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工资科往事
劳动工资科往事
据史料记载，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首*发』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
1962年末，鞍山市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34万人减少到23万人，减少三分之一。鞍钢职工人数由21。7万人减至15。8万人。
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期间，各级党政领导十分关心职工和人口变化统计。劳动工资科的统计任务更加繁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劳动工资科科内人员进出变化也比较频繁，也成了社会上精简职工的一个缩影。
劳动工资科在统计局是一个真正的综合科。劳动工资科所统计的职工人数，工资额是其他所有各专业科也都是必须掌握的。各专业统计报表中，如工业、商业贸易、建筑、交通等等企业概况表的内容都包含职工人数；各专业计算劳动效率的分母，也离不开劳动者人数。而这些数字恰恰都综合在劳动工资科。各专业科经常需要与劳动工资科核对职工人数，这也是检验基层上报的统计数字是否准确的一个重要程序。我们市统计局（辽宁省统计局）的劳动工资科除了统计农业劳动力之外的所有劳动者之外，还承担文化、教育、卫生、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民政等等统计任务。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劳动工资科又称为文教劳资科、社会科等等。
统计大归口之后，劳动工资科的人数增加，成为仅次于工业科的大科。百家姓上的怪姓，都集中到这个科，形成了有趣的姓氏配伍。如，韩、杨、牛、马、侯、直、巴、冉、绾、云、王。这些人中，不包括大归口解散后调回本单位的同志。
劳动工资科任科长时间最长的，资格最老的是韩富贵，在此，不再多介绍了。杨光大是劳动工资科副科长，他是鞍钢调来的工人阶级干部。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在工业科、进度科、财贸科都当过科长，《鞍山市统计志》上没有记录，大概是没有正式任命？
大归口之后调入劳动工资科的3个人，有两个是大归口解体时没有回原单位的同志。巴克卿，教育局调来，在劳动工资科分工教育统计；冉忠宝劳动局调来，是中专毕业的新生，大归口解散的时候，劳动局把他留给了统计局。
云桦到统计局后，安排到劳动工资科。她和丰岷是一对夫妻，1961年辽财统计系毕业，一起分配到局里。在辽大时，丰岷是我们统计系学生会干部，我和他一起在系里办黑板报，比较熟悉。云桦是丰岷同班同学，哈尔滨人，系里著名的歌手。我们毕业时，统计系和财政系从辽大分出，在大连组建了辽宁财经学院，他们在大连又念了两年。
在这期间，从劳动工资科调出5个人。
第一个当提王素茹。她是劳动工资科老资格的一位女同志。她离开统计局，是5个人当中唯一与精简职工没有联系的一个。此人，长瓜脸、面色微黑、前额略显突出，很少见到她有笑容，即使是在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用不着特为观察，很快，你就会知道她在办公室里的有规律的生活轨迹。
她住在二宿舍，早晨，我们到食堂的时候，她肯定早已经吃完了早饭，沿着食堂到人委大楼马路南侧的人行道，头也不抬，不紧不慢，走向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首先打开走廊一侧的窗户（不论春夏秋冬），擦地板、抹桌子；打开办公桌抽屉和卷柜的门，拿出装订在一起的她负责上报的或基层报来的报表，摆在面前；再拿出几本书，比如国家报表制度合订本，当前学习的有关文件小册子，当然，少不了《毛选》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然后，正襟危坐，下巴颏底下随便摆放一本书，……。上班后，如果科长没有安排什么工作，她会一直坐到吃午饭（当然，这是在平时没有报表任务的时候）。
吃了午饭之后，你又会看到她稳稳当当地坐在她的靠东侧墙犄角的办公桌后面，有时织毛衣，有时看报纸，有时好像嘴里嚼些什么……。晚饭后，她又会（特别是夏季天长的时候）回到办公室，和午饭后一样，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当然，走廊一侧的窗户必然是打开的。
王素茹很少和我们局同样是住二宿舍的独身文昌霞来往，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她还是愿意和我们局的年轻的男同志们在一起活动。她很是喜欢吃冰棍（我们黑龙江叫冰棍，辽宁叫冰果）。夏天，她常常找几个住宿舍的独身到火车站北侧的北极冷饮店或五一路、南味商店卖冰棍的地方吃冰棍。这些冷饮店的冰棍虽然赶不上黑龙江的3分钱的冰棍好吃，倒是比在大街上木头箱子装的、高声叫卖的3分钱的冰棍好吃多了。
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在北极冷食店吃完冰棍出来，王素茹回山南二宿舍，我们几个回市委东侧的一宿舍。邴楠问直天堂，“你们劳资科怎么不给你们的王大姑娘找一个对象？”
