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枪凭证之谜
交枪凭证之谜
在山上，我们局阶级斗争批斗对象的重点还是黄局长。()
黄局长和迟玉环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到我们在山上的住处向毛主席请罪。请罪时，都要报告自己的罪名。黄局长的罪名不断增加，一共有七个罪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假党员、持枪不交分子。
每天早晨，黄局长弯腰低头走进我们的住处，不管有人无人，也不管人们在干什么，都要叨念着自己的七个罪名，向贴在山墙上的毛主席像请罪。他快速的嘟囔着，外人根本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时间长了，谁也不会理会他是否真真切切地叙述自己的罪名。当然，也没有谁告诉他，可以不请罪了。
黄局长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除了向毛主席请罪，就是早晨起床之前，要把我们锅台旁边的大水缸挑满水；估计，每天至少要挑两、三担。入冬以后，下到我们住处前面的沟壑里挑水，是一件很危险、很艰难的事情。各个单位的走资派，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苦差事。也没有谁敢说免去他们承担的这种差事；更没有人敢去帮他们一把。承担挑水任务的牛棚里的大部分都是局长、主任一级的干部，他们当上官以来，大概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辈子还会摊上这种磨难。不过，（事实如此）学习班结束，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几乎都比上山的时候健壮得多。
上山以后，黄局长虽然罪名加了不少，挨批的罪行倒没有那么多。所谓走资派、修正主义安到黄局长头上，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重复报纸杂志上的口号和内容而已。坏分子问题，在机关四清的时候已经定案，也找不到更多的问题。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也就是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假党员、持枪不交成了在山上批斗他的基本题目。从上山到下山，造反派基本上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对黄局长斗了又斗。
假党员真伪
解放前入党的党员，很多人都没有健全的（文字记录）手续。造反派为了增添揪斗对象的罪名，“假党员”就成了他们最为方便的题材。黄局长照例没有避免被扣上假党员的罪名。
起初，说黄局长是假党员，他死不认账。
善科长是关于黄局长假党员问题搞外调的主力成员。在外调人员回来之后的一次揪斗会上，黄局长仍然坚持不肯接受假党员的罪名，于是蒯大宇让李燕翔科长把黄局长带出去到外边反省。
黄局长走后，善科长从一沓外调材料中挑出五、六份证明黄局长不是党员或不知道他是党员的材料。念了之后，王树林说道，“听听，证据确凿，黄局长顽固不化，该当何罪！”
“我看善科长手里还有没念的外调材料，是不是证明他是党员的？怎么不念！”闾科长平时批判发言并不多，每一次发言都是附和别人的言辞。更有甚者，晚上批判会开到半夜，闾科长经常打瞌睡。此景，头头们不管，大家自然并不在意。一次，黄局长正在检查自己的问题，而且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大家正在安静的听着。耷拉着脑袋打瞌睡的闾科长，从睡梦中醒来，抬起头，突然大声吼了一句，“黄文鑫！（黄局长名字）你不老实！”这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今天，突然敢于提出与排里核心集团意见相悖的话语，令人愕然。当然，也只有闾科长这样来自硬邦邦的钢铁工人队伍、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才敢于在这种时候，说一点憋在心里的疑惑。也只有闾科长这样的人，说了，才不至于惹祸上身。
“这个……”善科长看着蒯大宇，等待他的表态。
王树林：“有人证明他不是党员就足够了。像黄局长这样的阶级敌人根本就不具备党员的资格！”
杨光大科长：“王树林！话可不能怎么说。既然有两种证明材料，就都应该给大家念一念。”
这时，刘局长、燕恩、任大才也都纷纷说话，支持闾科长的意见。蒯大宇见此情景，说道，“老善！都念吧。”
都念完了，我算计一下，证明黄局长是党员的证明材料多于证明他不是党员或不知道他是党员的证明材料。
尽管如此，黄局长假党员的帽子，直到落实政策之前，并没有摘掉。他作为阶级敌人，已经有了七顶帽子，多一顶、少一顶也没啥关系；虱子多了不咬人嘛。
