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关于子思作《中庸》
《中庸》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中庸哲学之元典。《中庸》这本书难读，中庸的道理难懂。要读懂《中庸》，必先了解作者和写作背景。
（一）《中庸》为子思所作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子思受困于宋作《中庸》”的记载。子思（前483～前402），名伋，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
宋代朱熹在为“四书”之一的《中庸》所作的序言中引述了程颐的一种说法：程颐认为子思担心道学失传而特意著述《中庸》；《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从人情事理看，这种说法可信。子思的父亲孔鲤享年50岁，比孔子早死。中国人隔代亲，作为长孙，子思应该与孔子亲密并较多地聆听教诲，这从孔子把子思托付给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曾参可以证明。所以，子思对孔子晚年学《易》、赞《易》并阐发中庸之道，应该了解得最多。《孔丛子·公仪篇》记子思言：“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又从《中庸》中引述孔子“道其不行矣夫”，“民鲜能久矣”，从这些感慨看，孔子中庸思想确实有“久而差”的危险。程颐的推测是有一些根据的，这也间接证明了《中庸》为子思所作。
《论语》记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中庸》引用这句话时稍加改变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说殷礼，有宋存焉。”不说“宋不足徵”而说“有宋存”，是为宋忌讳。应该说这是子思受困于宋作中庸的一个证据，孔子先祖本宋国公族，孔子死后，子思去宋寻根并为宋忌讳是可以理解的。近年来郭店出土的竹简文物，证明《中庸》的主要内容确为子思所作，“思孟学派”的泰斗人物，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著作。
子思是曾子的学生，相传曾子作《大学》。《大学》后来也被朱熹编为“四书”之一。将《大学》与《中庸》作一比照，你会发现两书风格相近：都是在“子曰诗云”之中夹以叙议，不同于孟子和庄子那论证严密的散文体。从内容看，两书也有直接继承关系。《大学》讲儒家的价值观：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则讲实现三纲八目的“心法”和“实学”。甚至《中庸》沿用《大学》中的一些提法，如“诚”，如“慎独”，如“絜矩之道”（在《中庸》中为“执柯伐柯”）。这证明《中庸》为子思所作。
关于两书的继承关系，可作如下归纳：
《大学》是大人之学，《中庸》是大人之德；
《大学》讲“明明德”，《中庸》讲“予怀明德”；
《大学》讲“亲民”，《中庸》讲“待其人而后行”；
《大学》讲“止于至善”，《中庸》讲“至德”，《大学》讲“如保赤子”，《中庸》讲“至诚如神”；
《大学》讲“八目”，《中庸》讲“九经”；
《大学》讲“修身为本”，《中庸》讲“本诸修身”；
《大学》讲“知止有定”，《中庸》讲“豫则立”；
《大学》是“教育方针”，《中庸》是如何实现教育方针。
在孔子众多弟子中，曾氏父子曾晳、曾参最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深得相融和合之道，有一种“据于德，依于仁，游子艺”的“体验”和“具足”的生命风格，因而最为孔子所看重。这从《论语·公西华侍坐》篇中可以看出来。从《论语》的有关内容看，比起父亲来，儿子曾参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后来孔子将子思托付给曾参。子思沿着老师的路子作《中庸》，这原是情理中的事。
荀子把子思、孟子看作一个学派：“思孟学派”。若比较《中庸》、《孟子》二书，除文章风格稍异，《孟子》更接近战国纵横家风格之外，在内容上，《中庸》中的一些雏形观念，在《孟子》中更具成熟。如《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在《孟子》中为“性善论”；《中庸》中的“中和”理念，在《孟子》中为“天时、地利、人和”；《中庸》中的“强矫之气”，在《孟子》中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
《中庸》温润含蓄，《孟子》英气浩荡，读起来都不忍释手。
明确《中庸》一书主要为子思所作，可以了解文化源流，从文化背景上把握中庸的原旨和真精神。
先秦知识分子（士）有一种任侠敢死的精神，才有数百年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学派处于创立衍生阶段，最能见学派之真精神。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师承关系看，《中庸》阐发了孔子中庸元典精神。
