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自序
前想后或许是所有思想者的正常心态。思想的行为是当前的，但思想的内容却可能是过去的，也可能是将来的，或者至少可能与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关联，是否与将要发生的事有牵连？则取决于思想的逻辑是否具有某种未来想像的真实。罗丹的“思想者”处于永恒的思想状态，给人以无限的想像空间，因为他似乎没有任何思想时间向度的暗示。罗丹的“思想者”自由而孤独，沉重而悠然。我猜想，“思想者”的自由和悠然来自思想者的思想世界与思想者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距离，以及这一距离给予思想者及其思想提供的巨大空间；而“思想者”的孤独与沉重则源于其思想的不可替代性和无法排遣的问题感。人及其生活世界的问题是永恒的思想之源。
几年前，在为上海一家电视台举行的大学生电视辩论赛所作的现场点评中，我特意提示辩论双方的年轻选手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思想的专家，只有自由的思想者，这是思想与知识的根本区别所在。赛后，有选手质疑我的这一说法，问： “若果真如此，不是没有了思想家么？”我的答复是：“思想家”不过是“思想者”不太严格的别名而已，真正的思想者不可能成为某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家。现在想来，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偏颇。思想与知识的确有某些不尽相同的特性，比如说，知识具有普遍的文化公共性，知识的基本原理普天之下，别无二致；但思想却未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思想总是有思想者个性的独特的观点表达。但另一方面，知识与思想却又息息相关。知识是人们思想、尤其是有效思想的必要条件，知识的增长总有利于思想的生长，反之，知识的贫乏必然造成思想的贫困，这是没有疑问的。更何况知识是保证人们有效思想的文化基础。由此看来，在知识与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相互蕴涵的关系。正由于此，人们也可以把已有的思想成果看做是一种既定的文化或知识。事实上，某些类型的知识、尤其是文化性的知识，总是带有某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这也正是现代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考虑和视角。
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身边的一个例子。新近，享誉京城内外的万圣书园在我居住的住宅小区开设新店，内设一座咖啡厅，名叫“醒客”，取自英语中“thinker”（思想者）的汉语读音。这命名同“万圣”（ausages）的命名一样让我喜欢，不独雅致，而且韵味十足。
俗话说： “人从书理乖”。只要肯读书，就能获得知识，懂得道理，更清醒也更理智地做人做事。如果进一步还乐意买书藏书当然更好（我想，至少万圣书园的经营者是这么认为的），继之，若在读书、买书、藏书之余，还能够静下心来，手把一杯咖啡，心系茫茫人世人事，若有所思，且思且想，就有可能从获取知识进至创造思想的妙境，久而久之，成圣成贤也非奢谈。万圣书园的经营理念真是妙极，让你满怀希冀地购书藏书，充满雅兴地品味咖啡、思想问题，仿佛顾客的购买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消费，甚至是一种价值无限的思想投资；他们将钱兑换成书的过程也仿佛不是由他们的个人财富变成书店老板的经济利润的市场交易过程，而是一种用钱购买知识，继而用知识创造思想的社会生产过程。如果人们认可知识即财富的理念，那么，这一过程就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用个人金钱换取公共知识财富或创造思想财富的过程。于是，顾客从作为市场买卖的交易者到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者的角色转换，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我相信，这一书市的经营之道是绝对值得赞赏的。不过，我利用这一例子想要说明的并不是万圣书园的经营之道，而是她的书市运作中所显露的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关于知识与思想之关联的真理：知识和文化的积累是思想创造的前提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本身已然构成了思想素质的基本内容。话行到此，我又突然想到了时下人们对教育理念的讨论。有一种看法值得注意：它认为，现代教育的根本缺失是只重视知识教育，忽略素质教育。每每读到这样的论点，我就纳闷，是否知识教育就不是一种素质教育？难道知识本身不是一种人的素质？只有知识而无道德或审美情感的人当然不能算做是文明人，但只有道德或审美情感而无知识的人恐怕同样也不能算做是真正的文明人。
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知识、文化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来。我仍然坚持认为，思想与知识或文化之间确有某些差别，思想总会或多或少地突破已有知识和文化的界限，思想的传统也不同于知识的谱系或文化的传统，而且思想者的角色与知识者或文化人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但我不再坚持在思想与知识或文化之间截然划分出楚汉河界，相反，我越来越相信，在知识或文化与思想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雨露之于小草的生长，或如空气之于生命的呼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在近年来逐渐对自己的为学之道做了些许自觉的改变。譬如，我不再拘泥于自己原来较为熟悉的哲学史或伦理学史一域，而是有意识地选读一些专业知识之外的东西，甚至去尝试阅读我周围的社会和人事，努力解读和理解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同时也尝试去独立思考这些现象界的景象和变化，间或也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遇到合适的机会便把它们公布于众，以作为我参与公共讨论的提引。
我感谢一些报纸杂志的编辑朋友或主持人！是他们的盛情约请甚或催促，让我的这些并不成熟的想法能够及时与公众交流，并在这一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他们和许多热心读者的指点、批评。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往，不仅使我明白了许多新的道理，而且也促使我不断检审自己已有的想法，获得思想的进步。
