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落户之闲事（之一）
插队落户之闲事
在什司县插队落户的16个月的时间里，在生产队送粪、黄土压沙，干了一点农活；在公社粮站搞运动，大概属于五七大军应该做的正经事。( 起笔屋)回忆起来，有些闲事，常常浮现在眼前。
烧柴问题
插队之前，人们议论，落户到东山，不愁没有烧的。然而，我们到了大台沟遇上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做饭的柴米油盐之中的首要——烧柴的问题。
生产队给的烧柴，不长时间就烧了了。没有办法，只好找队长去要。生产队长对我说，“你看看，小队院子里的，凡是能烧的，随便拿。”有了队长发话，我就毫不客气地在生产队院子里划拉（方言：寻找、捡拾），有多少弄多少，以应断火之急。最终，还是免不了花钱跟烧柴多的社员买烧柴，才可以保持做饭不断火。
大台沟的社员的烧柴基本来源是生产队的山。多少年来年复一年的砍伐，山上已经没有生长多年的树木，只有当年新生的小树；社员的烧柴已经入不敷出。
生产队采取把长着山柴的山坡于秋末划块分给社员，由社员自己收割；社员们把割柴火的山坡称为山场。我们家在什司县的两年半期间，生产队给我们分配过两次（70年和71年秋天）砍柴的山场。分到砍柴的山场之后，房东大嫂对我们说，“山上的柴火棵子不像庄稼秸秆，太硬，你们自己割不了。以前的下放干部都是生产队给求人去割，你们只要供顿饭，就行了。”
1970年秋天，生产队给求了4个人，在分配给我们的山场上帮助我们砍柴，只用了一天功夫，全部割完。
中午和晚上请割柴火的社员吃了两顿饭。晚饭房东大嫂告诉我们，这些社员好喝酒，让我们打点烧酒，犒劳犒劳人家。
吃饭时，为了感谢生产队为我们求社员帮忙，我把生产队的赵队长也请来了。不料想，吃喝之间，出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场面。
酒菜摆上桌子，大家上炕，都不客气地动筷开吃开喝。几个人一盅酒喝过，赵队长便把酒瓶子拿到自己的跟前，接着把其他人的酒盅也拿到自己跟前。几个社员知道赵队长的脾气，没有人还想喝酒，只是吃菜吃饭，偷着笑。我和m看了，不知如何是好，一个社员暗中对我们使眼神、作手势，意思是由着他、不必管。
结果，赵队长喝的酩酊大醉。饭后，四个人搀扶着，把他拽回家里。第二天，赵队长老婆在生产队院子里（延续着惯例）破口大骂，并没有人理睬。这种事，在赵队长那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房东大嫂过来，说道，“谁承想你们还找来了赵队长；我要是知道，我就会告诉你们，别预备酒了。”
她还讲了一个有关赵队长的故事。文革前，腊月，过小年那天，赵队长去海城办事，喝醉了酒，走着回来的时候，在小女寨村头路旁，被有一个砖头垒的半米多高的土地庙（农村迷信的人供奉一些他们认为可以祈福消灾的鬼神之类的微型建筑）绊了一跤，摔倒在地。爬起来之后，便对那个土地庙连踢带打，大声叫骂；结果，砌土地庙的砖头散了一地，供奉神仙的木牌落到路旁的沟里。这一过程被小女寨的社员看见，说他是一个疯子。
不料，第二天，垒土地庙的主人找上门来，要求赔偿。赵队长乖乖的跑到小女寨，给人家重新砌了一个小庙。传为笑柄。
房东大嫂讲完了说道，“赵队长有一个绰号你们知道不？叫灶王爷（肯定不是褒义）！”
1971年的秋天，我本人已经调回市里。『*首*发』生产队又给仍然留在大台沟的我们的家分了一块割柴火的山场。我向在水果公司搞运动的工作队请了假，回家砍柴火。
照例，请来4个社员，到山场砍柴。为了表示我们对来帮忙的社员的感谢，中午的饭菜弄得比较丰盛，还预备了烧酒。几个人吃喝的沟满壕平，说笑着向山场奔去。
到了晚饭的时候，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回来吃饭。我跑到山场，不见4个人的身影。几个在山场旁边采摘山里红的年龄较大的女社员，看见我之后，笑着说，“是不是来找割柴火那帮家伙？晌午饭你们给他们吃什么了？是不是喝酒了！”
我：“是啊！喝点酒，炒几个菜，还有煎咸鱼……。”
“怪不得呢！这几个懒蛋子，到了山上，喝足了泉水，找了一个向阳的地方，呼呼大睡，一直睡到日头偏西。早都滚回家里去了。”几个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我和m商量，还是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拿了镰刀，上山自己砍柴。
