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执两用中”的智慧
《中庸》说：“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六章）
“执两用中”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社会管理以及一切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都离不开执两用中。例如，领袖管理民众，企业管理员工，既要实现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和谐，又要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就必须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要善于在“众论之极致”中贯彻和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政策，两者都需要“执两用中”。
儒学大师曾国藩说：“天下之道，非两不立”，“中则治，偏则乱”。“执两”是控驭全局，“用中”是选择支点，如同杠杆一样。“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执两用中是大智慧，有着无穷力量。
（一）从0.618优选法说起
在生产和科学实验中，为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达到目标，常常运用0.618法寻找配方配比的最佳值和操作条件的最佳点。其方法是：
（1）在“两个极端”（其确定往往带有主观性或经验性）之间寻找0.618点作第一次试验；并且在两极的中位数上作第二次试验。这是寻找善端。
（2）比较两次实验结果优劣。如果是0.618优，则以中点为极点再寻找新的0.618和中点做试验；如果是原两极的中点优，则以0.618处作极点，再寻找新的0.618和中点做试验。
（3）如此反复进行，直到最终找到最佳值和最佳点。
例如炼一种特殊钢，每吨要加某种元素，经验或资料告诉我们，该种元素的加入量，每吨钢应在1000克至2000克之间，为了迅速找出该元素最合适的加入量，使指标达到最佳值，可运用上述0.618法和中点法，不断缩小范围并最终找到最佳值。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寻找“科学的”极点，因为只有用极点确定科学，0.618法才有效。
与此类似的单因素优选法还有对分法和分数法（如1/2，2/3，3/5，5/8，8/13，13/21……这种由斐波纳奇级数组成的分数愈到后面，分数值愈接近0.618）。
把上述0.618法与《中庸》关于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说明（下节将详述）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的相似性。
（二）“舜其大知也与！”
舜是上古中国的部落首领，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毛泽东都崇拜过舜。舜的“执两用中”主要用于政治决策和管理决策，涉及部落内政外交的各种事务。部落的生存发展和内部关系是否和谐，决定于领导者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舜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呢？
《中庸》中说的“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包含了“执两用中”——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部智慧。
第一，《中庸》把“执两用中”——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定位于“大智”：根性的智慧、道智，而不是“小聪明”、“小算计”。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方针、政策是战略性的，关系全局的。好比走路，如果方向错了，一切努力都会白费，甚至更糟。
第二，是“好问而好察迩言”。这是“调查研究”的功夫。只有“好问而好察迩言”，才能情况明，心中有数。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执两用中”的准备。
第三，是“隐恶而扬善”。隐恶扬善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调查研究中，只有隐恶扬善，被调查者才会讲真话，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在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中，会发现“众论之极致”。对两种极端意见作价值判断，会发现有“善”端，有“恶”端，然后保留善端，以善恶之“中”为另一端。至于原来的“恶”端则隐去不问。这是“执两用中”的第一步。
第四，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隐去恶端之后，然后于善之中又审察之择其“中”，有时要伴随小范围的“试验”——毛泽东所谓“种试验田”——如此反复进行，然后决定政策，施之于民。
把舜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执两用中”方法与步骤，与前面说到的现代生产与科学实验的0.618优选法对照一下，你会发现两者基本相似。
朱熹《中庸注》在“舜其大知”一节中注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
注意：“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说明“执两”要隐恶扬善，“执两”要有科学性。
注意：“择之审而行之至”，说明“执两用中”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够完成，所谓“两端迭用”（张载）。
执两用中确实不容易，孔子也因此称赞舜为“大智”。
（三）“路线斗争”智慧：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
正确的路线不一定能够被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和集团的大多数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学会坚持正确路线，学会“路线斗争”，这里的关键是善于“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
如何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呢？
第一，你要善于寻求共识。共识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让这种共识成为大家的信念：“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拴在一根绳子上”，“我们荣辱与共，命运与共”……有了这种“同舟共济”的意识，才有可能说服别人不要逞能使性、私而害公、不顾利害，而弄翻我们的“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始终要以“至诚不息”的精神，不躁不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宣传解释自己的路线和主张，让更多的人理解。重要的是尽可能扩大认同感，不仅对你的路线和主张，而且对你的人格。绝不可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让人觉得你有“野心”和个人图谋。总之，要以求同存异的原则，避免对抗，实现和谐。
第二，要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虽然你作出了努力，在短期内你仍然有可能无法左右局势，某个有权势的、能控制局面的人不欣赏你的那一套。
