都决定最好大家进行午餐会晤——哈里·歇尔曼、罗伯特·海爱斯、唐纳德和我。到了此时，双方都极为尊敬对方，而用罢午餐之后我们已经成了生死之交——我们四个人——最后终于商妥我方拿七千五百美元，即把额外的五千美元对半分，这样一来人人都很快乐。
每个人都在公平合理地办事。而在人们公平合理时，对人人来说事情都会发展得很顺利的。这是我一生中的理论。如果你在赚钱，应让别人也赚钱。要是某人受到损害，这可不好，但是如果能够把事情弄得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这才是最理想的生意经。
我们出版的第一部只有兰登书屋标记的作品是列在一九二八年春的“第二号通告”里的，是与诺萨奇出版社和金鸡出版公司的书一起通告的。这部作品是洛克威尔·肯特制作的珍藏版。我曾说过，“洛克威尔，你一定得为我们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干一把。”他说，“我一向想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画插图。”这部书在“现代图书”中是最流行的丛书之一，而且不必给法国作家伏尔泰付版税，他属于公众的领域之内，是那种容易处理的作家，因为他在十八世纪就去世了。于是我们委托洛克威尔·肯特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画插图，委托艾尔玛·爱德勒在潘森印刷公司印刷。我还记得，一九二八年初我们以全部由洛克威尔·肯特签名的一千三百册出售，每册定价十五美元；还有肯特先生在画室里亲手着色的九十五册，每册定价七十五美元。上市的那天，十五美元一册的那个版本竟卖到四十五美元。这种有限的附有肯特插图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几乎变成难以到手的东西了，它是一本优美的书，由于需求过大，第二年我们又印刷了一个商业性版本，这个版本被文学协会选中了。
贝内特·塞尔夫（1898-1971），美国著名出版家，美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兰登书屋的创建人。其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20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在艾尔玛·爱德勒印刷了《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之后，我们邀请他为兰登书屋的合伙人，他同意了；但是在生意像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时候，艾尔玛却不倾向于大量的商业性印刷，所以我们又把他的股份买了回来。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难以相处的合伙人，抱怨很多而又很专制，什么事都得他说了算。在我们请其他印刷家印书时他就很嫉妒。他认为他应当总管一切。我们很快就发展得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了。他对我们很愤慨，直到他去世时依然如此，因为他坚信他本该是合伙人，而我们在开始获得成功时就把他挤掉了——他完全忽视了他对商业性出版毫无兴趣这一事实。到他去世时，兰登书屋已经举世闻名了。
一九三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也涉及洛克威尔·肯特的书。这本书出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肯特为芝加哥湖畔出版公司的r。r。唐纳利画出《白鲸》的插图，而唐纳利则把出版这本书作为一种广告。湖畔出版公司是专门出版电话簿和邮递目录册的大印刷厂，不过他们还为自己的私人乐趣而出版几部漂亮的书。其中之一就是这部别致的《白鲸》（我想是每册卖一百美元）。这是一部三卷一套的装在铝制书夹之内的书，而我们则说服了他们，允许我们推出一个一卷的商业性版本。对于这件事我们兴奋得竟然忘记把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字印在封面上了，所以我们出版的令人大吃一惊的《白鲸》，封面上只印出：“白鲸，洛克威尔·肯特插图。”（《纽约人》杂志发现了没有作家的名字。）
作为出版这本书的结果，另一扇大门向我们打开了。“每月之书俱乐部”正在取得进展。我过去从未会见过哈里·歇尔曼和他的合伙人罗伯特·海爱斯。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们《白鲸》被他们俱乐部选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兴奋——我们只不过关上办公室的门，告诉工作人员这天放假！这发生在早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只说，“回家去吧。今天放假。”
在一个书籍俱乐部选中一本书时，它是同意付钱的——它发行的每册书都付版税，这版税在作家和出版商之间对半分配。它对一定的发行数量还预先支付保证金，即使俱乐部出售不了预定的数量，预先交付的保证金也不必退还给它，但是如果销售量超额了，它对额外销售的每一册都付版税。
那时候，“每月之书俱乐部”还处于初办阶段，规模也很小，付给选中的书的保证金是五千美元，与现在它所支付的钱相比是很少的。但是在收到给我们出版的第一部商业性书籍的支票时，我们还是轻松愉快的。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每月之书俱乐部”召集了行政会议，于是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哈里·歇尔曼的信。信上说他们决定提高保证金，加一倍。尽管我们的书是在一周之前被选中的，他们认为我们也不应当少拿保证金，所以他们另外附上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呃，唐纳德和我思索了一会儿，于是我写了回信：“亲爱的歇尔曼先生：真是发生了一件异想天开的事，这使人更加相信人性之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是多了不要，少了也不退的。如果你们把五千美元的保证金削减为两千五百美元的话，我见鬼去也决不会退还你们两千五百美元的，因为我们是以五千美元达成交易的。我还必须告诉你我们兴高采烈得停业放假一天。所以现在我流着眼泪奉还你们多支付的这张五千美元支票。”
呃，他们对这封信感到十分快活，所以支票又寄了回来并附上告诫说我们不该当大傻瓜，而应当去兑换现金。于是我们又把支票寄了回去而且说：“这可完全不符合做生意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都决定最好大家进行午餐会晤——哈里·歇尔曼、罗伯特·海爱斯、唐纳德和我。到了此时，双方都极为尊敬对方，而用罢午餐之后我们已经成了生死之交——我们四个人——最后终于商妥我方拿七千五百美元，即把额外的五千美元对半分，这样一来人人都很快乐。
每个人都在公平合理地办事。而在人们公平合理时，对人人来说事情都会发展得很顺利的。这是我一生中的理论。如果你在赚钱，应让别人也赚钱。要是某人受到损害，这可不好，但是如果能够把事情弄得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这才是最理想的生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