我们两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总算把山场上的柴火全都割完。当然，出力的活计还是我干的；因为m还有两三个月就要生产了。
天公作美，在我们割柴火的半个来月当中，天气一直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宁静的山里挥刀砍柴，累了歇一会，渴了到山根下的泉眼喝两口凉水，没有劳动定额，没有时间约束，没有竞争对手，自由自在，不亦乐乎！
砍下来的柴火，要从山上弄到山下，要从山下弄回家。社员们通常的做法是在山上把两捆山柴上部交叉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字形“马架”，把脑袋伸进马架的空当，两捆柴火正好担在双肩上；就这样，把山柴扛到山下。我照葫芦画瓢试验一番，从山上扛着柴火走到山下，肩膀疼痛，脖子发硬，双腿发软，汗流浃背，实在是“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
于是，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把几捆柴火用绳子缠在一起，变成一大捆；然后让柴火自己滚到山下。这样做，果然效果不错。
正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好办法的时候，山下过来一个老社员，对我大声呼叫，“五七大军兄弟！这样干不行！”
我：“怎么的？”
答：“一捆柴火滚到山下，光剩下杆了，叶子全都掉光了，糟蹋柴火！”
老社员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把一山场的柴火一次又一次地扛下山。老社员走了，我还是照样把柴火弄成大捆，一捆一捆地骨碌到山下。我仔细看了看，树叶子损失的主要是外层，丢了一些，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我都是这么做的。
从山下弄到家里，好办多了。我和王校长家的房东借来手推车，往返几次，就都完事。
（二）老大和老二
在我们大人的心里和眼里，这么点的孩子跟大人下到乡下，真是遭罪。据我体察，她们好像并没有这种认识。只要有爹妈在，她们在感观方面永远都是快乐的。
到了农村，改变了她们在机关幼儿园、托儿所那种程式性的作息习惯；开始了和农村孩子一样的自由散漫的生活。房东家有一个小女孩，叫三平子，比老大小，比老二大，她们很快就成为共同玩耍的伙伴。老大、老二和三平子比起来，可以明显的看出缺乏自我保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
下乡前，孩子回家，玩的不外乎是白天在幼儿园活动的继续，没有什么新花样。到了农村，她们的游戏有了农村生活的影子。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两个孩子在外面玩耍回家的时候，常常拣回一些干树枝等可以烧的东西。
最让人糟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春节全家回到孩子姥姥家过年。到了旧堡，两个孩子双双感冒，发展成肺炎。m领着她们两个住到鞍钢东鞍山铁矿医院。挂号的时候，大夫问道，“是职工，还是家属？”我们是给孩子看病，自然回答是“家属”。出院结算的时候，费用不多。我自言自语叨咕，“住了这些天院，才花这么多点钱。”负责结算的同志说，“家属半价。”鞍钢那个时侯家大业大，矿区医院核算并不严格。职工看病，很少查看证件。
那个年代最常用的药品是针剂青霉素，最常用的方法是扎屁股、肌肉注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注射过青霉素的人都知道：疼！水剂青霉素一天要扎3针，小孩子是很难承受的。好在还有一种油质青霉素，当时称为大油。一天扎一针，疼的程度也差一些。经过我们恳切要求，医院同意给两个孩子注射大油。
扎针疼，孩子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意愿当然是希望孩子们不哭或少哭。经过护士和我们两个做工作，扎针的时候，两个孩子确实不哭了。办法很灵，那就是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请了出来。打针之前，护士对两个孩子说，“小朋友！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啊？”
