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涌南沟
云涌南沟
1968年8月，鞍山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誓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打到底”。()『*首*发』《鞍山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再刮一场对敌斗争的九级台风》社论和通讯。
中沟大会之后，学习班里风起云涌，日以继夜的刮起了九级台风革命风暴。厕所里（山下那趟房子前面搭建了一个木板钉的集体大厕所，中间隔断，男左女右，没有隔音设施）平时只能在厕所里说的话、打打闹闹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才会稍有松弛。
恐怖星期六
在千山学习班里，哪一天是星期几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逮捕魏现行（后来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2我问高桐，“今天星期几？”他说“八成是星期六吧。”
这是一个恐怖的星期六。
下午，学习班召开紧急大会。中沟的各个单位，陆续来到南沟。狭长的操场挤满了人。
大会刚刚要开始，从山下开来一辆吉普车，两辆挎斗摩托；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人保组”人员（那个时侯公安局改成了人保组）。会场上顿时变得杀气腾腾，人们惶恐不安，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开会了。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宣称，“我们鞍山出现了‘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反革命组织。在我们的队伍里，就有他们的骨干分子。”
有人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反共救国军’！”“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人：“把‘反共救国军’的骨干分子揪出来！”
大家随着主持人的目光，把头几乎是同步地转向财物委的队伍。财物委的两个造反派，两只手分别抓住魏现行的左右胳膊、另两只手同时摁在魏现行的脖子上，把魏现行从财物委的队伍中推搡到主席台的前面；与此同时，人保组的两个武装人员，疾速地走到魏现行跟前，把事先准备好了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到魏现行的双手上。会场上爆发出恐怖的惊叹之声。
人保组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手提文件夹中拿出一张有红色印章的纸，大声宣布，“查财物委干部魏xx为‘反共救国军’财粮部长，经革委会批准，逮捕收监。（落款）立山区人保组。x月x日”。宣布之后，吉普车、摩托车一起发动，轰隆之声格外刺耳。人保组的武装人员把魏现行塞到摩托车的挎斗中，扬长而去。
逮捕魏现行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开走之后，会场上嘁嘁喳喳的声音不绝于耳。主持人突然高声喊道，“肃静！肃静！不要交头接耳！继续开会。大家都看见了，树欲静风不止，阶级敌人无孔不入，他们已经打进了旧的国家机关，你们当中的人，已经当上了他们的上层领导人。大家要擦亮眼睛，把你身旁的阶级敌人挖出来。”
口号声响起。又有人被揪出来，被推到会场的前面。其中的一个场面，成为文革后，我们回忆当年阶级斗争事件的笑柄。
机关党委是“方块兵团”头头、现在的市革委会的副主任的老家，机关党委一直没有被揪斗的当权派。在这次逮捕大会上，机关党委书记也未能幸免。
机关党委只有五、六个人，揪斗书记只能是全体上阵。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模仿财物委揪出魏现行那样，把党委书记推到了大家前面。不过魏现行一直挺着脖子，不肯低头；我们的这位书记，倒是主动的把腰弯成90度，毫无反抗的亮相在大家面前。
组织部长：“交代你的罪行！”
党委书记：“我不知道让我交代什么。”
“不老实！”宣传部长喊道，同时，把书记的脑袋向地面压了压。
党委书记：“我，老实，坚决老实。”
“给他戴上白胳膊箍！”计委的张捍真跑过来，嚷嚷着。
“没有白布呀。”党委的不知道是谁说道。看起来，揪斗党委书记是事先没有准备的。
张捍真看看书记的裤子，伸手插到书记的裤兜里，把书记的裤兜翻了过来，说道，“这不是白布吗！扯下来！”
组织部长：“自己往下扯！”
党委书记一手拽住裤腰，一手抓住裤兜，用力撕扯，扯不下来。宣传部长把党委书记攥着裤兜的手扒拉开，抓住裤兜，用力一扯，“嚓——”的一声，裤兜下来了；同时，党委书记的裤腿从裤兜到膝盖裂成两片，露出了长着黑毛的大腿。看着党委书记的狼狈相，周围的人忍隽不禁，不觉失笑，就连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张捍真也笑出了声。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苦中取乐罢。
