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
古语云三十而立。* *『*首*发』在我人生快要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我结婚了，大概也算是成家了。至于立业，其概念与成家比较起来有些模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个体，怎样才是立业呢？比如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国家有计划的培养的统计专业大学生，毕业后，按计划分配到地方统计部门，经过一年期的考验合格，成为（22级）国家干部，是不是就算立业了？按着后来“批判”计划经济的“语言”来说，我已经端上了“铁饭碗”。然而，那个时侯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好好工作，没有“之后”奔命于市场为金钱而奋斗的那种思想。我想，那个年代，服从分配，就会是立业的开端。
1963年8月1日，我和m在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公社办事处进行了结婚登记；成为合法夫妻。
那一天，艳阳高照，空气格外清新。上班时，我和m到秘书科夏秘书那里，开了一张结婚登记介绍信。
园林公社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她看到介绍信，自言自语，“是一个单位的，统计局，人委机关的干部。”对我们两个端详一番，笑了笑，习惯的问了几句“你同意和她（他）结婚吗？”之类的话。然后，在一张结婚证书上填上了我们两个人的姓名，盖上园林公社红色印章。诚然，此时我们的婚姻就正式生效了。
她1960年统计大归口，从农机局归过来，安排在农业科。在大归口还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农机局的两个同志没有回归。
大概是在夏初。丰岷、云桦一些人去下口子农场劳动回来不久，丰岷和云桦在走廊上对我说，“农业科的那位姑娘介绍给你当对象怎么样？这次在下口子劳动，我们接触的多一些，对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挺好，我们看，对你合适。”
“看看吧。”我没有说同意还是不同意。
过了几天，团支部书记张慧馨科长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团支部给你们做媒，成全你们两个的好事。”
隔日，我从工业科去秘书科，在走廊上，m飞快地从我身边闪过，冷不防地把一捏（叠在一起，捏着）纸条塞到我的手中；然后，不知不觉地消逝在下二楼的楼梯口。纸条的大意是，明天（大概是星期天）在什么什么（真的没记住地址）地方谈一谈。
由于我们科和农业科没有什么统计数字方面的联系，平时我和她基本没有什么接触；毕竟是一个局，经常见面，倒不觉得生疏。第一次谈话基本是常规性的言辞。我只记得我特别交待了我在学校反右派斗争时在团内受过留团查看一年的处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人们十分在意的问题。她的态度十分明确：无所谓！其他方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应该坦白交待的问题了。
相处几个月之后，“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终于在一个星期天（忘了季节）去了旧堡——她家。她家住在东鞍山铁矿山脚下、哈大道西侧，南面不远是杨柳河，顺着杨柳河向西、过了长大铁路，就是西鞍山。
这里，是一个“工业户（有城市户籍的非农业人口）”和农村生产队社员户混居的矿区。虽然有山有水，却没有风景。有的是开凿铁矿的电镐声、放炮声，忙碌的矿车、哈大道上穿梭的车辆；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民房，没有一条平直、修饰过的街道，垃圾、脏水随处可见，唯独每家每户门前窗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不下水洗浴的戗毛戗刺的鸭子在车道沟里寻觅着难以察看到的食物，几只母鸡伸头探脑、围着两只劲爪在垃圾堆上不停抓挠的公鸡，偶尔有一只卷着尾巴到处流窜的笨狗在房前屋后出现。
她家住在一条东西向、偶尔也能够走马车的土路道北，两间半厢房，自有产权。房子北侧连着别人家的厢房，再往北是几间正房……基本上是一个对南开口的马蹄形院子。
她父亲是郊区酱油厂的销售员，是全家经济收入基本来源的主力。母亲在东矿家属队做临时工。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弟在东矿（学徒级）上班；一个弟弟患那个年龄段发病密度较高的小儿麻痹，虽然躯体从头到脚有些畸变，行动艰难，生活尚可以自理；其余的弟弟妹妹都在上学。这是一个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
