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一章 内忧外患
第一五一章 内忧外患
1933年。(起qi笔bi屋wu最快更新)
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
1月5日，日军侵占绥芬河。
2月21日，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3路大举进犯热河。
2月25日，中国守军在朝阳、凌南一带与日军激战。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并向长城各口推进
3月9日，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日本人的屠刀已经举起，杀进华北，南京政府对此依然漠视。广西政府几日之内，收服河池、盘阳专区，大面积缩小桂西根据地，给南京政府刺激很大。蒋介石妄图通过逐级抵抗，拖延日本进攻的脚步，另一方面亲自担任总司令，以全军之力，以雷霆之势，在短时间内打下中央苏区，除掉心腹大患。
面对南京政府的攻势，中共中央一伙人没有看到危机，反而对一个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博古从上海到苏区的路上，正在上杭的罗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开口便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答道：“是按照＂mao ze dong＂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mao ze dong＂的指示？”博古不听罗明再说什么，不耐烦地走了。
在博古的心目中，给罗明做了一个定论，这就是一个＂mao ze dong＂游击战的忠实执行者，博古对游击战一惯是看不起的，所谓的游击战，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逮住机会就打，没逮住机会就不打。这种做法与博古心目中的对待敌人对待困难的出发点完全不相符合，他认为作为共产党人，无论敌人有多强大，工作有多么艰苦，也必须迎难而上，而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博古认为，中央苏区之所以没有长足的进步，就是因为这种思潮在作怪，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找机会，一旦敌人大举进攻，我们由谁去迎战正面之敌，难道我们就任由敌人在我们的根据地里随意纵横，我们一天到晚就只能老鼠式的找机会。因此，他决定全面整顿，整顿是需要机会的，他的机会就是罗明。
1月底，针对王明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认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博古等人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史称“罗明路线”。然而，对事态的走向，博古的把控能力有限，罗明路线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就变了味，在战斗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人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称为“罗明路线”分子，连一些与本来罗明路线毫不相干的东西，也全部冠之为罗明路线，一个老红军曾经回忆说，多吃了一碗饭也成了罗明路线。反“罗明路线”把闽西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脱节。
通过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博古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弄得人人自危，目的很明确，就是把管理权全部收归自己掌控之下。福建的罗明路线，让博古等人尝到了掌控权力的甜头，为了扩大战果，又延伸出江西罗明路线。在第四次围剿中，粤军趁红军兵力空虚，占领江西寻乌，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邓小平、谢唯俊采取了暂时退避的方式，立即成为右倾逃跑机会主义的典型，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先后被撤换职务或派往农村。
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手段，中央苏区的权力虽然集中到博古等人的手里，但是，经济和军力力量也削弱到崩溃的边沿。朱德总司令，倾尽全力，排除干扰，好不容易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这次军事胜利的后果就是让中央红军的实力出现了严重的透支。而之后又因为反罗明路线使得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得到补充，反而将一些有作经验的同志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内忧外患，实力大损，中央苏区由盛转衰。
二月中，桂西事变的消息通过粤北余汉谋部有意识的传到中央耳里，博古等人大惊失色，在整个苏区严密封锁消息，并对苏区的军事主官进行忠诚性考察，决不容许出现第二个覃时良。特别是那些家庭在土改工作中受到影响的部队军事主官，必须调离原岗位。
对于李明等人枪杀韦拔群，中央的态度也分成几派，博古认为，卢福坦同志不会胡乱杀人，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政治家，他如果觉得韦拔群必须杀掉，必定有杀掉的理由。邓发则认为，杀掉就杀掉，革命就是把别人的命革掉，不杀人怎么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认为，因为对桂西的人员不了解，不能妄下结论，找到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让他在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博古，政治局常委洛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人面前，介绍他所认识的桂西等人。