（二）揪斗文昌霞
党委书记在南沟大会上被揪斗之后，人委机关揪斗狂潮犹如决堤的洪水，无边漫延；以我们统计局为例，被揪斗和被准揪斗（被揪斗的人，必须经过中沟大队部批准，才能正式编进“牛鬼蛇神”的队伍，中沟没有批准的被排里揪斗的人，我把他叫做准揪斗）的人数已经超过机关现有人数的百分之十。『*首*发』
在迟玉环被揪斗之后，紧接着文昌霞被揪斗。文昌霞家里解放前是开印刷厂的资本家；父兄是国民党（市或区）党部的干部；本人是三青团。这些情况都是在揪斗过程中外调人员说的，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在我们局的揪斗大会上她在排领导人启发下，自己交代了反革命活动，即解放后在铁西繁荣电影院撒过反动传单。
“文昌霞！把你的反革命地下活动的相细情况和撒传单的经过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交代！”王树林厉声说道。
“什么情况？撒传单的经过……我不知道。”文昌霞支支吾吾，好像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码事。
蒯大宇：“文昌霞！不老实！主动交代，宽大处理；顽抗到底，没有好下场！”
文昌霞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一声不吭。她毕竟是经历过参加工作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且大多是以党支部成员的身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执行者的地位，通晓怎么对付政治运动中的“敌我”双方。
“不交代，就给她揭发！”有人喊道。
王树林看看蒯大宇，蒯大宇对文昌霞说，“看起来，你是不想主动交代了。让人给你揭发出来，你可别后悔！”
文昌霞扶一扶近视镜的眼镜腿，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外调的人：“1948年‘219’鞍山解放后，你是不是上繁荣电影院撒过传单？”
文昌霞：“没有。”
外调的人：“鞍山解放不几天，在一个夜晚，你拿着一沓反动传单，偷偷地从电影院旁门钻进电影院。你在电影院座椅的空当间，猫着腰，窜来窜去，往观众怀里塞传单。一连去了好几天。对不对？”
文昌霞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大家也觉得，外调人员的说法有些离奇，没有人表态。会场上出现了冷场的局面。
王树林：“把文昌霞带出去，让她好好反省反省！”
文昌霞由局里的造反派核心人物推出了会场。外调人员又向大家重复了方才说的话。还拿出几张信纸书写的证人证词。
“这些证词都是和她一起撒传单、已经被揪斗了的她的同学提供的。她们都摁了手印，还有单位的盖章。”外调人员边说边把外调材料举起来，让大家看。
北炕上的一个人，嘟囔着说，“行，也该让她尝尝挨整的滋味了。”
蒯大宇：“瞎说什么！王树林！你去看看，文昌霞是不是还是执迷不悟？瞅瞅，开窍了没有？”
一会功夫，文昌霞由王树林几个人簇拥着，回来了。王树林在蒯大宇耳边不知道说了什么，蒯大宇点点头。说道，“好啊。文昌霞！请你如实向群众交代你的问题。”
文昌霞板着脸，把方才外调人员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上了一句，“我一共去繁荣电影院4次，撒了240张传达。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
蒯大宇：“文昌霞的认罪态度是好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深挖自己的罪行。大家也要检举揭发她平时的反动言行。”
我暗想，这几个人真的厉害，不知道施了什么魔法，这么快就让文昌霞这种（整人的）老运动员低头认罪？文昌霞是带着几个月大小的吃奶的孩子上山的。认罪态度好，能不能与有吃奶的孩子有关？
连续几天，都是在批斗文昌霞。除了他们外调弄回来的一点材料，大家很难能在文昌霞日常生活中找到什么反动言行。文昌霞是一个十分谨慎，严于律己的人。除了开会，说些文件上、社论上的话，平时很少和别人接触，从不闲扯。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可以说在政治问题上是一个很难挑出毛病的人。
一天下午，开了一阵子大会，没有挖出什么新东西。蒯大宇在会上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让我们到山下女宿舍，继续批斗文昌霞。这种形式被称为“小分队”作战。这是我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参加小分队活动。
到了女宿舍，大家坐到炕上。参加过小分队活动的人，对文昌霞说，“交代问题吧。”
文昌霞：“我低头认罪。再没有了。”