上述状况，没有影响到我和她之间关系的继续。
我处对象的情况，向远在黑龙江的父母做了书面报告。也邮去了她的照片。父母无条件赞同；所谓“山高皇帝远”，事实上婚姻的自主权百分百地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她那方面，我观察，其婚姻的自主程度绝对不亚于我！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结婚前的爱情生活。这大概是人的一生最忘我，最幸福的时光。记住！人的一生，只有在心中没有了自己（所谓忘我）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谈情说爱的时间还是只能够在下班后和星期天。比较辛苦的当然是她，因为春夏秋冬四季她会经常地（不是每天）在晚饭后和我呆在一起。她夜晚回家要坐火车（她有通勤车票）从鞍山火车站到旧堡火车站，必须赶上沈阳到营口的夜间最后一班通勤车。下车后，还要摸黑穿过大街小巷、一路小跑回到家中。
那两年，恰恰是困难时期的转折点，很少有金钱的、物质的、奢侈的、吃喝玩乐的等等追求。不缺乏的倒是幸福感和快乐的心绪。如此的爱情，可能更真诚、更纯洁、更神圣。
在与谭明慧大哥通信之中，告知我和她搞对象一事。他回信说，大姑要相看相看我的对象。于是，1963年春节放假期间，我和她商量，决定一起到瓦房店探望姑母和大哥大嫂。
大哥在沈阳已经与一个工厂女工结婚。他的部队现在驻防瓦房店。我大姑也离开杨木岗老家，作为随军家属，与大哥大嫂一起住在瓦房店部队军营之中。这是离我最近的亲属。
看大姑，不能空手，总得带点礼品。这两年，机关农场有了收获。入秋以后，隔三差五要分配一些农产品。比较实惠的是胡萝卜和大豆。
后院开水房在上午给不在食堂吃饭的机关干部蒸午饭。我们把机关分得的胡萝卜装在饭盒中，蒸熟之后是极好的补品，大家都戏称它为蒸人参。
大豆是可以储存时间较长的，当然也是很好的保健品。在打算去看大姑之前，我把分得的几十斤大豆，拿到腾鳌油酒厂，换了几斤豆油。那个年代，豆油是极其金贵的食品。我们去看大姑，确实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品；拿点豆油还真是很实惠很实在的，起码可以顶上大哥家三、四个月的豆油供应量。
无论怎么困难，包饺子是必然的。大家一起动手，甚是热闹。由于那些年包饺子的频率太低，和面时水和面的比例都掌握不准，结果，大嫂把包饺子面和得过硬。自告奋勇擀饺子皮的她，回到鞍山后，上班两天了，手脖子还疼。
大哥有一架照相机，在军营中，我给她照了几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手持照相机给他人照相。照相的水平还是说得过去，成功的纪录了她的笑容。
春节假期有限，住了一宿，呆了两天，高高兴兴从瓦房店回到鞍山。
“日月冉冉，岁不我与”，结婚，已经没有拖延的时日了。
结婚前，父母从黑龙江寄来新被褥，是婆家的唯一置备；她家倒是干净，没有任何陪送。至于在那个时代常常提到的“四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东西，我们两个在相处阶段好像从来没有提及过。至于电视剧里不论时间背景，动不动就交换戒指的行为，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记忆中，从土改以后，大概已经没了这个习俗。婚后的居所，更是未作考虑，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局里分配住宅。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结婚仪式是团支部筹备的。在8月6日（机关发工资的日子）之后的一个星期六举行。究竟是哪一天？近两年我和她多次查找万年历，也没有准确肯定是8月几号。反正我们从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举办过（形式上的）结婚纪念活动。
星期六上午，我们科的周淑琴等几个女同胞用局里同志们的“礼金”到街上按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买了镜子、暖壶、脸盆作为我们结婚的贺礼。剩下的钱买了喜糖。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跟随她们购买礼品的队伍到青年街商店和铁东的几个商店，转来转去。傻不傻！
星期六下班后，结婚典礼在人委机关三楼紧南头的会议室举行。局里多数（40多人）同志都参加了；唯独新上任的刘局长，黄局长没有出席。当然，也没有亲属和其他单位人员到场。典礼由尚科长主持。大家围坐在围成一圈的长条桌后面，与平时开会差不多；只是桌面上摆放一些糖果。尚科长讲了几句开场白，宣布我们两个婚姻成立。之后，大家热闹了一阵子，没有过激、越格的举动。结婚仪式在说笑声中顺利结束。
