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当左派
我也想当左派
1965年11月，姚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说它是为彭德怀翻案。()从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半年后的1966年5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姚《评“三家村”》。之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反党集团”，“黑帮”，“黑店”，“急先锋”之类的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开始砸向文化界、教育界等被受到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上。
开始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农村去搞四清。那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在局党支部任命的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的。
在此之前，由于一天只知道忙于工作，对工作之外的东西很少接触，对“夜话”和“札记”中有趣的文章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了应付大批判的需要，不得不看看那些“夜话”和“札记”。不料，看了之后，倒是有些爱不释手。我对蒋竟芳说，“想不到三家村黑店里，还真的卖点好货。”
蒋竟芳：“嘴边又没有站岗的了！不想向左派靠拢了？关心点‘天气预报’，注意看看眼前的‘气候’！”
我：“谢谢提醒。”
国家统计局于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革命化”的香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统计工作革命也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同志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勇敢投入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此期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同时，公布聂元梓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掀起了文化、教育战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运动已经来临。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我基本上是处于非左派的地位；反右派斗争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团内受到处分，险些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不敢懈怠。自我感觉，在工作上，已经成为统计局的业务骨干，如何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应该有所考虑了。机会可能即将来临，我，渴想，一定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的左派；至少，不能再让人家给打入右派那边去。
当时，从国家统计局北京香山会议传来批判以往我国统计工作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的消息，如：
统计工作“整个十七年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我国统计工作领域中，同其他领域一样，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看来是长期的，而且是相当激烈的。”
“在统计工作领域内，资产阶级权威窃据领导地位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把全国的统计工作闹得乌烟瘴气。”
“他们不执行中央以调查研究为主，必要报表为辅的方针，而执行他们自己提出的全面统计为主的错误方针，不按毛思想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国家统计局领导中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在调查统计战线上的反映。”
“国家统计局领导同志过分强调垂直领导和监督检查，向党争权，把统计系统变成独立王国。”“一垂三统”是搞“条条专政，闹独立王国。”
统计监督是“不要党的领导，对党委闹独立性。”
全面统计是“报表挂帅。『*首*发』见物不见人。烦琐哲学。”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在以前国家统计局的文件、领导讲话中的字里行间寻觅素材，写了两千来字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檄文”。以彰彰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在文稿之上，又分别给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短信。下面是写给国家统计局文革领导小组的短信的原文。
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部门负责同志：
根据近几年工作的体验和手头掌握的一些材料，写了《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材料。给你们寄去，同时，也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寄去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着手写这份材料了。昨天看到5月20日薛暮桥的报告，鼓舞了我的战斗信心。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革命中，我一定要站到革命的最前线，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猛烈开火，坚决把它们消灭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统计战线上的问题是严重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在各地统计部门中的影响是较广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很深的。所以有必要在全国统计系统中展开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消灭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方面肃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在统计工作中的影响，使每一个统计人员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同敌人搏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为在我国实现中国式的无产阶级的统计打下良好基础。只有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旧统计砸碎、捣烂，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统计。让我们高举毛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领域里的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6月18日