几个人相互看着，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看来看去，他们几个人把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头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冷场肯定不大好。我想了想，还是学《毛著》吧。于是，我说道，“学一段毛主席的教导。行不行？”
大家都同意。有人问，“念什么？”
我：“《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怎么样？”
于是，有人拿来《毛选》，交给了文昌霞，说道，“你念！”
文昌霞一字一句的念了起来。
由于没有得到中沟的批准，文昌霞没有戴白胳膊箍。
（三）触动尚科长
揪斗高潮开始之初，造反派的积极分子有几个人下山去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出去搞外调。外调谁，只有核心人物知道。文昌霞交代不出来什么新内容之后，恰恰回来两个搞外调的人。
一天，突然让尚科长交代问题。
王树林：“尚开山！（尚科长的名字）你知道不知道你历史上有什么罪行？”
“啊？！罪行？”尚科长没有一点精神准备，被王树林突如其来的提问吓了一跳。从炕上站起来，（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是坐在炕上；有的坐在炕里、有的坐在炕沿边）下炕，站到地上。
蒯大宇：“尚开山同志，你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也算是老干部、老党员了。你要认清当前的革命形势，好好想一想，当国民党匪兵的时候，有没有犯罪行为？”
尚科长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当兵，解放战争初期被我军俘虏，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战斗中受伤，建国后转业到鞍山，成为市人委机关干部。在民政部门安排下，娶了从良的妓女为妻，安排到医院工作；组成了比较美满的家庭。
“你们山东有八路军，你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偏要参加国民党军队？”坐在南炕上的农业科的臧兴年突然发问。
尚科长：“我家里穷，国军有军饷；参加国军纯粹是为了混碗饭吃。”
臧兴年：“不对吧，我看你是心向国民党，反对我党。”
尚科长：“天地良心，我在战场上是主动投降解放军的。”
蒯大宇：“行了！不说这个。尚开山！还是交代你当国民党兵的的时候犯下的罪行。”
“罪行？让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尚科长习惯地摸摸脑门说道。
蒯大宇：“好。想好了，彻底交代。现在休息一会。”
休息之后，王树林喊道，“开会了！”
尚科长站在炕沿边上，左手让烟熏黄了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卷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扔到地上，踏上左脚，碾了碾。看了看蒯大宇，说道，“我当国民党兵的罪行，我说不说大家都知道。大家看电影，电影上的那些国民党兵怎么祸害老百姓，我也和他们一样。我低头认罪，我向毛主席请……”
王树林：“不要蒙混过关！交代具体的罪行。”
尚科长：“是，是。我在老百姓家里抓过小鸡，牵过羊……。”
臧兴年：“你抓了几回鸡？牵过几只羊？”
尚科长：“到底有多少，记不清了，反正是犯了这桩罪行。”
外调人员：“杀过人没？”
尚科长：“没有。那可绝对没有。”
外调人员：“打过人没？”
尚科长：“当兵的时候没有打过老百姓。现在，在家打过我老婆。”
外调人员：“在战场上虐待过俘虏没有？”
尚科长：“在国军那边也抓不住解放军的俘虏呀。”
一个下午，你一句，他一句，问一些七零八碎的问题，尚科长是有问必答，不断地认罪，态度极其老实。走“五七”道路回来之后，大家集会的时候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的事，运动过后一风吹，定不了案。”
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和文昌霞一样的会整人的）老运动员。
（四）触及洪家芩等
外调人员不断的从山外回来，触及的人也有所扩大。其中就有秘书科的洪家芩。
上山前，秘书科有4名女同志。洪家芩是秘书科的管档案的干部，党员。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闲差。同样，还有一个郑虞琴，党员，好像是管党务工作。上山后，属于造反派核心人物。这两位同志都有丈夫是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的社会背景。当时，好像是人委机关中的各委办局都有类似的女同志存在。
夏秘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办公厅分配给局里2台28永久自行车，配给她一台；文革前夕，她搬进了人委机关在台町新盖的档次较高的新住宅楼里；上下班的道路坡度较大，冬季自来水井冒水，道上结冰；她骑车技术较差，常常摔跟斗，不幸，患上外伤性骨肿瘤。文革爆发后，住院治疗，没有上山。