直天堂：“介绍给你呗。”
邴楠：“人家看不上我。”
我：“看上谁了？”
毋笑斌：“你们搞日报堆里的。”
邴楠：“她看上人家了，人家没看上她。可叹。”
后来听说，王素茹有意和舒凯搞对象，舒凯不同意。再以后，就没有人提起王素茹搞对象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像似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没有谁愿意打破她那表面平静的近乎于淡定的生活。
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辽宁财经学院暑期招生，在我们统计局招收一名免试统计学专业本科生。
听到这个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舒凯。舒凯在局里是年龄最小的，未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党员，很有培养前途。局里多数同志也都是把这次机会瞄准了他。那几天，一有机会，我就和他谈去辽财读书的事情。怎奈，不管你怎么劝说，就是两个字：不去。
一天，我问他，“到底什么原因，你不想去深造？”
舒凯：“谢谢关心。已经有对象了。”
我：“什么？有对象就不能去上学了？”
舒凯：“上辽财，局里已经有对象了。”
我：“谁？”
舒凯：“王素茹。”
舒凯之所以不去辽财读书，后来大家议论：那个时侯他确实正在搞对象。由于女方家庭是“资本家”，局党支部提出异议，听说党支部的某些人批评了他。舒凯对此很不满，情绪低落。
王素茹不动声色、无声无息地上学走了。不久，党支部开会，“追认”（用辞是否得当？大家都是这样说）王素茹为中共预备党员。此举特别重要，它决定了（无论是何人）她的政治命运和光明的仕途。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委，平步青云，官至司长。
后来回想，王素茹同志在上大学之前，犹如我所描述的那种有规律的生活状态，正是在那个时代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党的机关干部必须表现的一种能够让人看得见的姿态。
劳动工资科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活跃的科室。午饭后，多数科室甩扑克，尤其以秘书科、工业科为甚。劳动工资科却是另一番气象。如果你吃饭晚了，回机关，一进楼，在老韩头的传达室就会听到直天堂的二胡和绾鼎玉女高音的《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声。他们两个人在精简职工的年代都离开了统计局。
直天堂是西安统计学校1957年分配到鞍山市统计局的5个学生之一。性格开朗，喜爱文体活动。是局里篮球主力队员。乒乓球虽然与外单位比赛时排不上号，属于板凳队员，平时打球仍然积极性很高。夏天，早饭前，我们常常在人委机关一楼南侧走廊门厅的乒乓球案子上打上几十分钟。星期天，没事的时候，更是以玩球为主要活动项目。
直天堂不吃枣，这是西安的同学说的。其实，那个时期我们很少能够吃到枣。说，有一年，直天堂一家逃荒，在河南某地，在饿了数日之后，见到了枣，暴食一顿，做下了病根，见到枣就恶心。这大概是旧社会天灾人祸在他身上遗留下来的痕迹。
当时两地分居的情况比比皆是。各单位都在尽力予以解决。当时的政策是小城市不允许调入大城市。特别是对象是没有公职的、农村的，更是难于进城。
直天堂爱人在陕西宝鸡，借精简职工的机会，要求调回陕西，安排在宝鸡市统计局。可以说，这是非常理想的了。
绾鼎玉，浙江萧山人，具有吴越女子的体态姿色，倒是颇有东北女人的开朗性格，好说好笑，常常不顾左右，引吭高歌。她之所以要求调离鞍山，有几种说法。一是说她爱人在本单位有什么问题，要精简下放；一是说她不习惯东北的自然环境，思念江南美景，想要借精简职工的机会调回老家……。不管是何种原因，反正她回了浙江。是以什么形式调回，不太清楚。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统计局办公室接到绾鼎玉寄来信件，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当时统计局老人归队的较少，很多新同志根本不知道统计局还有这么一个人。究竟对她需要落实什么“政策”，多数人并不知道内情。我们几个统计局老人一致意见：绾鼎玉是我们统计局的干部，在精简职工的时候，回了老家；我们希望组织上能够满足她的要求。究竟她要求落实什么问题，管事的人没讲，我们也没问（组织原则）；落实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直天堂离开统计局之后，有如堤坝出现缺口溃坝一般，另外3个西安统计学校的学生，相继提出调离。
直天堂、毋笑斌、马绳祖、白克勋四个西安统计学校毕业的同志都已娶妻生子，女方又都没有条件调到鞍山。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再这样继续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现在看，这样处理，还是正确的选择。
劳动工资科的马绳祖，农业科的白克勋调回陕西老家。具体安排到什么单位，不知道。我们科的毋笑斌回了老家扶风，后来当了学校教师。
冉忠宝下放海城县验军公社冉家堡（pu）子大队，回家务农。后来落实政策，安排到海城县统计局工作。
（2011年7月15日17：42：40）
