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财政局（之三）
（九）要账
在财政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两次到外地要账。()『*首*发』
1973年末第一次出去要账。从1971年开始，国家实行包干型财政体制，国家对地方实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大包干。中央和省里于年初核定鞍山和鞍钢的财政收支数额和上缴利润额，超收归我市和鞍钢自行支配使用；如果收入完不成收缴任务自求平衡，中央和省里不再负责。这一年进入12月，超额完成全市财政收入和鞍钢上缴任务已成定局。傻子都知道，多超收一分，就多得一分，多超收十分，就多得十分。全力以赴把外地的欠款收回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入库金额，成了市里和鞍钢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
市里决定由财政局、人民银行、鞍钢联合组成到全国各地清算货款的要账队伍。我和鞍钢财会处负责人杨椿为一组，到山西的太原和榆次的几个企业要账。
杨椿于1969年9月至1971年5月曾经担任过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侯，党政合一、政企合一达到了极点。鞍钢的企业管理机关在市革委会里有一个第一工交组，鞍钢的财务管理（财务处、基建处）也合并到市财政局，直到1971年上半年才从财政局分出。
杨椿高个，较消瘦，平易近人，嗜酒。
到了太原，我们先去太原钢铁公司要账。去太钢要账比较顺利，毕竟都是属于冶金部的企业，到了公司的财务部门，人家就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很快就答应转账付款。
太原铁路局就麻烦了一些。太原铁路局使用鞍钢的重轨扩建太原火车站等铁道支线。
我们到了铁路局的基建处，基建处的同志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技术改造，属于计划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计划处去要钱。
到了计划处，计划处处长也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基本建设，属于基建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基建处去要钱。
“我们方才从基建处过来，他说技术改造由你们计划处负责，你说是基本建设，基建处负责。我们到底找哪个部门？”听了计划处处长的说辞之后，杨椿问道。
“找李处长！……怎么回事？这批重轨不是用于基建吗！怎么推到我们这里来了？……”计划处的张处长听了杨椿说话之后，给基建处打电话，两个处长在电话里你一句他一句，争执起来，呶呶不休。
“请把电话给我。”杨椿从张处长手中接过电话。挂通了鞍钢销售处的电话。“哪位？……找王处长……啊，老王，我现在在太原铁路局，来要那笔重轨的款子。……他们扯皮。这样吧，下一批重轨不要发货了……等他们给了钱以后再说。”
张处长：“别……别介呀，工程正在施工，不能停工啊。”
杨椿：“那怎么办？不给钱，我们不能再发货了。”
“你们二位先坐一会，我们立刻找领导研究一下，请稍等。”张处长说完，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张处长领来另外一位同志，寒暄一番，他说道，“对不起啊，我们的工作协调的不好，请谅解。已经通知财会处立即把这笔货款划拨给你们。”
杨椿：“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要账的下一个单位是榆次的一个军工企业。榆次距离太原不远，坐火车几十分钟就到了。这个企业更横，说什么也是没钱。非要不可，让我们到七机部去要。杨椿这回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个企业。他说，“遇上这样的主，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这次到太原，看望姑母和大哥大嫂，是我的一项私人要务。1966年在瓦房店驻军表哥所在的高炮部队调到云南抗美援越前线，到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战斗。从越南归来后，表哥所在部队驻到了太原；姑姑和嫂子也随军来到太原。
表哥在太原市城市管理局支左，和我们局的王军代表一样，也是军代表。他和我们鞍山的军代表不一样，不参与局里的斗批改或业务领导工作，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跟随公园的头头们到广东去买猴，等等之类的闲事。
入乡随俗，姑母说，到了太原，吃的就得学当地的习惯，比如包胡萝卜馅羊肉饺子，冬季在门旁、窗户下把雪里红摞起来储存，顿顿饭都离不开吃醋。大嫂说，想不到山西这个没有大海的地方，鱼没少吃。原来，他们的左邻右舍的人对吃鱼不感兴趣，发的鱼票很少买鱼，知道姑母一家是东北人，喜欢吃鱼，所以，把鱼票给了他们。
离开他们的时候，大嫂给我的孩子们买了几块做衣服的彩色鲜艳的条绒。大哥问我还需要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想到了杨椿的嗜好，我说，“和我一起来的鞍钢那个同志喜欢喝酒。”
大哥说，“那好办，我给他弄点汾酒，带回去。”
在我们离开太原的头一天晚上，大哥送来七、八瓶没有商标的汾酒。他说这种没有商标的汾酒比市场上凭票供应的汾酒质量好得多，是属于特供的好酒。杨椿得到酒之后，自然是喜溢眉梢，连连道谢。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杨椿说，这次出来要账，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几瓶特供汾酒。
要账的空余时间，游览了太原的名胜晋祠。人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所以晋祠是一定要看的。
到了晋祠，游览了圣母殿和附近的景观。圣母殿中的圣母邑姜在殿上居中而座，周围是几十个彩塑侍女，塑造得面目清秀俏丽，形象逼真生动，情态从容自若。是我之前看见过的塑像最值得欣赏的珍品。
我对殿前的鱼沼飞梁很感兴趣。鱼沼为一方形水池，池上有十字形桥面，称为飞梁。人在桥上，可以前后左右任意穿行。听说，这种十字飞梁十字形桥式，在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现存的仅此一例。
圣母殿左侧石阶旁一颗向左倾斜硕大的柏树，树干苍劲雄伟，枝叶稀疏，皴理深刻，说是北周时代种植的，叫周柏；令我惊叹不已。听说还有一颗树干粗壮，枝条虬劲，绿叶如盖的唐槐，我没有去看。
圣母殿前的难老泉有十分感人的传说。柳氏担水和张郎三七分水的故事，听了以后，铭刻心中，没齿不忘。不难看出，太原人自古以来就对水情有独钟。
午后五、六点钟，在迎泽大街上，出现一种我觉得奇怪的景象，放眼看去，每一个电线杆下面都集聚着一群人，多数是下班回家的企业职工，从很多人腋下夹着饭盒就可以看得出来。走到人群近旁，才知道，他们正在听电线杆子上边的扩音喇叭播出的刘兰芳的评书；播的是哪部书，没有记住。
