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2)
世界步入近代史以来，曾经雄霸世界的西班牙，几乎是整个西半球的主人；英国夺霸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国力达到巅峰，世界24个时区都有英国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如今都已日落西山。其衰败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
如果我们有心以史为鉴，就不能只是表面化地简单类比而已，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强权的没落，大体上不外三种类型：
第一，强权建立在原始丛林法则倚强凌弱、暴力占先的脆弱基础之上，在暴力对比的不断消长变化中，很容易被以暴易暴，取而代之。
第二，强权虽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但因统治阶层拥有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绝对腐化（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逐渐丧失与时俱进的革新能力，走上腐朽衰败的不归路。
第三，强权过多依靠征服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等外生性条件，缺乏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等内生性要素的支持，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薄弱，无力因应外部条件的变化。
美国的强盛，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类型，其主要特点有三。
首先是非暴力的自由贸易型全球化扩张。美国是“后暴力时代”的主导者，在一百多年前即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它的强盛并非建立在对外武力扩张之上，更多是借助全球化的进程，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和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由跨国公司进行现代性的网状资源整合，获得更为可靠和长久的利益。美国拥有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军力，海外有驻军基地，却基本上没有殖民地。
这种无形的、分散的资源利用和经济扩张方式，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天壤之别。航空母舰开不到的地方，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早就到了。在基础资源领域，美国的埃克森和美孚等，控制了全球石油的流动。在大众产业领域，微软、ibm、可口可乐、麦当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风靡全球。在下游产业链，沃尔玛成为了全球数十万家供应商的销售商，以及全球上亿消费者的提供商。
而美国则似乎是一个超级沃尔玛：它本身并不拥有所有资源，却是各种资源的聚汇之地。这是以前的世界性霸主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提升不仅通过货物贸易，而且还通过服务贸易来实现。美国在服务贸易中，除了旅游、文化娱乐、政府服务和一般民间服务贸易有很强的竞争力外，在专业性服务贸易领域，包括金融、咨询、网络、建筑、信息服务、专利使用（技术贸易）等主要方面，多处于国际绝对领先地位。
在全球500强中，美国企业约占一半。在全球化浪潮中，市场自由度的提高，使这些世界性巨头全球性资源整合能力日益增强。
其次，强盛的基础在于精神文明和相应的制度。在国家与企业的背后，有上帝的身影，亦即价值观与文化的力量。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诺伊所言，美国的强盛，不仅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soft power）。最近提出的说法叫“巧实力”（smart power）。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剖析了16世纪宗教改革给西方带来巨变的深层原因。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来的人本主义世俗化精神，在经历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后，正本清源，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统人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最富革新精神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复之中，推动利他之心（爱心，道德滥觞）与利己之心（私心，进取动力）两心调谐，造就了一种有利于人类创造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总体而言趋于积极向上、发展进步的社会环境。
美国社会在心态文化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兽性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为自己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在商业领域，一个企业要赢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业责任、道德伦理、社会公益、造福公众等方面，都需要作出表率。美国商业巨头能够突破国家限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一种出于利己动机，但善于推己及人的公司文化。正如福特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所言，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应该让身边的社会更加美好。商业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
美国已经建立了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险、福利、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大事小事有章可循，以维持社会在稳定运行中持续发展进步。但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不仅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尤其严重的是政府决策可能严重失误，危及国家和世界大局。可以庆幸的是，权力制衡提供了人类世界最可信赖的纠错机制。
美式政治决策体制的权力制衡功能，赋予了大体上符合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美国立国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用法治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机制。
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现任第44届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决意与上届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展开巧实力外交和合作外交。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在历经八年之后已经走到了尽头。
布什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使全世界秩序更稳定了，而是更加混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是提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