没有洞房，我的宿舍（请走了另两位舍友）就是洞房。住了两日，我们局农业科（同她一个科的）任大才同志半夜闯了回来。无奈，我只好把她送回二宿舍。
任大才，中国人民大学晚我一年毕业。毕业后在国家某部任职，常年在野外考察，奔波于西南、西北的荒凉地区。年龄一天天长大，对象尚无着落，思念家乡，借精简下放之机，调回家乡鞍山，安排在统计局。
几天后，婚假，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探亲假。买了火车票，从鞍山先到沈阳，从沈阳上车，坐了近30个小时到牡丹江，没有出站台，又从牡丹江再坐8、9个小时火车到了密山。
一路顺风，安全到达密山火车站。透过车窗看见弟弟、两个妹妹在站台上迎接我们。那个年头没有手机，也没有哪个家庭有电话，回家的时间和车次都是写信通知。家里接到我们回家的书信之后，弟弟妹妹已经是第三天、第五次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了。
民以食为天，回家了，还是说说吃饭的事情。到家第二天，妈妈领着我们来到铁道北的交通局跟公社要的自留地。地里种的主要是苞米，在苞米棵的空（kong）隔间种豆角。只见苞米棵上爬满豆角秧。免去了搭豆角架；这是家乡那边的一种偷懒做法。
妈妈领着我们顺着垄沟向里面走去。黑龙江的豆角，品种多，有什么家雀蛋、喜鹊翻白眼、新品种油豆角……；品质好，皮厚肉多、没有紊子（粗纤维）、鼓溜溜的豆角豆绵软起沙。我们三个人，一会功夫，揪下来的豆角，就装满了半面袋。大锅豆角炖土豆，是夏季北大荒传统的、可以顶饭的家常菜。
几天后，妈妈说，“黑台的小学老师马老师在商业局工作，和咱们家还是像在黑台一样，常来常往。前几天还打听你的情况。抽空去看一看。”
我：“好。明天就去看他。”
妈妈：“不是星期天，人家在班上。”
我：“去单位看看，也不会影响工作。”
马老师是商业局饮食服务业公司的领导，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看见我领着她去看他，十分高兴。让我们坐下之后，颇有感慨的说道，“我们黑台小学解放后头一个考上正规大学的，你是头一个呀！”
我：“比你们家小纪元差远了。能够留苏，上了莫斯科大学，学习原子物理，那才是我们黑台的骄傲。”
马老师：“那丫头，从小就知道用功。除了学习成绩好，有我这个党员干部爹和清白的社会关系也分不开。”
我：“是。也是关键因素。”
马老师：“你能够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也不错嘛。”
我：“回忆起来，不好意思说。当时报考大学，一心想师范兜底，不曾想，考进了财经学院。”
马老师：“又犯傻了不是。当一个教师容易，当一个国家干部，可不是谁都能够当得上的。你，涉世时间短，不知道世道的深浅，再过十年八年，必然有所领悟。”
对马老师的话，我并没有听进去。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些满脑袋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观念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从理论上讲只知道从事某种职业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然，十分羡慕留校的，分配到中央、省国家机关的，科研单位的，鞍钢的那些同学。那个时侯，对于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值钱”地位，缺乏认识；对于安排的地区、单位的层次、企业的大小、自己的偏好还是很在意的。至于货币待遇，没有考虑，因为大学毕业生不管是分配到中央机关、省级机关、还是企业、留在学校，工资的差别很小。当然，只要政治上不犯错误，不犯法，绝不会下岗。
10点多钟了，马老师不让我们走。他说，“现在市场供应比前两年有所好转，你们大老远从辽宁回来，辽阳是我的老家，在刘二堡。我现在还有这个条件，招待招待从老家来的新过门的侄儿媳妇。”
在他所管辖的国营饭店吃饭期间，一件小事，记忆深刻。那个饭店没有包间，饭桌统统摆在大厅之中。我们三个人比较丰盛的菜肴，还是很醒目的。吃饭之间，一个中年男子，从他的饭桌直奔我们的饭桌，伸手来拿放在桌边的一个铝水壶。马老师手疾眼快，立即把水壶揽到自己的身边。那个人理直气壮的问一句，“怎么的！”
马老师：“干嘛？”
那个人：“喝水！”
马老师：“服务员！过来，给这位客人同志倒一壶水。送到他的桌上。”
那个人瞪着眼睛，涨红了脸，不太情愿地、慢腾腾地回到了座位。
马老师：“喝多了。不要管他。你们不喝酒，我白预备了这一壶酒。跟你爹一样，滴酒不沾。”
很明显，那个人知道这是一壶好酒。看得出来，想要占便宜；大概也许看着我们（很明显，那个人知道马老师是饭店的顶头上司）有些不顺眼，心中有一股愤懑的情绪想要发泄。
吃完了，马老师喊道：“服务员！结账！”
一个饭店领导模样的女同志快步走过来，声调较低，说，“……记账吧？”