翌年，岁末，我再一次出去要账。这一次我是和工业财务科的刘枕江一组。要账的路线是从鞍山出发到桂林、昆明、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最后是从上海坐船回到大连，饶了一大圈。
现在看，我们走过的正是旅游热线。旅游，在那个时代还是极其奢侈的事情，还没有如现在这样已经成为很多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项目。我们那个时侯到了那些地方，只是欣赏欣赏风景，观看观看名胜古迹；并没有娱乐休闲的概念，更没有购物之类的场景。
这一圈要账的企业基本是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都是些陈年老账。基本上是白跑了一圈，分毫账款也没有要到。临走的时候，头头们也说过，这些企业都是不敢得罪的横（ hèng）主，让我们尽可能想办法，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我们两个当然不敢懈怠轻忽。
这一圈，到了哪些企业，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到重庆铜元局尚有记忆。
进了铜元局厂区，蒿草丛生，在杂草之间，横七八竖地散落着闪闪发光的锥形筒状不锈钢单体部件，听说是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喷口。一个工人坐在两个摞起的汽车轮胎上，手里捧着一个大口径的搪瓷缸子，里边的茶叶堆积了少半碗；他正背对着太阳悠闲的品茶。整个厂区静悄悄，人迹罕见，没有一点生产的迹象。
好容易在财会室碰见一个人，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那个人笑着说，“要账？没钱！工资都发不出去，哪有钱还债！”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人，看看我们，问道，“干什么的？”
“鞍钢来要账的。”原来那个人回答。
进来的人：“等着吧，部里什么时候拨款来了，发完工资，首先还你们鞍钢的货款。”
刘枕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虎年大概没指望了。”后进来的人，说完，磨身出去了。
“还有别的事吗？”原来在屋里的那个人，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很明显，下了逐客令。
铜元局是重庆最老的机械工厂，诞生于二十世纪之初。在抗日战争中生产子弹，为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是三线的重要军工企业。
我们所到的其他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一是工资还没发呢，二是等部里拨款，好像他们事先串通好了，口径是何其相似乃尔。当然，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大门紧锁，有的门卫告诉你，放假了。
由于没有占用更多时间进行要账工作，在各地方等车的较长的时间里，便有了机会看风景，浏览名胜古迹。虽然有自己责任在身的约束，内心里还是十分庆幸：能够利用这难得的短暂时间去看看久已企盼的、中学地理上学习过的、没有看见过的美景风情。
在桂林去了七星岩和芦笛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岩洞奇观。洞里面灯光昏黯，洞中石笋、石乳等凡是人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无不留下人们抚摸过、光滑的印痕；低矮、狭窄的洞壁上更有火把烟熏火燎的污渍；这些并没有影响我观赏的兴致，倒是感叹先人们发现这些岩洞的久远历史。
到了象鼻山，由于当年干旱少雨，象鼻子周围已经露出了沙滩，人们可以随便行走在象鼻和象腿之间的圆洞之中。漓江上，去阳朔的船只停航，畅游漓江的美梦憾然破灭。
在昆明游了西山。从山下顺着平缓的山道，一直走到山的尽头，登上龙门，下面是悬崖峭壁，五百里滇池就在脚下。想不到老天造化如此神奇。
旅店边上是一个专卖过桥米线的饭馆。宣传板上写了过桥米线由来的故事，很是动人，也勾起了我们两个尝一尝米线的兴趣。过桥米线的高明、奇特之处是那一大碗不冒气的高温鸡汤，生肝片、生肉片、生鸡片都能够给你烫熟。可见昆明人有智慧，有创新精神，有口福。
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到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天府之国的誉称立即浮现在脑海。要账之余，匆匆游玩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
有一件事情让我大开眼界。有一句话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一直没有吃透这句比喻的因果联系。我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卖开水的都是大茶炉烧水，茶炉上方有两个汽笛，当汽笛发出“呜呜”鸣声，水就烧开了，就可以沏茶或是灌暖壶。不存在提不提水壶的情形。
在成都的那天，正赶上“骡马大会”（集市）。会场的一角人们在喝茶。烧开水的炉子是一个大约一米高，几米长，可以成排摆放几十把水壶的大炉灶。服务员不断地从炉灶上提下水已经烧开了的水壶，为喝茶的人沏茶续水。看了这个场景，令我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出处。此情此景，让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古人让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成都去自贡，坐火车在内江下车，再坐一个多钟头的汽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市区高处的采井盐的井架；还有肩上担着两大竹筐装着雪白食盐的挑夫。
要账没要着，跑到恐龙博物馆里看了看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真难以想象，地球上居然还有过这么庞大的生物存在！
在自贡吃了闭门羹，我们两个没有停留，赶上一班汽车，回到了内江。在内江去重庆等火车时候，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旁边的副食品商店看见卖橘子。商店的橘子是凭票供应当地居民，每人（或许每户）二斤半。看着黄灿灿的大橘子，十分眼馋。我对刘枕江说，“听说内江的橘子是四川最好吃的橘子。若是能买点就好了。”
刘枕江：“要不跟营业员说说，买点？”
我：“试试？”
“同志！我们是外地出差到此地的。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橘子，真想尝尝。不知道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刘枕江凑到一个营业员跟前，笑嘻嘻客气地跟人家说道。