更有甚者，以美国实力为保证的美元霸权，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为全球的外交、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外力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方向，但主要依赖于美国自身的认识和自身实现的改变。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最后，美国强盛的核心秘密是科技创新能力优势。评估影响一个社会先进或落后的因素，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无论如何推崇其合理性，总要有利于科技创新，才有进步意义和存在价值。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型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一种十分有利于人类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由此孕育、焕发的强大创新和研发能力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强权的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造力。美国维持先进地位的核心秘密在于拥有史无前例、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能力。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探讨美国成功和强大的原因，但一切都要落实到科技创新这个标的之上，方才言之成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应是卓有成就的杰出科学家。美国在20世纪前10年（190l一1910年）只有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余35人都在欧洲。二战前（1901—1939年）美国共有13人获奖，占总得奖人数（129人）的10％，远低于德国（34人，26％）和英国（22人，17％）。但二战后的45年间（1943—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部320人的53％，大大超过了英国（42人，13％）和德国（28人，9％）。到那时为止，美国占到了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41％。
最近几年，美国得奖人数都超过了当年总数的一半，例如1997年时，美国在得奖者（7人）中占了57％（4人）。在200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9位）中，美国占了67％（6位）。
198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被美国科学家包揽。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的10人中就有7人来自美国，2005年的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则有一半是美国人。2006年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再次全部被美国学者收入囊中。
应当说，世界上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上述显赫事实及其非凡意义。有人怀疑诺贝尔奖评审的公正性，例如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不免语言偏向和政治倾向性，但科学成果惠及全人类，不隶属于某个阶级或集团。也有人认为评审委员会对美国情有独钟，但诺奖只是授予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国家，评审委员会没有任何需要求助于这些人和组织。
美国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几乎所有高端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高等教育和科研开发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劳动生产率（13roductivity）增长率全球首屈一指，构成了维持生产力长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
先进科技成就必定要落实到生产力进步之上，并与各种影响因素综合反映为生产人员整体工作效能的改善，亦即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进步，才有实际的价值。
劳动生产率常被简称为生产率或生产力。按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定义，生产率用来描述生产占用劳动时间和实际出力（产值）之间的关系，显示单位工作时间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了科技、投资、开工率、资金、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组织管理水平以及劳动力素质和积极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科技进步是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
美国劳动生产率统计分为农业、非农业产业、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和非金融业等多项指数，其中非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标通常被认为最富代表性。该指标不包括政府、非营利机构、私人家庭雇佣人员和自由房屋出租等收入。
2007年6月5日，日本内阁府发表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报告《世界经济的潮流·2007年春》称，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成长性的关键。如果把美国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量化为100的话，日本同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71.1，而德国、法国等欧洲11个国家的水平也只停留在88.1。
该报告说，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本来出现过缩小趋势，而到现在差距又越拉越大，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
据该报告发表的数据，1990年至1995年，美国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1.2％，而1995年至2000年年均上升2.1％，到2000年至2004年时，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提高幅度更是达到了2.8％。
当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美国劳工部在2009年5月7日公布，作为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第一季度美国非农业生产力意外加速，比上季度的增长年率高2.2％（去年第四季度该指标增长年率为1.8％）。
瑞士洛桑的imd商学院今年5月20日公布的《2009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基于对经济产出、政府、企业效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329项指标的详细分析，将世界57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以推论谁会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取得最大成功。其结论是，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将经济实力从严重受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转向了现金充足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中国；但是，尽管目前西方国家举步维艰，当经济增长复苏时，经济实力很可能会转回那里。
为什么呢？纵观全世界的国家，发达国家仍然拥有相对先进的基础经济竞争力——无论是基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质量，还是基于商业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结合。其中，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巨大而多样化的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引擎和国外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在该报告中连续16年高居榜首的是美国，2008年它的领先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美国能保住第一的地位吗？imd的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贾雷利（stephalle garelli）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尽管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政府干预金融市场，但“你永远不能低估美国自我改造的能力”。
除了上述几方面根本性的原因，美国还拥有幅员、气候、历史、地理和资源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支持其持续发展并维持全球领先的霸主地位。
美国资源储备丰富，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的使用和开采率还不到20％。即便是全球各国都对抗美国，其国内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其经济运行的需要，只是利益方面会受到影响。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普遍人口老龄化之际，美国作为大量接受移民的国家，人口出生率高，居民人数稳定增长，既不会年轻化也不会老龄化。其移民政策和工作、学习环境，吸引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美国还将长期占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