“听。”老大答应了，老二自然不会反对，瞪着眼睛看着护士，表示同意。
护士：“毛主席说，小孩有病就得好好治病，治病就要扎针，扎针不能怕痛。不怕疼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想不想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呀？”
老大：“想。”
“好。跟我一起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和阿姨一起念。”护士说完，老大跟着背了毛主席语录。
护士：“好。谁最勇敢？谁先扎？”
老大：“我先扎。”
“好！都没哭，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下次还要这么勇敢。”两个孩子扎完针之后，护士高兴地说道。
看着孩子们的表情，心里真有无法形容的滋味。孩子脸上的“笑容”和电视小品里说的一样：笑得比哭还难看。
正月十五两个孩子病好了。m收拾收拾东西，从医院直接坐车回什司县了。
老大6周岁了，该上学了。m领着她到大队小学校报名去念书。结果，老大嫌恶学校不自由，罢学。由于考虑老大年龄偏小，不念就不念，我们也没有强迫她非念不可。
（三）吹口琴·雕刻
插队落户到农村的“五七大军（或战士）”并没有什么“战斗”任务，即使像我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闲暇的时间还是很多的。如果那个时侯刹下心学习点（比如《四书五经》）知识，该有多好！可惜，失不再来，悔之晚矣！
除了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日，翻腾我的小铁箱的时候，看到了好久不吹的口琴，于是，拿了出来，吹了一阵子。我会吹的歌曲虽然不多，不过，每一次也不会重复吹奏同一个歌曲。经常吹奏的、比较喜欢的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五哥放羊》，电影插曲，如《白毛女》的《北风吹》、《九九艳阳天》、《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以及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当然《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革命歌曲也常常吹。
我的这个口琴还是在中学时候买的，上大学一直带在身边；参加工作以后，住宿舍那咱，还常常吹一吹；有了家，好像吹口琴的时间就不多了。中学时，我们班只有我和孟庆之喜欢口琴。孟庆之的口琴是他哥哥跟随县长去东德访问时买的，叫做布鲁斯口琴。这只产于口琴发源地的口琴和我们当时流行的16厘米长、24孔口琴不一样，它只有10厘米左右长，10个孔，每一个孔中有两片簧板，吹奏起来好像更动听。那是孟庆之的心肝宝贝，没有任何人敢于触动一下他的口琴。当时，我们两个常常背着同学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多在学校西侧的大操场，一起合奏歌曲。
梨是东部山区、也是什司县的主要水果和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梨树漫山遍野。不知道听谁说的，梨木木质细密，可以雕刻。到了什司县，我就一直想着弄一点梨木，雕刻点什么。
一次骑自行车去市里回来的路上，在大屯公社一条道路路旁恰好有一个社员卖梨木板子，我买了4块（大约1米多长、40厘米宽、3-4厘米厚）。一直扔在里屋炕上。
一天，不慎，把装糖的陶罐的盖打碎了。这个陶罐是装腐乳的容器。文革前，去省统计局汇报月度工业生产情况的时候，常常要去太原街沈阳市最大的副食品商场买点豆瓣酱、朝鲜咸菜、奶豆、香肠等等吃的东西。一次看见酱菜柜台摆的罐装腐乳的小罐很好看；吃完了腐乳，还可以作为装其它食物的容器，于是买了回来。这是一个酱红色、鼓形、敞口、带盖的陶罐。下乡前，用它装白糖，到了什司县，还是装白糖。
陶罐的盖打碎之后，我决定用梨木做一个陶罐盖。按照圆形陶罐盖外径尺寸，我用铁锯在一块梨木板子上锯了一块荒料，去掉棱角，再用刨刃切、凿、削，一块直径大约10厘米、厚度3厘米的不规则的圆形坯料就算完成了。接着就是精雕细刻了。