在邓小平的介绍中，中央各位领导基本上对桂西之前的领导人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韦拔群是个农民，搞农民运动出身，很扎实的实干家。李明瑞是个军人，政治不敏感，打仗一把好手。桂西最让人摸不透的是一个叫陈正权的人，广西本地人，是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黄仲平同志在桂西收的入室弟子，共产主义理论水平极高，红七军离开时，他是红八军的一个团长，这个团是一个标准团，是陈正权在红八军三百残兵的基础上，花了一个月时间扩展而成，这个团的作战水平之高，前所未见。在邓小平的介绍中，博古等人对陈正权也渐渐有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一个集天才与土匪于一身的混合体。
邓小平离开后，项英首先发表意见，他认为卢福坦同志不应该枪毙韦拔群，作为一个地方的首要领导人，枪毙只能引起地方其它人员的反感，把矛盾激发，以至于最后无法收拾。
洛甫则认为无论怎么样，覃时良的行为都是严重错误的，以武装力量公然攻击政府，还把所有中央下派人员全部枪杀，可以定性为反叛，一定要处理。
邓发说，革命不是我革掉你的命就是你革掉我的命，覃时良天高皇帝远，我们如果去一个函把他定性为反革命，他正好自立为王，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失去整个桂西。
邓发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朱德年纪比较大，很诚恳的说：从桂西事件我们要吸取教训，肃反工作是不是要采用缓和一点的方式，如果在中央苏区再弄出一个覃时良，就不需要老蒋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完蛋。
博古则认为，从桂西事件我们吸取到的教训，应该是加大肃反力度，把一切萌芽消灭在最初阶段，不能向恶势力低头，更不能容忍这些人存在。纯洁队伍，更能打胜仗。
最终，中央对桂西事件的态度是不表态，不发言，装着不知道，闷声大发财。
在此同时，河内的陈维政也陷入多重危机。
首先是经济管理。中南的经济，之前法国人统治时，已经纳入到法国统一管理环节中的一部分，因为法国人的被驱逐，把旧的管理体系打得支离破碎，但是新的管理体系又不能迅速建立。春耕在即，土地权属还没有确定，已经严重影响到基础农业的发展。
就在陈维政为农业整体发展焦头烂额时，武元甲告诉他，在太平省乐群一带，出现了一些从中国返回的革命者，带头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分田分地，采用的方式是：土地全归苏维埃，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差田，农民分好田。弄得人心惶惶，分到好田的农民不敢种，地主压住粮仓，贫农连粮种都没有。
法国人离开时，同时也带走了所有的工厂技师，破坏了工厂设备，由于缺乏必须的技术人员，工厂恢复工作显得十分艰难。陈维政第一次感到，建立这个中南国，自己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条件各方面完全没有成熟。
香港传来消息，从印度支那辗转返回法国的人，在巴黎集会，声势浩大，向民众诉说他们所遭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控诉中南人的罪恶和凶残。哭声，口号声和抗议声，让法国总统无法办公，议会要求政府尽全国之力，向中南开战。
至今为止，中南国没有得到地球上任何国家承认，也没有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所有人的眼里，中南国就是一个非法组织。
让陈维政更为郁闷的是，过年那天，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红河边的主席官邸，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来无风，去无影，当他出现在陈维政的写字桌前时，陈维政只是觉得心头一震，才抬起头来。
是通天道人！
老人一副很无可奈何的表情，把一种意识直接传进陈维政的识海中：“你好，年轻人，我们又见面了，这次来，我知道我的任务又不能完成了。上次我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借尸还魂，再世为人才离开，以为你会从此变成一个凡人，没想到你本身的灵识竟如此之强，不仅完全吞噬了宿主的灵识，还完全保留了自己的记忆。这两年多来，你在桂西翻风作浪，虽然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没有太多的防碍，但是，你对桂系的支持，已经变相改变了整个发展。让上面很不满意。”
陈维政没有说话，甚至没有思想，只是静静的接收通天道人的意识。
通天道人继续说：“我这次就是受命来剥离你原有的记忆，但是我看到你之后，我发现，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你太强了，这两年你一直在修炼吗？”
陈维政摇摇头，这是实话，这两年，他连入定的时间都很少，根本没有进行修炼，他就想保持目前这种状态，陪着家人，走完这一生，至于走完这一生之后，投胎变猪变狗，那已经不是考虑范围。修炼，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他差不多已经淡忘了。
“为什么你的进展这么快？”通天道人不相信的问。
陈维政仍然摇摇头。
“我知道了！”通天道人自己找到了答案：“是杀戮！灵体的自动附着和补充。真是邪缘！我对付不了你，并不代表没有人对付得了你，年轻人，有三条，我提醒你，一是不要再回国，扰乱发展进程，二是不要主动屠杀日本人，折损磨刀石，三是不要再把后世的科学技术提前公布。只要做到这三点，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通天道人转身离去，陈维政接受到他的最后一点意识就是：因为陈维政，他将遭到天谴。陈维政心里不由冒出强烈的愧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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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日军侵占绥芬河。
