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全球化中的“现代心态”与“文化乡愁”(1)
加人啪：经济全球化？抑或，国家现代化？
今天是公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特别日子。它之所以显得特别，不仅是因为，它的到来终于结束了开放中的中国从上世纪末到现在的十多年来渴盼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长久等待，而且还因为，它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时代象征意味：它似乎成为了中国真正融入当今全球化大潮的第一步。全球化究竞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对于一个后发达的现代化民族一国家（mtion—state）来说，加入全球化究竟是我们真正进入现代化“世界体系”（沃伦斯坦语）的入门之步？还是我们实现自身现代化目标的理想出口？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如何面对全球化的全新挑战？或者说，如此这般的全球化将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众所周知，全球化首先被普遍看做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因此加入wto这一最具影响和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就被视为进入全球化的第一步。而且，由于在我们这个“经济中心”的时代，经济要素被看做是一切社会资源或社会力量的基础，这一步也就自然被视为最基本、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本文的话题就得由此开始。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然成为我们时代话语的关键词。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实践运动，它已经凭借其空前先进的信息网络工程技术和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系统，大大超过了近代以航海探险、资本开拓和商贸扩张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一体化扩张规模，其气势当然更非中古时代由西方基督教所发动的宗教普世主义运动（“十字军东征”）所能媲美。然而，对后两件历史性事件的联想，却为我们严肃地思考当代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参照点。至少，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想到这样两方面值得考量的问题：其一，今天的全球化与近代的世界商贸和资本一体化扩张是否有所不同？若是，区别何在？其二，今天的全球化是否与中古时代的基督教普世化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目标？换句话说，它是否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社会基本构成性元素在内的全方位的全球化或一体化？若是，这种全方位的全球化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若否，一种撇开文化或政治因素的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第二方面的问题显然比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急迫和重要，而就问题本身的解释而论，前者也比后者更为复杂和困难。那么，让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第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再重点解析一下第二方面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无论就其广度还是就其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由于有了信息网络的技术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流通，以及现代企业（公司）的跨国经营，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性和一体化趋势。各种超大型“旗舰企业”的形成，使得全球经济在生产、交易、营销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具有了全球“连锁”和“跨国家”、“跨地区”的普适特征。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强化了这一经济趋势，并使得这一发展趋势有了无比强大的技术支持而显出不可抗拒的强劲之势。因为信息网络技术本身，使得全球市场信息的充分供应和普遍共享成为可能。而上世纪末叶先后发生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业已成为现实的欧洲统一货币流通体系，则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证实了全球金融连通的经济一体化事实。所谓“华尔街打喷嚏，香港就会患感冒”的夸张式说法，实际上已然成为今天世界经济之“联体状态”的真实写照。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分析和评估要显得谨慎得多，甚至多少抱有某种难以排遣的忧虑和悲观情绪。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阿兰·鲁格曼就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显示任何值得我们乐观和骄傲的全球一体化迹象，反而因为其越来越明显的“区域化”、“集体化”、区域自封（闭）性、区域差别化或各区域经济之间的条块分割与贸易壁垒，而显现全球化日渐终结的趋势。（见其著《全球化的终结》，和我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些真实存在的经济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半导体电子产品难以进入（更不用说立足）日本市场？为什么人们在业已现代化的韩国却很难见到外国汽车？为什么欧共体长期对美国的香蕉水果采取歧视的态度，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乃至拒绝进口？在鲁格曼的这些问题之外，我们或可加上另外一些同样真实的现实问题：为什么美国不肯放弃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甚至不惜以推出被世界广泛视为现代世界维和体系之基石的“反导条约”？为什么巴以冲突不但长久得不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来临的福音？还是新世纪的某种不祥凶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该如何面对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如果它真的已经来临的话？又该如何避免这一进程可能潜伏的危机或风险——如果它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陷阱”的话？看来，对于我们这个刚刚跨进现代化门槛的后发达“民族一国家”来说，全球化更像是一片未知丛林，既知我们必须且或许已经走进这片丛林，就得清醒地知道（或者说，更应该了解）我们将如何走出这片丛林。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和理想，更需要理智与智慧、判断与决断，以及经验后的慎思。我们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加入全球化运动，而是我们的参与是否能够使我们这个近代以来长期落后受压的民族真正实现现代化。