他们可能固执己见，将自己的观点与做法强加于人，他们可能鼓吹自己另外的目标，并迷惑一些人，他们甚至朝自己选定的目标径直冲去……你对他们无可奈何，你知道，如果争论就会发生对抗；如果分得太清楚，就会发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的基本价值与你相符，你可以忍让，可以沉默，可以适当修改自己的目标，可以等待，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去附和极端意见，而应该始终要去寻求团体的共识和支持，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实现目标的条件。
第三，善其交不畏其争。当别人的意见与你的基本观点相悖，你不可一味地忍让，而应该谨慎地拿起批评武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批评和说服达成共识。要敢于和占据极位的“关键的少数”接触。“不打不相识”，不接触，影响力就达不到。此所谓“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只有“善其交”，“争”可以达成新的共识，实现新的和谐。
与人打交道的事情尤其要注意“执两用中”。《易传》和《老子》都相信“物极必反”、“十分取败”，要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地胜利。“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见杀，霍光败于权势逼君，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菜根谭》）
相信“十分取败”，为了“安全”，就要自觉“执两用中”。但“安全”之外，还有效率，所谓趋中是五分？六分？七分……这涉及力的平衡问题。由于“变数”太多，探索优位，寻找平衡支点，确有难度。所以“优选法”在社会伦理和道德生活这些模糊的领域，许多时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约之以中而行之以诚”。
（四）毛泽东路线斗争智慧的文化渊源
毛泽东吸收了《中庸》“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思想，以之作为自己“路线思维”和“路线斗争”的理论。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方面的认识。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他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在毛泽东看来，“中”是事物质的规定性（他又称“质的安定性”或“常住性”），是真理性和实事求是的东西，而人的主观认识则可以有中（正）有偏：“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还是老的事物，这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前者是李立三等人的路线，他依靠的仅仅是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后者是陈独秀的思想，他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李立三的“左”倾和陈独秀的右倾都背离了中国实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则从对“俄式革命”的教条式的理解中独立出来，找到“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占总人口的90%，70%以上的农民无地或少地，他们受苦最深，革命性一点也不亚于工人。只要中国共产党举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革命之火就会燎原。“毛式革命”切合“事物质的规定性”，是正确的路线。
同时毛泽东用“两点论加重点论”来理解事物的质。他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一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不是旧式的农民革命。革命有其主导方面，它以重持轻，保证了革命的“质的稳定性”，不再是“打家劫舍”的旧式农民起义。“质的稳定性”——“两点论加重点论”——毛泽东对中庸之“中”的前无古人的独到见解。
毛泽东用“两点论”分析事物，用“三分法”解决问题。他认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中，群众可以分出“左中右”三部分，并且“两头小，中间大”；谁能把中间派团结到自己方面来，谁就能赢得胜利。他最肯在“中间派”、“中间地带”和“中”哲学上动脑筋，并且也最具智慧。例如，在土地革命中，他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极少数民愤大的土豪劣绅”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那是敌、伪、顽势力的“中间地带”。上世纪70年代，为了反对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那是“中”哲学的运用，它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从此获得主动权。
“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后发制人”，“以直报怨”，“林冲棒打洪教头”等，是毛泽东的战斗风格，这一切有着易、庸之学的文化渊源。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毛泽东以弱势的革命力量对抗强大的敌人。作为弱者自存之道，毛泽东规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如“进攻不冒险，退却不逃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特别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这是一种“执两用中”的哲学，是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是一种弹簧一样的抵抗计谋，可谓得中庸智慧之精髓。
毛泽东曾引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说明自己的战斗风格。林冲这位水浒英雄，武艺高强，大气谦和，深藏不露；而洪教头是一个心浮气躁，急功好利之人。他们在民间“天子”柴进的庄园内比武。比武开始，洪教头欺负林冲戴着枷，是个“罪犯”，“恨不得一口吞了他”；林冲退避三舍，给洪教头以“棒法怯了”的假象，因而洪教头更加骄纵。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往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洪教头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上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
在这一场搏斗里，林冲以“弱者”的姿态入场，柔中有刚。他先“战略退却”，等到看清了对方的弱点，就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将其打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林冲“后发制人”，但他见事快，得计快，行动快，主动权始终操在他手里。这是毛泽东的战斗风格。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如此，处于强势下毛泽东又如何呢？刚中有柔，但见事快，得计快，智慧大，胆力大，稳操主动权，是他始终如一的特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就是毛泽东处于强势下的军事杰作。
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和“打持久战”的基础上。毛泽东出生在“百凤来仪”的韶乐之乡——韶山，那是舜视察过的地方。毛泽东从小崇拜舜，学习舜之大智“好问好察迩言”（《中庸》），调查研究成了他终生的癖好。同时他性格“有恒”，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他说：“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这与《中庸》“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精神是一致的。