打字员大概是文革前到统计局工作最晚的一个，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女同志在文革中最最革命的一个。和解放军军官结婚，婚后两地分居，局里分配给她一间小房，一人居住。市革委会成立后，就离开了统计局，到市革委会人保组（市公安局）工作。
魏现行被立山区人保组抓走之后十余天，侯文彰突然从市里回来。在晚饭后的批斗会上，发表了一通神秘的讲话，说得人不免想起了魏现行被抓的恐怖情景。
侯文彰说：“‘反共救国军’正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打击下，土崩瓦解，‘反共救国军’一个一个地落网。财物委有个‘反共救国军’的财粮部长，难道我们人委机关、也可能包括我们统计局就不能有一个司令吗？”
王树林：“司令不一定有，司令夫人，司令的走卒还是有的。”
在北炕紧靠进门位置炕沿边上坐着的洪家芩低着头，在王树林说话的时候抬起眼皮，狠狠地瞪了一眼王树林。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这样一个无声无息的动作，好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上午，洪家芩让军代表找走，据说去了市里。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一双眼睛好像哭过。回来后，没看见她过来吃饭。
郑虞琴：“你上午干什么去了？难道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正确对待发生的事情吗！作为一个党员，应该站稳立场，主动交代问题！还要让别人点你的名吗？”
需要说明一点，上山前，局里的人都知道，迟玉环、郑虞琴、洪家芩是统计局的党员三姊妹。她们三个人，有两个在局里没有做报表、搞调查的业务工作，一天天闲着无所事事；一个虽然是财贸科的一把手，对统计工作不是内行，是一个甩手科长，除了耍嘴皮子，也是闲人一个。她们三个没啥事，常常是凑到秘书科嘁嘁喳喳闲扯淡。
提到夫人，我们局这个与‘反共救国军’有联系的人，指定是一个女同志。上山的女同志是党员的有文昌霞、迟玉环，已经被揪斗；郑虞琴已经以革命造反派的面貌站出来表态了。剩下一个，显然就是洪家芩了。
“洪家芩！你可真的能沉住气！还不站出来交代问题！”侯文彰失去了耐性，大声喊了起来。
洪家芩低着头，阴沉着脸，双唇紧闭，咬牙切齿，两只眼睛冒火一般透着仇恨的神态。大家对她的这种表情，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侯文彰、蒯大宇、王树林、郑虞琴等等人，如何大呼小叫，洪家芩只有一种态度，不张嘴，眼睛直勾勾盯着脚下的那块地面。直到夜深，各个排的寝室都闭了灯，蒯大宇不得不宣布散会。
洪家芩丈夫是立山区手管局局长，被安上“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头衔，羁押在立山区人保组。昨天死在人保组。洪家芩被军代表找走，就是到立山区去看她死去的丈夫。人保组说他是上吊畏罪自杀。说，他趁人不备，俯卧在自己的床上，把绳索系在床头横梁上，勒住自己的脖子，吊死了。
洪家芩到现场，看见丈夫被打得遍体鳞伤，根本就不相信丈夫是上吊自杀。大哭大闹一阵，被送回南沟。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同时，怀疑她也是“反共救国军”的成员。
后来听说，所谓的“反共救国军”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一些人在受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不能忍受皮肉之苦，编造出来一个“反共救国军”，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之后，一个咬一个，人越咬越多，官越咬越大。据说，最后咬到造反派头头，甚至更高级的干部，才算不了了之。
善科长是造反派方面的核心人物，专门搞黄局长的外调。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成了被触动的对象。好像是说他隐瞒了家庭出身问题。经过他的反复交代，解放前，其实他就是一个修鞋匠；不是什么开鞋店的掌柜的。
搞外调的人回来，对刘局长也有所触动。说他犯了“重婚罪”。刘局长和很多老干部一样，从关里来到东北，当上了官，在工作所在地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丢弃了农村的原配夫人。刘局长毫不隐晦地承认关里家还有一个媳妇。在东北又找一个新媳妇，理由极其充分；随便拿出那种理由，都是可以说服你的。
“刘局长！你关里家有一个媳妇，到东北又娶一个媳妇，你犯了重婚罪。”杨光大逗她。
刘局长理直气壮，“没有！我没有犯重婚罪。婚姻法是哪年公布的？1950年“五一”节。我是1947年结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说得大家忍俊不止。
（2012年3月22日16：55：35）