必须说明，为什么在批斗黄局长是不是假党员的时候，很多人敢于支持闾科长的意见？这是因为，1968年10月份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清理阶级队伍有了新的政策。
毛主席在闭幕式上讲话，说，“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这之后，毛主席又说，“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这些讲话传达之后，好像似密闭昏黯的房间打开一扇窗户，使人们见到了一缕阳光，吸收了一点新鲜空气。无形中，感觉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概快要进入尾声。
我走“五七”道路，在海城农村插队落户，大家谈论到假党员的时候，我说我们局的黄局长也给扣上了假党员的帽子。
“胡说！在辽南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还有计委的孙主任，我们经常秘密的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市委干部刘英说。
我：“就是你说的计委孙主任提供的证明材料，说他本人不知道黄局长是党员。”
刘英：“丧良心！我看孙主任可真的不配当党员了。”
（二）我也单独看（ kān）过黄局长
在批斗过程中，有的时候，黄局长对有些问题不承认，或者造反派需要研究对付他的办法，蒯大宇、王树林等人就指定一个人把黄局长带到“牛棚”去反省。
一次批斗会当中，我也“有幸”执行一次单独把黄局长带出会场，到“牛棚”去看着他。
回到他的住处，黄局长站在地中间的一个办公桌旁，直勾勾地看着我，弄得我不知所措。他看看我没有态度，问道：“你让我做什么？”
我这是第一次摊上这个差事，不知道到了“牛棚”，让他做什么，我又该做什么。他这一问，倒把我问懵了。我见他笔直地站着，便说道，“坐下吧。”
他犹豫着，嘟囔着，“坐下？坐下干什么。”
“学毛著吧。”我未加思索，顺嘴说了一句。
“学毛著？”黄局长好像有些感到意外，看了看我。
我：“学毛著！桌子上不是有《毛选》吗，你找一篇，自己看。”
黄局长翻开《毛选》，没有看书，倒是偷偷地看着我，好像感到出乎他的意料；我看到他的神态，也觉得有些未可理解。
后来听说，凡是把黄局长或者迟玉环送回“牛棚”，都要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诸如面壁思过，低头认罪；更有甚者让他们做“喷气式”，举红砖等等处罚。
（三）黄局长的耳朵
冬天，一次批斗会上，黄局长表现不太好，惹火了蒯大宇。厉声喝道，“黄文鑫！出去！上外边房山头去站着，好好反省，不叫你，不行回来。”
黄局长光着头，耷拉着两只胳膊，走出会场。王树林随后紧跟着也出去了。一会功夫，他搓着双手，嘶嘶哈哈的回来，叨咕着，“今天还他妈的真冷。”
蒯大宇：“他，站到哪里了？”
王树林：“紧挨着山墙。”
黄局长出去之后，临时决定批判迟玉环。蒯大宇说，“迟玉环最近对自己的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让她做自我批判。”
迟玉环自从进了“牛棚”，态度大有转变，每一次批判，都是老老实实，造反派让她承认什么问题她就承认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她本人在大家的启发之后，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一次又一次的低头认罪。
我觉得，大概是为了使大家一直处于和阶级敌人斗争的紧张状态，常常会拿批判迟玉环垫场。
迟玉环滔滔不绝的自我批判结束了，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蒯大宇宣布散会，大家准备吃饭。我端起饭碗还没有吃，财物委的一个到食堂打饭的同志拎着一桶菜，进来了。他看见蒯大宇，说道，“董科长！你们的黄局长，在房山头冻得直打哆嗦，脸都发青了。……”
没等他说完，蒯大宇、王树林撂下饭碗，冲出门外。蒯大宇小声嘟囔着，“坏了！怎么把他给忘了。”
黄局长病了数日，总算没有生命危险。从此，黄局长的左耳朵，一直是鼓鼓的，颜色黑紫；作下了残疾。
（四）拒不交枪
196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用毛**思想统帅一切》公布了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过了春节之后，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有些淡薄，但是阶级斗争这根线并没有放松。
我们局被揪斗和触动的几个人已经没有新鲜东西可以挖掘了。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尚科长，想到了黄局长解放初期有一把手枪；蒯大宇等人受到启发，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他们就抓住了这个题目，开始大做文章。