我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檄文”一共凑了6个统计工作中所谓修正主义性质的问题。诸如，把《统计工作试行条例》中的“全国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批判为“不要党的领导。”把《条例》等国家统计局文件中所提出的统计人员的工作应该稳定，不要调出长期搞临时工作等，批判为“和党的中心工作相对抗。”把《条例》中统一规定统计人员技术职称和级别待遇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把国家统计局领导讲话中提出围绕业务工作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为“不是突出政治，不是统计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香山会议指出的一些内容。
难道当时自己不知道这些内容是牵强附会、望风扑影吗？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我没有找到表现自己的更好办法。写好草稿之后，我找到蒋竞芳，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文章，你给我把把关。”
蒋竞芳看了之后，说道，“好！我赞成。把我的名字也填上。”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在统计局一直都是被排斥在左派队伍之外，都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摆脱政治上落后的境况。
我把写好了的稿子分别寄给了国家统计局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泥牛入海，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之后，我们局里决定我去老虎屯农村搞四清。
8月上旬，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同时，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红小兵在全国纷纷出现。
8月18日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由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转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极度膨胀，蔓延全国。
鞍山市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8月19日）召开了15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8月下旬，鞍山的红卫兵，沈阳的以“东工思想兵”为首的红卫兵，在鞍山疯狂横扫“四旧”，查封商店烟酒，焚毁图书馆图书，破坏千山庙宇及其碑、墓、塔、泥像、经书、文物等等。后来听说在千山有解放军介入，千山文物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此时，我在老虎屯搞四清。当时，东鞍山工作队曾经下达指示，让我们写王鹤寿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说明，当时市委、并影响到市里机关、企业各界群众开始分裂成两派。从要打倒的对象来看，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二书记赵敏、书记罗定枫。两个大楼里，市人委这边，市长刘锡三，副市长孙平、孙亚光等大多站在第一书记一边；市委那边，各部部长大多站在赵敏、罗定枫一边。鞍钢企业内部，多数人自然站在王鹤寿一边，他们就是后来的“鞍钢大联合（它们的全称没有记住，大概也没有必要）”；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要打倒王鹤寿，他们就是后来支左部队支持的“鞍钢老捍”。我思考，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不断出现悲剧的重要根源。
9月，东北局、辽宁省委领导宋任穷、顾卓新、胡亦民专程来鞍参加市委三届七次全会。会上宋任穷强调两派都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鞍山的问题缓和下来；要求双方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搞好团结，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要保护少数派，不要围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中央的方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鞍山的问题十分关心。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中央指示，要求鞍山采取稳定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王鹤寿、赵敏分别向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作了传达。
10月，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文件由市委办公室于7日下发到各个基层单位。文件要求向全体职工群众传达。王鹤寿指出，鞍山是重要的生产城市，两派干部和群众对立的局面继续，必将被坏人利用，制造事端或严重的流血事件，直接影响生产。他强调鞍山的钢铁生产在全国占有头等重要地位，鞍山钢铁生产受到影响，就会马上影响全国，影响全局。指出，中央要求市委、鞍钢党委的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深入下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要与群众见面，宣传党的政策；要从全局出发，要团结，并且向群众说，工农商学要团结，工人阶级要团结，劳动人民要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只有团结才能够把生产搞好。
两天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浪骤起。市级领导干部陷入造反派围攻之中。随着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扩张，揪斗走资派、撤职罢官、开除党籍、游斗干部妖风四起。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提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等促生产的内容。提出由工人群众讨论改组领导班子；有问题可以派代表进京；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力，可以串联等等不利于企业生产管理的“抓革命”规定。鞍山市委在贯彻中央文件时还特别提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等等要求。
1967年的上海“一月风暴”把1966年下半年后几个月的中央、省委、市委企图纠正文革中的破坏性进程的政策和举措很快化为乌有。1月6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鞍山也是毫无例外地刮起“夺权”之风，市委、市人委机关基本瘫痪或半瘫痪。造反派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基层单位也相继夺权，机关、企业的各层领导干部陆陆续续“靠边站”。
