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财政局（之一）
进出财政局
对我们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的考验终于结束。( 起笔屋)开始分配工作。我和丰岷自打从农村调回来那一刻起，就以为是回来继续做统计工作。当时，统计工作在计划革命委员会之中，在委员会里设一个统计组。统计组里没有一个原统计局的人。
分配工作了。我和丰岷接到通知，到市财政局报到，有些出乎意料。听有人说，我们两个不是中共党员，没有资格进计划革命委员会。燕恩是党员，他分配到了计委。
到财政局报到几天后，遇见了原机关党委武装部长、方块兵团头头、市革委会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主任张兴邦。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到财政局不错吧！”
我：“我寻思调回来还让我们搞统计工作呢。”
张兴邦：“到了财贸口了，还能放出去呀！我早就说了，你和丰岷都不能出去。正好，财政局缺人，我把你们安排到财政局，正合适。好好干，别想你那个统计了。”
（一）查账与“闹鬼”
到财政局报到后，丰岷被安排到工业科，我被安排到企业科。企业科的名称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其实它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商业。
财政局的办公地点是原人委三楼我们统计局和机关党委的办公室。企业科的办公室先是在机关党委拐角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后来又换到原统计局工业科。
我们科的科长是部队新转业的一个团级干部，浙江衢州人，小个，他说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话他听不懂。经常闹笑话。有一次，有人给我来电话，科长接电话，他问对方，“你找谁？……你找你父亲？谁是你父亲？……”弄得科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不久，科长调回浙江老家；关于他，除了问来电话的对方“谁是你父亲？”那个笑话，没有留下其他印象。
科里其余的同志都是我认识的、没有下乡插队落户、从盘锦五七干校回来就安排了工作的人。毋庸讳言，他们统统都是文革中响当当的革命派。
辛青是驻鞍山空军飞行员家属，是60届财政系校友，是在鲅鱼圈打石头时候鼎鼎大名的“辛魔”。只要有她在，科里就有欢声笑语。
郭庆是文革前财政局最年轻的、财会中专新毕业的、文革中敢于冲锋陷阵的小将。由于我们同住一个办公室，关系比较密切。
老潘会计是人委行政处的老会计，每天都把消瘦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白里透青。高兴的时候，还好捏着喉咙，号几声京剧小声的唱词。
隋成功是建行的科长，谨慎寡言。虽然在我们科他不是科长，还是常常以科长的形象接人待物，外来办事的人，往往把他当做科长，他从不谦让，会认真地处理人家要办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去副食品商店查账。科长让隋成功、老潘会计和我一起到太平村一个副食品商店查看商店财务状况。到了商店办公室，隋成功拿出介绍信，商店主任立即迎上前来，看了介绍信，客气的说道，“欢迎，欢迎来本店检查工作。看看，你们有什么要求？”
“查账！”老潘会计一本正经、严肃地说道。
主任：“刘会计！过来！这几位是市革委会财政局的，到我们商店查账。你要好好配合，需要你干什么，要什么账，一定要满足要求。”
隋成功：“主任，你事情多，该忙啥忙啥。刘会计在，就行了。”
主任：“我在营业那边，有事叫我。”
刘会计拿出一摞子账簿，一堆装订好了的发票和记账凭证，摆到桌面上。老潘会计伸手翻开一本总账，从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往前看着；隋成功和刘会计攀谈起来，问一些商店的经营项目，资金周转，营业额，财务人员状况，职工人数等等；财政局到基层企业检查工作，检查什么，怎么检查，我没有弄明白，心中无数，只好听着。
老潘会计翻看了几本账，查看了几本凭证，向刘会计问了一些记账、整理发票等等会计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问题；明显的带有考试的味道。
“刘会计，咱们到营业上看看？”隋成功觉得和商店会计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说道。
刘会计：“上哪一摊？”
“看看卖肉的吧？”老潘会计问隋成功。
隋成功点点头，商店会计把我们领到营业室，到了肉案子跟前。
老潘会计：“今天进了多少斤猪肉？”
“已经卖了多少斤？”商店会计让一个女售货员回答了猪肉的进货数量之后，老潘会计又问道。
“还剩下多少斤？”女售货员把收到的“肉票”（鞍山市1968年之后猪肉凭票供应）逐个相加，回答了卖出数量之后，老潘会计手指肉案子上剩下的猪肉，又问道。『*首*发』
女售货员：“秤一秤吧。”