我还想特别感谢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袁伟时先生！是他的积极提命和催促，才使得这本小册子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原初目的是为其主持的“牛虻丛书”添加一册，不期，该丛书后来因故终止。自然，我还得感谢我的大学同窗、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余小华小姐！她也是最早促成我编辑本书的朋友之一，而且为使本书的编选更合乎出版规范，她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
我尤其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陈亚明主任！是她的善意理解和热情支持，才使得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出版。她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和友谊，是我应当永远珍惜和记忆的。
最后，我想交代以下本书的编辑内容。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大都是我近几年发表的一些学术随笔或专栏文章，它们虽然都是应约而作的，但基本上是我自己意愿写作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应命之作。还有几篇较长的书评也收集于此，但不包括我在《读书》、《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另一些书评。之所以没有把后一类的书评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我所写的书评有一部分较为学术化，而另一部分则较为随意一些。收录在本书中的书评大抵属于前一类。
当然，这种区分也不尽然，只是相对而言。此外还有几篇访谈录也一并收集在此。访谈是一种较为自由的主题探讨形式，我只所以认可并采用这一形式，主要是因为它比较节省时间，也比较随意，不像一些正规的学术会议讨论那样有过强的情景约束。不过，这样的访谈做多了也让我有所顾虑，惟恐引起学界的误解。因为时下人们往往容易赋予这种原本随意的交谈形式以过于严肃的权威形象。我既非专家，亦非权威，所以做起这类事来必须谨慎从事。
这些年来，随笔散文之类的形式越来越为知识学术界所看重，当然也有一些微词。我的感觉是，写作的形式并不是绝对固定的，学术和思想的表达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黑格尔的哲学方式与萨特的文学方式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思想表达方式，都具有学术表达的力量，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知音。既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去强求一律了。更何况，在知识和思想的大众传播方面，这类较为随意的写作形式还有可能比纯学术的写作形式来得更为亲切，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认可。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看法，说说而已。
且为序。
写于二零零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南宁旅次
（万俊人著：《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几年前，在为上海一家电视台举行的大学生电视辩论赛所作的现场点评中，我特意提示辩论双方的年轻选手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思想的专家，只有自由的思想者，这是思想与知识的根本区别所在。赛后，有选手质疑我的这一说法，问： “若果真如此，不是没有了思想家么？”我的答复是：“思想家”不过是“思想者”不太严格的别名而已，真正的思想者不可能成为某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家。现在想来，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偏颇。思想与知识的确有某些不尽相同的特性，比如说，知识具有普遍的文化公共性，知识的基本原理普天之下，别无二致；但思想却未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思想总是有思想者个性的独特的观点表达。但另一方面，知识与思想却又息息相关。知识是人们思想、尤其是有效思想的必要条件，知识的增长总有利于思想的生长，反之，知识的贫乏必然造成思想的贫困，这是没有疑问的。更何况知识是保证人们有效思想的文化基础。由此看来，在知识与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相互蕴涵的关系。正由于此，人们也可以把已有的思想成果看做是一种既定的文化或知识。事实上，某些类型的知识、尤其是文化性的知识，总是带有某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这也正是现代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考虑和视角。
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身边的一个例子。新近，享誉京城内外的万圣书园在我居住的住宅小区开设新店，内设一座咖啡厅，名叫“醒客”，取自英语中“thinker”（思想者）的汉语读音。这命名同“万圣”（ausages）的命名一样让我喜欢，不独雅致，而且韵味十足。