我有一套木刻刀具，规格太小，不好用。我跑到大队铁匠炉，按照我设计的尺寸、求铁匠师傅给我打了两把刻刀，用起来还是很得心应手。
我在手头的有插图的书上翻了一天，查找我要在陶罐盖表面雕刻的图案；终于在一本俄文书（是学校图书馆1958年在操场上甩卖多余的图书时，廉价买的，实际上我没有直接阅读俄文原文的能力，当时也只是看中了书里面的图画）上看到了一个松鼠吃野果，决定就用它了。
这是一幅钢笔素描画，一只松鼠后腿两只脚着地，半侧直立身躯，两只前腿双爪捧着一个橡子，举到嘴边，正在啃咬；圆圆的大眼睛警惕地看着前方，长着长毛的耳朵高高竖起，和身躯差不多一样大小、毛茸茸、s型的大尾巴耸立在身后；地上撒满了橡子。
我喜欢画画，这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所表述。小时候还喜欢拿刀子刻、削木头，做一些玩的东西，比如，木头手枪，飞机，军棋等等。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用学校废弃的包装箱木板和铁饶子（加固包装箱的钢带）磨成小刀雕刻版画，自认为雕刻点东西还是能够胜任的。也算是无师自通吧。
呆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拿起刻刀，顺着铅笔画好了的线条，一点一点地刻上几刀，虽然梨木木质细腻柔软，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雕刻时间长了，手指还是很难受的。手指疼，眼睛累，歇一会也就好了。正面刻完了，把里面按照陶罐灌口的大小抠了一个圆槽，恰好可以盖在陶罐上。雕完之后，经过多次修整，自己还算满意。用细砂纸打磨之后，施广告色把陶罐盖染成酱红色，刷了亮油。盖在陶罐上，还真是盖罐如一，相得益彰。陶罐不记得什么时候已经打碎，不复存在，我雕刻的陶罐盖尚没有丢失，作为“艺术品”挂在墙上；也算是一个纪念。
之后，我又雕刻了一个玻璃瓶罐的上盖。也是在那本俄文书上找的图案，是一个类似松鼠那样的小动物，不知道它的名称。如果不是从农村抽调回市里，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在什司县插队落户的16个月的时间里，在生产队送粪、黄土压沙，干了一点农活；在公社粮站搞运动，大概属于五七大军应该做的正经事。( 起笔屋)回忆起来，有些闲事，常常浮现在眼前。
烧柴问题
插队之前，人们议论，落户到东山，不愁没有烧的。然而，我们到了大台沟遇上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做饭的柴米油盐之中的首要——烧柴的问题。
生产队给的烧柴，不长时间就烧了了。没有办法，只好找队长去要。生产队长对我说，“你看看，小队院子里的，凡是能烧的，随便拿。”有了队长发话，我就毫不客气地在生产队院子里划拉（方言：寻找、捡拾），有多少弄多少，以应断火之急。最终，还是免不了花钱跟烧柴多的社员买烧柴，才可以保持做饭不断火。
大台沟的社员的烧柴基本来源是生产队的山。多少年来年复一年的砍伐，山上已经没有生长多年的树木，只有当年新生的小树；社员的烧柴已经入不敷出。
生产队采取把长着山柴的山坡于秋末划块分给社员，由社员自己收割；社员们把割柴火的山坡称为山场。我们家在什司县的两年半期间，生产队给我们分配过两次（70年和71年秋天）砍柴的山场。分到砍柴的山场之后，房东大嫂对我们说，“山上的柴火棵子不像庄稼秸秆，太硬，你们自己割不了。以前的下放干部都是生产队给求人去割，你们只要供顿饭，就行了。”
1970年秋天，生产队给求了4个人，在分配给我们的山场上帮助我们砍柴，只用了一天功夫，全部割完。
中午和晚上请割柴火的社员吃了两顿饭。晚饭房东大嫂告诉我们，这些社员好喝酒，让我们打点烧酒，犒劳犒劳人家。
吃饭时，为了感谢生产队为我们求社员帮忙，我把生产队的赵队长也请来了。不料想，吃喝之间，出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场面。
酒菜摆上桌子，大家上炕，都不客气地动筷开吃开喝。几个人一盅酒喝过，赵队长便把酒瓶子拿到自己的跟前，接着把其他人的酒盅也拿到自己跟前。几个社员知道赵队长的脾气，没有人还想喝酒，只是吃菜吃饭，偷着笑。我和m看了，不知如何是好，一个社员暗中对我们使眼神、作手势，意思是由着他、不必管。