这个营业员看看其他几个人，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当地话，有一个营业员点点头，然后，这个营业员对我们说，“行，卖给你们二斤半。”
我们两个向人家诚恳热情地致谢，之后，急不可耐地扒皮吃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橘子了。
到了武汉，要账的最后一站，还是一无所得。刘枕江临来时带一项私人任务，给工业科一个同志在武钢工作的一个亲戚稍20斤全国粮票。我们两个来到武钢家属宿舍，这片宿舍区和鞍钢的家属宿舍大概是同一套图纸，仿佛回到了鞍山。特别是宿舍区里妇女们的言谈话语，更是辽（阳）海（城）味道十足。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鞍钢过来的职工家属。
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定要走上去，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这是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毛主席诗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大桥，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骄傲。
武汉东湖辽阔舒展，远比杭州西湖大气。游湖的人寥寥无几。遥望湖对岸远处武钢巍巍高炉影影绰绰的壮丽景象，倍感亲切。
可叹，在武汉我患上重感冒。在汉口的一家医院扎了一针青霉素和退烧药。打针的时候，护士让我坐在一个方凳上，他坐在在我身后，就这样完成了臀部肌肉注射。回到鞍山的时候，我和很多人宣传，武汉医院打针比我们这里撅着屁股趴到床上挨扎舒适，文明。
从家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各领一项任务。刘枕江是张柯南交代的，必须在成都给他买两瓶郫县豆瓣酱，这是必须完成的雷打不动的死任务；因为张柯南的小媳妇是四川人，特别想吃家乡的豆瓣酱。刘枕江从出发那一刻起，就常常把这个任务挂在嘴边，须臾不敢遗忘。到了成都，刚刚找到旅店，他就跑到附近商场，把两瓶郫县豆瓣酱买了回来。我劝他不用这么早在成都买，到上海再买也不迟。他说，“那不行！张柯南特为嘱咐，必须在成都买，说，别的地方卖的是赝品，不好吃。”
一路上，刘枕江小心翼翼的拎着这两瓶豆瓣酱，惟恐不小心把豆瓣酱的玻璃瓶子打碎了，前功尽弃。
我的任务是赵翘科长委托给她爱人买一斤茶叶。当时，茶叶到处都是凭票供应。还好，在重庆南温泉的一家茶叶店，碰上了不要票的茶叶。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斤回来。拿回来交给赵翘，第二天赵翘科长说，茶叶捂了。对于此事，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一种办事不利、对不起人家的内疚。
（十）孩子们的琐事
三个孩子住进财政局办公室，换了新天地，乐不可支。孩子们的故事，不免孩子气多一些。老大上抗大（小学），老二上幼儿园，老三上托儿所，晚上回来，自然是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嬉笑玩耍，常常见不到人影；老大自然担当起监护人的角色。笑话也是常常发生。
老三是楼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下班后，把她从托儿所带回来，一进楼，就会有人接过去，特别是财政局革委会委员张建荣，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了就要抱着亲热一阵子。
在食堂吃饭，老二问税政科的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男同志，“你的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的小坑啊？”
这一问，不免引起食堂里吃饭的人喷饭。解放后，年年接种牛痘，很少有人患天花等等传染病，极少能够看到“麻子”，老二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一次食堂吃饺子，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把自己的名字抠下去的那个同志吃蒜，老二看见后，问道，“唉！你吃蒜怎么不扒皮就往嘴里搁呀！带皮吃呀？”
“看看！蒜皮不是在这呢吗。”那个同志，在嘴里嚼了嚼，把蒜皮吐出来，落到饭桌上，笑了起来。
公安局墙外，张贴几张“批林批孔”的漫画。其中一张是，孔子把林副主席搂在怀里，露着乳房用奶头给林副主席喂奶。泉恒喜欢逗小孩，一天，他问老二，“你知道不知道孔老二？”
老二：“知道。”
泉恒：“孔老二是男的是女的？”
老二：“是女的。”
泉恒：“谁告诉你的？”
老二：“你没看见他给林副主席喂奶呀！”
春天，胜利广场里的杏花竞相开放。吃完晚饭，他们三个回到办公室之后，一定要跑进广场。广场对面的交际处常常有外国友人住宿。一个老外看见她们，要和她们合影，当老二被外国人抱起来的时候，把她吓哭了。老大、老三笑她胆小。
也有让人焦急的事情发生。下班之后，老三在楼下玩，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手指挤到一台脚轧自行车的牙盘和链条之间。幸好，自行车的主人还在楼上没有走。打开车锁，才把手指从牙盘中倒了出来。
老大上学、老三上托儿所没有费什么周折，老二上幼儿园倒是有一个小故事。
文革之前，机关幼儿园就在市委后院，机关女同志的孩子，达到规定年龄，自然就由托儿所升到幼儿园。不用自己操心。我们从农村回来之后，机关已经没有幼儿园了。有点门路的，把孩子都送到商业局幼儿园；因为那里吃得好。
我们正在为老二上幼儿园不知所措的时候，杨厚生自告奋勇，答应一定要把老二送进商业局幼儿园。杨厚生认识商业局幼儿园的副所长邢芸香。
一天，我和杨厚生一起来到商业局幼儿园。进了门，迎面碰上了五七大军回城后在水果公司一起搞运动的老刘太太。她一把把我拽到她的办公室，唠起了闲嗑。杨厚生去找副所长邢芸香。
唠了一阵子，老刘太太问我，“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同志找邢芸香干什么？”
我：“他认识你们的副所长，想把我们家老二送进你们的幼儿园。”
老刘太太：“老二进幼儿园啊！来吧。”
我：“那太好了。谢谢啊。”
老刘太太：“谁跟谁？用不着客气。明天就送来吧。有我在这，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吧。”
这时，邢芸香领着杨厚生过来了。副所长面带难色，刚要开口说话，老刘太太看出来了，忙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
回局里的路上，杨厚生对我说，快磨破嘴皮子了，副所长邢芸香总算答应找刘所长请示请示。想不到，你没费吹灰之力，……。我说，“都是五七战友嘛！”
（十一）住进新居之后