1968年8月，鞍山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誓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打到底”。()『*首*发』《鞍山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再刮一场对敌斗争的九级台风》社论和通讯。
中沟大会之后，学习班里风起云涌，日以继夜的刮起了九级台风革命风暴。厕所里（山下那趟房子前面搭建了一个木板钉的集体大厕所，中间隔断，男左女右，没有隔音设施）平时只能在厕所里说的话、打打闹闹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才会稍有松弛。
恐怖星期六
在千山学习班里，哪一天是星期几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逮捕魏现行（后来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2我问高桐，“今天星期几？”他说“八成是星期六吧。”
这是一个恐怖的星期六。
下午，学习班召开紧急大会。中沟的各个单位，陆续来到南沟。狭长的操场挤满了人。
大会刚刚要开始，从山下开来一辆吉普车，两辆挎斗摩托；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人保组”人员（那个时侯公安局改成了人保组）。会场上顿时变得杀气腾腾，人们惶恐不安，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开会了。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宣称，“我们鞍山出现了‘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反革命组织。在我们的队伍里，就有他们的骨干分子。”
有人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反共救国军’！”“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人：“把‘反共救国军’的骨干分子揪出来！”
大家随着主持人的目光，把头几乎是同步地转向财物委的队伍。财物委的两个造反派，两只手分别抓住魏现行的左右胳膊、另两只手同时摁在魏现行的脖子上，把魏现行从财物委的队伍中推搡到主席台的前面；与此同时，人保组的两个武装人员，疾速地走到魏现行跟前，把事先准备好了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到魏现行的双手上。会场上爆发出恐怖的惊叹之声。
人保组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手提文件夹中拿出一张有红色印章的纸，大声宣布，“查财物委干部魏xx为‘反共救国军’财粮部长，经革委会批准，逮捕收监。（落款）立山区人保组。x月x日”。宣布之后，吉普车、摩托车一起发动，轰隆之声格外刺耳。人保组的武装人员把魏现行塞到摩托车的挎斗中，扬长而去。
逮捕魏现行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开走之后，会场上嘁嘁喳喳的声音不绝于耳。主持人突然高声喊道，“肃静！肃静！不要交头接耳！继续开会。大家都看见了，树欲静风不止，阶级敌人无孔不入，他们已经打进了旧的国家机关，你们当中的人，已经当上了他们的上层领导人。大家要擦亮眼睛，把你身旁的阶级敌人挖出来。”
口号声响起。又有人被揪出来，被推到会场的前面。其中的一个场面，成为文革后，我们回忆当年阶级斗争事件的笑柄。
机关党委是“方块兵团”头头、现在的市革委会的副主任的老家，机关党委一直没有被揪斗的当权派。在这次逮捕大会上，机关党委书记也未能幸免。
机关党委只有五、六个人，揪斗书记只能是全体上阵。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模仿财物委揪出魏现行那样，把党委书记推到了大家前面。不过魏现行一直挺着脖子，不肯低头；我们的这位书记，倒是主动的把腰弯成90度，毫无反抗的亮相在大家面前。
组织部长：“交代你的罪行！”
党委书记：“我不知道让我交代什么。”
“不老实！”宣传部长喊道，同时，把书记的脑袋向地面压了压。
党委书记：“我，老实，坚决老实。”
“给他戴上白胳膊箍！”计委的张捍真跑过来，嚷嚷着。
“没有白布呀。”党委的不知道是谁说道。看起来，揪斗党委书记是事先没有准备的。
张捍真看看书记的裤子，伸手插到书记的裤兜里，把书记的裤兜翻了过来，说道，“这不是白布吗！扯下来！”
组织部长：“自己往下扯！”
党委书记一手拽住裤腰，一手抓住裤兜，用力撕扯，扯不下来。宣传部长把党委书记攥着裤兜的手扒拉开，抓住裤兜，用力一扯，“嚓——”的一声，裤兜下来了；同时，党委书记的裤腿从裤兜到膝盖裂成两片，露出了长着黑毛的大腿。看着党委书记的狼狈相，周围的人忍隽不禁，不觉失笑，就连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张捍真也笑出了声。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苦中取乐罢。