如果我们有心以史为鉴，就不能只是表面化地简单类比而已，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强权的没落，大体上不外三种类型：
第一，强权建立在原始丛林法则倚强凌弱、暴力占先的脆弱基础之上，在暴力对比的不断消长变化中，很容易被以暴易暴，取而代之。
第二，强权虽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但因统治阶层拥有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绝对腐化（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逐渐丧失与时俱进的革新能力，走上腐朽衰败的不归路。
第三，强权过多依靠征服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等外生性条件，缺乏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等内生性要素的支持，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薄弱，无力因应外部条件的变化。
美国的强盛，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类型，其主要特点有三。
首先是非暴力的自由贸易型全球化扩张。美国是“后暴力时代”的主导者，在一百多年前即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它的强盛并非建立在对外武力扩张之上，更多是借助全球化的进程，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和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由跨国公司进行现代性的网状资源整合，获得更为可靠和长久的利益。美国拥有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军力，海外有驻军基地，却基本上没有殖民地。
这种无形的、分散的资源利用和经济扩张方式，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天壤之别。航空母舰开不到的地方，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早就到了。在基础资源领域，美国的埃克森和美孚等，控制了全球石油的流动。在大众产业领域，微软、ibm、可口可乐、麦当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风靡全球。在下游产业链，沃尔玛成为了全球数十万家供应商的销售商，以及全球上亿消费者的提供商。
而美国则似乎是一个超级沃尔玛：它本身并不拥有所有资源，却是各种资源的聚汇之地。这是以前的世界性霸主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提升不仅通过货物贸易，而且还通过服务贸易来实现。美国在服务贸易中，除了旅游、文化娱乐、政府服务和一般民间服务贸易有很强的竞争力外，在专业性服务贸易领域，包括金融、咨询、网络、建筑、信息服务、专利使用（技术贸易）等主要方面，多处于国际绝对领先地位。
在全球500强中，美国企业约占一半。在全球化浪潮中，市场自由度的提高，使这些世界性巨头全球性资源整合能力日益增强。
其次，强盛的基础在于精神文明和相应的制度。在国家与企业的背后，有上帝的身影，亦即价值观与文化的力量。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诺伊所言，美国的强盛，不仅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soft power）。最近提出的说法叫“巧实力”（smart power）。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剖析了16世纪宗教改革给西方带来巨变的深层原因。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来的人本主义世俗化精神，在经历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后，正本清源，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统人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最富革新精神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复之中，推动利他之心（爱心，道德滥觞）与利己之心（私心，进取动力）两心调谐，造就了一种有利于人类创造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总体而言趋于积极向上、发展进步的社会环境。
美国社会在心态文化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兽性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为自己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在商业领域，一个企业要赢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业责任、道德伦理、社会公益、造福公众等方面，都需要作出表率。美国商业巨头能够突破国家限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一种出于利己动机，但善于推己及人的公司文化。正如福特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所言，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应该让身边的社会更加美好。商业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
美国已经建立了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险、福利、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大事小事有章可循，以维持社会在稳定运行中持续发展进步。但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不仅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尤其严重的是政府决策可能严重失误，危及国家和世界大局。可以庆幸的是，权力制衡提供了人类世界最可信赖的纠错机制。
美式政治决策体制的权力制衡功能，赋予了大体上符合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美国立国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用法治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机制。
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现任第44届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决意与上届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展开巧实力外交和合作外交。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在历经八年之后已经走到了尽头。
布什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使全世界秩序更稳定了，而是更加混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是提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
更有甚者，以美国实力为保证的美元霸权，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为全球的外交、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外力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方向，但主要依赖于美国自身的认识和自身实现的改变。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最后，美国强盛的核心秘密是科技创新能力优势。评估影响一个社会先进或落后的因素，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无论如何推崇其合理性，总要有利于科技创新，才有进步意义和存在价值。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型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一种十分有利于人类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由此孕育、焕发的强大创新和研发能力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强权的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造力。美国维持先进地位的核心秘密在于拥有史无前例、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能力。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探讨美国成功和强大的原因，但一切都要落实到科技创新这个标的之上，方才言之成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应是卓有成就的杰出科学家。美国在20世纪前10年（190l一1910年）只有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余35人都在欧洲。二战前（1901—1939年）美国共有13人获奖，占总得奖人数（129人）的10％，远低于德国（34人，26％）和英国（22人，17％）。但二战后的45年间（1943—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部320人的53％，大大超过了英国（42人，13％）和德国（28人，9％）。到那时为止，美国占到了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41％。
