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鼓足勇气，迎接挑战(2)
这个消息使赫顿夫人大吃一惊，她立刻写信给我，让我尽快赶往纽约，把事实真相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与老师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为我们提供资助的先生们。不过，真正陪我前来的是马克。吐温先生，因为洛奇先生正好有事，只好找个代表。几个人针对此事进行了讨论，最后，马克。吐温先生就像做结论般说：“洛奇先生明确表示，绝不会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委任状呀，谁能证明要海伦去帮助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先生一再强调这件事是上帝的意思，他哪里知道，上帝要管的事多着呢，难道这件事比别的事都重要？除非他拿出上帝给他的委任状。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像这样荒唐的事情，我可不止遇到一桩。实际上，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类似的事情就接踵发生过。曾有些人建议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有人提议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加以训练，资金由我来出。这些对盲人的真正独立起不到丝毫作用的计划，我当然不会赞同，我明确告诉那些提出这些计划的人，我对他们的计划不感兴趣。也不知道是我的表态激怒了他们，还是他们误解了我的想法，对方在听了我的答复后，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说我只肯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是个利已主义者。
幸好，还有贝尔博士，还有洛奇先生，还有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让我去做我喜欢的事，不加以任何干预。他们这种开明、慷慨的态度给了我莫大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凡是我能做的，真正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我都将义无反顾的去做！
到了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可以真正为盲人贡献我的智慧和力量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有一天，一位青年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叫查尔斯。康培尔，他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这是个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组织。他还告诉我他毕业于柏金斯盲校的父亲在伦敦设立了一所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的高等音乐师范学院。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个联盟，并履行了作为组织成员的职责，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来保护盲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的情愿获得了成功，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我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开始对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开展调查。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还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实验所专门对盲人进行手工艺一类的副业的培训，而波士顿的专卖店专门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后来，我们又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遍布马萨诸塞州各地。
在搬到连杉之后，盲人问题就更加成了我日思夜想的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总结出两件最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解决自食其力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帮助加强盲人彼此之间的联络，也可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第二件事是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扫除区域障碍，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
我们的委员会有一天接待了特地从纽约不辞跋涉赶来的摩洛博士，摩洛博士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目前，盲校中的儿童，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约有三分之二。针对这种情形，他提出失明的预防法，那就是，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
博士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促成一条明确的法律条文，以达到让婴儿一出生就能做眼睛消毒的目的。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博士，为什么他既然知道病因所在，却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他带点无奈地告诉了我们其中存在的障碍。原来，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做了不光彩的事，染上不可告人的病才导致了婴儿所谓的病菌感染。这种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的情形，报纸和杂志也都避而不谈。
博士详知内情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来请我们帮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觉得应该尽力开展这项工作。可事情正如摩洛博士所说的那样，并不简单，这类问题，医生和大众传播机构都长期抱有很深的成见，谁都不肯轻易去谈论它。事情进展很不顺利，我们只好表示爱莫能助了。
