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高屋建瓴——毛泽东的领导风采(3)
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日双方基本矛盾后，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阶段；第三阶段是“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者写道，“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永远正确的。”是的，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正确。
毛泽东是预测战争趋势的行家里手。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及时分析了战局的发展。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军赶走；二是持久，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从而使战争转入持久。
在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地区同敌人形成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告诫说，中国人民必须要有所准备，防止美帝国主义乱来。为了避免仓促应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及时作出了第一步部署。边防军组成以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集训。
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分子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牵制住，南满的电力也将被控制。所以，出兵朝鲜不仅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它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结合，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过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中央政治局达成一致意见，正式作出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如果没有东北边防军组建在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组织起来并开赴前线。9月底，东北边防军一切准备就绪，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所以，毛泽东10月8日命令一下，由东北边防军改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保和平、保家乡了。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组建，体现了毛泽东的妙算，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预见预测既帮助我们看到有利因素有利条件，也能帮助我们看到不利因素不利条件。有利因素有利条件可以帮助我们下决心定下决策目标，而不利因素不利条件则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地制订对策。对策可以避免未来的风险，消除未来的不利，确保途径的畅通和决策目标的达成。当领导者预见到形势有利、前景美好、目标远大时就会极大地激励广大群众的士气和热情，将他们的创新热情和潜能激发出来，而这样做对决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利的。
（二）重庆谈判的抉择
毛泽东的决策非常重视原则的坚定性、严肃性，也特别重视策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并且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更具有艺术特色。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然而蒋介石却企图抢占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由后方调至前线，于是大打“和谈”的幌子，玩弄假和平的诡计，从8月14日至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直接举行谈判。
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派谁前往？什么时候前往？若去又谈什么？怎么谈？这一系列问题亟待毛泽东和党中央抉择。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党中央的主席，从安全考虑，不能亲自去重庆。有的人认为，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去了也没什么用。毛泽东的决策是以和平、民主为原则的，是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原则的。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以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重庆谈判。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蒋介石内心里正是不希望我们去，他可以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以便他发动战争。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不仅应该去，而且必须去。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显示了一个领袖的胆略、气魄和大无畏的气概，更显示了在革命紧要关头决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针锋相对”是原则性，也是灵活性。毛泽东讲，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谈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经过反复的谈判，斗智斗勇，蒋介石被迫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承认和平团结的大政方针。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完全输了理，我们共产党就完全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毛泽东在决策任何时候都是坚持原则不动摇的，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十分灵活，善于妥协，富有创造性。在重庆谈判时一方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人民军队的数量及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在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毛泽东认为，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主动仗。一切事情都从实际出发，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的装配和数量不如敌人，因此就应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可见，没有灵活性，原则性也就落空了；没有原则性，灵活性就没用了。
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决策是一个领导干部成熟的标志之一。制定决策要及时，实施决策仍要及时。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根据事态的发展，根据蒋介石的言行，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确保了自己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他认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仍然有巩固的基础。因此应加强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随时准备收复失地。
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和太平洋舰队分三路进入东北。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进军东北的时机来了。由于苏联受中苏友好条约的限制，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为了抓住机会，毛泽东又果断决策：部队待命，干部先行。事不宜迟，一支1500余人的干部队伍向东北地区进发了，而且又迅速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
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思路，得到毛泽东的认同。于是，一方面毛泽东在重庆宣布作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把南方的公开退却和北方的秘密战略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9月，我军配合苏军解放了热河、辽宁全省和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西部和南部，先后接管了一些重要城市，成立了民主政府，很快打开了东北的局面。
（三）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在华北、华东和东北战场上丢了71万人马，于是将“全面进攻”的策略改为“重点进攻”。其中，延安就是蒋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的23万兵力，企图以绝对优势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当时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人，与国民党的兵力正好是1∶10。延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象征，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地力。敌强我弱，形势险峻。延安是撤是守？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决策者的面前，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当时，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野战军和地方军投入练兵热潮，民兵和群众也积极参军参战，广大军民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坚决不让国民党占领延安一寸土地。毛泽东理解广大军民的想法和心情，但是他的思考要比一般人深入得多，他得出的结论也与众不同。换言之，他的决策艺术更有创造性。毛泽东毅然做出的决策是：全部撤出延安，留空城一座。当然对于这一决策，很多战士和群众想不通，一些干部也想不通。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他的决策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撤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多占一点地方，多背几个包袱，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高明就高明在决策的目的明确，他知道抓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很有策略，很有灵活性。毛泽东在给干部战士做思想工作时说，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现在敌人拼命地要我们的延安，可以，我们奉送几眼窑洞，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大家肯定会同意，拿延安换取全中国合算。