我们家住在二楼，楼梯两侧各两户，各户由外走廊与楼梯相连。我的隔壁是原税务局的老曲；楼梯那面、我的对门是局办公室主任老方。老方老少三辈，人口较多，他的的房屋面积是最大的；老曲三个男孩，年龄较大，他的房屋为第二类；我三个女孩，年龄较小，我的房屋数三类；老方的隔壁王学强，两个孩子，年龄也小，他的房屋面积最小。不难看出，从我们四家的人口状况来看，局分房小组的分房方案还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三家都不是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财政局搬进这栋楼的人之中，留城的的人（属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农村回城的（无房户）的户数大体和我们二楼这个单元三比一的比例一致。这是分房方案出炉后，引起一部分人不满意、写大字报的主要原因。
住办公室的五七大军住进新房之后，仍然住在办公室的人只剩下小郭和春阳。一天，小郭在午饭后发牢骚，“你们领着老婆孩子住上了新房，老弟还得在办公室打光棍。”
赵翘：“是啊，从现在起，全科总动员，给小郭找对象！”
杨厚生：“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在我离开财政局之前，几次和杨厚生领着小郭去相看对象。有一次到粮食局二粮库，见面之后，双方都没有明确态度。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小郭看了之后，对人家什么印象。小郭说，“那丫头脸上怎么那么多毛啊。”
杨厚生：“傻小子！知不知道什么叫黄毛丫头？脸上毛毛茸茸的，那才是纯粹的黄毛丫头。”
又一次，出现了误会，闹出了笑话。在百货公司我们三个一起去相看了一个女孩子。几天之后杨厚生去询问女方的意见。对方问杨厚生是哪一个，杨厚生说是小郭。对方说不是那个个小的（指我），没同意。杨厚生在小郭不在办公室时，说了这个情况，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赵翘科长对我说，以后不要跟着一起去相亲了。
夏天，下班后，老三从我们家二楼窗户掉到楼下。m在厨房做饭，两个姐姐没有在屋里，老三一个人爬上窗台，不慎，跌了下去。正在楼下收拾东西的一楼邻居老于，听到老三掉下来落地的响声，吓了一跳；连忙高声呼喊。
m闻声跑到楼前，老三坐在地上啼哭不止。正在这时，我恰恰下班回来，走到楼角，听到老三的哭声，也赶了过去。
二话没说，我和m推着自行车，奔向市立医院。到了急诊室，大夫把老三放到床上，检查了老三的胳膊腿，从头到脚摸了摸，没有发现那个部位有创伤。
“小朋友！走！围着桌子走一圈。”大夫让老三下地，说道。
老三在急诊室走了两圈，大夫看看，说道，“没事了。没事。回去吧。”
“啊呀我的妈呀！吓死了。”m长长出了一口气，抱起老三，回家了。
两天后，赵翘来到我家，看望老三。看着老三没事人似的，赵翘说道，“真是命大，二楼掉下去，什么事没有。淘气包子！”
m：“楼下老于家在窗户下边斜着立了一块箱子板，老三大概是掉在箱子板上了，滑到地上，才没有摔伤。”
“淘气包子！过来，让赵姨看看，你怎么那么抗摔。”赵翘说着，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个遍。
当她掀开老三的衣服，看见背后有几条红紫色细细的划痕，“看看，这是不是摔的！”
“是吗！啊呀！怎么，天天脱衣裳，没看见？”m说道。
赵翘：“这两口子，一个粗心的妈妈，一个放心的爸爸。”
隔壁老曲是税政科的，初夏一天，下班前，他让我和科长说一声，明天和他一起下乡走一走。科里没事，科长同意了。
早晨，临走前，老曲让我带一个背兜，遇上什么好吃的，买点回来。
我和老曲骑自行车去了大孤山公社摩云山大队。在路上，他对我说，“没啥事，在家呆着干啥！我领你出来到农村走走。你看，山清水秀，多好。”
摩云山大队是水果主产区，盛产南国梨。我们去的季节，正是杏成熟的时候。生产队长把我们领到果园，社员们正在收杏。队长在大筐里选了几个又红又大的鸡蛋大小的杏，让我们尝一尝。说道，“一会走的时候，带点回去，给孩子们尝尝鲜。”
离开果园的时候，队长让我们尽可能多往兜子里装一些，带回家去。我总觉得磨不开，不好意思大把大把往兜子了装，动作有些迟缓。队长看出来了，说道，“别客气，把兜子装满。几个破杏，不值钱！”
当我抬头看见了社员们投过来鄙夷的眼神，脖子脸一阵发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感。走的时候，我没有敢回头再看看他们。
（十二）调回统计局
1973年6、7月，一天，统计局文革开始就被揪斗的副局长黄文鑫来到财政局，把我从办公室找了出来。开门见山，对我说，“市革委会领导找我谈话了。市里要重新组建统计局，让我着手筹备组建统计局的工作。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回统计局。”
我：“重新组建统计局，好啊。”
黄文鑫：“怎么样，回来吧。”
“行。”我未加思考，顺口说了一个字。
1973年10月份，统计局成立了。局长是文革前人民银行总行驻鞍钢办事处的头头——郭裕孜。黄文鑫淘汰出局。
原来是这样，听人说，原统计局的那几个造反派听说让黄文鑫重新组建统计局之后，心有不甘，非要治他于死地而后快，给市里写了诬告信。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显而易见，跑不出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把黄文鑫往死里整的那几个人。
黄文鑫是鞍山市最后一批被解放的7个走资派之一，除了他，另外的6个人都是市级领导干部。革委会让他筹备组建统计局，他精神振奋，筹备积极，结果，白忙活了。
新组建的统计局，4个领导人，除了银行的郭裕孜，还有一个支左的军代表，一个高炮部队转业军官，还有个原计委的秘书处处长。全局人数达到24人，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共党员，百分之百是没有下乡或下工厂的、符合革委会工作人员条件的“革命派”。其中不乏以统计局为跳板、谋个一官半职的淘金者；事实证明，在其后的不长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统计局，另谋高就去了。新组建的统计局，除了黄文鑫，原来统计局的人一个没有。做过统计工作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黄文鑫希望我回统计局的约定无声无息，化为泡影。
我第二次出去要账前后，已经当上统计局综合科科长的同学柏健找到我，又提起回统计局的事情。
整个统计局除了他，还有一个原来郊区统计科的一个同志是做过统计工作的。不难看出，全面恢复统计工作，仅仅依靠两个人，大概难以为继。在这个造反派掌权的地方，黄文鑫肯定没有发言权。我想，现实状况，已经逼迫统计局的头头们，必须调回几个原统计局的业务骨干，是为当务之急。我和丰岷自然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二人选。
1974年末，我和丰岷正式调回统计局的决定已经公开。首先反对的当然是我们科的赵翘科长。她一再地劝说，让我留在财政局。春阳、景东几个辽财的同学也劝我不要回统计局。财政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总觉得财政局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统计局才是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可以用武之地。
1975年初，我和丰岷调回了统计局。