俗话说： “人从书理乖”。只要肯读书，就能获得知识，懂得道理，更清醒也更理智地做人做事。如果进一步还乐意买书藏书当然更好（我想，至少万圣书园的经营者是这么认为的），继之，若在读书、买书、藏书之余，还能够静下心来，手把一杯咖啡，心系茫茫人世人事，若有所思，且思且想，就有可能从获取知识进至创造思想的妙境，久而久之，成圣成贤也非奢谈。万圣书园的经营理念真是妙极，让你满怀希冀地购书藏书，充满雅兴地品味咖啡、思想问题，仿佛顾客的购买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消费，甚至是一种价值无限的思想投资；他们将钱兑换成书的过程也仿佛不是由他们的个人财富变成书店老板的经济利润的市场交易过程，而是一种用钱购买知识，继而用知识创造思想的社会生产过程。如果人们认可知识即财富的理念，那么，这一过程就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用个人金钱换取公共知识财富或创造思想财富的过程。于是，顾客从作为市场买卖的交易者到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者的角色转换，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我相信，这一书市的经营之道是绝对值得赞赏的。不过，我利用这一例子想要说明的并不是万圣书园的经营之道，而是她的书市运作中所显露的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关于知识与思想之关联的真理：知识和文化的积累是思想创造的前提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本身已然构成了思想素质的基本内容。话行到此，我又突然想到了时下人们对教育理念的讨论。有一种看法值得注意：它认为，现代教育的根本缺失是只重视知识教育，忽略素质教育。每每读到这样的论点，我就纳闷，是否知识教育就不是一种素质教育？难道知识本身不是一种人的素质？只有知识而无道德或审美情感的人当然不能算做是文明人，但只有道德或审美情感而无知识的人恐怕同样也不能算做是真正的文明人。
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知识、文化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来。我仍然坚持认为，思想与知识或文化之间确有某些差别，思想总会或多或少地突破已有知识和文化的界限，思想的传统也不同于知识的谱系或文化的传统，而且思想者的角色与知识者或文化人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但我不再坚持在思想与知识或文化之间截然划分出楚汉河界，相反，我越来越相信，在知识或文化与思想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雨露之于小草的生长，或如空气之于生命的呼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在近年来逐渐对自己的为学之道做了些许自觉的改变。譬如，我不再拘泥于自己原来较为熟悉的哲学史或伦理学史一域，而是有意识地选读一些专业知识之外的东西，甚至去尝试阅读我周围的社会和人事，努力解读和理解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同时也尝试去独立思考这些现象界的景象和变化，间或也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遇到合适的机会便把它们公布于众，以作为我参与公共讨论的提引。
我感谢一些报纸杂志的编辑朋友或主持人！是他们的盛情约请甚或催促，让我的这些并不成熟的想法能够及时与公众交流，并在这一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他们和许多热心读者的指点、批评。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往，不仅使我明白了许多新的道理，而且也促使我不断检审自己已有的想法，获得思想的进步。
我还想特别感谢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袁伟时先生！是他的积极提命和催促，才使得这本小册子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原初目的是为其主持的“牛虻丛书”添加一册，不期，该丛书后来因故终止。自然，我还得感谢我的大学同窗、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余小华小姐！她也是最早促成我编辑本书的朋友之一，而且为使本书的编选更合乎出版规范，她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
我尤其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陈亚明主任！是她的善意理解和热情支持，才使得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出版。她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和友谊，是我应当永远珍惜和记忆的。
最后，我想交代以下本书的编辑内容。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大都是我近几年发表的一些学术随笔或专栏文章，它们虽然都是应约而作的，但基本上是我自己意愿写作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应命之作。还有几篇较长的书评也收集于此，但不包括我在《读书》、《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另一些书评。之所以没有把后一类的书评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我所写的书评有一部分较为学术化，而另一部分则较为随意一些。收录在本书中的书评大抵属于前一类。
当然，这种区分也不尽然，只是相对而言。此外还有几篇访谈录也一并收集在此。访谈是一种较为自由的主题探讨形式，我只所以认可并采用这一形式，主要是因为它比较节省时间，也比较随意，不像一些正规的学术会议讨论那样有过强的情景约束。不过，这样的访谈做多了也让我有所顾虑，惟恐引起学界的误解。因为时下人们往往容易赋予这种原本随意的交谈形式以过于严肃的权威形象。我既非专家，亦非权威，所以做起这类事来必须谨慎从事。
这些年来，随笔散文之类的形式越来越为知识学术界所看重，当然也有一些微词。我的感觉是，写作的形式并不是绝对固定的，学术和思想的表达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黑格尔的哲学方式与萨特的文学方式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思想表达方式，都具有学术表达的力量，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知音。既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去强求一律了。更何况，在知识和思想的大众传播方面，这类较为随意的写作形式还有可能比纯学术的写作形式来得更为亲切，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认可。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看法，说说而已。
且为序。
写于二零零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南宁旅次
（万俊人著：《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