结果，赵队长喝的酩酊大醉。饭后，四个人搀扶着，把他拽回家里。第二天，赵队长老婆在生产队院子里（延续着惯例）破口大骂，并没有人理睬。这种事，在赵队长那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房东大嫂过来，说道，“谁承想你们还找来了赵队长；我要是知道，我就会告诉你们，别预备酒了。”
她还讲了一个有关赵队长的故事。文革前，腊月，过小年那天，赵队长去海城办事，喝醉了酒，走着回来的时候，在小女寨村头路旁，被有一个砖头垒的半米多高的土地庙（农村迷信的人供奉一些他们认为可以祈福消灾的鬼神之类的微型建筑）绊了一跤，摔倒在地。爬起来之后，便对那个土地庙连踢带打，大声叫骂；结果，砌土地庙的砖头散了一地，供奉神仙的木牌落到路旁的沟里。这一过程被小女寨的社员看见，说他是一个疯子。
不料，第二天，垒土地庙的主人找上门来，要求赔偿。赵队长乖乖的跑到小女寨，给人家重新砌了一个小庙。传为笑柄。
房东大嫂讲完了说道，“赵队长有一个绰号你们知道不？叫灶王爷（肯定不是褒义）！”
1971年的秋天，我本人已经调回市里。『*首*发』生产队又给仍然留在大台沟的我们的家分了一块割柴火的山场。我向在水果公司搞运动的工作队请了假，回家砍柴火。
照例，请来4个社员，到山场砍柴。为了表示我们对来帮忙的社员的感谢，中午的饭菜弄得比较丰盛，还预备了烧酒。几个人吃喝的沟满壕平，说笑着向山场奔去。
到了晚饭的时候，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回来吃饭。我跑到山场，不见4个人的身影。几个在山场旁边采摘山里红的年龄较大的女社员，看见我之后，笑着说，“是不是来找割柴火那帮家伙？晌午饭你们给他们吃什么了？是不是喝酒了！”
我：“是啊！喝点酒，炒几个菜，还有煎咸鱼……。”
“怪不得呢！这几个懒蛋子，到了山上，喝足了泉水，找了一个向阳的地方，呼呼大睡，一直睡到日头偏西。早都滚回家里去了。”几个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我和m商量，还是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拿了镰刀，上山自己砍柴。
我们两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总算把山场上的柴火全都割完。当然，出力的活计还是我干的；因为m还有两三个月就要生产了。
天公作美，在我们割柴火的半个来月当中，天气一直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宁静的山里挥刀砍柴，累了歇一会，渴了到山根下的泉眼喝两口凉水，没有劳动定额，没有时间约束，没有竞争对手，自由自在，不亦乐乎！
砍下来的柴火，要从山上弄到山下，要从山下弄回家。社员们通常的做法是在山上把两捆山柴上部交叉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字形“马架”，把脑袋伸进马架的空当，两捆柴火正好担在双肩上；就这样，把山柴扛到山下。我照葫芦画瓢试验一番，从山上扛着柴火走到山下，肩膀疼痛，脖子发硬，双腿发软，汗流浃背，实在是“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
于是，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把几捆柴火用绳子缠在一起，变成一大捆；然后让柴火自己滚到山下。这样做，果然效果不错。
正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好办法的时候，山下过来一个老社员，对我大声呼叫，“五七大军兄弟！这样干不行！”
我：“怎么的？”
答：“一捆柴火滚到山下，光剩下杆了，叶子全都掉光了，糟蹋柴火！”
老社员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把一山场的柴火一次又一次地扛下山。老社员走了，我还是照样把柴火弄成大捆，一捆一捆地骨碌到山下。我仔细看了看，树叶子损失的主要是外层，丢了一些，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我都是这么做的。
从山下弄到家里，好办多了。我和王校长家的房东借来手推车，往返几次，就都完事。
（二）老大和老二