马老师：“不。一码是一码，这是我个人请我的学生吃饭。交现钱。”
到密山西老舅家，中午，蒸的大米饭。打开大锅锅盖的时候，密山大米特有的香味扑面而来。她惊奇地问到，“什么味？这么香！”
老舅母：“蒸的大米饭。”
当饭盛到碗里的时候，她看着油汪汪、晶莹剔透、闪着蓝绿色光辉、一个粒是一个粒，珍珠般的一碗大米饭，端起来，看了又看，舍不得下筷。
老舅母：“怎么的，磨不开（不好意思）吃？还害臊啊？”
m：“不是。这碗饭又香又好看，舍不得下筷。”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说道，“前几年鞍山供应的尽是籼米，没有油性。困难时期之后，城市的大米也都是陈米，不白、不亮。再说了，哪有咱们家这种好大米。”
现在能够看得见的纪念，就是照片。那个时侯我们没有自己的照相机，只能够到照相馆去照相。全家福是主照。父母、弟弟、两个妹妹、我和她，七个人，一看，便知道是一个成长期的、健康向上、生机勃勃的家庭。她和两个妹妹单独一个合影，那是花朵初放，蓓蕾萌生，“红颜恃容色，青春矜盛年”的永久记录。
妈妈翻箱倒柜，找出一块蓝绿相间、田字格的花色毛料。对她说，“这块料子还是伪满洲国那咱买的，放的快过性了。上街裁了，做件衣裳。”
婆婆给的，自然心里高兴；我能够感觉到。说句不是哭穷的话，那个时侯，我们家，真的拿钱去买一块毛料，还确实比较困难。
回鞍山之前，顺道，自然要去大姐家。对待新弟媳妇，姐姐、姐夫自然是热情欢迎，热情款待。麻山是一个矿区，缺少农村鲜活的农产品，又没有大城市里尽管尚不丰富的副食品；招待客人实在是很不方便。沙丁鱼罐头，就算是最为“高级的”菜肴了。
姐夫、姐姐对她，没有过多的评判。临走之前，姐姐说，“她太瘦了。”
从麻山上车，到哈尔滨玩了半天。在松花江畔抗洪纪念碑下留影纪念，照片需要几天后才能够邮寄给我们。坐船到了对岸的太阳岛，在岛上的一个饭店吃了中午饭，在有人的地方逛了逛……总的看，这里还是基本上保持草木丛生、看似荒凉、比较清静的自然状态。
上火车的时候，一群扒手故意在车门口拥来挤去，把我的白上衣口袋中的工作证偷去；谢天谢地，火车票总算漏在兜底。后来回想，其实站在车门口的列车员完全知道这群扒手的作案情景，他们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
回到鞍山，自然是，她回二宿舍，我回一宿舍，各自开始了回家之前的宿舍、食堂、办公室、食堂、宿舍的有规律的生活，度没有终止的牛郎织女式的新婚蜜月。
没到一年，幸福终于来敲门。人委机关盖了新职工住宅，我们科的大拿铁城分配到了新居，他在山南的旧居分配给了我们。
我们两个在房产局借来两个铁床，在一宿舍借来两个草垫子，搬到室徒四壁的、两扇冲东的窗户、大约13、4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居室。这是人委机关在山南的一个二层南北向厢房红砖楼。我们的居室在楼上，上楼梯，正对楼梯口是三家共用的只有一个大便池的厕所，左手开门是一个共用走廊，里面住三家；我们和隔壁一家共用一个没有煤气的厨房。难以想象，铁城一家三代五口人（丈母娘、两个孩子）是怎样居住的！
有了居所，对于我们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从此可以结束牛郎织女不能相亲的处境。我把在宿舍的全部家当——被褥、洗漱用品、几件衣服、从学校带来的一个装书的木箱搬过来，还有几年来在宿舍做饭用的简单的锅、碗等器具；她更简单，只有被褥和洗漱用品。开始了真正的婚姻生活。
就这样，我们成家了！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我在山南煤场凭证在劈柴堆里挑选了几块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板，回家用一把果树锯（在农机商店买的），一把劈柴的斧子，跟行政处木匠那里要十几根洋钉子，做了一个可以摆放东西的比我高一点、一米多宽、一尺多深，两层隔板的“立柜”。她在粗糙的、处处朽烂的木板表面糊了一层杂志纸；用旧床单做一个帘，挂在正面。“立柜”靠墙、立到门旁边。这是屋里的唯一摆设。这个储藏架，可以放衣物、锅碗瓢盆、剩饭剩菜、洗漱用品……，无所不能。
几天后，夏秘书在星期天早晨，来到我们的居所，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在屋里巡视一番，看看没有粉刷过的白灰墙，水泥地面，天棚中间一根电线吊着的40瓦电灯泡；室如悬磬的状况，她还是能够理解的。对我做的“立柜”很感兴趣，同时对我的创造能力，表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态。从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很佩服我们的因陋就简、创造生活的精神。
我们两个，每天上班、下班形影不离，双双出入于楼宇之间，常常招来邻里们羡慕的目光。我们自己也美在心中，暗暗引以自豪。
(2011年9月2日10：33：45)