据史料记载，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首*发』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
1962年末，鞍山市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34万人减少到23万人，减少三分之一。鞍钢职工人数由21。7万人减至15。8万人。
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期间，各级党政领导十分关心职工和人口变化统计。劳动工资科的统计任务更加繁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劳动工资科科内人员进出变化也比较频繁，也成了社会上精简职工的一个缩影。
劳动工资科在统计局是一个真正的综合科。劳动工资科所统计的职工人数，工资额是其他所有各专业科也都是必须掌握的。各专业统计报表中，如工业、商业贸易、建筑、交通等等企业概况表的内容都包含职工人数；各专业计算劳动效率的分母，也离不开劳动者人数。而这些数字恰恰都综合在劳动工资科。各专业科经常需要与劳动工资科核对职工人数，这也是检验基层上报的统计数字是否准确的一个重要程序。我们市统计局（辽宁省统计局）的劳动工资科除了统计农业劳动力之外的所有劳动者之外，还承担文化、教育、卫生、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民政等等统计任务。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劳动工资科又称为文教劳资科、社会科等等。
统计大归口之后，劳动工资科的人数增加，成为仅次于工业科的大科。百家姓上的怪姓，都集中到这个科，形成了有趣的姓氏配伍。如，韩、杨、牛、马、侯、直、巴、冉、绾、云、王。这些人中，不包括大归口解散后调回本单位的同志。
劳动工资科任科长时间最长的，资格最老的是韩富贵，在此，不再多介绍了。杨光大是劳动工资科副科长，他是鞍钢调来的工人阶级干部。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在工业科、进度科、财贸科都当过科长，《鞍山市统计志》上没有记录，大概是没有正式任命？
大归口之后调入劳动工资科的3个人，有两个是大归口解体时没有回原单位的同志。巴克卿，教育局调来，在劳动工资科分工教育统计；冉忠宝劳动局调来，是中专毕业的新生，大归口解散的时候，劳动局把他留给了统计局。
云桦到统计局后，安排到劳动工资科。她和丰岷是一对夫妻，1961年辽财统计系毕业，一起分配到局里。在辽大时，丰岷是我们统计系学生会干部，我和他一起在系里办黑板报，比较熟悉。云桦是丰岷同班同学，哈尔滨人，系里著名的歌手。我们毕业时，统计系和财政系从辽大分出，在大连组建了辽宁财经学院，他们在大连又念了两年。
在这期间，从劳动工资科调出5个人。
第一个当提王素茹。她是劳动工资科老资格的一位女同志。她离开统计局，是5个人当中唯一与精简职工没有联系的一个。此人，长瓜脸、面色微黑、前额略显突出，很少见到她有笑容，即使是在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用不着特为观察，很快，你就会知道她在办公室里的有规律的生活轨迹。
她住在二宿舍，早晨，我们到食堂的时候，她肯定早已经吃完了早饭，沿着食堂到人委大楼马路南侧的人行道，头也不抬，不紧不慢，走向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首先打开走廊一侧的窗户（不论春夏秋冬），擦地板、抹桌子；打开办公桌抽屉和卷柜的门，拿出装订在一起的她负责上报的或基层报来的报表，摆在面前；再拿出几本书，比如国家报表制度合订本，当前学习的有关文件小册子，当然，少不了《毛选》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然后，正襟危坐，下巴颏底下随便摆放一本书，……。上班后，如果科长没有安排什么工作，她会一直坐到吃午饭（当然，这是在平时没有报表任务的时候）。
吃了午饭之后，你又会看到她稳稳当当地坐在她的靠东侧墙犄角的办公桌后面，有时织毛衣，有时看报纸，有时好像嘴里嚼些什么……。晚饭后，她又会（特别是夏季天长的时候）回到办公室，和午饭后一样，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当然，走廊一侧的窗户必然是打开的。
王素茹很少和我们局同样是住二宿舍的独身文昌霞来往，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她还是愿意和我们局的年轻的男同志们在一起活动。她很是喜欢吃冰棍（我们黑龙江叫冰棍，辽宁叫冰果）。夏天，她常常找几个住宿舍的独身到火车站北侧的北极冷饮店或五一路、南味商店卖冰棍的地方吃冰棍。这些冷饮店的冰棍虽然赶不上黑龙江的3分钱的冰棍好吃，倒是比在大街上木头箱子装的、高声叫卖的3分钱的冰棍好吃多了。
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在北极冷食店吃完冰棍出来，王素茹回山南二宿舍，我们几个回市委东侧的一宿舍。邴楠问直天堂，“你们劳资科怎么不给你们的王大姑娘找一个对象？”
直天堂：“介绍给你呗。”
邴楠：“人家看不上我。”
我：“看上谁了？”
毋笑斌：“你们搞日报堆里的。”