“执两用中”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社会管理以及一切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都离不开执两用中。例如，领袖管理民众，企业管理员工，既要实现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和谐，又要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就必须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要善于在“众论之极致”中贯彻和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政策，两者都需要“执两用中”。
儒学大师曾国藩说：“天下之道，非两不立”，“中则治，偏则乱”。“执两”是控驭全局，“用中”是选择支点，如同杠杆一样。“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执两用中是大智慧，有着无穷力量。
（一）从0.618优选法说起
在生产和科学实验中，为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达到目标，常常运用0.618法寻找配方配比的最佳值和操作条件的最佳点。其方法是：
（1）在“两个极端”（其确定往往带有主观性或经验性）之间寻找0.618点作第一次试验；并且在两极的中位数上作第二次试验。这是寻找善端。
（2）比较两次实验结果优劣。如果是0.618优，则以中点为极点再寻找新的0.618和中点做试验；如果是原两极的中点优，则以0.618处作极点，再寻找新的0.618和中点做试验。
（3）如此反复进行，直到最终找到最佳值和最佳点。
例如炼一种特殊钢，每吨要加某种元素，经验或资料告诉我们，该种元素的加入量，每吨钢应在1000克至2000克之间，为了迅速找出该元素最合适的加入量，使指标达到最佳值，可运用上述0.618法和中点法，不断缩小范围并最终找到最佳值。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寻找“科学的”极点，因为只有用极点确定科学，0.618法才有效。
与此类似的单因素优选法还有对分法和分数法（如1/2，2/3，3/5，5/8，8/13，13/21……这种由斐波纳奇级数组成的分数愈到后面，分数值愈接近0.618）。
把上述0.618法与《中庸》关于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说明（下节将详述）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的相似性。
（二）“舜其大知也与！”
舜是上古中国的部落首领，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毛泽东都崇拜过舜。舜的“执两用中”主要用于政治决策和管理决策，涉及部落内政外交的各种事务。部落的生存发展和内部关系是否和谐，决定于领导者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舜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呢？
《中庸》中说的“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包含了“执两用中”——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部智慧。
第一，《中庸》把“执两用中”——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定位于“大智”：根性的智慧、道智，而不是“小聪明”、“小算计”。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方针、政策是战略性的，关系全局的。好比走路，如果方向错了，一切努力都会白费，甚至更糟。
第二，是“好问而好察迩言”。这是“调查研究”的功夫。只有“好问而好察迩言”，才能情况明，心中有数。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执两用中”的准备。
第三，是“隐恶而扬善”。隐恶扬善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调查研究中，只有隐恶扬善，被调查者才会讲真话，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在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中，会发现“众论之极致”。对两种极端意见作价值判断，会发现有“善”端，有“恶”端，然后保留善端，以善恶之“中”为另一端。至于原来的“恶”端则隐去不问。这是“执两用中”的第一步。
第四，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隐去恶端之后，然后于善之中又审察之择其“中”，有时要伴随小范围的“试验”——毛泽东所谓“种试验田”——如此反复进行，然后决定政策，施之于民。
把舜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执两用中”方法与步骤，与前面说到的现代生产与科学实验的0.618优选法对照一下，你会发现两者基本相似。
朱熹《中庸注》在“舜其大知”一节中注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
注意：“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说明“执两”要隐恶扬善，“执两”要有科学性。
注意：“择之审而行之至”，说明“执两用中”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够完成，所谓“两端迭用”（张载）。
执两用中确实不容易，孔子也因此称赞舜为“大智”。
（三）“路线斗争”智慧：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
正确的路线不一定能够被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和集团的大多数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学会坚持正确路线，学会“路线斗争”，这里的关键是善于“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
如何处中位而与两极相交呢？
第一，你要善于寻求共识。共识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让这种共识成为大家的信念：“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拴在一根绳子上”，“我们荣辱与共，命运与共”……有了这种“同舟共济”的意识，才有可能说服别人不要逞能使性、私而害公、不顾利害，而弄翻我们的“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始终要以“至诚不息”的精神，不躁不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宣传解释自己的路线和主张，让更多的人理解。重要的是尽可能扩大认同感，不仅对你的路线和主张，而且对你的人格。绝不可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让人觉得你有“野心”和个人图谋。总之，要以求同存异的原则，避免对抗，实现和谐。
第二，要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虽然你作出了努力，在短期内你仍然有可能无法左右局势，某个有权势的、能控制局面的人不欣赏你的那一套。
他们可能固执己见，将自己的观点与做法强加于人，他们可能鼓吹自己另外的目标，并迷惑一些人，他们甚至朝自己选定的目标径直冲去……你对他们无可奈何，你知道，如果争论就会发生对抗；如果分得太清楚，就会发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的基本价值与你相符，你可以忍让，可以沉默，可以适当修改自己的目标，可以等待，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去附和极端意见，而应该始终要去寻求团体的共识和支持，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实现目标的条件。