（2013年3月30日17：32：50）
在财政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两次到外地要账。()『*首*发』
1973年末第一次出去要账。从1971年开始，国家实行包干型财政体制，国家对地方实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大包干。中央和省里于年初核定鞍山和鞍钢的财政收支数额和上缴利润额，超收归我市和鞍钢自行支配使用；如果收入完不成收缴任务自求平衡，中央和省里不再负责。这一年进入12月，超额完成全市财政收入和鞍钢上缴任务已成定局。傻子都知道，多超收一分，就多得一分，多超收十分，就多得十分。全力以赴把外地的欠款收回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入库金额，成了市里和鞍钢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
市里决定由财政局、人民银行、鞍钢联合组成到全国各地清算货款的要账队伍。我和鞍钢财会处负责人杨椿为一组，到山西的太原和榆次的几个企业要账。
杨椿于1969年9月至1971年5月曾经担任过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侯，党政合一、政企合一达到了极点。鞍钢的企业管理机关在市革委会里有一个第一工交组，鞍钢的财务管理（财务处、基建处）也合并到市财政局，直到1971年上半年才从财政局分出。
杨椿高个，较消瘦，平易近人，嗜酒。
到了太原，我们先去太原钢铁公司要账。去太钢要账比较顺利，毕竟都是属于冶金部的企业，到了公司的财务部门，人家就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很快就答应转账付款。
太原铁路局就麻烦了一些。太原铁路局使用鞍钢的重轨扩建太原火车站等铁道支线。
我们到了铁路局的基建处，基建处的同志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技术改造，属于计划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计划处去要钱。
到了计划处，计划处处长也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基本建设，属于基建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基建处去要钱。
“我们方才从基建处过来，他说技术改造由你们计划处负责，你说是基本建设，基建处负责。我们到底找哪个部门？”听了计划处处长的说辞之后，杨椿问道。
“找李处长！……怎么回事？这批重轨不是用于基建吗！怎么推到我们这里来了？……”计划处的张处长听了杨椿说话之后，给基建处打电话，两个处长在电话里你一句他一句，争执起来，呶呶不休。
“请把电话给我。”杨椿从张处长手中接过电话。挂通了鞍钢销售处的电话。“哪位？……找王处长……啊，老王，我现在在太原铁路局，来要那笔重轨的款子。……他们扯皮。这样吧，下一批重轨不要发货了……等他们给了钱以后再说。”
张处长：“别……别介呀，工程正在施工，不能停工啊。”
杨椿：“那怎么办？不给钱，我们不能再发货了。”
“你们二位先坐一会，我们立刻找领导研究一下，请稍等。”张处长说完，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张处长领来另外一位同志，寒暄一番，他说道，“对不起啊，我们的工作协调的不好，请谅解。已经通知财会处立即把这笔货款划拨给你们。”
杨椿：“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要账的下一个单位是榆次的一个军工企业。榆次距离太原不远，坐火车几十分钟就到了。这个企业更横，说什么也是没钱。非要不可，让我们到七机部去要。杨椿这回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个企业。他说，“遇上这样的主，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这次到太原，看望姑母和大哥大嫂，是我的一项私人要务。1966年在瓦房店驻军表哥所在的高炮部队调到云南抗美援越前线，到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战斗。从越南归来后，表哥所在部队驻到了太原；姑姑和嫂子也随军来到太原。
表哥在太原市城市管理局支左，和我们局的王军代表一样，也是军代表。他和我们鞍山的军代表不一样，不参与局里的斗批改或业务领导工作，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跟随公园的头头们到广东去买猴，等等之类的闲事。
入乡随俗，姑母说，到了太原，吃的就得学当地的习惯，比如包胡萝卜馅羊肉饺子，冬季在门旁、窗户下把雪里红摞起来储存，顿顿饭都离不开吃醋。大嫂说，想不到山西这个没有大海的地方，鱼没少吃。原来，他们的左邻右舍的人对吃鱼不感兴趣，发的鱼票很少买鱼，知道姑母一家是东北人，喜欢吃鱼，所以，把鱼票给了他们。
离开他们的时候，大嫂给我的孩子们买了几块做衣服的彩色鲜艳的条绒。大哥问我还需要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想到了杨椿的嗜好，我说，“和我一起来的鞍钢那个同志喜欢喝酒。”
大哥说，“那好办，我给他弄点汾酒，带回去。”
在我们离开太原的头一天晚上，大哥送来七、八瓶没有商标的汾酒。他说这种没有商标的汾酒比市场上凭票供应的汾酒质量好得多，是属于特供的好酒。杨椿得到酒之后，自然是喜溢眉梢，连连道谢。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杨椿说，这次出来要账，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几瓶特供汾酒。
要账的空余时间，游览了太原的名胜晋祠。人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所以晋祠是一定要看的。
到了晋祠，游览了圣母殿和附近的景观。圣母殿中的圣母邑姜在殿上居中而座，周围是几十个彩塑侍女，塑造得面目清秀俏丽，形象逼真生动，情态从容自若。是我之前看见过的塑像最值得欣赏的珍品。
我对殿前的鱼沼飞梁很感兴趣。鱼沼为一方形水池，池上有十字形桥面，称为飞梁。人在桥上，可以前后左右任意穿行。听说，这种十字飞梁十字形桥式，在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现存的仅此一例。
圣母殿左侧石阶旁一颗向左倾斜硕大的柏树，树干苍劲雄伟，枝叶稀疏，皴理深刻，说是北周时代种植的，叫周柏；令我惊叹不已。听说还有一颗树干粗壮，枝条虬劲，绿叶如盖的唐槐，我没有去看。
圣母殿前的难老泉有十分感人的传说。柳氏担水和张郎三七分水的故事，听了以后，铭刻心中，没齿不忘。不难看出，太原人自古以来就对水情有独钟。
午后五、六点钟，在迎泽大街上，出现一种我觉得奇怪的景象，放眼看去，每一个电线杆下面都集聚着一群人，多数是下班回家的企业职工，从很多人腋下夹着饭盒就可以看得出来。走到人群近旁，才知道，他们正在听电线杆子上边的扩音喇叭播出的刘兰芳的评书；播的是哪部书，没有记住。