古语云三十而立。* *『*首*发』在我人生快要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我结婚了，大概也算是成家了。至于立业，其概念与成家比较起来有些模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个体，怎样才是立业呢？比如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国家有计划的培养的统计专业大学生，毕业后，按计划分配到地方统计部门，经过一年期的考验合格，成为（22级）国家干部，是不是就算立业了？按着后来“批判”计划经济的“语言”来说，我已经端上了“铁饭碗”。然而，那个时侯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好好工作，没有“之后”奔命于市场为金钱而奋斗的那种思想。我想，那个年代，服从分配，就会是立业的开端。
1963年8月1日，我和m在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公社办事处进行了结婚登记；成为合法夫妻。
那一天，艳阳高照，空气格外清新。上班时，我和m到秘书科夏秘书那里，开了一张结婚登记介绍信。
园林公社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她看到介绍信，自言自语，“是一个单位的，统计局，人委机关的干部。”对我们两个端详一番，笑了笑，习惯的问了几句“你同意和她（他）结婚吗？”之类的话。然后，在一张结婚证书上填上了我们两个人的姓名，盖上园林公社红色印章。诚然，此时我们的婚姻就正式生效了。
她1960年统计大归口，从农机局归过来，安排在农业科。在大归口还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农机局的两个同志没有回归。
大概是在夏初。丰岷、云桦一些人去下口子农场劳动回来不久，丰岷和云桦在走廊上对我说，“农业科的那位姑娘介绍给你当对象怎么样？这次在下口子劳动，我们接触的多一些，对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挺好，我们看，对你合适。”
“看看吧。”我没有说同意还是不同意。
过了几天，团支部书记张慧馨科长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团支部给你们做媒，成全你们两个的好事。”
隔日，我从工业科去秘书科，在走廊上，m飞快地从我身边闪过，冷不防地把一捏（叠在一起，捏着）纸条塞到我的手中；然后，不知不觉地消逝在下二楼的楼梯口。纸条的大意是，明天（大概是星期天）在什么什么（真的没记住地址）地方谈一谈。
由于我们科和农业科没有什么统计数字方面的联系，平时我和她基本没有什么接触；毕竟是一个局，经常见面，倒不觉得生疏。第一次谈话基本是常规性的言辞。我只记得我特别交待了我在学校反右派斗争时在团内受过留团查看一年的处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人们十分在意的问题。她的态度十分明确：无所谓！其他方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应该坦白交待的问题了。
相处几个月之后，“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终于在一个星期天（忘了季节）去了旧堡——她家。她家住在东鞍山铁矿山脚下、哈大道西侧，南面不远是杨柳河，顺着杨柳河向西、过了长大铁路，就是西鞍山。
这里，是一个“工业户（有城市户籍的非农业人口）”和农村生产队社员户混居的矿区。虽然有山有水，却没有风景。有的是开凿铁矿的电镐声、放炮声，忙碌的矿车、哈大道上穿梭的车辆；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民房，没有一条平直、修饰过的街道，垃圾、脏水随处可见，唯独每家每户门前窗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不下水洗浴的戗毛戗刺的鸭子在车道沟里寻觅着难以察看到的食物，几只母鸡伸头探脑、围着两只劲爪在垃圾堆上不停抓挠的公鸡，偶尔有一只卷着尾巴到处流窜的笨狗在房前屋后出现。
她家住在一条东西向、偶尔也能够走马车的土路道北，两间半厢房，自有产权。房子北侧连着别人家的厢房，再往北是几间正房……基本上是一个对南开口的马蹄形院子。
她父亲是郊区酱油厂的销售员，是全家经济收入基本来源的主力。母亲在东矿家属队做临时工。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弟在东矿（学徒级）上班；一个弟弟患那个年龄段发病密度较高的小儿麻痹，虽然躯体从头到脚有些畸变，行动艰难，生活尚可以自理；其余的弟弟妹妹都在上学。这是一个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