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事情才有了转机。他建议我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说服他答应让我们在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借助强势的舆论力量来引起关注，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我对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的拜会过程很具有戏剧化，他先是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请求。可当我流露出了很沮丧的表情后，他忽然又改变了语气，对我说：“你看这样行吗，你们想写什么尽管写，最终能不能刊载，由我们决定？”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出乎意料，这篇稿子被刊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在尼尔逊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也是这一年，同一问题的文章也被《仕女杂志》刊载。我借机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转载，这个话题终于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之后，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一类杂志，也陆陆续续创办起来了，比较典型的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
我还受托撰写了有关盲人的论文并发表在《教育百科全书》上。从此，我的稿约不断，工作量逐渐增多，都有些应接不暇，此外，还要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步调的加快，使我忽然变得十分匆忙，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续赶五六场会议，大家可以想象，当你十万火急的奔赴一个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却发现已经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这是一种多么疯狂的工作状态。再加上信件的增多，处理时间的增加，老师和我都感到吃不消，最终由于过于劳累，身体也搞垮了。
可是，工作的繁忙并没有让我们摆脱生活上的桔据，有一阵子，我们连女仆都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和我便有了各自的分工，每天早上，她先送先生到火车站，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买菜。这间歇我就得在家里擦洗桌椅、整理房间和床铺，还要去花园里采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不能忘记把风车关掉，事情小，却纷繁复杂。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偏偏是这个最忙碌的时期，我的稿约和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在州长的推荐下，我当上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可担任此职仅仅四五个月，我便请辞了。原因是，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会坐在我身边，用手语向我传达会议进行的情形。而我总是被委员们那些冗长无味的演讲以及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搞得身心俱疲。
但是，团体的力量却又不能小觑，要想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就必须借助团体力量来唤起舆论的注意和支援。因此，我仍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向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了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我必须多加练习，更快掌握演讲的技巧。
在这种强大驱动力下，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直到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这位怀特先生在音乐理论和人类的发声机能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请他帮忙。
怀特先生虽然也预料不到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愿意试试看。“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他这样看待这件事情。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给我上课，期间住在我们家，星期日上完课再回去。
我首次学习发声法是10岁那年。我被莎莉文老师带去找郝拉先生，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振动发声的原理，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慢慢发出“arm ”的声音，要我尽量模仿。虽然经过这样反复练习，我能勉强发出声音了，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声音显得很杂乱。
“将喉咙放柔和些，别太用力，舌头也放轻些。”
他耐心指正我，应在做发音练习前先来强健发声器官，而且应该从小时候就不断地练习，这样我的声音就能练得更美妙，同时也能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在聋哑教育的实施中，能及早涉及聋哑儿童的发声练习。
怀特老师这一教我就是三年之久，起初他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后来越教越感兴趣，就欲罢不能了，这三年里有两年的夏季他几乎一直没有回去。
怀特老师有其系统的训练方式，总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训练发声器官，第二阶段是练习发音，第三阶段是教授节奏、重音以及音质、音调。方法得当加之我这三年的苦练，我终于勉强可以向大众发出我的声音了。
第一次实验性演讲，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那次演讲莎莉文老师与我选择在了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了然于胸，可以召之即来，可我偏偏就是发不出声音，站在讲台上只是发抖。当最终我积存的勇气爆发，用尽全力喊出声音来时，我自己感觉那时刻，犹如舌绽春雷，定会震惊全场。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在飞。
即便这样，我还是把预计演讲完成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但走下讲台，我还是懊恼不已，痛哭出声，觉得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怀疑自己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去挑战这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我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勇气，我始终是一个永不服输的人。经历了更勤奋的练习，现在，我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这听起来并不优美的声音，给我带来的却是工作进展上的巨大帮助，至此，我终于体验到了超越自我的满足和逐步实现梦想的精彩。