最近几年，美国得奖人数都超过了当年总数的一半，例如1997年时，美国在得奖者（7人）中占了57％（4人）。在200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9位）中，美国占了67％（6位）。
198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被美国科学家包揽。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的10人中就有7人来自美国，2005年的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则有一半是美国人。2006年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再次全部被美国学者收入囊中。
应当说，世界上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上述显赫事实及其非凡意义。有人怀疑诺贝尔奖评审的公正性，例如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不免语言偏向和政治倾向性，但科学成果惠及全人类，不隶属于某个阶级或集团。也有人认为评审委员会对美国情有独钟，但诺奖只是授予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国家，评审委员会没有任何需要求助于这些人和组织。
美国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几乎所有高端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高等教育和科研开发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劳动生产率（13roductivity）增长率全球首屈一指，构成了维持生产力长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
先进科技成就必定要落实到生产力进步之上，并与各种影响因素综合反映为生产人员整体工作效能的改善，亦即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进步，才有实际的价值。
劳动生产率常被简称为生产率或生产力。按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定义，生产率用来描述生产占用劳动时间和实际出力（产值）之间的关系，显示单位工作时间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了科技、投资、开工率、资金、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组织管理水平以及劳动力素质和积极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科技进步是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
美国劳动生产率统计分为农业、非农业产业、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和非金融业等多项指数，其中非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标通常被认为最富代表性。该指标不包括政府、非营利机构、私人家庭雇佣人员和自由房屋出租等收入。
2007年6月5日，日本内阁府发表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报告《世界经济的潮流·2007年春》称，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成长性的关键。如果把美国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量化为100的话，日本同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71.1，而德国、法国等欧洲11个国家的水平也只停留在88.1。
该报告说，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本来出现过缩小趋势，而到现在差距又越拉越大，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
据该报告发表的数据，1990年至1995年，美国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1.2％，而1995年至2000年年均上升2.1％，到2000年至2004年时，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提高幅度更是达到了2.8％。
当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美国劳工部在2009年5月7日公布，作为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第一季度美国非农业生产力意外加速，比上季度的增长年率高2.2％（去年第四季度该指标增长年率为1.8％）。
瑞士洛桑的imd商学院今年5月20日公布的《2009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基于对经济产出、政府、企业效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329项指标的详细分析，将世界57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以推论谁会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取得最大成功。其结论是，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将经济实力从严重受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转向了现金充足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中国；但是，尽管目前西方国家举步维艰，当经济增长复苏时，经济实力很可能会转回那里。
为什么呢？纵观全世界的国家，发达国家仍然拥有相对先进的基础经济竞争力——无论是基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质量，还是基于商业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结合。其中，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巨大而多样化的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引擎和国外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在该报告中连续16年高居榜首的是美国，2008年它的领先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美国能保住第一的地位吗？imd的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贾雷利（stephalle garelli）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尽管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政府干预金融市场，但“你永远不能低估美国自我改造的能力”。
除了上述几方面根本性的原因，美国还拥有幅员、气候、历史、地理和资源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支持其持续发展并维持全球领先的霸主地位。
美国资源储备丰富，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的使用和开采率还不到20％。即便是全球各国都对抗美国，其国内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其经济运行的需要，只是利益方面会受到影响。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普遍人口老龄化之际，美国作为大量接受移民的国家，人口出生率高，居民人数稳定增长，既不会年轻化也不会老龄化。其移民政策和工作、学习环境，吸引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美国还将长期占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