上述状况，没有影响到我和她之间关系的继续。
我处对象的情况，向远在黑龙江的父母做了书面报告。也邮去了她的照片。父母无条件赞同；所谓“山高皇帝远”，事实上婚姻的自主权百分百地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她那方面，我观察，其婚姻的自主程度绝对不亚于我！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结婚前的爱情生活。这大概是人的一生最忘我，最幸福的时光。记住！人的一生，只有在心中没有了自己（所谓忘我）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谈情说爱的时间还是只能够在下班后和星期天。比较辛苦的当然是她，因为春夏秋冬四季她会经常地（不是每天）在晚饭后和我呆在一起。她夜晚回家要坐火车（她有通勤车票）从鞍山火车站到旧堡火车站，必须赶上沈阳到营口的夜间最后一班通勤车。下车后，还要摸黑穿过大街小巷、一路小跑回到家中。
那两年，恰恰是困难时期的转折点，很少有金钱的、物质的、奢侈的、吃喝玩乐的等等追求。不缺乏的倒是幸福感和快乐的心绪。如此的爱情，可能更真诚、更纯洁、更神圣。
在与谭明慧大哥通信之中，告知我和她搞对象一事。他回信说，大姑要相看相看我的对象。于是，1963年春节放假期间，我和她商量，决定一起到瓦房店探望姑母和大哥大嫂。
大哥在沈阳已经与一个工厂女工结婚。他的部队现在驻防瓦房店。我大姑也离开杨木岗老家，作为随军家属，与大哥大嫂一起住在瓦房店部队军营之中。这是离我最近的亲属。
看大姑，不能空手，总得带点礼品。这两年，机关农场有了收获。入秋以后，隔三差五要分配一些农产品。比较实惠的是胡萝卜和大豆。
后院开水房在上午给不在食堂吃饭的机关干部蒸午饭。我们把机关分得的胡萝卜装在饭盒中，蒸熟之后是极好的补品，大家都戏称它为蒸人参。
大豆是可以储存时间较长的，当然也是很好的保健品。在打算去看大姑之前，我把分得的几十斤大豆，拿到腾鳌油酒厂，换了几斤豆油。那个年代，豆油是极其金贵的食品。我们去看大姑，确实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品；拿点豆油还真是很实惠很实在的，起码可以顶上大哥家三、四个月的豆油供应量。
无论怎么困难，包饺子是必然的。大家一起动手，甚是热闹。由于那些年包饺子的频率太低，和面时水和面的比例都掌握不准，结果，大嫂把包饺子面和得过硬。自告奋勇擀饺子皮的她，回到鞍山后，上班两天了，手脖子还疼。
大哥有一架照相机，在军营中，我给她照了几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手持照相机给他人照相。照相的水平还是说得过去，成功的纪录了她的笑容。
春节假期有限，住了一宿，呆了两天，高高兴兴从瓦房店回到鞍山。
“日月冉冉，岁不我与”，结婚，已经没有拖延的时日了。
结婚前，父母从黑龙江寄来新被褥，是婆家的唯一置备；她家倒是干净，没有任何陪送。至于在那个时代常常提到的“四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东西，我们两个在相处阶段好像从来没有提及过。至于电视剧里不论时间背景，动不动就交换戒指的行为，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记忆中，从土改以后，大概已经没了这个习俗。婚后的居所，更是未作考虑，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局里分配住宅。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结婚仪式是团支部筹备的。在8月6日（机关发工资的日子）之后的一个星期六举行。究竟是哪一天？近两年我和她多次查找万年历，也没有准确肯定是8月几号。反正我们从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举办过（形式上的）结婚纪念活动。
星期六上午，我们科的周淑琴等几个女同胞用局里同志们的“礼金”到街上按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买了镜子、暖壶、脸盆作为我们结婚的贺礼。剩下的钱买了喜糖。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跟随她们购买礼品的队伍到青年街商店和铁东的几个商店，转来转去。傻不傻！
星期六下班后，结婚典礼在人委机关三楼紧南头的会议室举行。局里多数（40多人）同志都参加了；唯独新上任的刘局长，黄局长没有出席。当然，也没有亲属和其他单位人员到场。典礼由尚科长主持。大家围坐在围成一圈的长条桌后面，与平时开会差不多；只是桌面上摆放一些糖果。尚科长讲了几句开场白，宣布我们两个婚姻成立。之后，大家热闹了一阵子，没有过激、越格的举动。结婚仪式在说笑声中顺利结束。