（二）揪斗文昌霞
党委书记在南沟大会上被揪斗之后，人委机关揪斗狂潮犹如决堤的洪水，无边漫延；以我们统计局为例，被揪斗和被准揪斗（被揪斗的人，必须经过中沟大队部批准，才能正式编进“牛鬼蛇神”的队伍，中沟没有批准的被排里揪斗的人，我把他叫做准揪斗）的人数已经超过机关现有人数的百分之十。『*首*发』
在迟玉环被揪斗之后，紧接着文昌霞被揪斗。文昌霞家里解放前是开印刷厂的资本家；父兄是国民党（市或区）党部的干部；本人是三青团。这些情况都是在揪斗过程中外调人员说的，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在我们局的揪斗大会上她在排领导人启发下，自己交代了反革命活动，即解放后在铁西繁荣电影院撒过反动传单。
“文昌霞！把你的反革命地下活动的相细情况和撒传单的经过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交代！”王树林厉声说道。
“什么情况？撒传单的经过……我不知道。”文昌霞支支吾吾，好像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码事。
蒯大宇：“文昌霞！不老实！主动交代，宽大处理；顽抗到底，没有好下场！”
文昌霞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一声不吭。她毕竟是经历过参加工作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且大多是以党支部成员的身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执行者的地位，通晓怎么对付政治运动中的“敌我”双方。
“不交代，就给她揭发！”有人喊道。
王树林看看蒯大宇，蒯大宇对文昌霞说，“看起来，你是不想主动交代了。让人给你揭发出来，你可别后悔！”
文昌霞扶一扶近视镜的眼镜腿，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外调的人：“1948年‘219’鞍山解放后，你是不是上繁荣电影院撒过传单？”
文昌霞：“没有。”
外调的人：“鞍山解放不几天，在一个夜晚，你拿着一沓反动传单，偷偷地从电影院旁门钻进电影院。你在电影院座椅的空当间，猫着腰，窜来窜去，往观众怀里塞传单。一连去了好几天。对不对？”
文昌霞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大家也觉得，外调人员的说法有些离奇，没有人表态。会场上出现了冷场的局面。
王树林：“把文昌霞带出去，让她好好反省反省！”
文昌霞由局里的造反派核心人物推出了会场。外调人员又向大家重复了方才说的话。还拿出几张信纸书写的证人证词。
“这些证词都是和她一起撒传单、已经被揪斗了的她的同学提供的。她们都摁了手印，还有单位的盖章。”外调人员边说边把外调材料举起来，让大家看。
北炕上的一个人，嘟囔着说，“行，也该让她尝尝挨整的滋味了。”
蒯大宇：“瞎说什么！王树林！你去看看，文昌霞是不是还是执迷不悟？瞅瞅，开窍了没有？”
一会功夫，文昌霞由王树林几个人簇拥着，回来了。王树林在蒯大宇耳边不知道说了什么，蒯大宇点点头。说道，“好啊。文昌霞！请你如实向群众交代你的问题。”
文昌霞板着脸，把方才外调人员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上了一句，“我一共去繁荣电影院4次，撒了240张传达。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
蒯大宇：“文昌霞的认罪态度是好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深挖自己的罪行。大家也要检举揭发她平时的反动言行。”
我暗想，这几个人真的厉害，不知道施了什么魔法，这么快就让文昌霞这种（整人的）老运动员低头认罪？文昌霞是带着几个月大小的吃奶的孩子上山的。认罪态度好，能不能与有吃奶的孩子有关？
连续几天，都是在批斗文昌霞。除了他们外调弄回来的一点材料，大家很难能在文昌霞日常生活中找到什么反动言行。文昌霞是一个十分谨慎，严于律己的人。除了开会，说些文件上、社论上的话，平时很少和别人接触，从不闲扯。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可以说在政治问题上是一个很难挑出毛病的人。
一天下午，开了一阵子大会，没有挖出什么新东西。蒯大宇在会上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让我们到山下女宿舍，继续批斗文昌霞。这种形式被称为“小分队”作战。这是我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参加小分队活动。
到了女宿舍，大家坐到炕上。参加过小分队活动的人，对文昌霞说，“交代问题吧。”
文昌霞：“我低头认罪。再没有了。”