几个售货员把肉案子上的猪肉放到靠墙的台秤上，过秤，女售货员说出斤数，话音未落，老潘会计立即说出，“少了15斤！怎么回事？”
“进肉……斤、卖了……斤、还剩……啊，是少了15斤。”女售货员拿过来算盘，嘴里叨咕着，算出了结果。同时，惊讶的看着老潘会计，不知道他怎么会张口就能够说出少了15斤肉？
商店会计：“肉少了正常。上边有规定，卖肉有损耗。”
我：“损耗率是多少？”
商店会计说出百分比，老潘会计那里又是立即说道，“多损耗了一斤七两！”
商店会计：“正常。大秤进，小秤出，肯定掉分量。有时候掉的多，有时候掉的少。”
回局里的路上，隋成功对老潘会计说，“你的小账算的可够快的了。”
老潘会计：“那叫‘袖里吞金’。干了这么多年会计，算账还行。”
我：“咱们到这个商店到底检查什么？”
隋成功：“科长说，让咱们了解一下商店的财务状况。”
老潘会计：“我就记住让咱们看看财务账。”
我：“检查完了，怎么办？”
他们俩个互相看看，摇摇头，没有说什么。在企业科工作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
第二件事，闹鬼。我们全家从什司县回来之后，m带着老三住在姥姥家，我带着老大、老二住办公室。和我同住办公室的还有郭庆。与我们隔一个办公室、位于人委大楼拐角走廊东侧的一个办公室是税政科。
一个星期天，我和郭庆与孩子们准备到食堂吃晚饭。税政科的李大姑娘从他们的办公室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看见我们的办公室开着门，便高声喊道，“不好了！又闹鬼了！”
郭庆：“瞎咋呼啥！大白天闹什么鬼！”
李大姑娘：“不信？你过来听听！”
我们好奇地来到税政科。李大姑娘示意我们不要出声，注意听听。两个孩子也瞪大眼睛，静静的听着。
“啥也没听见。”老大听了一会，说道。老二也跟着附和。
原来是这样。李大姑娘是税务局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现在所谓的高不成低不就的“圣女”。她住在人委二宿舍。星期天总是一个人呆在办公室。平时也总是喜欢装模作样的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桌子上放置的文件、表格、毛选等等。
在入冬之初，人委大楼暖气改造（由烧锅炉改为使用鞍钢余热水），几个工人在拆装暖气管道，大家不愿意听那些敲打钢铁的噪音，都躲了出去。唯独李大姑娘还是坐着不动，一副忙碌的姿态，一会写点什么，一会扒拉扒拉算盘。一个工人见了，说道，“小算盘打的还挺麻利呢！”
另一个工人：“一个糊弄一个呗！”
这段对话恰恰让路过这个办公室门口的我听到了，印象特别深刻。在之后的几十年工作期间，遇到了摆样子、走过场之类的情景，我常常想起这段对话。还经常讲给他人听。
税政科办公室“闹鬼”，从我分配到财政局，住进这里，就成了大家一直没有破解的谜团。所谓的鬼，就是办公室东侧靠有轨电车道的一面墙的墙里有时会发出“嚓嚓、唰唰、哗哗……噗噗啦啦……”的响声。特别是晚饭后，日落时分，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声愈发清晰。
传达室老韩头听说之后，特为爬到三楼，讲一些不知道是否真实的吓人叨怪的恐怖故事。他说，“八一五”和“二一九”鞍山光复和解放的时候，这个大楼是激烈的战场。打扫战场的时候，楼上楼下都是死尸。特别是楼拐角这个屋，死的人最多，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站在墙犄角，缺胳膊少腿，没有脑袋，有的瞪着眼睛死不瞑目……。说他们刚刚住进大楼的时候，到了晚上也闹鬼。镇压反革命之后，那群鬼都老实了，不敢再闹了。
一天，在道东市委院里的人民礼堂开会回来，我发现从人委大楼北侧拐角三楼税政科办公室外墙的通风口飞出一只家雀。我的心里一亮！心想，“闹鬼”的事情大概可以找到答案了。
回来之后，我对局办公室的总务泉恒讲，“我找到闹鬼那个办公室里的‘鬼’了。”
泉恒：“真的？在哪里？”
“在墙里。就在东侧两个窗户之间上边的墙里。”我把泉恒领到税政科李大姑娘那个办公室，手指墙上通风口那个位置。
“净瞎扯！”泉恒看着那片墙，摇着头。
人委大楼的办公室都装有活动叶片的通风口。李大姑娘办公室的通风口在维修抹墙的时候，被砂灰抹死了，在室内看不到通风口；但是，注意观察，仍可以看到通风口铁框边缘锈蚀的痕迹。
“泉恒！你敢不敢把那块墙砸开？鬼就在那里面。”我手指通风口那个地方，问他。
有的人找来一把锤子，泉恒在办公桌上立一把椅子，上去，开砸。几锤子砸上去，通风口的边框和叶片就掉了下来。
“啥也没有啊！里面黑洞洞。”泉恒向里面看了一下，喊道。
“给你手电，照一照。”有人递给他一个手电筒。
“哈哈！原来是一窝家雀！还有家雀蛋呢。”说着，泉恒把草絮的家雀窝抓了出来。几个家雀蛋掉到桌子上，摔得粉碎。
真相大白！“闹鬼”原来是一窝家雀在墙里作妖。
（二）遇上一个妒贤嫉能的人
第二年初春，财政局搬出人委大楼，迁到市府广场西侧原建设银行楼里。一楼是新近恢复的建设银行，二楼和三楼是财政局，三楼还有气象台。此时市府广场四周各单位分布状况是：广场南胜利路东西两侧是市委（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市人委（计委等），广场东二一九路南北两侧为设计院、交际处，广场北胜利路东西两侧是鞍钢图书馆、轻工业局（化工、纺织等），广场西二一九路南北两侧为财政局（建行）、公安局。