2月21日，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3路大举进犯热河。
2月25日，中国守军在朝阳、凌南一带与日军激战。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并向长城各口推进
3月9日，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日本人的屠刀已经举起，杀进华北，南京政府对此依然漠视。广西政府几日之内，收服河池、盘阳专区，大面积缩小桂西根据地，给南京政府刺激很大。蒋介石妄图通过逐级抵抗，拖延日本进攻的脚步，另一方面亲自担任总司令，以全军之力，以雷霆之势，在短时间内打下中央苏区，除掉心腹大患。
面对南京政府的攻势，中共中央一伙人没有看到危机，反而对一个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博古从上海到苏区的路上，正在上杭的罗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开口便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答道：“是按照＂mao ze dong＂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mao ze dong＂的指示？”博古不听罗明再说什么，不耐烦地走了。
在博古的心目中，给罗明做了一个定论，这就是一个＂mao ze dong＂游击战的忠实执行者，博古对游击战一惯是看不起的，所谓的游击战，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逮住机会就打，没逮住机会就不打。这种做法与博古心目中的对待敌人对待困难的出发点完全不相符合，他认为作为共产党人，无论敌人有多强大，工作有多么艰苦，也必须迎难而上，而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博古认为，中央苏区之所以没有长足的进步，就是因为这种思潮在作怪，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找机会，一旦敌人大举进攻，我们由谁去迎战正面之敌，难道我们就任由敌人在我们的根据地里随意纵横，我们一天到晚就只能老鼠式的找机会。因此，他决定全面整顿，整顿是需要机会的，他的机会就是罗明。
1月底，针对王明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认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博古等人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史称“罗明路线”。然而，对事态的走向，博古的把控能力有限，罗明路线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就变了味，在战斗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人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称为“罗明路线”分子，连一些与本来罗明路线毫不相干的东西，也全部冠之为罗明路线，一个老红军曾经回忆说，多吃了一碗饭也成了罗明路线。反“罗明路线”把闽西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脱节。
通过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博古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弄得人人自危，目的很明确，就是把管理权全部收归自己掌控之下。福建的罗明路线，让博古等人尝到了掌控权力的甜头，为了扩大战果，又延伸出江西罗明路线。在第四次围剿中，粤军趁红军兵力空虚，占领江西寻乌，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邓小平、谢唯俊采取了暂时退避的方式，立即成为右倾逃跑机会主义的典型，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先后被撤换职务或派往农村。
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手段，中央苏区的权力虽然集中到博古等人的手里，但是，经济和军力力量也削弱到崩溃的边沿。朱德总司令，倾尽全力，排除干扰，好不容易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这次军事胜利的后果就是让中央红军的实力出现了严重的透支。而之后又因为反罗明路线使得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得到补充，反而将一些有作经验的同志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内忧外患，实力大损，中央苏区由盛转衰。
二月中，桂西事变的消息通过粤北余汉谋部有意识的传到中央耳里，博古等人大惊失色，在整个苏区严密封锁消息，并对苏区的军事主官进行忠诚性考察，决不容许出现第二个覃时良。特别是那些家庭在土改工作中受到影响的部队军事主官，必须调离原岗位。
对于李明等人枪杀韦拔群，中央的态度也分成几派，博古认为，卢福坦同志不会胡乱杀人，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政治家，他如果觉得韦拔群必须杀掉，必定有杀掉的理由。邓发则认为，杀掉就杀掉，革命就是把别人的命革掉，不杀人怎么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认为，因为对桂西的人员不了解，不能妄下结论，找到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让他在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博古，政治局常委洛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人面前，介绍他所认识的桂西等人。