这期间，红卫兵组织也从学校扩大到城乡社会各界。市委和市人委两个大楼的正常工作开始进入紊乱状态；各种名称的革命群众组织——战斗队纷纷组成，其成长速度真的可以称之谓雨后春笋一般。
我从老虎屯搞四清回来，到局里首先遇到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同志胳膊上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标。有些人比如蒋竟芳、邴楠等人据说还不允许加入红卫兵。好在红卫兵很快在机关里自消自灭。代替它的是群众自愿组成的“革命群众组织——战斗队”！
几天的功夫，局里就出现了六、七个战斗队。同时，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现在回忆，两派到底什么观点不一样？很难说。
局里的战斗队，一个队也只有三、五个人。工业科的善科长、舒凯等人成立一个战斗队，邴楠参加了外科的战斗队；我和我们科的几个人成立了“反到底”战斗队。和我们观点一致的战斗队，有高桐的“千钧棒”战斗队，基建科的姚莺不愿意跟他们科里的同志组成战斗队，决定一个人成立一个战斗队。起什么名字，把姚莺难住了。经过我们几个人几番推敲，给她的战斗队定名为毛主席诗词里的词语“铁臂摇”战斗队。
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军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此前，中共中央在1月份就决定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2月，市人委机关二楼刘锡三市长的办公室就成为进驻人委机关的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
春节过后，善科长找到我，说道，“市里‘三支两军’办公室决定从我们局里抽调一个业务水平高的党团员同志，到支工办公室工作。局里决定从我们科派出一个人。我和闾科长研究，你去比较适合。”
“行呗。”我未经思考，脱口而出。
相同观点的几个战斗队听说之后，坚决反对。有的说，“这是阴谋。”有的说，“这是派性，是排斥对立面。”有的说，“这叫釜底抽薪。”一致意见，“不去！”
最后，善科长那个战斗队的舒凯去了支左办公室。舒凯从此离开机关派性斗争的漩涡，没有去千山毛思想学习班参加“斗批改”、没有去盘锦“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没有走“五七路”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没有再回到统计局做统计工作。
此后，开始了“革命的大联合”。一些单位开始建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我们局的战斗队也开始联合。以侯文彰、巴克卿等同志为首组成了“延安纵队”（“延纵”）；我们“反到底”“千钧棒”等几个观点相同的战斗队联合成立一个“东风造反团”（“东风团”）；两个战斗队人数大体相同。燕恩、杨光大、尚科长等几位科长另外组成一个战斗队，人数较少。“延纵”和科长的战斗队得到了驻人委机关的支左部队的支持。“东风团”成为“群众组织”。
每一个战斗队都要选举头目。在“东风团”成立的时候，大家一致举荐我当头头。让我宛然拒绝。理由是，怕给战斗队戴上“保王”的帽子。在此前的一次全局辩论会上，我曾经公开表示过，我站在“鞍钢大联合”一边，对打倒王鹤寿持反对意见。在会上我列举了王鹤寿在鞍钢的诸如“四朵大红花”等等工作成果，说明他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已经是一个铭牌的“保王”派。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打字员小王说我是“上保王，下保王，赵罗是你亲爹娘。”
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批判旗帜》，开始公开批判刘少奇。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鞍山市和全国一样，开始从上至下掀起批判当权派恶浪。国家层面“打倒刘邓陶薄！”省里“打倒宋马顾俞徐！”市里“打倒王赵罗钟！”本单位打倒顶头上司。我们局自然是“打倒黄局长！”
5、6、7三个月，武斗愈演愈烈，两派都出现严重死伤情况。（关于武斗，请看下一篇文章）。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7日发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八一七”决定）。决定的关键内容是把第一书记王鹤寿、第二书记赵敏、书记罗定枫、鞍钢党委政治部主任钟建平定论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鞍钢老捍”、市政的“方块兵团”等支左部队支持的战斗队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把“鞍钢大联合”等与其对立的战斗队称为“群众组织”。同时，在鞍山成立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八一七”决定》之后，武斗一时并未停息。在首山一次学生的武斗中死5人，伤20多人。接着，清华井冈山在鞍山造反的头头刘庆在武斗中从车上摔下死亡。军管会为他开了追悼会，追认为“烈士”。
9月，随着“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被界定，所谓的“革命大联合”又出现新高潮。各个派别虽然各持不同观点，口号已经趋于一致：“打倒王赵罗钟！”市政（说明：鞍山长期以来把鞍钢以外的部分称为“市政”）的保王观点的“群众组织”慑于《“八一七”决定》的权威，也喊出了打倒王鹤寿的口号。于是“八一七”革命造反总部诞生。
市里的造反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特别是与辽宁省的造反组织都存在观点上、体系上的联系。1967年，辽宁相继形成了三个打、保不同的造反组织。他们是“辽联”、“辽革站”、“辽大八三一”。“辽联”1967年2月份在沈阳宣告成立，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革站”4月成立，在誓师大会上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宋任穷等东北局和辽宁省领导；受到支左部队支持。“八三一”6月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在沈阳成立，是一个“全打不保”的造反组织。同样受到支左部队支持的鞍山的“鞍钢老捍”、“方块兵团”与“辽革站”关系密切；“八一七”和其它与“鞍钢老捍”、“方块兵团”对立的造反组织与“辽联”或“八三一”关系密切。
“八一七”革命造反总部成立之后，我们局的“东风造反团”参加了观点接近的“八一七”总部。“延纵”早已经是“方块兵团”的成员，且是比较活跃的战斗队。
军管会成立之后，各单位对走资派的批斗日渐残酷，变本加厉。10月中旬，全市召开4万人大会，揭批“王赵罗钟罪行”大会。随之各单位纷纷效法，掀起新的一轮有组织的批斗高潮。
1967年，鞍山市工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影响全市国民经济生产水平倒退10年。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1957年，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32。8％。工业生产水平比1957年下降4。0％，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44。0％。钢产量291。84万吨，比1957年少生产0。13万吨。幸亏农业生产、商业服务业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使鞍山国民经济没有倒退更多。