翌年，岁末，我再一次出去要账。这一次我是和工业财务科的刘枕江一组。要账的路线是从鞍山出发到桂林、昆明、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最后是从上海坐船回到大连，饶了一大圈。
现在看，我们走过的正是旅游热线。旅游，在那个时代还是极其奢侈的事情，还没有如现在这样已经成为很多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项目。我们那个时侯到了那些地方，只是欣赏欣赏风景，观看观看名胜古迹；并没有娱乐休闲的概念，更没有购物之类的场景。
这一圈要账的企业基本是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都是些陈年老账。基本上是白跑了一圈，分毫账款也没有要到。临走的时候，头头们也说过，这些企业都是不敢得罪的横（ hèng）主，让我们尽可能想办法，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我们两个当然不敢懈怠轻忽。
这一圈，到了哪些企业，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到重庆铜元局尚有记忆。
进了铜元局厂区，蒿草丛生，在杂草之间，横七八竖地散落着闪闪发光的锥形筒状不锈钢单体部件，听说是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喷口。一个工人坐在两个摞起的汽车轮胎上，手里捧着一个大口径的搪瓷缸子，里边的茶叶堆积了少半碗；他正背对着太阳悠闲的品茶。整个厂区静悄悄，人迹罕见，没有一点生产的迹象。
好容易在财会室碰见一个人，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那个人笑着说，“要账？没钱！工资都发不出去，哪有钱还债！”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人，看看我们，问道，“干什么的？”
“鞍钢来要账的。”原来那个人回答。
进来的人：“等着吧，部里什么时候拨款来了，发完工资，首先还你们鞍钢的货款。”
刘枕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虎年大概没指望了。”后进来的人，说完，磨身出去了。
“还有别的事吗？”原来在屋里的那个人，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很明显，下了逐客令。
铜元局是重庆最老的机械工厂，诞生于二十世纪之初。在抗日战争中生产子弹，为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是三线的重要军工企业。
我们所到的其他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一是工资还没发呢，二是等部里拨款，好像他们事先串通好了，口径是何其相似乃尔。当然，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大门紧锁，有的门卫告诉你，放假了。
由于没有占用更多时间进行要账工作，在各地方等车的较长的时间里，便有了机会看风景，浏览名胜古迹。虽然有自己责任在身的约束，内心里还是十分庆幸：能够利用这难得的短暂时间去看看久已企盼的、中学地理上学习过的、没有看见过的美景风情。
在桂林去了七星岩和芦笛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岩洞奇观。洞里面灯光昏黯，洞中石笋、石乳等凡是人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无不留下人们抚摸过、光滑的印痕；低矮、狭窄的洞壁上更有火把烟熏火燎的污渍；这些并没有影响我观赏的兴致，倒是感叹先人们发现这些岩洞的久远历史。
到了象鼻山，由于当年干旱少雨，象鼻子周围已经露出了沙滩，人们可以随便行走在象鼻和象腿之间的圆洞之中。漓江上，去阳朔的船只停航，畅游漓江的美梦憾然破灭。
在昆明游了西山。从山下顺着平缓的山道，一直走到山的尽头，登上龙门，下面是悬崖峭壁，五百里滇池就在脚下。想不到老天造化如此神奇。
旅店边上是一个专卖过桥米线的饭馆。宣传板上写了过桥米线由来的故事，很是动人，也勾起了我们两个尝一尝米线的兴趣。过桥米线的高明、奇特之处是那一大碗不冒气的高温鸡汤，生肝片、生肉片、生鸡片都能够给你烫熟。可见昆明人有智慧，有创新精神，有口福。
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到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天府之国的誉称立即浮现在脑海。要账之余，匆匆游玩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
有一件事情让我大开眼界。有一句话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一直没有吃透这句比喻的因果联系。我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卖开水的都是大茶炉烧水，茶炉上方有两个汽笛，当汽笛发出“呜呜”鸣声，水就烧开了，就可以沏茶或是灌暖壶。不存在提不提水壶的情形。
在成都的那天，正赶上“骡马大会”（集市）。会场的一角人们在喝茶。烧开水的炉子是一个大约一米高，几米长，可以成排摆放几十把水壶的大炉灶。服务员不断地从炉灶上提下水已经烧开了的水壶，为喝茶的人沏茶续水。看了这个场景，令我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出处。此情此景，让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古人让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成都去自贡，坐火车在内江下车，再坐一个多钟头的汽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市区高处的采井盐的井架；还有肩上担着两大竹筐装着雪白食盐的挑夫。
要账没要着，跑到恐龙博物馆里看了看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真难以想象，地球上居然还有过这么庞大的生物存在！
在自贡吃了闭门羹，我们两个没有停留，赶上一班汽车，回到了内江。在内江去重庆等火车时候，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旁边的副食品商店看见卖橘子。商店的橘子是凭票供应当地居民，每人（或许每户）二斤半。看着黄灿灿的大橘子，十分眼馋。我对刘枕江说，“听说内江的橘子是四川最好吃的橘子。若是能买点就好了。”
刘枕江：“要不跟营业员说说，买点？”
我：“试试？”
“同志！我们是外地出差到此地的。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橘子，真想尝尝。不知道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刘枕江凑到一个营业员跟前，笑嘻嘻客气地跟人家说道。
这个营业员看看其他几个人，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当地话，有一个营业员点点头，然后，这个营业员对我们说，“行，卖给你们二斤半。”