1948年4月22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一天，延安按着毛泽东的预料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点。他分析问题总是有一种用“大”看“小”的全局观念、整体观念，考虑到与决策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方方面面的联系，方方面面的影响。系统思维的另一层含义是用“长”看“短”，面向未来看现在，用长远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看眼前的问题和现实的问题。再者，系统思维要“正”“负”兼顾，既要看到问题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尤其是看到不利转为有利的一面。毛泽东之所以暂时撤离延安，是为了达到“换取全中国”这一决策的大目标。他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寻求并实现决策的大目标。为了实现大目标，必要的成本是要付出的。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十分高明。其中最突出的几条是：第一，决策要深谋远虑，明确大目标；第二，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第三，全方位多层次考虑决策问题，善于系统思维；第四，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第五，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敢于负责。决策的大目标一定要明确。
三、高明的工作方法
（一）注重调查研究
善于调查研究是一切领导者的基本功，是实现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调查研究是思想方法，又是工作方法。有了调查研究，科学的领导决策才有可能。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以下四点：一是了解情况，获取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做好激励和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发现人才，为用人提供依据；四是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了解群众的需求，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调查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各种决策的制定和修正提供依据，包括为用人的决策提供依据。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也十分善于调查研究。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是为了让群众接受他的决策，理解他的决策，从而自觉地实施他的决策。他总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曾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前两次打祝家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没有作出正确的调查。第三次的调查周密，方法得当，所以三打祝家庄就成功了。有了明确的调查研究的目的，才会得到明确的决策目标。调查研究有很多用处，但其主要用处是为领导决策直接提供依据。毛泽东一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比如开座谈会、个别访谈、通过报纸媒体、听汇报等方法，这其中既有直接的调查方法，也有间接的调查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县城，他利用红军发动群众之机在寻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毛泽东经过20多天的调查，又召开了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请与会者核对材料，讨论问题，做到广泛征询意见，真正集思广益。终于在1931年2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写出了10万字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还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在《调查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说，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又有什么不公道呢？1964年6月《调查工作》被收入《毛泽东着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倡导的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与他后来一直倡导的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虚心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因此要眼睛向下，不能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的。他认为，搞调查研究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在解放前毛泽东到兴国、长冈乡和才溪乡及其他地方作调查时，都是把被调查的对象当作可敬的先生，自己则是一个谦恭的学生。解放以后毛泽东到各地调查更是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不能看眼色行事。
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开调查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毛泽东说：“这次调查会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1956年初，我们已有了3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对苏联的模式的主要缺点有所认识。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工作中的教训，在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思考。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别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一连工作两个多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性地提出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自己讲过，“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者写道，“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永远正确的。”是的，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正确。
毛泽东是预测战争趋势的行家里手。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及时分析了战局的发展。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军赶走；二是持久，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从而使战争转入持久。
在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地区同敌人形成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告诫说，中国人民必须要有所准备，防止美帝国主义乱来。为了避免仓促应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及时作出了第一步部署。边防军组成以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集训。
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分子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牵制住，南满的电力也将被控制。所以，出兵朝鲜不仅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它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结合，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过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中央政治局达成一致意见，正式作出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如果没有东北边防军组建在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组织起来并开赴前线。9月底，东北边防军一切准备就绪，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所以，毛泽东10月8日命令一下，由东北边防军改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保和平、保家乡了。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组建，体现了毛泽东的妙算，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预见预测既帮助我们看到有利因素有利条件，也能帮助我们看到不利因素不利条件。有利因素有利条件可以帮助我们下决心定下决策目标，而不利因素不利条件则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地制订对策。对策可以避免未来的风险，消除未来的不利，确保途径的畅通和决策目标的达成。当领导者预见到形势有利、前景美好、目标远大时就会极大地激励广大群众的士气和热情，将他们的创新热情和潜能激发出来，而这样做对决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利的。
（二）重庆谈判的抉择
毛泽东的决策非常重视原则的坚定性、严肃性，也特别重视策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并且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更具有艺术特色。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然而蒋介石却企图抢占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由后方调至前线，于是大打“和谈”的幌子，玩弄假和平的诡计，从8月14日至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直接举行谈判。
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派谁前往？什么时候前往？若去又谈什么？怎么谈？这一系列问题亟待毛泽东和党中央抉择。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党中央的主席，从安全考虑，不能亲自去重庆。有的人认为，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去了也没什么用。毛泽东的决策是以和平、民主为原则的，是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原则的。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以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重庆谈判。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蒋介石内心里正是不希望我们去，他可以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以便他发动战争。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不仅应该去，而且必须去。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显示了一个领袖的胆略、气魄和大无畏的气概，更显示了在革命紧要关头决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针锋相对”是原则性，也是灵活性。毛泽东讲，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谈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经过反复的谈判，斗智斗勇，蒋介石被迫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承认和平团结的大政方针。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完全输了理，我们共产党就完全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毛泽东在决策任何时候都是坚持原则不动摇的，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十分灵活，善于妥协，富有创造性。在重庆谈判时一方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人民军队的数量及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在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毛泽东认为，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主动仗。一切事情都从实际出发，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的装配和数量不如敌人，因此就应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可见，没有灵活性，原则性也就落空了；没有原则性，灵活性就没用了。