邴楠：“她看上人家了，人家没看上她。可叹。”
后来听说，王素茹有意和舒凯搞对象，舒凯不同意。再以后，就没有人提起王素茹搞对象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像似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没有谁愿意打破她那表面平静的近乎于淡定的生活。
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辽宁财经学院暑期招生，在我们统计局招收一名免试统计学专业本科生。
听到这个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舒凯。舒凯在局里是年龄最小的，未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党员，很有培养前途。局里多数同志也都是把这次机会瞄准了他。那几天，一有机会，我就和他谈去辽财读书的事情。怎奈，不管你怎么劝说，就是两个字：不去。
一天，我问他，“到底什么原因，你不想去深造？”
舒凯：“谢谢关心。已经有对象了。”
我：“什么？有对象就不能去上学了？”
舒凯：“上辽财，局里已经有对象了。”
我：“谁？”
舒凯：“王素茹。”
舒凯之所以不去辽财读书，后来大家议论：那个时侯他确实正在搞对象。由于女方家庭是“资本家”，局党支部提出异议，听说党支部的某些人批评了他。舒凯对此很不满，情绪低落。
王素茹不动声色、无声无息地上学走了。不久，党支部开会，“追认”（用辞是否得当？大家都是这样说）王素茹为中共预备党员。此举特别重要，它决定了（无论是何人）她的政治命运和光明的仕途。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委，平步青云，官至司长。
后来回想，王素茹同志在上大学之前，犹如我所描述的那种有规律的生活状态，正是在那个时代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党的机关干部必须表现的一种能够让人看得见的姿态。
劳动工资科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活跃的科室。午饭后，多数科室甩扑克，尤其以秘书科、工业科为甚。劳动工资科却是另一番气象。如果你吃饭晚了，回机关，一进楼，在老韩头的传达室就会听到直天堂的二胡和绾鼎玉女高音的《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声。他们两个人在精简职工的年代都离开了统计局。
直天堂是西安统计学校1957年分配到鞍山市统计局的5个学生之一。性格开朗，喜爱文体活动。是局里篮球主力队员。乒乓球虽然与外单位比赛时排不上号，属于板凳队员，平时打球仍然积极性很高。夏天，早饭前，我们常常在人委机关一楼南侧走廊门厅的乒乓球案子上打上几十分钟。星期天，没事的时候，更是以玩球为主要活动项目。
直天堂不吃枣，这是西安的同学说的。其实，那个时期我们很少能够吃到枣。说，有一年，直天堂一家逃荒，在河南某地，在饿了数日之后，见到了枣，暴食一顿，做下了病根，见到枣就恶心。这大概是旧社会天灾人祸在他身上遗留下来的痕迹。
当时两地分居的情况比比皆是。各单位都在尽力予以解决。当时的政策是小城市不允许调入大城市。特别是对象是没有公职的、农村的，更是难于进城。
直天堂爱人在陕西宝鸡，借精简职工的机会，要求调回陕西，安排在宝鸡市统计局。可以说，这是非常理想的了。
绾鼎玉，浙江萧山人，具有吴越女子的体态姿色，倒是颇有东北女人的开朗性格，好说好笑，常常不顾左右，引吭高歌。她之所以要求调离鞍山，有几种说法。一是说她爱人在本单位有什么问题，要精简下放；一是说她不习惯东北的自然环境，思念江南美景，想要借精简职工的机会调回老家……。不管是何种原因，反正她回了浙江。是以什么形式调回，不太清楚。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统计局办公室接到绾鼎玉寄来信件，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当时统计局老人归队的较少，很多新同志根本不知道统计局还有这么一个人。究竟对她需要落实什么“政策”，多数人并不知道内情。我们几个统计局老人一致意见：绾鼎玉是我们统计局的干部，在精简职工的时候，回了老家；我们希望组织上能够满足她的要求。究竟她要求落实什么问题，管事的人没讲，我们也没问（组织原则）；落实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直天堂离开统计局之后，有如堤坝出现缺口溃坝一般，另外3个西安统计学校的学生，相继提出调离。
直天堂、毋笑斌、马绳祖、白克勋四个西安统计学校毕业的同志都已娶妻生子，女方又都没有条件调到鞍山。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再这样继续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现在看，这样处理，还是正确的选择。
劳动工资科的马绳祖，农业科的白克勋调回陕西老家。具体安排到什么单位，不知道。我们科的毋笑斌回了老家扶风，后来当了学校教师。
冉忠宝下放海城县验军公社冉家堡（pu）子大队，回家务农。后来落实政策，安排到海城县统计局工作。
（2011年7月15日17：4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