没有洞房，我的宿舍（请走了另两位舍友）就是洞房。住了两日，我们局农业科（同她一个科的）任大才同志半夜闯了回来。无奈，我只好把她送回二宿舍。
任大才，中国人民大学晚我一年毕业。毕业后在国家某部任职，常年在野外考察，奔波于西南、西北的荒凉地区。年龄一天天长大，对象尚无着落，思念家乡，借精简下放之机，调回家乡鞍山，安排在统计局。
几天后，婚假，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探亲假。买了火车票，从鞍山先到沈阳，从沈阳上车，坐了近30个小时到牡丹江，没有出站台，又从牡丹江再坐8、9个小时火车到了密山。
一路顺风，安全到达密山火车站。透过车窗看见弟弟、两个妹妹在站台上迎接我们。那个年头没有手机，也没有哪个家庭有电话，回家的时间和车次都是写信通知。家里接到我们回家的书信之后，弟弟妹妹已经是第三天、第五次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了。
民以食为天，回家了，还是说说吃饭的事情。到家第二天，妈妈领着我们来到铁道北的交通局跟公社要的自留地。地里种的主要是苞米，在苞米棵的空（kong）隔间种豆角。只见苞米棵上爬满豆角秧。免去了搭豆角架；这是家乡那边的一种偷懒做法。
妈妈领着我们顺着垄沟向里面走去。黑龙江的豆角，品种多，有什么家雀蛋、喜鹊翻白眼、新品种油豆角……；品质好，皮厚肉多、没有紊子（粗纤维）、鼓溜溜的豆角豆绵软起沙。我们三个人，一会功夫，揪下来的豆角，就装满了半面袋。大锅豆角炖土豆，是夏季北大荒传统的、可以顶饭的家常菜。
几天后，妈妈说，“黑台的小学老师马老师在商业局工作，和咱们家还是像在黑台一样，常来常往。前几天还打听你的情况。抽空去看一看。”
我：“好。明天就去看他。”
妈妈：“不是星期天，人家在班上。”
我：“去单位看看，也不会影响工作。”
马老师是商业局饮食服务业公司的领导，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看见我领着她去看他，十分高兴。让我们坐下之后，颇有感慨的说道，“我们黑台小学解放后头一个考上正规大学的，你是头一个呀！”
我：“比你们家小纪元差远了。能够留苏，上了莫斯科大学，学习原子物理，那才是我们黑台的骄傲。”
马老师：“那丫头，从小就知道用功。除了学习成绩好，有我这个党员干部爹和清白的社会关系也分不开。”
我：“是。也是关键因素。”
马老师：“你能够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也不错嘛。”
我：“回忆起来，不好意思说。当时报考大学，一心想师范兜底，不曾想，考进了财经学院。”
马老师：“又犯傻了不是。当一个教师容易，当一个国家干部，可不是谁都能够当得上的。你，涉世时间短，不知道世道的深浅，再过十年八年，必然有所领悟。”
对马老师的话，我并没有听进去。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些满脑袋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观念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从理论上讲只知道从事某种职业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然，十分羡慕留校的，分配到中央、省国家机关的，科研单位的，鞍钢的那些同学。那个时侯，对于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值钱”地位，缺乏认识；对于安排的地区、单位的层次、企业的大小、自己的偏好还是很在意的。至于货币待遇，没有考虑，因为大学毕业生不管是分配到中央机关、省级机关、还是企业、留在学校，工资的差别很小。当然，只要政治上不犯错误，不犯法，绝不会下岗。
10点多钟了，马老师不让我们走。他说，“现在市场供应比前两年有所好转，你们大老远从辽宁回来，辽阳是我的老家，在刘二堡。我现在还有这个条件，招待招待从老家来的新过门的侄儿媳妇。”
在他所管辖的国营饭店吃饭期间，一件小事，记忆深刻。那个饭店没有包间，饭桌统统摆在大厅之中。我们三个人比较丰盛的菜肴，还是很醒目的。吃饭之间，一个中年男子，从他的饭桌直奔我们的饭桌，伸手来拿放在桌边的一个铝水壶。马老师手疾眼快，立即把水壶揽到自己的身边。那个人理直气壮的问一句，“怎么的！”
马老师：“干嘛？”
那个人：“喝水！”
马老师：“服务员！过来，给这位客人同志倒一壶水。送到他的桌上。”
那个人瞪着眼睛，涨红了脸，不太情愿地、慢腾腾地回到了座位。
马老师：“喝多了。不要管他。你们不喝酒，我白预备了这一壶酒。跟你爹一样，滴酒不沾。”
很明显，那个人知道这是一壶好酒。看得出来，想要占便宜；大概也许看着我们（很明显，那个人知道马老师是饭店的顶头上司）有些不顺眼，心中有一股愤懑的情绪想要发泄。
吃完了，马老师喊道：“服务员！结账！”
一个饭店领导模样的女同志快步走过来，声调较低，说，“……记账吧？”
马老师：“不。一码是一码，这是我个人请我的学生吃饭。交现钱。”