全球化与“现代心态”
经济学界出现的全球化论和区域化说，只不过是时下人们对全球化运动诸多看法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人敢在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之间做出两者择一式的裁断。帷幕刚刚拉开，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演出效果无人能先验仲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观众的期待心理或者期望表现做一番考察分析。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对某种事件或状态的预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预制了该事件或状态的发生、发展、乃至结果。因为人们对某一事件或状态的期望，已然预定了他们促成该事件或状态发生的条件和方式——虽然在人们的预期与事情的结果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差距。
我们看到，全球化的确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声响的主旋律。从经济学家、企业主或公司老板，到政治家、哲学家、大众媒体、人类文化学者和浸润于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广大市民，以及在沉睡中渐渐苏醒的乡村农民，都在以各种方式感受着、猜测着、传播着、呼吁着全球化。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弄潮的商人们更是跃跃欲试，挽袖而动；一些自感到生逢其时的政治家们当然不会浪费展示权力技巧的大好良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仍在其位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许许多多他们的同道者们，都在标举“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方案，而据他们的学术顾问或理论导师们（诸如，吉登斯、哈贝马斯等）解释，这一新的政治方案正是为适应全球化世界的新情势而设计的，其目标是给正在生成着的新的世界秩序设定新的社会价值坐标，甚至是为了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当然，新当选的布什总统未见得能够充分领会这一政治意图，不是他缺少这种重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志向和抱负，而是他似乎更相信军事技术和军事势力的“一体化”力量，而不愿意相信（或者是不太能够理解）非军事化的政治技巧运作能够带来什么效果。这种想法与多数军事家们的心理有相通之处。经济家和政治家们的行动示范，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吹捧和市民文化的追随，也获得了许多知识文人学者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援助”。
今天是公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特别日子。它之所以显得特别，不仅是因为，它的到来终于结束了开放中的中国从上世纪末到现在的十多年来渴盼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长久等待，而且还因为，它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时代象征意味：它似乎成为了中国真正融入当今全球化大潮的第一步。全球化究竞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对于一个后发达的现代化民族一国家（mtion—state）来说，加入全球化究竟是我们真正进入现代化“世界体系”（沃伦斯坦语）的入门之步？还是我们实现自身现代化目标的理想出口？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如何面对全球化的全新挑战？或者说，如此这般的全球化将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众所周知，全球化首先被普遍看做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因此加入wto这一最具影响和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就被视为进入全球化的第一步。而且，由于在我们这个“经济中心”的时代，经济要素被看做是一切社会资源或社会力量的基础，这一步也就自然被视为最基本、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本文的话题就得由此开始。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然成为我们时代话语的关键词。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实践运动，它已经凭借其空前先进的信息网络工程技术和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系统，大大超过了近代以航海探险、资本开拓和商贸扩张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一体化扩张规模，其气势当然更非中古时代由西方基督教所发动的宗教普世主义运动（“十字军东征”）所能媲美。然而，对后两件历史性事件的联想，却为我们严肃地思考当代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参照点。至少，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想到这样两方面值得考量的问题：其一，今天的全球化与近代的世界商贸和资本一体化扩张是否有所不同？若是，区别何在？其二，今天的全球化是否与中古时代的基督教普世化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目标？换句话说，它是否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社会基本构成性元素在内的全方位的全球化或一体化？若是，这种全方位的全球化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若否，一种撇开文化或政治因素的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第二方面的问题显然比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急迫和重要，而就问题本身的解释而论，前者也比后者更为复杂和困难。