第三，善其交不畏其争。当别人的意见与你的基本观点相悖，你不可一味地忍让，而应该谨慎地拿起批评武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批评和说服达成共识。要敢于和占据极位的“关键的少数”接触。“不打不相识”，不接触，影响力就达不到。此所谓“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只有“善其交”，“争”可以达成新的共识，实现新的和谐。
与人打交道的事情尤其要注意“执两用中”。《易传》和《老子》都相信“物极必反”、“十分取败”，要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地胜利。“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见杀，霍光败于权势逼君，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菜根谭》）
相信“十分取败”，为了“安全”，就要自觉“执两用中”。但“安全”之外，还有效率，所谓趋中是五分？六分？七分……这涉及力的平衡问题。由于“变数”太多，探索优位，寻找平衡支点，确有难度。所以“优选法”在社会伦理和道德生活这些模糊的领域，许多时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约之以中而行之以诚”。
（四）毛泽东路线斗争智慧的文化渊源
毛泽东吸收了《中庸》“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思想，以之作为自己“路线思维”和“路线斗争”的理论。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方面的认识。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他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在毛泽东看来，“中”是事物质的规定性（他又称“质的安定性”或“常住性”），是真理性和实事求是的东西，而人的主观认识则可以有中（正）有偏：“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还是老的事物，这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前者是李立三等人的路线，他依靠的仅仅是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后者是陈独秀的思想，他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李立三的“左”倾和陈独秀的右倾都背离了中国实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则从对“俄式革命”的教条式的理解中独立出来，找到“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占总人口的90%，70%以上的农民无地或少地，他们受苦最深，革命性一点也不亚于工人。只要中国共产党举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革命之火就会燎原。“毛式革命”切合“事物质的规定性”，是正确的路线。
同时毛泽东用“两点论加重点论”来理解事物的质。他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一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不是旧式的农民革命。革命有其主导方面，它以重持轻，保证了革命的“质的稳定性”，不再是“打家劫舍”的旧式农民起义。“质的稳定性”——“两点论加重点论”——毛泽东对中庸之“中”的前无古人的独到见解。
毛泽东用“两点论”分析事物，用“三分法”解决问题。他认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中，群众可以分出“左中右”三部分，并且“两头小，中间大”；谁能把中间派团结到自己方面来，谁就能赢得胜利。他最肯在“中间派”、“中间地带”和“中”哲学上动脑筋，并且也最具智慧。例如，在土地革命中，他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极少数民愤大的土豪劣绅”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那是敌、伪、顽势力的“中间地带”。上世纪70年代，为了反对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那是“中”哲学的运用，它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从此获得主动权。
“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后发制人”，“以直报怨”，“林冲棒打洪教头”等，是毛泽东的战斗风格，这一切有着易、庸之学的文化渊源。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毛泽东以弱势的革命力量对抗强大的敌人。作为弱者自存之道，毛泽东规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如“进攻不冒险，退却不逃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特别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这是一种“执两用中”的哲学，是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是一种弹簧一样的抵抗计谋，可谓得中庸智慧之精髓。
毛泽东曾引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说明自己的战斗风格。林冲这位水浒英雄，武艺高强，大气谦和，深藏不露；而洪教头是一个心浮气躁，急功好利之人。他们在民间“天子”柴进的庄园内比武。比武开始，洪教头欺负林冲戴着枷，是个“罪犯”，“恨不得一口吞了他”；林冲退避三舍，给洪教头以“棒法怯了”的假象，因而洪教头更加骄纵。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往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洪教头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上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
在这一场搏斗里，林冲以“弱者”的姿态入场，柔中有刚。他先“战略退却”，等到看清了对方的弱点，就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将其打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林冲“后发制人”，但他见事快，得计快，行动快，主动权始终操在他手里。这是毛泽东的战斗风格。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如此，处于强势下毛泽东又如何呢？刚中有柔，但见事快，得计快，智慧大，胆力大，稳操主动权，是他始终如一的特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就是毛泽东处于强势下的军事杰作。
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和“打持久战”的基础上。毛泽东出生在“百凤来仪”的韶乐之乡——韶山，那是舜视察过的地方。毛泽东从小崇拜舜，学习舜之大智“好问好察迩言”（《中庸》），调查研究成了他终生的癖好。同时他性格“有恒”，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他说：“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这与《中庸》“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