在我们大人的心里和眼里，这么点的孩子跟大人下到乡下，真是遭罪。据我体察，她们好像并没有这种认识。只要有爹妈在，她们在感观方面永远都是快乐的。
到了农村，改变了她们在机关幼儿园、托儿所那种程式性的作息习惯；开始了和农村孩子一样的自由散漫的生活。房东家有一个小女孩，叫三平子，比老大小，比老二大，她们很快就成为共同玩耍的伙伴。老大、老二和三平子比起来，可以明显的看出缺乏自我保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
下乡前，孩子回家，玩的不外乎是白天在幼儿园活动的继续，没有什么新花样。到了农村，她们的游戏有了农村生活的影子。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两个孩子在外面玩耍回家的时候，常常拣回一些干树枝等可以烧的东西。
最让人糟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春节全家回到孩子姥姥家过年。到了旧堡，两个孩子双双感冒，发展成肺炎。m领着她们两个住到鞍钢东鞍山铁矿医院。挂号的时候，大夫问道，“是职工，还是家属？”我们是给孩子看病，自然回答是“家属”。出院结算的时候，费用不多。我自言自语叨咕，“住了这些天院，才花这么多点钱。”负责结算的同志说，“家属半价。”鞍钢那个时侯家大业大，矿区医院核算并不严格。职工看病，很少查看证件。
那个年代最常用的药品是针剂青霉素，最常用的方法是扎屁股、肌肉注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注射过青霉素的人都知道：疼！水剂青霉素一天要扎3针，小孩子是很难承受的。好在还有一种油质青霉素，当时称为大油。一天扎一针，疼的程度也差一些。经过我们恳切要求，医院同意给两个孩子注射大油。
扎针疼，孩子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意愿当然是希望孩子们不哭或少哭。经过护士和我们两个做工作，扎针的时候，两个孩子确实不哭了。办法很灵，那就是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请了出来。打针之前，护士对两个孩子说，“小朋友！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啊？”
“听。”老大答应了，老二自然不会反对，瞪着眼睛看着护士，表示同意。
护士：“毛主席说，小孩有病就得好好治病，治病就要扎针，扎针不能怕痛。不怕疼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想不想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呀？”
老大：“想。”
“好。跟我一起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和阿姨一起念。”护士说完，老大跟着背了毛主席语录。
护士：“好。谁最勇敢？谁先扎？”
老大：“我先扎。”
“好！都没哭，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下次还要这么勇敢。”两个孩子扎完针之后，护士高兴地说道。
看着孩子们的表情，心里真有无法形容的滋味。孩子脸上的“笑容”和电视小品里说的一样：笑得比哭还难看。
正月十五两个孩子病好了。m收拾收拾东西，从医院直接坐车回什司县了。
老大6周岁了，该上学了。m领着她到大队小学校报名去念书。结果，老大嫌恶学校不自由，罢学。由于考虑老大年龄偏小，不念就不念，我们也没有强迫她非念不可。
（三）吹口琴·雕刻
插队落户到农村的“五七大军（或战士）”并没有什么“战斗”任务，即使像我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闲暇的时间还是很多的。如果那个时侯刹下心学习点（比如《四书五经》）知识，该有多好！可惜，失不再来，悔之晚矣！
除了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日，翻腾我的小铁箱的时候，看到了好久不吹的口琴，于是，拿了出来，吹了一阵子。我会吹的歌曲虽然不多，不过，每一次也不会重复吹奏同一个歌曲。经常吹奏的、比较喜欢的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五哥放羊》，电影插曲，如《白毛女》的《北风吹》、《九九艳阳天》、《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以及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当然《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革命歌曲也常常吹。