（2011年11月27日12：16：39）
1965年11月，姚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说它是为彭德怀翻案。()从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半年后的1966年5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姚《评“三家村”》。之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反党集团”，“黑帮”，“黑店”，“急先锋”之类的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开始砸向文化界、教育界等被受到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上。
开始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农村去搞四清。那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在局党支部任命的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的。
在此之前，由于一天只知道忙于工作，对工作之外的东西很少接触，对“夜话”和“札记”中有趣的文章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了应付大批判的需要，不得不看看那些“夜话”和“札记”。不料，看了之后，倒是有些爱不释手。我对蒋竟芳说，“想不到三家村黑店里，还真的卖点好货。”
蒋竟芳：“嘴边又没有站岗的了！不想向左派靠拢了？关心点‘天气预报’，注意看看眼前的‘气候’！”
我：“谢谢提醒。”
国家统计局于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革命化”的香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统计工作革命也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同志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勇敢投入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此期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同时，公布聂元梓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掀起了文化、教育战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运动已经来临。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我基本上是处于非左派的地位；反右派斗争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团内受到处分，险些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不敢懈怠。自我感觉，在工作上，已经成为统计局的业务骨干，如何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应该有所考虑了。机会可能即将来临，我，渴想，一定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的左派；至少，不能再让人家给打入右派那边去。
当时，从国家统计局北京香山会议传来批判以往我国统计工作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的消息，如：
统计工作“整个十七年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我国统计工作领域中，同其他领域一样，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看来是长期的，而且是相当激烈的。”
“在统计工作领域内，资产阶级权威窃据领导地位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把全国的统计工作闹得乌烟瘴气。”
“他们不执行中央以调查研究为主，必要报表为辅的方针，而执行他们自己提出的全面统计为主的错误方针，不按毛思想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国家统计局领导中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在调查统计战线上的反映。”
“国家统计局领导同志过分强调垂直领导和监督检查，向党争权，把统计系统变成独立王国。”“一垂三统”是搞“条条专政，闹独立王国。”
统计监督是“不要党的领导，对党委闹独立性。”
全面统计是“报表挂帅。『*首*发』见物不见人。烦琐哲学。”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在以前国家统计局的文件、领导讲话中的字里行间寻觅素材，写了两千来字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檄文”。以彰彰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在文稿之上，又分别给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短信。下面是写给国家统计局文革领导小组的短信的原文。
国家统计局文化革命领导部门负责同志：
根据近几年工作的体验和手头掌握的一些材料，写了《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材料。给你们寄去，同时，也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寄去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着手写这份材料了。昨天看到5月20日薛暮桥的报告，鼓舞了我的战斗信心。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革命中，我一定要站到革命的最前线，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猛烈开火，坚决把它们消灭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统计战线上的问题是严重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在各地统计部门中的影响是较广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很深的。所以有必要在全国统计系统中展开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消灭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方面肃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在统计工作中的影响，使每一个统计人员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同敌人搏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为在我国实现中国式的无产阶级的统计打下良好基础。只有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旧统计砸碎、捣烂，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统计。让我们高举毛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领域里的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6月18日