我们两个向人家诚恳热情地致谢，之后，急不可耐地扒皮吃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橘子了。
到了武汉，要账的最后一站，还是一无所得。刘枕江临来时带一项私人任务，给工业科一个同志在武钢工作的一个亲戚稍20斤全国粮票。我们两个来到武钢家属宿舍，这片宿舍区和鞍钢的家属宿舍大概是同一套图纸，仿佛回到了鞍山。特别是宿舍区里妇女们的言谈话语，更是辽（阳）海（城）味道十足。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鞍钢过来的职工家属。
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定要走上去，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这是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毛主席诗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大桥，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骄傲。
武汉东湖辽阔舒展，远比杭州西湖大气。游湖的人寥寥无几。遥望湖对岸远处武钢巍巍高炉影影绰绰的壮丽景象，倍感亲切。
可叹，在武汉我患上重感冒。在汉口的一家医院扎了一针青霉素和退烧药。打针的时候，护士让我坐在一个方凳上，他坐在在我身后，就这样完成了臀部肌肉注射。回到鞍山的时候，我和很多人宣传，武汉医院打针比我们这里撅着屁股趴到床上挨扎舒适，文明。
从家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各领一项任务。刘枕江是张柯南交代的，必须在成都给他买两瓶郫县豆瓣酱，这是必须完成的雷打不动的死任务；因为张柯南的小媳妇是四川人，特别想吃家乡的豆瓣酱。刘枕江从出发那一刻起，就常常把这个任务挂在嘴边，须臾不敢遗忘。到了成都，刚刚找到旅店，他就跑到附近商场，把两瓶郫县豆瓣酱买了回来。我劝他不用这么早在成都买，到上海再买也不迟。他说，“那不行！张柯南特为嘱咐，必须在成都买，说，别的地方卖的是赝品，不好吃。”
一路上，刘枕江小心翼翼的拎着这两瓶豆瓣酱，惟恐不小心把豆瓣酱的玻璃瓶子打碎了，前功尽弃。
我的任务是赵翘科长委托给她爱人买一斤茶叶。当时，茶叶到处都是凭票供应。还好，在重庆南温泉的一家茶叶店，碰上了不要票的茶叶。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斤回来。拿回来交给赵翘，第二天赵翘科长说，茶叶捂了。对于此事，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一种办事不利、对不起人家的内疚。
（十）孩子们的琐事
三个孩子住进财政局办公室，换了新天地，乐不可支。孩子们的故事，不免孩子气多一些。老大上抗大（小学），老二上幼儿园，老三上托儿所，晚上回来，自然是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嬉笑玩耍，常常见不到人影；老大自然担当起监护人的角色。笑话也是常常发生。
老三是楼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下班后，把她从托儿所带回来，一进楼，就会有人接过去，特别是财政局革委会委员张建荣，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了就要抱着亲热一阵子。
在食堂吃饭，老二问税政科的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男同志，“你的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的小坑啊？”
这一问，不免引起食堂里吃饭的人喷饭。解放后，年年接种牛痘，很少有人患天花等等传染病，极少能够看到“麻子”，老二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一次食堂吃饺子，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把自己的名字抠下去的那个同志吃蒜，老二看见后，问道，“唉！你吃蒜怎么不扒皮就往嘴里搁呀！带皮吃呀？”
“看看！蒜皮不是在这呢吗。”那个同志，在嘴里嚼了嚼，把蒜皮吐出来，落到饭桌上，笑了起来。
公安局墙外，张贴几张“批林批孔”的漫画。其中一张是，孔子把林副主席搂在怀里，露着乳房用奶头给林副主席喂奶。泉恒喜欢逗小孩，一天，他问老二，“你知道不知道孔老二？”
老二：“知道。”
泉恒：“孔老二是男的是女的？”
老二：“是女的。”
泉恒：“谁告诉你的？”
老二：“你没看见他给林副主席喂奶呀！”
春天，胜利广场里的杏花竞相开放。吃完晚饭，他们三个回到办公室之后，一定要跑进广场。广场对面的交际处常常有外国友人住宿。一个老外看见她们，要和她们合影，当老二被外国人抱起来的时候，把她吓哭了。老大、老三笑她胆小。
也有让人焦急的事情发生。下班之后，老三在楼下玩，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手指挤到一台脚轧自行车的牙盘和链条之间。幸好，自行车的主人还在楼上没有走。打开车锁，才把手指从牙盘中倒了出来。
老大上学、老三上托儿所没有费什么周折，老二上幼儿园倒是有一个小故事。
文革之前，机关幼儿园就在市委后院，机关女同志的孩子，达到规定年龄，自然就由托儿所升到幼儿园。不用自己操心。我们从农村回来之后，机关已经没有幼儿园了。有点门路的，把孩子都送到商业局幼儿园；因为那里吃得好。
我们正在为老二上幼儿园不知所措的时候，杨厚生自告奋勇，答应一定要把老二送进商业局幼儿园。杨厚生认识商业局幼儿园的副所长邢芸香。
一天，我和杨厚生一起来到商业局幼儿园。进了门，迎面碰上了五七大军回城后在水果公司一起搞运动的老刘太太。她一把把我拽到她的办公室，唠起了闲嗑。杨厚生去找副所长邢芸香。
唠了一阵子，老刘太太问我，“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同志找邢芸香干什么？”
我：“他认识你们的副所长，想把我们家老二送进你们的幼儿园。”
老刘太太：“老二进幼儿园啊！来吧。”
我：“那太好了。谢谢啊。”
老刘太太：“谁跟谁？用不着客气。明天就送来吧。有我在这，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吧。”
这时，邢芸香领着杨厚生过来了。副所长面带难色，刚要开口说话，老刘太太看出来了，忙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
回局里的路上，杨厚生对我说，快磨破嘴皮子了，副所长邢芸香总算答应找刘所长请示请示。想不到，你没费吹灰之力，……。我说，“都是五七战友嘛！”
（十一）住进新居之后