搬家之后，企业科撤销，成立商业财务科。我和郭庆分配到商业财务科。这个时候，插队落户的五七大军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调回城里，财政局的老人也陆续回来。我们科的科长都是刚刚从盖县回来的原财政局老科长赵翘和刘世俊。
赵翘在千山南沟学习班的时候，和计委的孙晓路两位女科长都是斗批改中受触动的对象。她们两个的问题是在解放战争鞍山解放前夕，和一群中学生从国民党占领的“国统区”逃出，投向民主联军占领的解放区。其“罪名”是怀疑她们的这种行为不是弃暗投明，而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反革命阴谋”。这种臆造的“罪名”自然不攻自破，在学习班结束之时，不了了之。
赵翘的爱人是鞍钢在苏联学习深造、顶尖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沾上“苏修”边的“臭老九”，肯定要下放到最为艰苦的地方，他们一家人插队落户的地点是最边远的盖县十字街公社的深山老峪里比较穷苦的一个生产队。
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结束，再次提出落实党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3月中共鞍山市委会议提出1975年鞍钢钢铁产量要达到“双八百”的高产目标。在这种形势之下，鞍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陆续从插队落户的农村调回。赵翘的爱人和她一家也就回城了。
刘世俊科长是我们在鲅鱼圈打石头的时候的连领导成员之一。并没有因此逃脱插队落户的命运，而且，从农村回来的比较晚。在商业财务科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我就离开了财政局。
我们科里还有原财物委的干部王格瑞。是两个科长之外的我们科唯一的一个党员。此人高鼻梁，说话鼻音较重。属于嫉贤妒能型的党政机关干部，对此，我深有感触。
做统计工作的我积久成习，对报表总是情有独钟，每每各商业部门报来财务报表，我都要翻看翻看。小许每一个季度汇总的全市商业财务报表，我也是必定要看一遍的，虽然科长并没有让我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几个季度下来，心中自然对全市商业领域的财务状况有了深刻印象。三季度报表出来之后，写一份财务分析报告的念头，一直驱之不去。反正科里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要做，索性把财务报表中的营业额、盈利、资金、费用等等指标进行了计算、对比；自然，全市商业领域经营和财务状况了然于胸。各项指标的增长率、资金利用率、费用水平、盈利水平等等数字出来了，有了数据，实现数字文字化，写分析报告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按照老套路，开头是商业战线的经营和财务总体情况、特点，重点是发展和成果（这是领导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存在的问题，看法和意见，以及重要财务指标全年预测；一份报告很快出炉。题目是《全市前三个季度商业部门财务状况分析报告》。
写完了之后，下班前，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交给赵翘科长。第二天一上班，她极其兴奋，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我已经把报告送给局长了，局长让办公室打印，发出去。”
我：“看起来，这个报告还有点价值。”
赵翘：“那当然。这样吧，以后我们每一个季度搞一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殊不知，这件事触动了王格瑞同志的敏感神经。办公室把打印出的报告送到科里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份，一页一页的仔细阅读。我很受感动，以为他很认同我的劳动成果。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他在党小组会上否定这个报告的发言很快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大体的意思是说我写报告不突出政治，单纯业务观点，利润挂帅，见物不见人，不务正业等等。他的意见在党小组会上遭到赵翘等人的批驳，但是他还是以“布尔什维克”老党员的立场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传话的同志告诉我，“这个人就是看到有人工作能力比他强，工作成果比他大，眼红，想方设法把人家压下去。老毛病了。”