我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檄文”一共凑了6个统计工作中所谓修正主义性质的问题。诸如，把《统计工作试行条例》中的“全国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批判为“不要党的领导。”把《条例》等国家统计局文件中所提出的统计人员的工作应该稳定，不要调出长期搞临时工作等，批判为“和党的中心工作相对抗。”把《条例》中统一规定统计人员技术职称和级别待遇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把国家统计局领导讲话中提出围绕业务工作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为“不是突出政治，不是统计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香山会议指出的一些内容。
难道当时自己不知道这些内容是牵强附会、望风扑影吗？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我没有找到表现自己的更好办法。写好草稿之后，我找到蒋竞芳，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文章，你给我把把关。”
蒋竞芳看了之后，说道，“好！我赞成。把我的名字也填上。”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在统计局一直都是被排斥在左派队伍之外，都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摆脱政治上落后的境况。
我把写好了的稿子分别寄给了国家统计局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泥牛入海，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之后，我们局里决定我去老虎屯农村搞四清。
8月上旬，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同时，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红小兵在全国纷纷出现。
8月18日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由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转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极度膨胀，蔓延全国。
鞍山市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8月19日）召开了15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8月下旬，鞍山的红卫兵，沈阳的以“东工思想兵”为首的红卫兵，在鞍山疯狂横扫“四旧”，查封商店烟酒，焚毁图书馆图书，破坏千山庙宇及其碑、墓、塔、泥像、经书、文物等等。后来听说在千山有解放军介入，千山文物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此时，我在老虎屯搞四清。当时，东鞍山工作队曾经下达指示，让我们写王鹤寿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说明，当时市委、并影响到市里机关、企业各界群众开始分裂成两派。从要打倒的对象来看，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二书记赵敏、书记罗定枫。两个大楼里，市人委这边，市长刘锡三，副市长孙平、孙亚光等大多站在第一书记一边；市委那边，各部部长大多站在赵敏、罗定枫一边。鞍钢企业内部，多数人自然站在王鹤寿一边，他们就是后来的“鞍钢大联合（它们的全称没有记住，大概也没有必要）”；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要打倒王鹤寿，他们就是后来支左部队支持的“鞍钢老捍”。我思考，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不断出现悲剧的重要根源。
9月，东北局、辽宁省委领导宋任穷、顾卓新、胡亦民专程来鞍参加市委三届七次全会。会上宋任穷强调两派都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鞍山的问题缓和下来；要求双方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搞好团结，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要保护少数派，不要围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中央的方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鞍山的问题十分关心。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中央指示，要求鞍山采取稳定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王鹤寿、赵敏分别向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作了传达。
10月，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文件由市委办公室于7日下发到各个基层单位。文件要求向全体职工群众传达。王鹤寿指出，鞍山是重要的生产城市，两派干部和群众对立的局面继续，必将被坏人利用，制造事端或严重的流血事件，直接影响生产。他强调鞍山的钢铁生产在全国占有头等重要地位，鞍山钢铁生产受到影响，就会马上影响全国，影响全局。指出，中央要求市委、鞍钢党委的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深入下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要与群众见面，宣传党的政策；要从全局出发，要团结，并且向群众说，工农商学要团结，工人阶级要团结，劳动人民要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只有团结才能够把生产搞好。
两天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浪骤起。市级领导干部陷入造反派围攻之中。随着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扩张，揪斗走资派、撤职罢官、开除党籍、游斗干部妖风四起。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提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等促生产的内容。提出由工人群众讨论改组领导班子；有问题可以派代表进京；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力，可以串联等等不利于企业生产管理的“抓革命”规定。鞍山市委在贯彻中央文件时还特别提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等等要求。
1967年的上海“一月风暴”把1966年下半年后几个月的中央、省委、市委企图纠正文革中的破坏性进程的政策和举措很快化为乌有。1月6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鞍山也是毫无例外地刮起“夺权”之风，市委、市人委机关基本瘫痪或半瘫痪。造反派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基层单位也相继夺权，机关、企业的各层领导干部陆陆续续“靠边站”。