我的这个口琴还是在中学时候买的，上大学一直带在身边；参加工作以后，住宿舍那咱，还常常吹一吹；有了家，好像吹口琴的时间就不多了。中学时，我们班只有我和孟庆之喜欢口琴。孟庆之的口琴是他哥哥跟随县长去东德访问时买的，叫做布鲁斯口琴。这只产于口琴发源地的口琴和我们当时流行的16厘米长、24孔口琴不一样，它只有10厘米左右长，10个孔，每一个孔中有两片簧板，吹奏起来好像更动听。那是孟庆之的心肝宝贝，没有任何人敢于触动一下他的口琴。当时，我们两个常常背着同学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多在学校西侧的大操场，一起合奏歌曲。
梨是东部山区、也是什司县的主要水果和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梨树漫山遍野。不知道听谁说的，梨木木质细密，可以雕刻。到了什司县，我就一直想着弄一点梨木，雕刻点什么。
一次骑自行车去市里回来的路上，在大屯公社一条道路路旁恰好有一个社员卖梨木板子，我买了4块（大约1米多长、40厘米宽、3-4厘米厚）。一直扔在里屋炕上。
一天，不慎，把装糖的陶罐的盖打碎了。这个陶罐是装腐乳的容器。文革前，去省统计局汇报月度工业生产情况的时候，常常要去太原街沈阳市最大的副食品商场买点豆瓣酱、朝鲜咸菜、奶豆、香肠等等吃的东西。一次看见酱菜柜台摆的罐装腐乳的小罐很好看；吃完了腐乳，还可以作为装其它食物的容器，于是买了回来。这是一个酱红色、鼓形、敞口、带盖的陶罐。下乡前，用它装白糖，到了什司县，还是装白糖。
陶罐的盖打碎之后，我决定用梨木做一个陶罐盖。按照圆形陶罐盖外径尺寸，我用铁锯在一块梨木板子上锯了一块荒料，去掉棱角，再用刨刃切、凿、削，一块直径大约10厘米、厚度3厘米的不规则的圆形坯料就算完成了。接着就是精雕细刻了。
我有一套木刻刀具，规格太小，不好用。我跑到大队铁匠炉，按照我设计的尺寸、求铁匠师傅给我打了两把刻刀，用起来还是很得心应手。
我在手头的有插图的书上翻了一天，查找我要在陶罐盖表面雕刻的图案；终于在一本俄文书（是学校图书馆1958年在操场上甩卖多余的图书时，廉价买的，实际上我没有直接阅读俄文原文的能力，当时也只是看中了书里面的图画）上看到了一个松鼠吃野果，决定就用它了。
这是一幅钢笔素描画，一只松鼠后腿两只脚着地，半侧直立身躯，两只前腿双爪捧着一个橡子，举到嘴边，正在啃咬；圆圆的大眼睛警惕地看着前方，长着长毛的耳朵高高竖起，和身躯差不多一样大小、毛茸茸、s型的大尾巴耸立在身后；地上撒满了橡子。
我喜欢画画，这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所表述。小时候还喜欢拿刀子刻、削木头，做一些玩的东西，比如，木头手枪，飞机，军棋等等。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用学校废弃的包装箱木板和铁饶子（加固包装箱的钢带）磨成小刀雕刻版画，自认为雕刻点东西还是能够胜任的。也算是无师自通吧。
呆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拿起刻刀，顺着铅笔画好了的线条，一点一点地刻上几刀，虽然梨木木质细腻柔软，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雕刻时间长了，手指还是很难受的。手指疼，眼睛累，歇一会也就好了。正面刻完了，把里面按照陶罐灌口的大小抠了一个圆槽，恰好可以盖在陶罐上。雕完之后，经过多次修整，自己还算满意。用细砂纸打磨之后，施广告色把陶罐盖染成酱红色，刷了亮油。盖在陶罐上，还真是盖罐如一，相得益彰。陶罐不记得什么时候已经打碎，不复存在，我雕刻的陶罐盖尚没有丢失，作为“艺术品”挂在墙上；也算是一个纪念。
之后，我又雕刻了一个玻璃瓶罐的上盖。也是在那本俄文书上找的图案，是一个类似松鼠那样的小动物，不知道它的名称。如果不是从农村抽调回市里，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