我们科还有两个年轻女同志。一个是下乡青年返城的高中生雪郦。雪郦的父亲是老八路。文革前曾请到我们统计局给团员做革命传统报告，讲抗日斗争故事。抗战时期他在华北与日寇战斗中，后脑中弹受伤。在逃避日本鬼子追击时，掉到井里，躲过一劫。日本鬼子看见他掉到井里，向井中放了两枪，以为击毙。值得庆幸的是，井里有一个包着棉被的包袱，托住了他。解放后，国家送他到苏联去医治头部枪伤，想要取出尚留在后脑里的子弹。经苏联专家医生诊断，认定不取出子弹，维持现状。由于受子弹压迫，他一只胳膊没有活动能力，走路迟缓。（分配到财政局另一位下乡女高中生与雪郦有相似的家庭背景。）
我们科还有一个原税务局的、配有一只假眼睛的年轻女同志许珍。他哥哥是文革前人委机关党委的干事。在千山学习班揪斗机关党委陶书记的时候，比较积极。许珍活泼热情，好说好笑。科里的报表等等事务都归她管，称为内勤。
从人委大楼搬到建行，郭庆和我与两个孩子仍然住在办公室。工业科和税政科新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没有住处，也都住进了办公室。在这种形势下，赵翘科长决定我们全家也搬到办公室住。科里把阳面的一间办公室让给了我们。办公室三楼有煤气，三楼走廊成为了我们几家做饭的地方。与我隔壁预算科办公室住的是校友（辽财）春阳，是当时称为“老五届”新分配工作的大学生。
（三）乒乓球友
当时，市革委会所属部门都有军代表。财政局的军代表姓王，黑龙江绥化人。上中等个，身体健壮，说话声音洪亮，面庞微黑，好像常年在外露天作业的工人一般。虽然他比我们大十几岁，还和我们一样好玩好动。从我进财政局到离开财政局，军代表的主要生活轨迹（稍有夸张）就是打乒乓球。早饭前打，上、下午工间休息时打，午饭后、晚饭后打；球拍从不离身。作为局领导成员，如他自己所说，“搞运动听上边的，工作上听行家的。个人没有意见。”
人委大楼三楼南侧的会议室摆了一副乒乓球球台，是我们打乒乓球的基地。在财政局我和丰岷从早到晚和军代表一起去食堂，一起玩球，可谓兴味相投，我们和军代表自然很快成为球友。
每到晚饭后，经常有一些熟识的、外单位的机关干部到人委三楼来打乒乓球。其中有在全市乒乓球比赛取得名次的高手，多数是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粮食局的会计杨厚生就是其中天天到场、风雨不误的一位。
杨厚生打乒乓球，有其与众不同的绝招。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打乒乓球都是以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为样板，可谓是见样学样，像不像，做比成样；尽管水平达不到，还是尽量做得像样。而这位杨厚生打乒乓球，攻不像攻，守不像守，无论对方的球是转还是不转，是上旋、下旋还是侧旋，是长球还是短球，都能够给你对付回去；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不死。他打乒乓球颇像古典式摔跤，双腿叉开，上身前倾，两臂舒展，前后蹿动，左冲右扑，一会功夫，就会大汗淋漓。
无独有偶，军代表打乒乓球也有别我们大多数人那种常规打法，可以称得上另类。不管对方打过来什么球，他也是都能够给你对付回去，一时半会打不死。杨厚生回球主要是“顶”，而军代表回球主要是“扒拉”。他打乒乓球手臂动作小，双腿很少移动，善于使用腕力，带有隐蔽性；不像杨厚生那样全力以赴，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和这两个人打球，你必须有耐性，一个球没有十几个回合，绝不会决出胜负。论打乒乓球的水平，我和丰岷与他俩旗鼓相当，不分伯仲。我和杨厚生打，输球多于赢球；和军代表打，赢球多于输球。这是因为杨厚生比我抗磨；军代表比我急躁。
有一天，杨厚生在打乒乓球之前，把我叫到走廊上，对我说，“帮个忙！”
我：“什么事？”
杨厚生：“我希望能够调到财政局来工作，你能不能和军代表给我透个话？”
我：“行。我怎么跟他说呢？”
杨厚生：“你就说，我是粮食局的主管会计，在全省粮食系统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数一数二的老会计。商业财务工作对于我不说是精通，也是手拿把掐。不会给你们财政局掉份。”
其实我对他真的一点也不了解。就是到财政局后，打乒乓球才认识的。从他的球风来看，这个人有不服输、敢于拼搏、有韧性、认真、不轻易放弃……种种优点；我很是佩服他。
我把杨厚生希望调到财政局的想法和军代表说了之后，军代表未加思索，脱口说道，“行啊！”
想不到，事情会这样简单，十余天之后，杨厚生真的调到了财政局，安排到了我们科。
杨厚生蒙古族，他自己不说，谁也看不出来。说了之后，倒是觉得他的蒙古族特征明显，高颧骨，小眼睛，身板强壮结实，性格豪爽。家里有两个和他一样结实的小男孩，没有女孩；杨厚生两口子都喜欢我们的老大、老二，抱起来爱不释手。到了星期天，非要把她们领到他家，玩耍半天。
夏天，他请了几天假，去大连。原来是，他父亲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之中。杨厚生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老爷子的心愿实现了？”
杨厚生：“实现了。在傅家湾我求打渔的渔船把我载到大海深处，把骨灰罐抛进大海。骨灰罐漂在海面，就是不沉。打渔的大爷说，灌口封住了，进不去水，不能沉。后来，把骨灰罐捞出来，砸了一个窟窿，骨灰罐才沉到海底。”