几个人相互看着，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看来看去，他们几个人把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头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冷场肯定不大好。我想了想，还是学《毛著》吧。于是，我说道，“学一段毛主席的教导。行不行？”
大家都同意。有人问，“念什么？”
我：“《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怎么样？”
于是，有人拿来《毛选》，交给了文昌霞，说道，“你念！”
文昌霞一字一句的念了起来。
由于没有得到中沟的批准，文昌霞没有戴白胳膊箍。
（三）触动尚科长
揪斗高潮开始之初，造反派的积极分子有几个人下山去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出去搞外调。外调谁，只有核心人物知道。文昌霞交代不出来什么新内容之后，恰恰回来两个搞外调的人。
一天，突然让尚科长交代问题。
王树林：“尚开山！（尚科长的名字）你知道不知道你历史上有什么罪行？”
“啊？！罪行？”尚科长没有一点精神准备，被王树林突如其来的提问吓了一跳。从炕上站起来，（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是坐在炕上；有的坐在炕里、有的坐在炕沿边）下炕，站到地上。
蒯大宇：“尚开山同志，你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也算是老干部、老党员了。你要认清当前的革命形势，好好想一想，当国民党匪兵的时候，有没有犯罪行为？”
尚科长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当兵，解放战争初期被我军俘虏，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战斗中受伤，建国后转业到鞍山，成为市人委机关干部。在民政部门安排下，娶了从良的妓女为妻，安排到医院工作；组成了比较美满的家庭。
“你们山东有八路军，你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偏要参加国民党军队？”坐在南炕上的农业科的臧兴年突然发问。
尚科长：“我家里穷，国军有军饷；参加国军纯粹是为了混碗饭吃。”
臧兴年：“不对吧，我看你是心向国民党，反对我党。”
尚科长：“天地良心，我在战场上是主动投降解放军的。”
蒯大宇：“行了！不说这个。尚开山！还是交代你当国民党兵的的时候犯下的罪行。”
“罪行？让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尚科长习惯地摸摸脑门说道。
蒯大宇：“好。想好了，彻底交代。现在休息一会。”
休息之后，王树林喊道，“开会了！”
尚科长站在炕沿边上，左手让烟熏黄了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卷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扔到地上，踏上左脚，碾了碾。看了看蒯大宇，说道，“我当国民党兵的罪行，我说不说大家都知道。大家看电影，电影上的那些国民党兵怎么祸害老百姓，我也和他们一样。我低头认罪，我向毛主席请……”
王树林：“不要蒙混过关！交代具体的罪行。”
尚科长：“是，是。我在老百姓家里抓过小鸡，牵过羊……。”
臧兴年：“你抓了几回鸡？牵过几只羊？”
尚科长：“到底有多少，记不清了，反正是犯了这桩罪行。”
外调人员：“杀过人没？”
尚科长：“没有。那可绝对没有。”
外调人员：“打过人没？”
尚科长：“当兵的时候没有打过老百姓。现在，在家打过我老婆。”
外调人员：“在战场上虐待过俘虏没有？”
尚科长：“在国军那边也抓不住解放军的俘虏呀。”
一个下午，你一句，他一句，问一些七零八碎的问题，尚科长是有问必答，不断地认罪，态度极其老实。走“五七”道路回来之后，大家集会的时候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的事，运动过后一风吹，定不了案。”
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和文昌霞一样的会整人的）老运动员。
（四）触及洪家芩等
外调人员不断的从山外回来，触及的人也有所扩大。其中就有秘书科的洪家芩。
上山前，秘书科有4名女同志。洪家芩是秘书科的管档案的干部，党员。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闲差。同样，还有一个郑虞琴，党员，好像是管党务工作。上山后，属于造反派核心人物。这两位同志都有丈夫是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的社会背景。当时，好像是人委机关中的各委办局都有类似的女同志存在。
夏秘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办公厅分配给局里2台28永久自行车，配给她一台；文革前夕，她搬进了人委机关在台町新盖的档次较高的新住宅楼里；上下班的道路坡度较大，冬季自来水井冒水，道上结冰；她骑车技术较差，常常摔跟斗，不幸，患上外伤性骨肿瘤。文革爆发后，住院治疗，没有上山。