到密山西老舅家，中午，蒸的大米饭。打开大锅锅盖的时候，密山大米特有的香味扑面而来。她惊奇地问到，“什么味？这么香！”
老舅母：“蒸的大米饭。”
当饭盛到碗里的时候，她看着油汪汪、晶莹剔透、闪着蓝绿色光辉、一个粒是一个粒，珍珠般的一碗大米饭，端起来，看了又看，舍不得下筷。
老舅母：“怎么的，磨不开（不好意思）吃？还害臊啊？”
m：“不是。这碗饭又香又好看，舍不得下筷。”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说道，“前几年鞍山供应的尽是籼米，没有油性。困难时期之后，城市的大米也都是陈米，不白、不亮。再说了，哪有咱们家这种好大米。”
现在能够看得见的纪念，就是照片。那个时侯我们没有自己的照相机，只能够到照相馆去照相。全家福是主照。父母、弟弟、两个妹妹、我和她，七个人，一看，便知道是一个成长期的、健康向上、生机勃勃的家庭。她和两个妹妹单独一个合影，那是花朵初放，蓓蕾萌生，“红颜恃容色，青春矜盛年”的永久记录。
妈妈翻箱倒柜，找出一块蓝绿相间、田字格的花色毛料。对她说，“这块料子还是伪满洲国那咱买的，放的快过性了。上街裁了，做件衣裳。”
婆婆给的，自然心里高兴；我能够感觉到。说句不是哭穷的话，那个时侯，我们家，真的拿钱去买一块毛料，还确实比较困难。
回鞍山之前，顺道，自然要去大姐家。对待新弟媳妇，姐姐、姐夫自然是热情欢迎，热情款待。麻山是一个矿区，缺少农村鲜活的农产品，又没有大城市里尽管尚不丰富的副食品；招待客人实在是很不方便。沙丁鱼罐头，就算是最为“高级的”菜肴了。
姐夫、姐姐对她，没有过多的评判。临走之前，姐姐说，“她太瘦了。”
从麻山上车，到哈尔滨玩了半天。在松花江畔抗洪纪念碑下留影纪念，照片需要几天后才能够邮寄给我们。坐船到了对岸的太阳岛，在岛上的一个饭店吃了中午饭，在有人的地方逛了逛……总的看，这里还是基本上保持草木丛生、看似荒凉、比较清静的自然状态。
上火车的时候，一群扒手故意在车门口拥来挤去，把我的白上衣口袋中的工作证偷去；谢天谢地，火车票总算漏在兜底。后来回想，其实站在车门口的列车员完全知道这群扒手的作案情景，他们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
回到鞍山，自然是，她回二宿舍，我回一宿舍，各自开始了回家之前的宿舍、食堂、办公室、食堂、宿舍的有规律的生活，度没有终止的牛郎织女式的新婚蜜月。
没到一年，幸福终于来敲门。人委机关盖了新职工住宅，我们科的大拿铁城分配到了新居，他在山南的旧居分配给了我们。
我们两个在房产局借来两个铁床，在一宿舍借来两个草垫子，搬到室徒四壁的、两扇冲东的窗户、大约13、4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居室。这是人委机关在山南的一个二层南北向厢房红砖楼。我们的居室在楼上，上楼梯，正对楼梯口是三家共用的只有一个大便池的厕所，左手开门是一个共用走廊，里面住三家；我们和隔壁一家共用一个没有煤气的厨房。难以想象，铁城一家三代五口人（丈母娘、两个孩子）是怎样居住的！
有了居所，对于我们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从此可以结束牛郎织女不能相亲的处境。我把在宿舍的全部家当——被褥、洗漱用品、几件衣服、从学校带来的一个装书的木箱搬过来，还有几年来在宿舍做饭用的简单的锅、碗等器具；她更简单，只有被褥和洗漱用品。开始了真正的婚姻生活。
就这样，我们成家了！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我在山南煤场凭证在劈柴堆里挑选了几块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板，回家用一把果树锯（在农机商店买的），一把劈柴的斧子，跟行政处木匠那里要十几根洋钉子，做了一个可以摆放东西的比我高一点、一米多宽、一尺多深，两层隔板的“立柜”。她在粗糙的、处处朽烂的木板表面糊了一层杂志纸；用旧床单做一个帘，挂在正面。“立柜”靠墙、立到门旁边。这是屋里的唯一摆设。这个储藏架，可以放衣物、锅碗瓢盆、剩饭剩菜、洗漱用品……，无所不能。
几天后，夏秘书在星期天早晨，来到我们的居所，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在屋里巡视一番，看看没有粉刷过的白灰墙，水泥地面，天棚中间一根电线吊着的40瓦电灯泡；室如悬磬的状况，她还是能够理解的。对我做的“立柜”很感兴趣，同时对我的创造能力，表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态。从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很佩服我们的因陋就简、创造生活的精神。
我们两个，每天上班、下班形影不离，双双出入于楼宇之间，常常招来邻里们羡慕的目光。我们自己也美在心中，暗暗引以自豪。
(2011年9月2日10：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