然而，《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语句，描绘的是秦汉大一统景象，非子思所处时代所有。所以，近代和现代的一些学者对子思作《中庸》提出质疑。据有关史料，《礼记》为汉代宣帝、元帝时戴圣编撰，取材于孔子弟子及后学者的有关著述。既为“编撰”，免不了文字上的增损。“车同轨”一段应该是戴圣为适应社会环境特意所加。所以台湾学者梁运华先生认为《中庸》“始于子思、成于戴圣”，是可信的。因此，可以说《中庸》浓缩了汉初之前相当长时期中的儒家思想。
（二）如何读懂《中庸》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中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述祖父的训导，防止孔子的思想“久而差”。所以《中庸》传达的应该是孔子的真精神，这是篇中“子曰诗云”甚多的原因。所以，读《中庸》必须结合孔子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孔子晚年学《易》和体现在《易传》中的思想以及记录在《论语》中的思想。
既然《中庸》始于子思，主要思想应该是子思的。
子思是曾子的学生，曾子的《大学》直接影响子思作《中庸》。例如，《大学》中的“三纲”、“八目”，直接影响《中庸》之思路。《大学》与《中庸》都以修身为本。《中庸》讲“慎独”，讲“素位”，讲“尊德性，道问学”，讲“诚”，讲“孝”，讲“礼”，讲“为政”，讲“三达德”、“五达道”，讲经纶“天下之九经”，等等，都围绕“修身以道”——中庸之道。如果说《大学》论述“大学”的是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那么《中庸》就是论述如何实现这一教育方针和目标。《大学》与《中庸》有这种关系，所以读《中庸》必须结合读《大学》。
孟子在雄辩滔滔的口才中阐发和继承了中庸思想，如“义”，如“尽心”，如“仁政”，如“人和”，如“大丈夫精神”等。因此，学习《中庸》必须结合学习《孟子》。
《中庸》成于西汉初的戴圣，我们不知道戴圣究竟增损了哪些内容。汉初最接近《中庸》的是《黄老帛书》，其中“执道”、“循理”、“审时”、“守度”、“雌节”的要点，简直就是中庸的几个环节。因此读《中庸》亦应结合读《黄老帛书》。
中庸理论从一开始就吸收了道家和阴阳家的慧解，以后又不断融入老庄和佛理。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实为新版《中庸》，因此要极中庸之旨趣，必须结合学习《菜根谭》等书。
（一）《中庸》为子思所作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子思受困于宋作《中庸》”的记载。子思（前483～前402），名伋，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
宋代朱熹在为“四书”之一的《中庸》所作的序言中引述了程颐的一种说法：程颐认为子思担心道学失传而特意著述《中庸》；《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从人情事理看，这种说法可信。子思的父亲孔鲤享年50岁，比孔子早死。中国人隔代亲，作为长孙，子思应该与孔子亲密并较多地聆听教诲，这从孔子把子思托付给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曾参可以证明。所以，子思对孔子晚年学《易》、赞《易》并阐发中庸之道，应该了解得最多。《孔丛子·公仪篇》记子思言：“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又从《中庸》中引述孔子“道其不行矣夫”，“民鲜能久矣”，从这些感慨看，孔子中庸思想确实有“久而差”的危险。程颐的推测是有一些根据的，这也间接证明了《中庸》为子思所作。
《论语》记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中庸》引用这句话时稍加改变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说殷礼，有宋存焉。”不说“宋不足徵”而说“有宋存”，是为宋忌讳。应该说这是子思受困于宋作中庸的一个证据，孔子先祖本宋国公族，孔子死后，子思去宋寻根并为宋忌讳是可以理解的。近年来郭店出土的竹简文物，证明《中庸》的主要内容确为子思所作，“思孟学派”的泰斗人物，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著作。
子思是曾子的学生，相传曾子作《大学》。《大学》后来也被朱熹编为“四书”之一。将《大学》与《中庸》作一比照，你会发现两书风格相近：都是在“子曰诗云”之中夹以叙议，不同于孟子和庄子那论证严密的散文体。从内容看，两书也有直接继承关系。《大学》讲儒家的价值观：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则讲实现三纲八目的“心法”和“实学”。甚至《中庸》沿用《大学》中的一些提法，如“诚”，如“慎独”，如“絜矩之道”（在《中庸》中为“执柯伐柯”）。这证明《中庸》为子思所作。