打字员大概是文革前到统计局工作最晚的一个，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女同志在文革中最最革命的一个。和解放军军官结婚，婚后两地分居，局里分配给她一间小房，一人居住。市革委会成立后，就离开了统计局，到市革委会人保组（市公安局）工作。
魏现行被立山区人保组抓走之后十余天，侯文彰突然从市里回来。在晚饭后的批斗会上，发表了一通神秘的讲话，说得人不免想起了魏现行被抓的恐怖情景。
侯文彰说：“‘反共救国军’正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打击下，土崩瓦解，‘反共救国军’一个一个地落网。财物委有个‘反共救国军’的财粮部长，难道我们人委机关、也可能包括我们统计局就不能有一个司令吗？”
王树林：“司令不一定有，司令夫人，司令的走卒还是有的。”
在北炕紧靠进门位置炕沿边上坐着的洪家芩低着头，在王树林说话的时候抬起眼皮，狠狠地瞪了一眼王树林。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这样一个无声无息的动作，好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上午，洪家芩让军代表找走，据说去了市里。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一双眼睛好像哭过。回来后，没看见她过来吃饭。
郑虞琴：“你上午干什么去了？难道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正确对待发生的事情吗！作为一个党员，应该站稳立场，主动交代问题！还要让别人点你的名吗？”
需要说明一点，上山前，局里的人都知道，迟玉环、郑虞琴、洪家芩是统计局的党员三姊妹。她们三个人，有两个在局里没有做报表、搞调查的业务工作，一天天闲着无所事事；一个虽然是财贸科的一把手，对统计工作不是内行，是一个甩手科长，除了耍嘴皮子，也是闲人一个。她们三个没啥事，常常是凑到秘书科嘁嘁喳喳闲扯淡。
提到夫人，我们局这个与‘反共救国军’有联系的人，指定是一个女同志。上山的女同志是党员的有文昌霞、迟玉环，已经被揪斗；郑虞琴已经以革命造反派的面貌站出来表态了。剩下一个，显然就是洪家芩了。
“洪家芩！你可真的能沉住气！还不站出来交代问题！”侯文彰失去了耐性，大声喊了起来。
洪家芩低着头，阴沉着脸，双唇紧闭，咬牙切齿，两只眼睛冒火一般透着仇恨的神态。大家对她的这种表情，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侯文彰、蒯大宇、王树林、郑虞琴等等人，如何大呼小叫，洪家芩只有一种态度，不张嘴，眼睛直勾勾盯着脚下的那块地面。直到夜深，各个排的寝室都闭了灯，蒯大宇不得不宣布散会。
洪家芩丈夫是立山区手管局局长，被安上“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头衔，羁押在立山区人保组。昨天死在人保组。洪家芩被军代表找走，就是到立山区去看她死去的丈夫。人保组说他是上吊畏罪自杀。说，他趁人不备，俯卧在自己的床上，把绳索系在床头横梁上，勒住自己的脖子，吊死了。
洪家芩到现场，看见丈夫被打得遍体鳞伤，根本就不相信丈夫是上吊自杀。大哭大闹一阵，被送回南沟。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同时，怀疑她也是“反共救国军”的成员。
后来听说，所谓的“反共救国军”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一些人在受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不能忍受皮肉之苦，编造出来一个“反共救国军”，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之后，一个咬一个，人越咬越多，官越咬越大。据说，最后咬到造反派头头，甚至更高级的干部，才算不了了之。
善科长是造反派方面的核心人物，专门搞黄局长的外调。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成了被触动的对象。好像是说他隐瞒了家庭出身问题。经过他的反复交代，解放前，其实他就是一个修鞋匠；不是什么开鞋店的掌柜的。
搞外调的人回来，对刘局长也有所触动。说他犯了“重婚罪”。刘局长和很多老干部一样，从关里来到东北，当上了官，在工作所在地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丢弃了农村的原配夫人。刘局长毫不隐晦地承认关里家还有一个媳妇。在东北又找一个新媳妇，理由极其充分；随便拿出那种理由，都是可以说服你的。
“刘局长！你关里家有一个媳妇，到东北又娶一个媳妇，你犯了重婚罪。”杨光大逗她。
刘局长理直气壮，“没有！我没有犯重婚罪。婚姻法是哪年公布的？1950年“五一”节。我是1947年结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说得大家忍俊不止。
（2012年3月22日1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