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虽在其位 不擅其政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绎，为荆州刺史。破侯景，都荆州，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执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聪明技艺，才兼文武，杖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忧，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议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智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过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厉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由此观之，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故刘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艺善战，何益哉？”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大将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有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言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楚地，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原因就在于他不能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降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然而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具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如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到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定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震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宫，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戳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丞相杨素的母亲。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劝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掉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只好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沮授进谏说：“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执己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里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在其位未必擅其政——家天下的悲剧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无能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才能、个性，而在于他们做了皇帝后，手中握着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权力，是一柄威力无穷的双刃剑，不会使用它的人不但会伤及别人，自己也会身受其害；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成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须超越任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质如果放在适宜的领域，很可能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的误会和命运的捉弄偏偏让他们当了皇帝，结果给人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很多时候，这样的悲剧是由中国传统中家天下的权力承接形式造成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然有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这种最高权力当做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代代传承，恐怕就很难不出问题了。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英豪拼搏半生打下江山、建立基业，如若没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与智慧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也是开国帝王大都是明君的缘故。可是当皇朝建立以后，当权者的生活由军营和马上转为深宫内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宦官宫女呼来喝去，环境的改变让他的子孙后代得到至高的物质享乐，再也没有艰苦的考验和逆境的磨炼，整天面对的却是恭维礼拜。如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继承人大多德才平平，鲜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昏庸残暴的也不在少数。在位的君主也许对于子嗣的状况明察秋毫，但是家天下的观念让他们不可能把皇位让给外人，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里——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再无德无能的人也可能被立为太子，有朝一日成为帝王，对于那些没有太多继承人可供选择的皇帝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寻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际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不同的争权闹剧了。
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晋惠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饿死不少，司马衷自作聪明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呢？”
太子糊涂到如此程度，是根本无法处理国家大事的，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而且在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朝野上下，威望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臣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最后也被威逼而死。于是乎，最终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于以天下为家的私有观念，肥水不流外人田，哪怕自己的继承人再愚蠢，也要把权力传给他，而天下百姓苍生的福祉就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即便皇位继承人不是一个庸碌的无能之辈，也未必就是治国理政的合适人选。他们的才能很可能从文学、艺术等方面体现出来，但却不一定能做个好君王。生在帝王家，却不想做君主的人大有人在，至高的权力和巨大的财富对他来说也许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所期盼的也许只是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心爱之事而已。可是命运却要他们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其结果往往是个人不幸、国家衰亡，对个人对国家都是一种悲剧。
文中提到的梁元帝萧绎就是其中之一。史载，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5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皇做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像，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成了反面教材。
遗憾的是类似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俯拾即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砚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疲。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才日渐被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嫔妃数以百计，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楼粉黛，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更是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熹宗朱由校就是一个好木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朱由校沉湎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明代为祸最烈的魏忠贤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时，专拣他忙于木工活的时候去请示汇报，每次朱由校都极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你看着办吧！”久而久之，明朝实际上成了魏忠贤的天下。
诸如此类的可笑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平心而论，也很难指责这些被强人所难地推上帝王宝座的人。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所喜爱的事业，也许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然而历史和体制都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体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