我们家住在二楼，楼梯两侧各两户，各户由外走廊与楼梯相连。我的隔壁是原税务局的老曲；楼梯那面、我的对门是局办公室主任老方。老方老少三辈，人口较多，他的的房屋面积是最大的；老曲三个男孩，年龄较大，他的房屋为第二类；我三个女孩，年龄较小，我的房屋数三类；老方的隔壁王学强，两个孩子，年龄也小，他的房屋面积最小。不难看出，从我们四家的人口状况来看，局分房小组的分房方案还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三家都不是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财政局搬进这栋楼的人之中，留城的的人（属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农村回城的（无房户）的户数大体和我们二楼这个单元三比一的比例一致。这是分房方案出炉后，引起一部分人不满意、写大字报的主要原因。
住办公室的五七大军住进新房之后，仍然住在办公室的人只剩下小郭和春阳。一天，小郭在午饭后发牢骚，“你们领着老婆孩子住上了新房，老弟还得在办公室打光棍。”
赵翘：“是啊，从现在起，全科总动员，给小郭找对象！”
杨厚生：“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在我离开财政局之前，几次和杨厚生领着小郭去相看对象。有一次到粮食局二粮库，见面之后，双方都没有明确态度。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小郭看了之后，对人家什么印象。小郭说，“那丫头脸上怎么那么多毛啊。”
杨厚生：“傻小子！知不知道什么叫黄毛丫头？脸上毛毛茸茸的，那才是纯粹的黄毛丫头。”
又一次，出现了误会，闹出了笑话。在百货公司我们三个一起去相看了一个女孩子。几天之后杨厚生去询问女方的意见。对方问杨厚生是哪一个，杨厚生说是小郭。对方说不是那个个小的（指我），没同意。杨厚生在小郭不在办公室时，说了这个情况，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赵翘科长对我说，以后不要跟着一起去相亲了。
夏天，下班后，老三从我们家二楼窗户掉到楼下。m在厨房做饭，两个姐姐没有在屋里，老三一个人爬上窗台，不慎，跌了下去。正在楼下收拾东西的一楼邻居老于，听到老三掉下来落地的响声，吓了一跳；连忙高声呼喊。
m闻声跑到楼前，老三坐在地上啼哭不止。正在这时，我恰恰下班回来，走到楼角，听到老三的哭声，也赶了过去。
二话没说，我和m推着自行车，奔向市立医院。到了急诊室，大夫把老三放到床上，检查了老三的胳膊腿，从头到脚摸了摸，没有发现那个部位有创伤。
“小朋友！走！围着桌子走一圈。”大夫让老三下地，说道。
老三在急诊室走了两圈，大夫看看，说道，“没事了。没事。回去吧。”
“啊呀我的妈呀！吓死了。”m长长出了一口气，抱起老三，回家了。
两天后，赵翘来到我家，看望老三。看着老三没事人似的，赵翘说道，“真是命大，二楼掉下去，什么事没有。淘气包子！”
m：“楼下老于家在窗户下边斜着立了一块箱子板，老三大概是掉在箱子板上了，滑到地上，才没有摔伤。”
“淘气包子！过来，让赵姨看看，你怎么那么抗摔。”赵翘说着，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个遍。
当她掀开老三的衣服，看见背后有几条红紫色细细的划痕，“看看，这是不是摔的！”
“是吗！啊呀！怎么，天天脱衣裳，没看见？”m说道。
赵翘：“这两口子，一个粗心的妈妈，一个放心的爸爸。”
隔壁老曲是税政科的，初夏一天，下班前，他让我和科长说一声，明天和他一起下乡走一走。科里没事，科长同意了。
早晨，临走前，老曲让我带一个背兜，遇上什么好吃的，买点回来。
我和老曲骑自行车去了大孤山公社摩云山大队。在路上，他对我说，“没啥事，在家呆着干啥！我领你出来到农村走走。你看，山清水秀，多好。”
摩云山大队是水果主产区，盛产南国梨。我们去的季节，正是杏成熟的时候。生产队长把我们领到果园，社员们正在收杏。队长在大筐里选了几个又红又大的鸡蛋大小的杏，让我们尝一尝。说道，“一会走的时候，带点回去，给孩子们尝尝鲜。”
离开果园的时候，队长让我们尽可能多往兜子里装一些，带回家去。我总觉得磨不开，不好意思大把大把往兜子了装，动作有些迟缓。队长看出来了，说道，“别客气，把兜子装满。几个破杏，不值钱！”
当我抬头看见了社员们投过来鄙夷的眼神，脖子脸一阵发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感。走的时候，我没有敢回头再看看他们。
（十二）调回统计局
1973年6、7月，一天，统计局文革开始就被揪斗的副局长黄文鑫来到财政局，把我从办公室找了出来。开门见山，对我说，“市革委会领导找我谈话了。市里要重新组建统计局，让我着手筹备组建统计局的工作。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回统计局。”
我：“重新组建统计局，好啊。”
黄文鑫：“怎么样，回来吧。”
“行。”我未加思考，顺口说了一个字。
1973年10月份，统计局成立了。局长是文革前人民银行总行驻鞍钢办事处的头头——郭裕孜。黄文鑫淘汰出局。
原来是这样，听人说，原统计局的那几个造反派听说让黄文鑫重新组建统计局之后，心有不甘，非要治他于死地而后快，给市里写了诬告信。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显而易见，跑不出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把黄文鑫往死里整的那几个人。
黄文鑫是鞍山市最后一批被解放的7个走资派之一，除了他，另外的6个人都是市级领导干部。革委会让他筹备组建统计局，他精神振奋，筹备积极，结果，白忙活了。
新组建的统计局，4个领导人，除了银行的郭裕孜，还有一个支左的军代表，一个高炮部队转业军官，还有个原计委的秘书处处长。全局人数达到24人，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共党员，百分之百是没有下乡或下工厂的、符合革委会工作人员条件的“革命派”。其中不乏以统计局为跳板、谋个一官半职的淘金者；事实证明，在其后的不长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统计局，另谋高就去了。新组建的统计局，除了黄文鑫，原来统计局的人一个没有。做过统计工作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黄文鑫希望我回统计局的约定无声无息，化为泡影。
我第二次出去要账前后，已经当上统计局综合科科长的同学柏健找到我，又提起回统计局的事情。
整个统计局除了他，还有一个原来郊区统计科的一个同志是做过统计工作的。不难看出，全面恢复统计工作，仅仅依靠两个人，大概难以为继。在这个造反派掌权的地方，黄文鑫肯定没有发言权。我想，现实状况，已经逼迫统计局的头头们，必须调回几个原统计局的业务骨干，是为当务之急。我和丰岷自然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二人选。
1974年末，我和丰岷正式调回统计局的决定已经公开。首先反对的当然是我们科的赵翘科长。她一再地劝说，让我留在财政局。春阳、景东几个辽财的同学也劝我不要回统计局。财政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总觉得财政局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统计局才是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可以用武之地。
1975年初，我和丰岷调回了统计局。
（2013年3月30日17：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