解放初期，部队转业的干部，从事敌后工作的干部，到了地方之后，都随身携带着枪支。后来，都统一上交公安部门。上交后，公安部门会给本人一份证明已经收到枪支的交枪凭证。
第一次关于枪支的批斗会，黄局长态度比较认真。
王树林：“黄文鑫！你进了鞍山，是不是带一把手枪？”
黄局长：“是。”
王树林：“收缴枪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交？”
黄局长：“交了。有交枪凭证啊。”
蒯大宇：“交枪凭证在哪里？”
黄局长：“在哪里？我想想。在……办公室的哪个笔记本？还是……”
王树林：“黄文鑫！你老实交代！办公室哪里还有你的东西！”
黄局长：“啊，是，我的东西统统拿回家了。那就是都在家里。只能够回家去找一找了。”
臧兴年：“想得美呀！还想回家？”
会场上，你一句、他一句，开锅了。在交枪的问题上黄局长心中有数，自然不怕说他没交枪；所以敢于坚持。
把黄局长带出去反省之后，蒯大宇开始布置如何在交枪的问题上批斗黄局长。
他说，“我们排里经过认真研究，有了定论，那就是黄文鑫的枪指定是没有上交。我们已经派人去过黄文鑫的家里。他老婆把所有能够存交枪凭证的地方，箱箱柜柜，笔记本，书都翻了个遍，根本没有。没有交枪凭证，就证明他没有交枪。他嘴再硬也不好使。大家一定要穷追猛打，让他承认没交枪。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任大才：“下一步干什么？”
蒯大宇：“让他交代枪藏到哪去了，把枪交出来。”
经过几天几夜的穷追猛打，黄局长终于不再敢坚持说自己已经交枪了。在那个年代的那种环境中，可以说，造反派想要达到或实现的（尽管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目标，几乎是不可能不成功的。就连那些在敌人面前不屈服的“老革命”，在造反派手里，也不得不举手投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当然，也有如王鹤寿同志那样，敢于始终坚持自己是红籽红瓤、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关于枪支的批斗会的“下一步”开始了。
开始批斗之前，排里又派遣杨光大等人去黄局长家搜查一遍，一无所获；我想，大概是虚张声势，明知道不会有结果还是要走走过场。
黄局长没有进屋之前，王树林介绍了搜查黄局长家里的情况。他说，“我们又到黄文鑫家里搜查一遍，没有搜到枪。家里没有，我们就敢断定，他一定是把枪藏在什么地方。他不把枪交出了，没完！”
黄局长一进屋，邴楠、臧兴年、郑虞琴等人就高声呐喊，“黄文鑫！你把枪藏哪里啦？老实交代！”
黄局长：“是，老实交代。没藏哪。”
臧兴年：“没藏哪？那枪哪去了！”
黄局长：“是，没哪去。”
郑虞琴：“黄文鑫！你耍无赖！不把枪交出来，没有好下场。”
“我老实交代，那把枪，让我下乡的时候扔到生产队的大粪坑里了。”黄文鑫好像是想明白了，怎么说，也是逃脱不了挨批的程序；开始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臧兴年：“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
郑虞琴：“臧兴年！你傻呀！黄文鑫那不是胡说吗。枪到底藏哪里去了？”
黄局长：“我说。是有一年领着省里的同志到鞍钢参观，让我把枪扔到三炼钢平炉的铁水罐里了。”
邴楠：“黄文鑫！你欠削。再不老实交代，别说对你不客气。”
杨光大：“现在的政策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你老实交代，你说扔到哪里了，那不好使，还要有证据。”
黄局长：“还是在家里。黎明香（黄局长爱人）可以证明。”
侯文彰由于在文革中造反“有功”，成为文革中火线入党的第一批对象。在批斗黄局长枪支问题的时候回到局里征求群众意见（这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在大家举手通过之后，侯文彰留下来，一起参加了揪斗黄局长枪支问题的斗争。
在讨论下一步怎样进行的时候，侯文彰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既然黄局长说他的枪藏在什么地方他老婆知道，那就让黎明香上山和他对质。”
王树林：“好。我赞成。”
蒯大宇：“行。就这么定。王树林，你明天就下山，把黎明香带上山来。”
当天晚上，侯文彰等人研究如何让黄局长和黎明香对质。晚饭后，侯文彰说，“为了保证明天揪斗成功，今天晚上是不是预先演练一下？”
邴楠把黄局长带到我们的住处，侯文彰对黄局长说，“黄文鑫！明天黎明香上山，当面揭发你藏匿手枪的罪行。现在，先试一试。你不是说黎明香知道你的枪藏哪了吗！一会有人装作黎明香，你自己先问她知道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黄局长：“是。明白了。”
“谁装黎明香？”侯文彰的话音刚落，几个人就争着抢着要扮演黎明香。韩光宇（文革前一年新调入统计局的，是工人出身的记者，在山上是副连长，很少在局里参加活动）未等谁的同意，一步窜到黄局长面前，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黄局长，吓得黄局长连忙低下了头。