那么，让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第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再重点解析一下第二方面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无论就其广度还是就其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由于有了信息网络的技术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流通，以及现代企业（公司）的跨国经营，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性和一体化趋势。各种超大型“旗舰企业”的形成，使得全球经济在生产、交易、营销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具有了全球“连锁”和“跨国家”、“跨地区”的普适特征。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强化了这一经济趋势，并使得这一发展趋势有了无比强大的技术支持而显出不可抗拒的强劲之势。因为信息网络技术本身，使得全球市场信息的充分供应和普遍共享成为可能。而上世纪末叶先后发生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业已成为现实的欧洲统一货币流通体系，则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证实了全球金融连通的经济一体化事实。所谓“华尔街打喷嚏，香港就会患感冒”的夸张式说法，实际上已然成为今天世界经济之“联体状态”的真实写照。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分析和评估要显得谨慎得多，甚至多少抱有某种难以排遣的忧虑和悲观情绪。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阿兰·鲁格曼就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显示任何值得我们乐观和骄傲的全球一体化迹象，反而因为其越来越明显的“区域化”、“集体化”、区域自封（闭）性、区域差别化或各区域经济之间的条块分割与贸易壁垒，而显现全球化日渐终结的趋势。（见其著《全球化的终结》，和我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些真实存在的经济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半导体电子产品难以进入（更不用说立足）日本市场？为什么人们在业已现代化的韩国却很难见到外国汽车？为什么欧共体长期对美国的香蕉水果采取歧视的态度，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乃至拒绝进口？在鲁格曼的这些问题之外，我们或可加上另外一些同样真实的现实问题：为什么美国不肯放弃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甚至不惜以推出被世界广泛视为现代世界维和体系之基石的“反导条约”？为什么巴以冲突不但长久得不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来临的福音？还是新世纪的某种不祥凶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该如何面对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如果它真的已经来临的话？又该如何避免这一进程可能潜伏的危机或风险——如果它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陷阱”的话？看来，对于我们这个刚刚跨进现代化门槛的后发达“民族一国家”来说，全球化更像是一片未知丛林，既知我们必须且或许已经走进这片丛林，就得清醒地知道（或者说，更应该了解）我们将如何走出这片丛林。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和理想，更需要理智与智慧、判断与决断，以及经验后的慎思。我们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加入全球化运动，而是我们的参与是否能够使我们这个近代以来长期落后受压的民族真正实现现代化。
全球化与“现代心态”
经济学界出现的全球化论和区域化说，只不过是时下人们对全球化运动诸多看法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人敢在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之间做出两者择一式的裁断。帷幕刚刚拉开，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演出效果无人能先验仲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观众的期待心理或者期望表现做一番考察分析。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对某种事件或状态的预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预制了该事件或状态的发生、发展、乃至结果。因为人们对某一事件或状态的期望，已然预定了他们促成该事件或状态发生的条件和方式——虽然在人们的预期与事情的结果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差距。
我们看到，全球化的确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声响的主旋律。从经济学家、企业主或公司老板，到政治家、哲学家、大众媒体、人类文化学者和浸润于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广大市民，以及在沉睡中渐渐苏醒的乡村农民，都在以各种方式感受着、猜测着、传播着、呼吁着全球化。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弄潮的商人们更是跃跃欲试，挽袖而动；一些自感到生逢其时的政治家们当然不会浪费展示权力技巧的大好良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仍在其位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许许多多他们的同道者们，都在标举“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方案，而据他们的学术顾问或理论导师们（诸如，吉登斯、哈贝马斯等）解释，这一新的政治方案正是为适应全球化世界的新情势而设计的，其目标是给正在生成着的新的世界秩序设定新的社会价值坐标，甚至是为了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当然，新当选的布什总统未见得能够充分领会这一政治意图，不是他缺少这种重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志向和抱负，而是他似乎更相信军事技术和军事势力的“一体化”力量，而不愿意相信（或者是不太能够理解）非军事化的政治技巧运作能够带来什么效果。这种想法与多数军事家们的心理有相通之处。经济家和政治家们的行动示范，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吹捧和市民文化的追随，也获得了许多知识文人学者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