刚学会说话，我还不太敢站在台上大声演讲，虽然我在竭力地按照老师所教的来讲述，但是，每当我上台演讲后，总是无法按照之前所想的把演讲完完整整的继续下去。站在台上的我每当看到各个阶层听众，不管是老人、小孩，或是贫穷的，富有的人，更有甚至是盲聋哑等身体机能都有些障碍的人都能来听我的演讲时，我就非常感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能来听我演讲，更多的是我感到，我能通过我笨拙的演讲能够安慰和鼓励像我一样的不幸的人，就觉得非常的满足。
我和老师的演讲，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更加增强了我和老师想要去各地演讲的勇气。
每当不到我演讲的时候，我便一边静静的坐在旁边拿出一直不离身的盲文书籍阅览着，一边听着莎莉文老师惟妙惟肖的令人感动不已的演讲，这一个小时的演讲当中，每当莎莉文老师讲到如何教诲我的过程时，台下的人总是唏嘘一片，感叹不已。
台下掌声一片之后，就轮到我演讲了，在一个人的带领下，我上了台，我会把手轻轻地放到老师的嘴唇上，用这个方式告诉台下的观众，虽然我看不到，但是我可以通过老师嘴唇的一翕一合了解并能明白老师所传达给我的一切意思。我站在台上，鼓励大家积极发言提问问题，并在我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会把人类所具有的潜力以及只有通过恒心和毅力才能发掘潜力的寓意表达出来，同时，我也对人类是需要通力合作的的道理作了阐述。
虽然我和老师去了很多地方演讲了，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再说话技巧上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有时候我在台上演讲，台下的观众似乎压根就没有听明白我所表达的意思。
我在竭力改掉我的坏毛病，诸如，演讲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冒出不是怪怪的声音，就是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其实我很焦急，我也试图竭力发出清脆的声音来，但是，没用。
最为尴尬的是，我越想把某句话说清楚，用以突出重点，但是我的舌头却似乎越在跟我作对，结结巴巴僵硬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越急，越慌，但情况却越糟糕。我最怕台下移动椅子和场外传来的车辆声了，因为这个声音足以淹没我演讲的声音让我感到焦躁不安，令我感到不自在，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会想到也许没有人的演讲比我的更糟糕的了吧。
但是，庆幸的是，我正常的演讲，并没有一个人离席，他们会一直听到我演讲完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的，上台来为我鼓励加油。
与我笨拙的演讲成鲜明对比的是莎莉文老师的演讲，她的口才很好，总能把人带入到她演讲的意境中去，老师在讲到如何教导我的过程中，总是令台下的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当然，也包括我，每次听到感动之处时，都会忘了给老师拍手。
我和老师的演讲渐渐由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扩大到范围较远的地方去了。
在1913年，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我和老师抵达了华盛顿进行演讲，期间，我收到了联合通讯社给我的稿子，让我把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用演讲形势，汇报给大家听，因此，我亲历了就职典礼的全过程。
典礼的当天大片大片的阴云遮挡住了太阳，但是，这一天对于阅兵仪式来说确实非常的适合，整个华盛顿区热闹非凡，大家纷纷跑到最高最佳的地方来一睹典礼的盛况。整齐开列的部队在军乐队的带领下，个个精神抖擞器宇轩昂，他们的这种精神另观看的群众为之惊叹，大家欢呼着，为有这样的军队而自豪。在一切热烈和欢喜的气氛中，我也是感触万千：“如果这些年轻有为的军士们能够一直这样，穿戴整齐，对着典礼仪式敬礼不被卷入残酷的战争中来，该有多好。”
可是，世事难料，时间蹉跎过一小步，就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很战争，但是我，无能为力！
是的，我又有什么能力阻止得聊呢？！
像这样荒唐的事情，我可不止遇到一桩。实际上，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类似的事情就接踵发生过。曾有些人建议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有人提议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加以训练，资金由我来出。这些对盲人的真正独立起不到丝毫作用的计划，我当然不会赞同，我明确告诉那些提出这些计划的人，我对他们的计划不感兴趣。也不知道是我的表态激怒了他们，还是他们误解了我的想法，对方在听了我的答复后，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说我只肯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是个利已主义者。
幸好，还有贝尔博士，还有洛奇先生，还有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让我去做我喜欢的事，不加以任何干预。他们这种开明、慷慨的态度给了我莫大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凡是我能做的，真正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我都将义无反顾的去做！
到了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可以真正为盲人贡献我的智慧和力量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有一天，一位青年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叫查尔斯。康培尔，他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这是个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组织。他还告诉我他毕业于柏金斯盲校的父亲在伦敦设立了一所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的高等音乐师范学院。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个联盟，并履行了作为组织成员的职责，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来保护盲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的情愿获得了成功，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我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开始对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开展调查。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还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实验所专门对盲人进行手工艺一类的副业的培训，而波士顿的专卖店专门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后来，我们又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遍布马萨诸塞州各地。