对我们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的考验终于结束。( 起笔屋)开始分配工作。我和丰岷自打从农村调回来那一刻起，就以为是回来继续做统计工作。当时，统计工作在计划革命委员会之中，在委员会里设一个统计组。统计组里没有一个原统计局的人。
分配工作了。我和丰岷接到通知，到市财政局报到，有些出乎意料。听有人说，我们两个不是中共党员，没有资格进计划革命委员会。燕恩是党员，他分配到了计委。
到财政局报到几天后，遇见了原机关党委武装部长、方块兵团头头、市革委会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主任张兴邦。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到财政局不错吧！”
我：“我寻思调回来还让我们搞统计工作呢。”
张兴邦：“到了财贸口了，还能放出去呀！我早就说了，你和丰岷都不能出去。正好，财政局缺人，我把你们安排到财政局，正合适。好好干，别想你那个统计了。”
（一）查账与“闹鬼”
到财政局报到后，丰岷被安排到工业科，我被安排到企业科。企业科的名称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其实它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商业。
财政局的办公地点是原人委三楼我们统计局和机关党委的办公室。企业科的办公室先是在机关党委拐角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后来又换到原统计局工业科。
我们科的科长是部队新转业的一个团级干部，浙江衢州人，小个，他说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话他听不懂。经常闹笑话。有一次，有人给我来电话，科长接电话，他问对方，“你找谁？……你找你父亲？谁是你父亲？……”弄得科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不久，科长调回浙江老家；关于他，除了问来电话的对方“谁是你父亲？”那个笑话，没有留下其他印象。
科里其余的同志都是我认识的、没有下乡插队落户、从盘锦五七干校回来就安排了工作的人。毋庸讳言，他们统统都是文革中响当当的革命派。
辛青是驻鞍山空军飞行员家属，是60届财政系校友，是在鲅鱼圈打石头时候鼎鼎大名的“辛魔”。只要有她在，科里就有欢声笑语。
郭庆是文革前财政局最年轻的、财会中专新毕业的、文革中敢于冲锋陷阵的小将。由于我们同住一个办公室，关系比较密切。
老潘会计是人委行政处的老会计，每天都把消瘦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白里透青。高兴的时候，还好捏着喉咙，号几声京剧小声的唱词。
隋成功是建行的科长，谨慎寡言。虽然在我们科他不是科长，还是常常以科长的形象接人待物，外来办事的人，往往把他当做科长，他从不谦让，会认真地处理人家要办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去副食品商店查账。科长让隋成功、老潘会计和我一起到太平村一个副食品商店查看商店财务状况。到了商店办公室，隋成功拿出介绍信，商店主任立即迎上前来，看了介绍信，客气的说道，“欢迎，欢迎来本店检查工作。看看，你们有什么要求？”
“查账！”老潘会计一本正经、严肃地说道。
主任：“刘会计！过来！这几位是市革委会财政局的，到我们商店查账。你要好好配合，需要你干什么，要什么账，一定要满足要求。”
隋成功：“主任，你事情多，该忙啥忙啥。刘会计在，就行了。”
主任：“我在营业那边，有事叫我。”
刘会计拿出一摞子账簿，一堆装订好了的发票和记账凭证，摆到桌面上。老潘会计伸手翻开一本总账，从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往前看着；隋成功和刘会计攀谈起来，问一些商店的经营项目，资金周转，营业额，财务人员状况，职工人数等等；财政局到基层企业检查工作，检查什么，怎么检查，我没有弄明白，心中无数，只好听着。
老潘会计翻看了几本账，查看了几本凭证，向刘会计问了一些记账、整理发票等等会计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问题；明显的带有考试的味道。
“刘会计，咱们到营业上看看？”隋成功觉得和商店会计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说道。
刘会计：“上哪一摊？”
“看看卖肉的吧？”老潘会计问隋成功。
隋成功点点头，商店会计把我们领到营业室，到了肉案子跟前。
老潘会计：“今天进了多少斤猪肉？”
“已经卖了多少斤？”商店会计让一个女售货员回答了猪肉的进货数量之后，老潘会计又问道。
“还剩下多少斤？”女售货员把收到的“肉票”（鞍山市1968年之后猪肉凭票供应）逐个相加，回答了卖出数量之后，老潘会计手指肉案子上剩下的猪肉，又问道。『*首*发』
女售货员：“秤一秤吧。”
几个售货员把肉案子上的猪肉放到靠墙的台秤上，过秤，女售货员说出斤数，话音未落，老潘会计立即说出，“少了15斤！怎么回事？”
