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兵荒马乱(3)
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
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
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朋友，张爱玲时常被她拉着到处走动，使她有机会洞察香港生活的丰富与繁杂，也促使她思考这乱世的人生，对她后来的创作倒是裨益匪浅。
炎樱算得上是张爱玲难得的闺蜜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从青葱岁月到年老华发，从同窗求学到浮沉人世，辗转中国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国，历经战争、和平、聚散、别离，始终连绵不断，贯穿始终。
然而，战争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怀揣梦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挡了她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眼看着快毕业，她将有希望去英国深造，战争却又降临了。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军队发起了强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了主人翁九莉初闻港战时的心情：“‘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七八张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
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
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朋友，张爱玲时常被她拉着到处走动，使她有机会洞察香港生活的丰富与繁杂，也促使她思考这乱世的人生，对她后来的创作倒是裨益匪浅。
炎樱算得上是张爱玲难得的闺蜜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从青葱岁月到年老华发，从同窗求学到浮沉人世，辗转中国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国，历经战争、和平、聚散、别离，始终连绵不断，贯穿始终。
然而，战争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怀揣梦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挡了她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眼看着快毕业，她将有希望去英国深造，战争却又降临了。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军队发起了强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了主人翁九莉初闻港战时的心情：“‘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七八张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