侯文彰：“黄文鑫！黎明香来了，有什么话，问吧！”
黄局长：“你来了。”
韩光宇：“啊。”
黄局长：“我有枪，你知道吧？”
韩光宇：“你有枪，我他妈怎么知道！”
两个人的对话和表情，令人难以忍俊。
侯文彰把右手伸向韩光宇和黄局长中间，示意韩光宇躲开，自己扮演起来黎明香。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任大才站到造反派的位置，等侯文彰走近黄局长面前，对黄局长说，“黄文鑫！你爱人来了。”
“啊！你来了。”黄局长板着脸，看着侯文彰。
“来了。”侯文彰细声慢语、学着黎明香的声调，回答黄局长。
黄局长：“我有手枪，你知道吧？”
侯文彰：“知道。”
黄局长：“我的手枪已经上交公安局了，你知道吧？”
侯文彰：“胡说！你不是交代了，手枪没有上交吗！（侯文彰自觉口气不对，习惯地用左手捂一下嘴，又自言自语）不对，（改为黎明香的口气）我不知道你的手枪交没交！”
黄局长：“那，你知道手枪藏到哪里去了？”
侯文彰：“你藏的，问我干什么！我不知道！”
黄文鑫：“革命群众让我问你。”
“黄文鑫！你不老实！不是你自己说的黎明香知道吗！”侯文彰一声吼，完全忘记了自己扮演的黎明香的身份。
侯文彰不男不女的声调，配上黄局长没有表情的面孔，再加上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大家实在是忍无可忍，笑声终于爆发。姚莺、柳秀凤几个女同志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出了眼泪。
难道真的可笑吗？非也。上山以来，从夏天、秋天到冬天，阶级斗争的阴霾令人窒息，浊（不敢怨，不敢怒，不敢说）气憋在肚子里，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此时此刻，终于突然发作。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的现象。几个月的揪斗狂风，已经让人难以承受，乐不得的来一场闹剧，放松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
文革过后，有人问黄局长，交枪凭证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山上的时候，后来想起来了，是在他的档案的最后一页上贴着。
（2012年4月11日16：16：28）
在山上，我们局阶级斗争批斗对象的重点还是黄局长。()
黄局长和迟玉环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到我们在山上的住处向毛主席请罪。请罪时，都要报告自己的罪名。黄局长的罪名不断增加，一共有七个罪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假党员、持枪不交分子。
每天早晨，黄局长弯腰低头走进我们的住处，不管有人无人，也不管人们在干什么，都要叨念着自己的七个罪名，向贴在山墙上的毛主席像请罪。他快速的嘟囔着，外人根本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时间长了，谁也不会理会他是否真真切切地叙述自己的罪名。当然，也没有谁告诉他，可以不请罪了。
黄局长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除了向毛主席请罪，就是早晨起床之前，要把我们锅台旁边的大水缸挑满水；估计，每天至少要挑两、三担。入冬以后，下到我们住处前面的沟壑里挑水，是一件很危险、很艰难的事情。各个单位的走资派，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苦差事。也没有谁敢说免去他们承担的这种差事；更没有人敢去帮他们一把。承担挑水任务的牛棚里的大部分都是局长、主任一级的干部，他们当上官以来，大概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辈子还会摊上这种磨难。不过，（事实如此）学习班结束，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几乎都比上山的时候健壮得多。
上山以后，黄局长虽然罪名加了不少，挨批的罪行倒没有那么多。所谓走资派、修正主义安到黄局长头上，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重复报纸杂志上的口号和内容而已。坏分子问题，在机关四清的时候已经定案，也找不到更多的问题。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也就是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假党员、持枪不交成了在山上批斗他的基本题目。从上山到下山，造反派基本上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对黄局长斗了又斗。