“进肉……斤、卖了……斤、还剩……啊，是少了15斤。”女售货员拿过来算盘，嘴里叨咕着，算出了结果。同时，惊讶的看着老潘会计，不知道他怎么会张口就能够说出少了15斤肉？
商店会计：“肉少了正常。上边有规定，卖肉有损耗。”
我：“损耗率是多少？”
商店会计说出百分比，老潘会计那里又是立即说道，“多损耗了一斤七两！”
商店会计：“正常。大秤进，小秤出，肯定掉分量。有时候掉的多，有时候掉的少。”
回局里的路上，隋成功对老潘会计说，“你的小账算的可够快的了。”
老潘会计：“那叫‘袖里吞金’。干了这么多年会计，算账还行。”
我：“咱们到这个商店到底检查什么？”
隋成功：“科长说，让咱们了解一下商店的财务状况。”
老潘会计：“我就记住让咱们看看财务账。”
我：“检查完了，怎么办？”
他们俩个互相看看，摇摇头，没有说什么。在企业科工作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
第二件事，闹鬼。我们全家从什司县回来之后，m带着老三住在姥姥家，我带着老大、老二住办公室。和我同住办公室的还有郭庆。与我们隔一个办公室、位于人委大楼拐角走廊东侧的一个办公室是税政科。
一个星期天，我和郭庆与孩子们准备到食堂吃晚饭。税政科的李大姑娘从他们的办公室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看见我们的办公室开着门，便高声喊道，“不好了！又闹鬼了！”
郭庆：“瞎咋呼啥！大白天闹什么鬼！”
李大姑娘：“不信？你过来听听！”
我们好奇地来到税政科。李大姑娘示意我们不要出声，注意听听。两个孩子也瞪大眼睛，静静的听着。
“啥也没听见。”老大听了一会，说道。老二也跟着附和。
原来是这样。李大姑娘是税务局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现在所谓的高不成低不就的“圣女”。她住在人委二宿舍。星期天总是一个人呆在办公室。平时也总是喜欢装模作样的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桌子上放置的文件、表格、毛选等等。
在入冬之初，人委大楼暖气改造（由烧锅炉改为使用鞍钢余热水），几个工人在拆装暖气管道，大家不愿意听那些敲打钢铁的噪音，都躲了出去。唯独李大姑娘还是坐着不动，一副忙碌的姿态，一会写点什么，一会扒拉扒拉算盘。一个工人见了，说道，“小算盘打的还挺麻利呢！”
另一个工人：“一个糊弄一个呗！”
这段对话恰恰让路过这个办公室门口的我听到了，印象特别深刻。在之后的几十年工作期间，遇到了摆样子、走过场之类的情景，我常常想起这段对话。还经常讲给他人听。
税政科办公室“闹鬼”，从我分配到财政局，住进这里，就成了大家一直没有破解的谜团。所谓的鬼，就是办公室东侧靠有轨电车道的一面墙的墙里有时会发出“嚓嚓、唰唰、哗哗……噗噗啦啦……”的响声。特别是晚饭后，日落时分，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声愈发清晰。
传达室老韩头听说之后，特为爬到三楼，讲一些不知道是否真实的吓人叨怪的恐怖故事。他说，“八一五”和“二一九”鞍山光复和解放的时候，这个大楼是激烈的战场。打扫战场的时候，楼上楼下都是死尸。特别是楼拐角这个屋，死的人最多，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站在墙犄角，缺胳膊少腿，没有脑袋，有的瞪着眼睛死不瞑目……。说他们刚刚住进大楼的时候，到了晚上也闹鬼。镇压反革命之后，那群鬼都老实了，不敢再闹了。
一天，在道东市委院里的人民礼堂开会回来，我发现从人委大楼北侧拐角三楼税政科办公室外墙的通风口飞出一只家雀。我的心里一亮！心想，“闹鬼”的事情大概可以找到答案了。
回来之后，我对局办公室的总务泉恒讲，“我找到闹鬼那个办公室里的‘鬼’了。”
泉恒：“真的？在哪里？”
“在墙里。就在东侧两个窗户之间上边的墙里。”我把泉恒领到税政科李大姑娘那个办公室，手指墙上通风口那个位置。
“净瞎扯！”泉恒看着那片墙，摇着头。
人委大楼的办公室都装有活动叶片的通风口。李大姑娘办公室的通风口在维修抹墙的时候，被砂灰抹死了，在室内看不到通风口；但是，注意观察，仍可以看到通风口铁框边缘锈蚀的痕迹。
“泉恒！你敢不敢把那块墙砸开？鬼就在那里面。”我手指通风口那个地方，问他。
有的人找来一把锤子，泉恒在办公桌上立一把椅子，上去，开砸。几锤子砸上去，通风口的边框和叶片就掉了下来。
“啥也没有啊！里面黑洞洞。”泉恒向里面看了一下，喊道。
“给你手电，照一照。”有人递给他一个手电筒。
“哈哈！原来是一窝家雀！还有家雀蛋呢。”说着，泉恒把草絮的家雀窝抓了出来。几个家雀蛋掉到桌子上，摔得粉碎。
真相大白！“闹鬼”原来是一窝家雀在墙里作妖。
（二）遇上一个妒贤嫉能的人
第二年初春，财政局搬出人委大楼，迁到市府广场西侧原建设银行楼里。一楼是新近恢复的建设银行，二楼和三楼是财政局，三楼还有气象台。此时市府广场四周各单位分布状况是：广场南胜利路东西两侧是市委（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市人委（计委等），广场东二一九路南北两侧为设计院、交际处，广场北胜利路东西两侧是鞍钢图书馆、轻工业局（化工、纺织等），广场西二一九路南北两侧为财政局（建行）、公安局。