在搬到连杉之后，盲人问题就更加成了我日思夜想的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总结出两件最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解决自食其力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帮助加强盲人彼此之间的联络，也可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第二件事是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扫除区域障碍，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
我们的委员会有一天接待了特地从纽约不辞跋涉赶来的摩洛博士，摩洛博士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目前，盲校中的儿童，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约有三分之二。针对这种情形，他提出失明的预防法，那就是，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
博士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促成一条明确的法律条文，以达到让婴儿一出生就能做眼睛消毒的目的。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博士，为什么他既然知道病因所在，却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他带点无奈地告诉了我们其中存在的障碍。原来，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做了不光彩的事，染上不可告人的病才导致了婴儿所谓的病菌感染。这种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的情形，报纸和杂志也都避而不谈。
博士详知内情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来请我们帮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觉得应该尽力开展这项工作。可事情正如摩洛博士所说的那样，并不简单，这类问题，医生和大众传播机构都长期抱有很深的成见，谁都不肯轻易去谈论它。事情进展很不顺利，我们只好表示爱莫能助了。
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事情才有了转机。他建议我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说服他答应让我们在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借助强势的舆论力量来引起关注，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我对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的拜会过程很具有戏剧化，他先是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请求。可当我流露出了很沮丧的表情后，他忽然又改变了语气，对我说：“你看这样行吗，你们想写什么尽管写，最终能不能刊载，由我们决定？”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出乎意料，这篇稿子被刊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在尼尔逊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也是这一年，同一问题的文章也被《仕女杂志》刊载。我借机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转载，这个话题终于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之后，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一类杂志，也陆陆续续创办起来了，比较典型的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
我还受托撰写了有关盲人的论文并发表在《教育百科全书》上。从此，我的稿约不断，工作量逐渐增多，都有些应接不暇，此外，还要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步调的加快，使我忽然变得十分匆忙，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续赶五六场会议，大家可以想象，当你十万火急的奔赴一个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却发现已经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这是一种多么疯狂的工作状态。再加上信件的增多，处理时间的增加，老师和我都感到吃不消，最终由于过于劳累，身体也搞垮了。
可是，工作的繁忙并没有让我们摆脱生活上的桔据，有一阵子，我们连女仆都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和我便有了各自的分工，每天早上，她先送先生到火车站，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买菜。这间歇我就得在家里擦洗桌椅、整理房间和床铺，还要去花园里采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不能忘记把风车关掉，事情小，却纷繁复杂。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偏偏是这个最忙碌的时期，我的稿约和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在州长的推荐下，我当上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可担任此职仅仅四五个月，我便请辞了。原因是，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会坐在我身边，用手语向我传达会议进行的情形。而我总是被委员们那些冗长无味的演讲以及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搞得身心俱疲。
但是，团体的力量却又不能小觑，要想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就必须借助团体力量来唤起舆论的注意和支援。因此，我仍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向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了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我必须多加练习，更快掌握演讲的技巧。
在这种强大驱动力下，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直到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这位怀特先生在音乐理论和人类的发声机能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请他帮忙。