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决策是一个领导干部成熟的标志之一。制定决策要及时，实施决策仍要及时。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根据事态的发展，根据蒋介石的言行，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确保了自己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他认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仍然有巩固的基础。因此应加强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随时准备收复失地。
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和太平洋舰队分三路进入东北。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进军东北的时机来了。由于苏联受中苏友好条约的限制，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为了抓住机会，毛泽东又果断决策：部队待命，干部先行。事不宜迟，一支1500余人的干部队伍向东北地区进发了，而且又迅速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
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思路，得到毛泽东的认同。于是，一方面毛泽东在重庆宣布作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把南方的公开退却和北方的秘密战略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9月，我军配合苏军解放了热河、辽宁全省和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西部和南部，先后接管了一些重要城市，成立了民主政府，很快打开了东北的局面。
（三）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在华北、华东和东北战场上丢了71万人马，于是将“全面进攻”的策略改为“重点进攻”。其中，延安就是蒋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的23万兵力，企图以绝对优势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当时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人，与国民党的兵力正好是1∶10。延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象征，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地力。敌强我弱，形势险峻。延安是撤是守？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决策者的面前，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当时，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野战军和地方军投入练兵热潮，民兵和群众也积极参军参战，广大军民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坚决不让国民党占领延安一寸土地。毛泽东理解广大军民的想法和心情，但是他的思考要比一般人深入得多，他得出的结论也与众不同。换言之，他的决策艺术更有创造性。毛泽东毅然做出的决策是：全部撤出延安，留空城一座。当然对于这一决策，很多战士和群众想不通，一些干部也想不通。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他的决策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撤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多占一点地方，多背几个包袱，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高明就高明在决策的目的明确，他知道抓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很有策略，很有灵活性。毛泽东在给干部战士做思想工作时说，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现在敌人拼命地要我们的延安，可以，我们奉送几眼窑洞，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大家肯定会同意，拿延安换取全中国合算。
1948年4月22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一天，延安按着毛泽东的预料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点。他分析问题总是有一种用“大”看“小”的全局观念、整体观念，考虑到与决策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方方面面的联系，方方面面的影响。系统思维的另一层含义是用“长”看“短”，面向未来看现在，用长远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看眼前的问题和现实的问题。再者，系统思维要“正”“负”兼顾，既要看到问题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尤其是看到不利转为有利的一面。毛泽东之所以暂时撤离延安，是为了达到“换取全中国”这一决策的大目标。他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寻求并实现决策的大目标。为了实现大目标，必要的成本是要付出的。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十分高明。其中最突出的几条是：第一，决策要深谋远虑，明确大目标；第二，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第三，全方位多层次考虑决策问题，善于系统思维；第四，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第五，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敢于负责。决策的大目标一定要明确。
三、高明的工作方法
（一）注重调查研究
善于调查研究是一切领导者的基本功，是实现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调查研究是思想方法，又是工作方法。有了调查研究，科学的领导决策才有可能。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以下四点：一是了解情况，获取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做好激励和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发现人才，为用人提供依据；四是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了解群众的需求，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调查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各种决策的制定和修正提供依据，包括为用人的决策提供依据。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也十分善于调查研究。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是为了让群众接受他的决策，理解他的决策，从而自觉地实施他的决策。他总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曾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前两次打祝家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没有作出正确的调查。第三次的调查周密，方法得当，所以三打祝家庄就成功了。有了明确的调查研究的目的，才会得到明确的决策目标。调查研究有很多用处，但其主要用处是为领导决策直接提供依据。毛泽东一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比如开座谈会、个别访谈、通过报纸媒体、听汇报等方法，这其中既有直接的调查方法，也有间接的调查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县城，他利用红军发动群众之机在寻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毛泽东经过20多天的调查，又召开了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请与会者核对材料，讨论问题，做到广泛征询意见，真正集思广益。终于在1931年2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写出了10万字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还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在《调查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说，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又有什么不公道呢？1964年6月《调查工作》被收入《毛泽东着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倡导的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与他后来一直倡导的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虚心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因此要眼睛向下，不能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的。他认为，搞调查研究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在解放前毛泽东到兴国、长冈乡和才溪乡及其他地方作调查时，都是把被调查的对象当作可敬的先生，自己则是一个谦恭的学生。解放以后毛泽东到各地调查更是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不能看眼色行事。
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开调查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毛泽东说：“这次调查会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1956年初，我们已有了3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对苏联的模式的主要缺点有所认识。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工作中的教训，在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思考。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别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一连工作两个多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性地提出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自己讲过，“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