搬家之后，企业科撤销，成立商业财务科。我和郭庆分配到商业财务科。这个时候，插队落户的五七大军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调回城里，财政局的老人也陆续回来。我们科的科长都是刚刚从盖县回来的原财政局老科长赵翘和刘世俊。
赵翘在千山南沟学习班的时候，和计委的孙晓路两位女科长都是斗批改中受触动的对象。她们两个的问题是在解放战争鞍山解放前夕，和一群中学生从国民党占领的“国统区”逃出，投向民主联军占领的解放区。其“罪名”是怀疑她们的这种行为不是弃暗投明，而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反革命阴谋”。这种臆造的“罪名”自然不攻自破，在学习班结束之时，不了了之。
赵翘的爱人是鞍钢在苏联学习深造、顶尖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沾上“苏修”边的“臭老九”，肯定要下放到最为艰苦的地方，他们一家人插队落户的地点是最边远的盖县十字街公社的深山老峪里比较穷苦的一个生产队。
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结束，再次提出落实党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3月中共鞍山市委会议提出1975年鞍钢钢铁产量要达到“双八百”的高产目标。在这种形势之下，鞍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陆续从插队落户的农村调回。赵翘的爱人和她一家也就回城了。
刘世俊科长是我们在鲅鱼圈打石头的时候的连领导成员之一。并没有因此逃脱插队落户的命运，而且，从农村回来的比较晚。在商业财务科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我就离开了财政局。
我们科里还有原财物委的干部王格瑞。是两个科长之外的我们科唯一的一个党员。此人高鼻梁，说话鼻音较重。属于嫉贤妒能型的党政机关干部，对此，我深有感触。
做统计工作的我积久成习，对报表总是情有独钟，每每各商业部门报来财务报表，我都要翻看翻看。小许每一个季度汇总的全市商业财务报表，我也是必定要看一遍的，虽然科长并没有让我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几个季度下来，心中自然对全市商业领域的财务状况有了深刻印象。三季度报表出来之后，写一份财务分析报告的念头，一直驱之不去。反正科里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要做，索性把财务报表中的营业额、盈利、资金、费用等等指标进行了计算、对比；自然，全市商业领域经营和财务状况了然于胸。各项指标的增长率、资金利用率、费用水平、盈利水平等等数字出来了，有了数据，实现数字文字化，写分析报告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按照老套路，开头是商业战线的经营和财务总体情况、特点，重点是发展和成果（这是领导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存在的问题，看法和意见，以及重要财务指标全年预测；一份报告很快出炉。题目是《全市前三个季度商业部门财务状况分析报告》。
写完了之后，下班前，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交给赵翘科长。第二天一上班，她极其兴奋，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我已经把报告送给局长了，局长让办公室打印，发出去。”
我：“看起来，这个报告还有点价值。”
赵翘：“那当然。这样吧，以后我们每一个季度搞一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殊不知，这件事触动了王格瑞同志的敏感神经。办公室把打印出的报告送到科里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份，一页一页的仔细阅读。我很受感动，以为他很认同我的劳动成果。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他在党小组会上否定这个报告的发言很快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大体的意思是说我写报告不突出政治，单纯业务观点，利润挂帅，见物不见人，不务正业等等。他的意见在党小组会上遭到赵翘等人的批驳，但是他还是以“布尔什维克”老党员的立场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传话的同志告诉我，“这个人就是看到有人工作能力比他强，工作成果比他大，眼红，想方设法把人家压下去。老毛病了。”
我们科还有两个年轻女同志。一个是下乡青年返城的高中生雪郦。雪郦的父亲是老八路。文革前曾请到我们统计局给团员做革命传统报告，讲抗日斗争故事。抗战时期他在华北与日寇战斗中，后脑中弹受伤。在逃避日本鬼子追击时，掉到井里，躲过一劫。日本鬼子看见他掉到井里，向井中放了两枪，以为击毙。值得庆幸的是，井里有一个包着棉被的包袱，托住了他。解放后，国家送他到苏联去医治头部枪伤，想要取出尚留在后脑里的子弹。经苏联专家医生诊断，认定不取出子弹，维持现状。由于受子弹压迫，他一只胳膊没有活动能力，走路迟缓。（分配到财政局另一位下乡女高中生与雪郦有相似的家庭背景。）