关于两书的继承关系，可作如下归纳：
《大学》是大人之学，《中庸》是大人之德；
《大学》讲“明明德”，《中庸》讲“予怀明德”；
《大学》讲“亲民”，《中庸》讲“待其人而后行”；
《大学》讲“止于至善”，《中庸》讲“至德”，《大学》讲“如保赤子”，《中庸》讲“至诚如神”；
《大学》讲“八目”，《中庸》讲“九经”；
《大学》讲“修身为本”，《中庸》讲“本诸修身”；
《大学》讲“知止有定”，《中庸》讲“豫则立”；
《大学》是“教育方针”，《中庸》是如何实现教育方针。
在孔子众多弟子中，曾氏父子曾晳、曾参最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深得相融和合之道，有一种“据于德，依于仁，游子艺”的“体验”和“具足”的生命风格，因而最为孔子所看重。这从《论语·公西华侍坐》篇中可以看出来。从《论语》的有关内容看，比起父亲来，儿子曾参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后来孔子将子思托付给曾参。子思沿着老师的路子作《中庸》，这原是情理中的事。
荀子把子思、孟子看作一个学派：“思孟学派”。若比较《中庸》、《孟子》二书，除文章风格稍异，《孟子》更接近战国纵横家风格之外，在内容上，《中庸》中的一些雏形观念，在《孟子》中更具成熟。如《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在《孟子》中为“性善论”；《中庸》中的“中和”理念，在《孟子》中为“天时、地利、人和”；《中庸》中的“强矫之气”，在《孟子》中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
《中庸》温润含蓄，《孟子》英气浩荡，读起来都不忍释手。
明确《中庸》一书主要为子思所作，可以了解文化源流，从文化背景上把握中庸的原旨和真精神。
先秦知识分子（士）有一种任侠敢死的精神，才有数百年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学派处于创立衍生阶段，最能见学派之真精神。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师承关系看，《中庸》阐发了孔子中庸元典精神。
然而，《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语句，描绘的是秦汉大一统景象，非子思所处时代所有。所以，近代和现代的一些学者对子思作《中庸》提出质疑。据有关史料，《礼记》为汉代宣帝、元帝时戴圣编撰，取材于孔子弟子及后学者的有关著述。既为“编撰”，免不了文字上的增损。“车同轨”一段应该是戴圣为适应社会环境特意所加。所以台湾学者梁运华先生认为《中庸》“始于子思、成于戴圣”，是可信的。因此，可以说《中庸》浓缩了汉初之前相当长时期中的儒家思想。
（二）如何读懂《中庸》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中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述祖父的训导，防止孔子的思想“久而差”。所以《中庸》传达的应该是孔子的真精神，这是篇中“子曰诗云”甚多的原因。所以，读《中庸》必须结合孔子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孔子晚年学《易》和体现在《易传》中的思想以及记录在《论语》中的思想。
既然《中庸》始于子思，主要思想应该是子思的。
子思是曾子的学生，曾子的《大学》直接影响子思作《中庸》。例如，《大学》中的“三纲”、“八目”，直接影响《中庸》之思路。《大学》与《中庸》都以修身为本。《中庸》讲“慎独”，讲“素位”，讲“尊德性，道问学”，讲“诚”，讲“孝”，讲“礼”，讲“为政”，讲“三达德”、“五达道”，讲经纶“天下之九经”，等等，都围绕“修身以道”——中庸之道。如果说《大学》论述“大学”的是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那么《中庸》就是论述如何实现这一教育方针和目标。《大学》与《中庸》有这种关系，所以读《中庸》必须结合读《大学》。
孟子在雄辩滔滔的口才中阐发和继承了中庸思想，如“义”，如“尽心”，如“仁政”，如“人和”，如“大丈夫精神”等。因此，学习《中庸》必须结合学习《孟子》。
《中庸》成于西汉初的戴圣，我们不知道戴圣究竟增损了哪些内容。汉初最接近《中庸》的是《黄老帛书》，其中“执道”、“循理”、“审时”、“守度”、“雌节”的要点，简直就是中庸的几个环节。因此读《中庸》亦应结合读《黄老帛书》。
中庸理论从一开始就吸收了道家和阴阳家的慧解，以后又不断融入老庄和佛理。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实为新版《中庸》，因此要极中庸之旨趣，必须结合学习《菜根谭》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