怀特先生虽然也预料不到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愿意试试看。“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他这样看待这件事情。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给我上课，期间住在我们家，星期日上完课再回去。
我首次学习发声法是10岁那年。我被莎莉文老师带去找郝拉先生，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振动发声的原理，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慢慢发出“arm ”的声音，要我尽量模仿。虽然经过这样反复练习，我能勉强发出声音了，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声音显得很杂乱。
“将喉咙放柔和些，别太用力，舌头也放轻些。”
他耐心指正我，应在做发音练习前先来强健发声器官，而且应该从小时候就不断地练习，这样我的声音就能练得更美妙，同时也能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在聋哑教育的实施中，能及早涉及聋哑儿童的发声练习。
怀特老师这一教我就是三年之久，起初他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后来越教越感兴趣，就欲罢不能了，这三年里有两年的夏季他几乎一直没有回去。
怀特老师有其系统的训练方式，总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训练发声器官，第二阶段是练习发音，第三阶段是教授节奏、重音以及音质、音调。方法得当加之我这三年的苦练，我终于勉强可以向大众发出我的声音了。
第一次实验性演讲，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那次演讲莎莉文老师与我选择在了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了然于胸，可以召之即来，可我偏偏就是发不出声音，站在讲台上只是发抖。当最终我积存的勇气爆发，用尽全力喊出声音来时，我自己感觉那时刻，犹如舌绽春雷，定会震惊全场。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在飞。
即便这样，我还是把预计演讲完成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但走下讲台，我还是懊恼不已，痛哭出声，觉得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怀疑自己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去挑战这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我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勇气，我始终是一个永不服输的人。经历了更勤奋的练习，现在，我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这听起来并不优美的声音，给我带来的却是工作进展上的巨大帮助，至此，我终于体验到了超越自我的满足和逐步实现梦想的精彩。
刚学会说话，我还不太敢站在台上大声演讲，虽然我在竭力地按照老师所教的来讲述，但是，每当我上台演讲后，总是无法按照之前所想的把演讲完完整整的继续下去。站在台上的我每当看到各个阶层听众，不管是老人、小孩，或是贫穷的，富有的人，更有甚至是盲聋哑等身体机能都有些障碍的人都能来听我的演讲时，我就非常感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能来听我演讲，更多的是我感到，我能通过我笨拙的演讲能够安慰和鼓励像我一样的不幸的人，就觉得非常的满足。
我和老师的演讲，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更加增强了我和老师想要去各地演讲的勇气。
每当不到我演讲的时候，我便一边静静的坐在旁边拿出一直不离身的盲文书籍阅览着，一边听着莎莉文老师惟妙惟肖的令人感动不已的演讲，这一个小时的演讲当中，每当莎莉文老师讲到如何教诲我的过程时，台下的人总是唏嘘一片，感叹不已。
台下掌声一片之后，就轮到我演讲了，在一个人的带领下，我上了台，我会把手轻轻地放到老师的嘴唇上，用这个方式告诉台下的观众，虽然我看不到，但是我可以通过老师嘴唇的一翕一合了解并能明白老师所传达给我的一切意思。我站在台上，鼓励大家积极发言提问问题，并在我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会把人类所具有的潜力以及只有通过恒心和毅力才能发掘潜力的寓意表达出来，同时，我也对人类是需要通力合作的的道理作了阐述。
虽然我和老师去了很多地方演讲了，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再说话技巧上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有时候我在台上演讲，台下的观众似乎压根就没有听明白我所表达的意思。
我在竭力改掉我的坏毛病，诸如，演讲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冒出不是怪怪的声音，就是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其实我很焦急，我也试图竭力发出清脆的声音来，但是，没用。
最为尴尬的是，我越想把某句话说清楚，用以突出重点，但是我的舌头却似乎越在跟我作对，结结巴巴僵硬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越急，越慌，但情况却越糟糕。我最怕台下移动椅子和场外传来的车辆声了，因为这个声音足以淹没我演讲的声音让我感到焦躁不安，令我感到不自在，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会想到也许没有人的演讲比我的更糟糕的了吧。
但是，庆幸的是，我正常的演讲，并没有一个人离席，他们会一直听到我演讲完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的，上台来为我鼓励加油。
与我笨拙的演讲成鲜明对比的是莎莉文老师的演讲，她的口才很好，总能把人带入到她演讲的意境中去，老师在讲到如何教导我的过程中，总是令台下的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当然，也包括我，每次听到感动之处时，都会忘了给老师拍手。
我和老师的演讲渐渐由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扩大到范围较远的地方去了。
在1913年，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我和老师抵达了华盛顿进行演讲，期间，我收到了联合通讯社给我的稿子，让我把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用演讲形势，汇报给大家听，因此，我亲历了就职典礼的全过程。
典礼的当天大片大片的阴云遮挡住了太阳，但是，这一天对于阅兵仪式来说确实非常的适合，整个华盛顿区热闹非凡，大家纷纷跑到最高最佳的地方来一睹典礼的盛况。整齐开列的部队在军乐队的带领下，个个精神抖擞器宇轩昂，他们的这种精神另观看的群众为之惊叹，大家欢呼着，为有这样的军队而自豪。在一切热烈和欢喜的气氛中，我也是感触万千：“如果这些年轻有为的军士们能够一直这样，穿戴整齐，对着典礼仪式敬礼不被卷入残酷的战争中来，该有多好。”
可是，世事难料，时间蹉跎过一小步，就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很战争，但是我，无能为力！
是的，我又有什么能力阻止得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