我们科还有一个原税务局的、配有一只假眼睛的年轻女同志许珍。他哥哥是文革前人委机关党委的干事。在千山学习班揪斗机关党委陶书记的时候，比较积极。许珍活泼热情，好说好笑。科里的报表等等事务都归她管，称为内勤。
从人委大楼搬到建行，郭庆和我与两个孩子仍然住在办公室。工业科和税政科新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没有住处，也都住进了办公室。在这种形势下，赵翘科长决定我们全家也搬到办公室住。科里把阳面的一间办公室让给了我们。办公室三楼有煤气，三楼走廊成为了我们几家做饭的地方。与我隔壁预算科办公室住的是校友（辽财）春阳，是当时称为“老五届”新分配工作的大学生。
（三）乒乓球友
当时，市革委会所属部门都有军代表。财政局的军代表姓王，黑龙江绥化人。上中等个，身体健壮，说话声音洪亮，面庞微黑，好像常年在外露天作业的工人一般。虽然他比我们大十几岁，还和我们一样好玩好动。从我进财政局到离开财政局，军代表的主要生活轨迹（稍有夸张）就是打乒乓球。早饭前打，上、下午工间休息时打，午饭后、晚饭后打；球拍从不离身。作为局领导成员，如他自己所说，“搞运动听上边的，工作上听行家的。个人没有意见。”
人委大楼三楼南侧的会议室摆了一副乒乓球球台，是我们打乒乓球的基地。在财政局我和丰岷从早到晚和军代表一起去食堂，一起玩球，可谓兴味相投，我们和军代表自然很快成为球友。
每到晚饭后，经常有一些熟识的、外单位的机关干部到人委三楼来打乒乓球。其中有在全市乒乓球比赛取得名次的高手，多数是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粮食局的会计杨厚生就是其中天天到场、风雨不误的一位。
杨厚生打乒乓球，有其与众不同的绝招。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打乒乓球都是以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为样板，可谓是见样学样，像不像，做比成样；尽管水平达不到，还是尽量做得像样。而这位杨厚生打乒乓球，攻不像攻，守不像守，无论对方的球是转还是不转，是上旋、下旋还是侧旋，是长球还是短球，都能够给你对付回去；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不死。他打乒乓球颇像古典式摔跤，双腿叉开，上身前倾，两臂舒展，前后蹿动，左冲右扑，一会功夫，就会大汗淋漓。
无独有偶，军代表打乒乓球也有别我们大多数人那种常规打法，可以称得上另类。不管对方打过来什么球，他也是都能够给你对付回去，一时半会打不死。杨厚生回球主要是“顶”，而军代表回球主要是“扒拉”。他打乒乓球手臂动作小，双腿很少移动，善于使用腕力，带有隐蔽性；不像杨厚生那样全力以赴，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和这两个人打球，你必须有耐性，一个球没有十几个回合，绝不会决出胜负。论打乒乓球的水平，我和丰岷与他俩旗鼓相当，不分伯仲。我和杨厚生打，输球多于赢球；和军代表打，赢球多于输球。这是因为杨厚生比我抗磨；军代表比我急躁。
有一天，杨厚生在打乒乓球之前，把我叫到走廊上，对我说，“帮个忙！”
我：“什么事？”
杨厚生：“我希望能够调到财政局来工作，你能不能和军代表给我透个话？”
我：“行。我怎么跟他说呢？”
杨厚生：“你就说，我是粮食局的主管会计，在全省粮食系统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数一数二的老会计。商业财务工作对于我不说是精通，也是手拿把掐。不会给你们财政局掉份。”
其实我对他真的一点也不了解。就是到财政局后，打乒乓球才认识的。从他的球风来看，这个人有不服输、敢于拼搏、有韧性、认真、不轻易放弃……种种优点；我很是佩服他。
我把杨厚生希望调到财政局的想法和军代表说了之后，军代表未加思索，脱口说道，“行啊！”
想不到，事情会这样简单，十余天之后，杨厚生真的调到了财政局，安排到了我们科。
杨厚生蒙古族，他自己不说，谁也看不出来。说了之后，倒是觉得他的蒙古族特征明显，高颧骨，小眼睛，身板强壮结实，性格豪爽。家里有两个和他一样结实的小男孩，没有女孩；杨厚生两口子都喜欢我们的老大、老二，抱起来爱不释手。到了星期天，非要把她们领到他家，玩耍半天。
夏天，他请了几天假，去大连。原来是，他父亲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之中。杨厚生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老爷子的心愿实现了？”
杨厚生：“实现了。在傅家湾我求打渔的渔船把我载到大海深处，把骨灰罐抛进大海。骨灰罐漂在海面，就是不沉。打渔的大爷说，灌口封住了，进不去水，不能沉。后来，把骨灰罐捞出来，砸了一个窟窿，骨灰罐才沉到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