这期间，红卫兵组织也从学校扩大到城乡社会各界。市委和市人委两个大楼的正常工作开始进入紊乱状态；各种名称的革命群众组织——战斗队纷纷组成，其成长速度真的可以称之谓雨后春笋一般。
我从老虎屯搞四清回来，到局里首先遇到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同志胳膊上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标。有些人比如蒋竟芳、邴楠等人据说还不允许加入红卫兵。好在红卫兵很快在机关里自消自灭。代替它的是群众自愿组成的“革命群众组织——战斗队”！
几天的功夫，局里就出现了六、七个战斗队。同时，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现在回忆，两派到底什么观点不一样？很难说。
局里的战斗队，一个队也只有三、五个人。工业科的善科长、舒凯等人成立一个战斗队，邴楠参加了外科的战斗队；我和我们科的几个人成立了“反到底”战斗队。和我们观点一致的战斗队，有高桐的“千钧棒”战斗队，基建科的姚莺不愿意跟他们科里的同志组成战斗队，决定一个人成立一个战斗队。起什么名字，把姚莺难住了。经过我们几个人几番推敲，给她的战斗队定名为毛主席诗词里的词语“铁臂摇”战斗队。
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军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此前，中共中央在1月份就决定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2月，市人委机关二楼刘锡三市长的办公室就成为进驻人委机关的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
春节过后，善科长找到我，说道，“市里‘三支两军’办公室决定从我们局里抽调一个业务水平高的党团员同志，到支工办公室工作。局里决定从我们科派出一个人。我和闾科长研究，你去比较适合。”
“行呗。”我未经思考，脱口而出。
相同观点的几个战斗队听说之后，坚决反对。有的说，“这是阴谋。”有的说，“这是派性，是排斥对立面。”有的说，“这叫釜底抽薪。”一致意见，“不去！”
最后，善科长那个战斗队的舒凯去了支左办公室。舒凯从此离开机关派性斗争的漩涡，没有去千山毛思想学习班参加“斗批改”、没有去盘锦“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没有走“五七路”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没有再回到统计局做统计工作。
此后，开始了“革命的大联合”。一些单位开始建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我们局的战斗队也开始联合。以侯文彰、巴克卿等同志为首组成了“延安纵队”（“延纵”）；我们“反到底”“千钧棒”等几个观点相同的战斗队联合成立一个“东风造反团”（“东风团”）；两个战斗队人数大体相同。燕恩、杨光大、尚科长等几位科长另外组成一个战斗队，人数较少。“延纵”和科长的战斗队得到了驻人委机关的支左部队的支持。“东风团”成为“群众组织”。
每一个战斗队都要选举头目。在“东风团”成立的时候，大家一致举荐我当头头。让我宛然拒绝。理由是，怕给战斗队戴上“保王”的帽子。在此前的一次全局辩论会上，我曾经公开表示过，我站在“鞍钢大联合”一边，对打倒王鹤寿持反对意见。在会上我列举了王鹤寿在鞍钢的诸如“四朵大红花”等等工作成果，说明他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已经是一个铭牌的“保王”派。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打字员小王说我是“上保王，下保王，赵罗是你亲爹娘。”
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批判旗帜》，开始公开批判刘少奇。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鞍山市和全国一样，开始从上至下掀起批判当权派恶浪。国家层面“打倒刘邓陶薄！”省里“打倒宋马顾俞徐！”市里“打倒王赵罗钟！”本单位打倒顶头上司。我们局自然是“打倒黄局长！”
5、6、7三个月，武斗愈演愈烈，两派都出现严重死伤情况。（关于武斗，请看下一篇文章）。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7日发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八一七”决定）。决定的关键内容是把第一书记王鹤寿、第二书记赵敏、书记罗定枫、鞍钢党委政治部主任钟建平定论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鞍钢老捍”、市政的“方块兵团”等支左部队支持的战斗队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把“鞍钢大联合”等与其对立的战斗队称为“群众组织”。同时，在鞍山成立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八一七”决定》之后，武斗一时并未停息。在首山一次学生的武斗中死5人，伤20多人。接着，清华井冈山在鞍山造反的头头刘庆在武斗中从车上摔下死亡。军管会为他开了追悼会，追认为“烈士”。
9月，随着“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被界定，所谓的“革命大联合”又出现新高潮。各个派别虽然各持不同观点，口号已经趋于一致：“打倒王赵罗钟！”市政（说明：鞍山长期以来把鞍钢以外的部分称为“市政”）的保王观点的“群众组织”慑于《“八一七”决定》的权威，也喊出了打倒王鹤寿的口号。于是“八一七”革命造反总部诞生。
市里的造反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特别是与辽宁省的造反组织都存在观点上、体系上的联系。1967年，辽宁相继形成了三个打、保不同的造反组织。他们是“辽联”、“辽革站”、“辽大八三一”。“辽联”1967年2月份在沈阳宣告成立，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革站”4月成立，在誓师大会上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宋任穷等东北局和辽宁省领导；受到支左部队支持。“八三一”6月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在沈阳成立，是一个“全打不保”的造反组织。同样受到支左部队支持的鞍山的“鞍钢老捍”、“方块兵团”与“辽革站”关系密切；“八一七”和其它与“鞍钢老捍”、“方块兵团”对立的造反组织与“辽联”或“八三一”关系密切。
“八一七”革命造反总部成立之后，我们局的“东风造反团”参加了观点接近的“八一七”总部。“延纵”早已经是“方块兵团”的成员，且是比较活跃的战斗队。
军管会成立之后，各单位对走资派的批斗日渐残酷，变本加厉。10月中旬，全市召开4万人大会，揭批“王赵罗钟罪行”大会。随之各单位纷纷效法，掀起新的一轮有组织的批斗高潮。
1967年，鞍山市工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影响全市国民经济生产水平倒退10年。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1957年，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32。8％。工业生产水平比1957年下降4。0％，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44。0％。钢产量291。84万吨，比1957年少生产0。13万吨。幸亏农业生产、商业服务业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使鞍山国民经济没有倒退更多。
（2011年11月27日12：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