假党员真伪
解放前入党的党员，很多人都没有健全的（文字记录）手续。造反派为了增添揪斗对象的罪名，“假党员”就成了他们最为方便的题材。黄局长照例没有避免被扣上假党员的罪名。
起初，说黄局长是假党员，他死不认账。
善科长是关于黄局长假党员问题搞外调的主力成员。在外调人员回来之后的一次揪斗会上，黄局长仍然坚持不肯接受假党员的罪名，于是蒯大宇让李燕翔科长把黄局长带出去到外边反省。
黄局长走后，善科长从一沓外调材料中挑出五、六份证明黄局长不是党员或不知道他是党员的材料。念了之后，王树林说道，“听听，证据确凿，黄局长顽固不化，该当何罪！”
“我看善科长手里还有没念的外调材料，是不是证明他是党员的？怎么不念！”闾科长平时批判发言并不多，每一次发言都是附和别人的言辞。更有甚者，晚上批判会开到半夜，闾科长经常打瞌睡。此景，头头们不管，大家自然并不在意。一次，黄局长正在检查自己的问题，而且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大家正在安静的听着。耷拉着脑袋打瞌睡的闾科长，从睡梦中醒来，抬起头，突然大声吼了一句，“黄文鑫！（黄局长名字）你不老实！”这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今天，突然敢于提出与排里核心集团意见相悖的话语，令人愕然。当然，也只有闾科长这样来自硬邦邦的钢铁工人队伍、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才敢于在这种时候，说一点憋在心里的疑惑。也只有闾科长这样的人，说了，才不至于惹祸上身。
“这个……”善科长看着蒯大宇，等待他的表态。
王树林：“有人证明他不是党员就足够了。像黄局长这样的阶级敌人根本就不具备党员的资格！”
杨光大科长：“王树林！话可不能怎么说。既然有两种证明材料，就都应该给大家念一念。”
这时，刘局长、燕恩、任大才也都纷纷说话，支持闾科长的意见。蒯大宇见此情景，说道，“老善！都念吧。”
都念完了，我算计一下，证明黄局长是党员的证明材料多于证明他不是党员或不知道他是党员的证明材料。
尽管如此，黄局长假党员的帽子，直到落实政策之前，并没有摘掉。他作为阶级敌人，已经有了七顶帽子，多一顶、少一顶也没啥关系；虱子多了不咬人嘛。
必须说明，为什么在批斗黄局长是不是假党员的时候，很多人敢于支持闾科长的意见？这是因为，1968年10月份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清理阶级队伍有了新的政策。
毛主席在闭幕式上讲话，说，“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这之后，毛主席又说，“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这些讲话传达之后，好像似密闭昏黯的房间打开一扇窗户，使人们见到了一缕阳光，吸收了一点新鲜空气。无形中，感觉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概快要进入尾声。
我走“五七”道路，在海城农村插队落户，大家谈论到假党员的时候，我说我们局的黄局长也给扣上了假党员的帽子。
“胡说！在辽南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还有计委的孙主任，我们经常秘密的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市委干部刘英说。
我：“就是你说的计委孙主任提供的证明材料，说他本人不知道黄局长是党员。”
刘英：“丧良心！我看孙主任可真的不配当党员了。”
（二）我也单独看（ kān）过黄局长
在批斗过程中，有的时候，黄局长对有些问题不承认，或者造反派需要研究对付他的办法，蒯大宇、王树林等人就指定一个人把黄局长带到“牛棚”去反省。
一次批斗会当中，我也“有幸”执行一次单独把黄局长带出会场，到“牛棚”去看着他。
回到他的住处，黄局长站在地中间的一个办公桌旁，直勾勾地看着我，弄得我不知所措。他看看我没有态度，问道：“你让我做什么？”
我这是第一次摊上这个差事，不知道到了“牛棚”，让他做什么，我又该做什么。他这一问，倒把我问懵了。我见他笔直地站着，便说道，“坐下吧。”
他犹豫着，嘟囔着，“坐下？坐下干什么。”
“学毛著吧。”我未加思索，顺嘴说了一句。
“学毛著？”黄局长好像有些感到意外，看了看我。
我：“学毛著！桌子上不是有《毛选》吗，你找一篇，自己看。”
黄局长翻开《毛选》，没有看书，倒是偷偷地看着我，好像感到出乎他的意料；我看到他的神态，也觉得有些未可理解。
后来听说，凡是把黄局长或者迟玉环送回“牛棚”，都要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诸如面壁思过，低头认罪；更有甚者让他们做“喷气式”，举红砖等等处罚。
（三）黄局长的耳朵
冬天，一次批斗会上，黄局长表现不太好，惹火了蒯大宇。厉声喝道，“黄文鑫！出去！上外边房山头去站着，好好反省，不叫你，不行回来。”