在邓小平的介绍中，中央各位领导基本上对桂西之前的领导人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韦拔群是个农民，搞农民运动出身，很扎实的实干家。李明瑞是个军人，政治不敏感，打仗一把好手。桂西最让人摸不透的是一个叫陈正权的人，广西本地人，是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黄仲平同志在桂西收的入室弟子，共产主义理论水平极高，红七军离开时，他是红八军的一个团长，这个团是一个标准团，是陈正权在红八军三百残兵的基础上，花了一个月时间扩展而成，这个团的作战水平之高，前所未见。在邓小平的介绍中，博古等人对陈正权也渐渐有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一个集天才与土匪于一身的混合体。
邓小平离开后，项英首先发表意见，他认为卢福坦同志不应该枪毙韦拔群，作为一个地方的首要领导人，枪毙只能引起地方其它人员的反感，把矛盾激发，以至于最后无法收拾。
洛甫则认为无论怎么样，覃时良的行为都是严重错误的，以武装力量公然攻击政府，还把所有中央下派人员全部枪杀，可以定性为反叛，一定要处理。
邓发说，革命不是我革掉你的命就是你革掉我的命，覃时良天高皇帝远，我们如果去一个函把他定性为反革命，他正好自立为王，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失去整个桂西。
邓发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朱德年纪比较大，很诚恳的说：从桂西事件我们要吸取教训，肃反工作是不是要采用缓和一点的方式，如果在中央苏区再弄出一个覃时良，就不需要老蒋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完蛋。
博古则认为，从桂西事件我们吸取到的教训，应该是加大肃反力度，把一切萌芽消灭在最初阶段，不能向恶势力低头，更不能容忍这些人存在。纯洁队伍，更能打胜仗。
最终，中央对桂西事件的态度是不表态，不发言，装着不知道，闷声大发财。
在此同时，河内的陈维政也陷入多重危机。
首先是经济管理。中南的经济，之前法国人统治时，已经纳入到法国统一管理环节中的一部分，因为法国人的被驱逐，把旧的管理体系打得支离破碎，但是新的管理体系又不能迅速建立。春耕在即，土地权属还没有确定，已经严重影响到基础农业的发展。
就在陈维政为农业整体发展焦头烂额时，武元甲告诉他，在太平省乐群一带，出现了一些从中国返回的革命者，带头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分田分地，采用的方式是：土地全归苏维埃，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差田，农民分好田。弄得人心惶惶，分到好田的农民不敢种，地主压住粮仓，贫农连粮种都没有。
法国人离开时，同时也带走了所有的工厂技师，破坏了工厂设备，由于缺乏必须的技术人员，工厂恢复工作显得十分艰难。陈维政第一次感到，建立这个中南国，自己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条件各方面完全没有成熟。
香港传来消息，从印度支那辗转返回法国的人，在巴黎集会，声势浩大，向民众诉说他们所遭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控诉中南人的罪恶和凶残。哭声，口号声和抗议声，让法国总统无法办公，议会要求政府尽全国之力，向中南开战。
至今为止，中南国没有得到地球上任何国家承认，也没有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所有人的眼里，中南国就是一个非法组织。
让陈维政更为郁闷的是，过年那天，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红河边的主席官邸，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来无风，去无影，当他出现在陈维政的写字桌前时，陈维政只是觉得心头一震，才抬起头来。
是通天道人！
老人一副很无可奈何的表情，把一种意识直接传进陈维政的识海中：“你好，年轻人，我们又见面了，这次来，我知道我的任务又不能完成了。上次我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借尸还魂，再世为人才离开，以为你会从此变成一个凡人，没想到你本身的灵识竟如此之强，不仅完全吞噬了宿主的灵识，还完全保留了自己的记忆。这两年多来，你在桂西翻风作浪，虽然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没有太多的防碍，但是，你对桂系的支持，已经变相改变了整个发展。让上面很不满意。”
陈维政没有说话，甚至没有思想，只是静静的接收通天道人的意识。
通天道人继续说：“我这次就是受命来剥离你原有的记忆，但是我看到你之后，我发现，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你太强了，这两年你一直在修炼吗？”
陈维政摇摇头，这是实话，这两年，他连入定的时间都很少，根本没有进行修炼，他就想保持目前这种状态，陪着家人，走完这一生，至于走完这一生之后，投胎变猪变狗，那已经不是考虑范围。修炼，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他差不多已经淡忘了。
“为什么你的进展这么快？”通天道人不相信的问。
陈维政仍然摇摇头。
“我知道了！”通天道人自己找到了答案：“是杀戮！灵体的自动附着和补充。真是邪缘！我对付不了你，并不代表没有人对付得了你，年轻人，有三条，我提醒你，一是不要再回国，扰乱发展进程，二是不要主动屠杀日本人，折损磨刀石，三是不要再把后世的科学技术提前公布。只要做到这三点，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通天道人转身离去，陈维政接受到他的最后一点意识就是：因为陈维政，他将遭到天谴。陈维政心里不由冒出强烈的愧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