黄局长光着头，耷拉着两只胳膊，走出会场。王树林随后紧跟着也出去了。一会功夫，他搓着双手，嘶嘶哈哈的回来，叨咕着，“今天还他妈的真冷。”
蒯大宇：“他，站到哪里了？”
王树林：“紧挨着山墙。”
黄局长出去之后，临时决定批判迟玉环。蒯大宇说，“迟玉环最近对自己的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让她做自我批判。”
迟玉环自从进了“牛棚”，态度大有转变，每一次批判，都是老老实实，造反派让她承认什么问题她就承认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她本人在大家的启发之后，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一次又一次的低头认罪。
我觉得，大概是为了使大家一直处于和阶级敌人斗争的紧张状态，常常会拿批判迟玉环垫场。
迟玉环滔滔不绝的自我批判结束了，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蒯大宇宣布散会，大家准备吃饭。我端起饭碗还没有吃，财物委的一个到食堂打饭的同志拎着一桶菜，进来了。他看见蒯大宇，说道，“董科长！你们的黄局长，在房山头冻得直打哆嗦，脸都发青了。……”
没等他说完，蒯大宇、王树林撂下饭碗，冲出门外。蒯大宇小声嘟囔着，“坏了！怎么把他给忘了。”
黄局长病了数日，总算没有生命危险。从此，黄局长的左耳朵，一直是鼓鼓的，颜色黑紫；作下了残疾。
（四）拒不交枪
196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用毛**思想统帅一切》公布了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过了春节之后，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有些淡薄，但是阶级斗争这根线并没有放松。
我们局被揪斗和触动的几个人已经没有新鲜东西可以挖掘了。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尚科长，想到了黄局长解放初期有一把手枪；蒯大宇等人受到启发，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他们就抓住了这个题目，开始大做文章。
解放初期，部队转业的干部，从事敌后工作的干部，到了地方之后，都随身携带着枪支。后来，都统一上交公安部门。上交后，公安部门会给本人一份证明已经收到枪支的交枪凭证。
第一次关于枪支的批斗会，黄局长态度比较认真。
王树林：“黄文鑫！你进了鞍山，是不是带一把手枪？”
黄局长：“是。”
王树林：“收缴枪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交？”
黄局长：“交了。有交枪凭证啊。”
蒯大宇：“交枪凭证在哪里？”
黄局长：“在哪里？我想想。在……办公室的哪个笔记本？还是……”
王树林：“黄文鑫！你老实交代！办公室哪里还有你的东西！”
黄局长：“啊，是，我的东西统统拿回家了。那就是都在家里。只能够回家去找一找了。”
臧兴年：“想得美呀！还想回家？”
会场上，你一句、他一句，开锅了。在交枪的问题上黄局长心中有数，自然不怕说他没交枪；所以敢于坚持。
把黄局长带出去反省之后，蒯大宇开始布置如何在交枪的问题上批斗黄局长。
他说，“我们排里经过认真研究，有了定论，那就是黄文鑫的枪指定是没有上交。我们已经派人去过黄文鑫的家里。他老婆把所有能够存交枪凭证的地方，箱箱柜柜，笔记本，书都翻了个遍，根本没有。没有交枪凭证，就证明他没有交枪。他嘴再硬也不好使。大家一定要穷追猛打，让他承认没交枪。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任大才：“下一步干什么？”
蒯大宇：“让他交代枪藏到哪去了，把枪交出来。”
经过几天几夜的穷追猛打，黄局长终于不再敢坚持说自己已经交枪了。在那个年代的那种环境中，可以说，造反派想要达到或实现的（尽管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目标，几乎是不可能不成功的。就连那些在敌人面前不屈服的“老革命”，在造反派手里，也不得不举手投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当然，也有如王鹤寿同志那样，敢于始终坚持自己是红籽红瓤、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关于枪支的批斗会的“下一步”开始了。
开始批斗之前，排里又派遣杨光大等人去黄局长家搜查一遍，一无所获；我想，大概是虚张声势，明知道不会有结果还是要走走过场。
黄局长没有进屋之前，王树林介绍了搜查黄局长家里的情况。他说，“我们又到黄文鑫家里搜查一遍，没有搜到枪。家里没有，我们就敢断定，他一定是把枪藏在什么地方。他不把枪交出了，没完！”
黄局长一进屋，邴楠、臧兴年、郑虞琴等人就高声呐喊，“黄文鑫！你把枪藏哪里啦？老实交代！”
黄局长：“是，老实交代。没藏哪。”
臧兴年：“没藏哪？那枪哪去了！”
黄局长：“是，没哪去。”
郑虞琴：“黄文鑫！你耍无赖！不把枪交出来，没有好下场。”
“我老实交代，那把枪，让我下乡的时候扔到生产队的大粪坑里了。”黄文鑫好像是想明白了，怎么说，也是逃脱不了挨批的程序；开始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臧兴年：“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
郑虞琴：“臧兴年！你傻呀！黄文鑫那不是胡说吗。枪到底藏哪里去了？”
黄局长：“我说。是有一年领着省里的同志到鞍钢参观，让我把枪扔到三炼钢平炉的铁水罐里了。”
邴楠：“黄文鑫！你欠削。再不老实交代，别说对你不客气。”
杨光大：“现在的政策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你老实交代，你说扔到哪里了，那不好使，还要有证据。”
黄局长：“还是在家里。黎明香（黄局长爱人）可以证明。”
侯文彰由于在文革中造反“有功”，成为文革中火线入党的第一批对象。在批斗黄局长枪支问题的时候回到局里征求群众意见（这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在大家举手通过之后，侯文彰留下来，一起参加了揪斗黄局长枪支问题的斗争。
在讨论下一步怎样进行的时候，侯文彰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既然黄局长说他的枪藏在什么地方他老婆知道，那就让黎明香上山和他对质。”
王树林：“好。我赞成。”
蒯大宇：“行。就这么定。王树林，你明天就下山，把黎明香带上山来。”
当天晚上，侯文彰等人研究如何让黄局长和黎明香对质。晚饭后，侯文彰说，“为了保证明天揪斗成功，今天晚上是不是预先演练一下？”
邴楠把黄局长带到我们的住处，侯文彰对黄局长说，“黄文鑫！明天黎明香上山，当面揭发你藏匿手枪的罪行。现在，先试一试。你不是说黎明香知道你的枪藏哪了吗！一会有人装作黎明香，你自己先问她知道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黄局长：“是。明白了。”
“谁装黎明香？”侯文彰的话音刚落，几个人就争着抢着要扮演黎明香。韩光宇（文革前一年新调入统计局的，是工人出身的记者，在山上是副连长，很少在局里参加活动）未等谁的同意，一步窜到黄局长面前，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黄局长，吓得黄局长连忙低下了头。
侯文彰：“黄文鑫！黎明香来了，有什么话，问吧！”
黄局长：“你来了。”
韩光宇：“啊。”
黄局长：“我有枪，你知道吧？”
韩光宇：“你有枪，我他妈怎么知道！”
两个人的对话和表情，令人难以忍俊。
侯文彰把右手伸向韩光宇和黄局长中间，示意韩光宇躲开，自己扮演起来黎明香。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任大才站到造反派的位置，等侯文彰走近黄局长面前，对黄局长说，“黄文鑫！你爱人来了。”
“啊！你来了。”黄局长板着脸，看着侯文彰。
“来了。”侯文彰细声慢语、学着黎明香的声调，回答黄局长。
黄局长：“我有手枪，你知道吧？”
侯文彰：“知道。”
黄局长：“我的手枪已经上交公安局了，你知道吧？”
侯文彰：“胡说！你不是交代了，手枪没有上交吗！（侯文彰自觉口气不对，习惯地用左手捂一下嘴，又自言自语）不对，（改为黎明香的口气）我不知道你的手枪交没交！”
黄局长：“那，你知道手枪藏到哪里去了？”
侯文彰：“你藏的，问我干什么！我不知道！”
黄文鑫：“革命群众让我问你。”
“黄文鑫！你不老实！不是你自己说的黎明香知道吗！”侯文彰一声吼，完全忘记了自己扮演的黎明香的身份。
侯文彰不男不女的声调，配上黄局长没有表情的面孔，再加上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大家实在是忍无可忍，笑声终于爆发。姚莺、柳秀凤几个女同志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出了眼泪。
难道真的可笑吗？非也。上山以来，从夏天、秋天到冬天，阶级斗争的阴霾令人窒息，浊（不敢怨，不敢怒，不敢说）气憋在肚子里，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此时此刻，终于突然发作。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的现象。几个月的揪斗狂风，已经让人难以承受，乐不得的来一场闹剧，放松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
文革过后，有人问黄局长，交枪凭证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山上的时候，后来想起来了，是在他的档案的最后一页上贴着。
（2012年4月11日16：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