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信心与希望(2)
等到圣诞节来临时，母亲和妹妹过来和我一起过节了。吉尔曼先生非常照顾我们，他同意让米珠丽也进入剑桥中学学习。这样她可以一边学习一边陪伴我。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剑桥中学度过了六个月的非常愉快的时光。
1897年6 月29日到7 月3 日这几天，我去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很多，比如初级和高级德语、英语、希腊文、法语、拉丁语、英语，以及罗马史等。考试花了9个小时。我科科都及格了，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德语和英语居然得了个“优”，这可是我没想到的。
现在，我回想起当时考试的情形还觉得兴奋不已。当时考试分初级考试和高级考试，每个科目加起来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 分。每场考试至少要得到15分。入学考试很严格，考试时，试卷会在早晨9 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允许写名字，只写号码。当时我的号码是233 。因为我的特殊情况——我是用打字机来答题的，所以我的试卷是公开的。
为了不让打字机发出的声音影响到别人，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中答题。门口有人守着，吉尔曼先生负责把试题用手语拼写的方式读给我听。
第一天进行的是德语考试，我的老师吉尔曼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先是把试卷给我通读一遍，我再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对我来讲，这些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机答题时，心里非常紧张。我所答的题，吉尔曼先生会再读给我听一遍。我告诉他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他再帮我把正确信息改上去。不过这样便利的考试条件，在我的考试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后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学习后，我填写完答案后就有人读给我听。除非空余的时间很多，不然我绝对没有机会去修改答案。就算时间充裕，我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要修改的地方统一写在试卷的末端。如果某一次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那肯定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复试的时候没有人会帮我读打出来的答案；二是初试的内容很相当一部分我进剑桥学校以前就学习过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历史、英语、法语和德语几科的考试，吉尔曼先生曾把哈佛大学以前考过的题目拿来给我做过。
我答完题吉尔曼先生便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老师，并亲自写了一个证明，说明233 号是我的答卷。其它的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形基本上都差不多，但相对德语它们要容易一些。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希林教授把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还对我说，我的德语已经通过了，且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这使我接下来的考试变得更加顺利，因为我信心倍增，怀着更加轻松愉快的心情顺利完成了接下来几门重要考试。
等到剑桥中学开始上二年级时，我的心中更是满怀希望。不过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我接连遇到了许多困难，那都是意料之外的。这个学年，吉尔曼先生同意我主修数学、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不过非常不幸的是，我的课程都已经开始了，但我主修的几门科目需要的书籍却未能及时印成凸字版。此外，我也缺乏一些课程中所必需的学习工具。加上我所在的这个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根本没法给我进行单独的辅导。这让我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重重。莎莉文老师需要给我读所有的书，还要每天给我翻译老师所讲的内容。她的双手虽灵巧，但也开始不堪重负。这是11年来我从未遇到过的。
按规定的话，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都应该在课堂上完成，这也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但我都做不到。直到后来我们购置了一架盲文打字机。有了这个工具我才可以 “写”下答题的步骤。我无法看到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些几何图形。我能做到的就是以一个坐垫做依托，再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拼接起来，做成几何图形，以此来弄明白几何图形的概念的方法是。其他的，比如图中出现的字母符号，和假设、推论、证明等步骤，我就只能靠脑子去记忆了。
总而言之，这次的学习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障碍。有时候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就会发脾气。而且我的坏脾气甚至指向了莎莉文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觉得无比愧疚，尤其是对莎莉文老师，我感到惭愧万分。因为她不但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那个默默为我付出而无怨无悔的人，还是一个能为我披荆斩棘，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困难终于开始渐渐消失，因为为我预定的学习工具还有凸字书籍也陆陆续续到达了，我又信心满满的重新投入到学习中去。
前面我曾提到过，对数学我实在没有悟性，所以代数和几何是我最需要努力的两门课程。而且，我对几何图形尤其头疼，就算不断在椅垫上拼那些图形，我还是无法分清楚这些图形各个部分的联系。这种情况直到基思先生来辅导我才有所改善。
谁知一波未停另一波又起，那些困难刚刚克服一点，另外一件意外的事情又跟着发生了，它几乎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的书籍快要到来之前，吉尔曼先生认为我的课程太重，并向莎莉文老师反映了这件事情，且不顾我的一再反对，减少了我的部分课程的课时。
刚开始，我们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用大概5年的时间来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但第一年的学习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让那些老师们——莎莉文老师、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其他老师觉得，我只需再学习两年就可以接受大学入学考试。这一点，居然连吉尔曼先生也表示赞同，不过后来他看到我的学习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他又坚持让我再读3 年。我一开始就反对这个计划，因为我想要与我现在的同学们一同考入大学。
记得11月17日那天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没有去上课，在家休息。虽然莎莉文老师一再跟吉尔曼先生解释那只是小毛病，没什么大碍，休息一下就好。但吉尔曼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认为我生病是因为课业太繁重，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所以他对我的学习计划做了全面的调整，这使得后来的期末考试我没有办法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在这一点上，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老师的意见并不统一，后来母亲决定让我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回家，这是大家都没有料想到的。
经历了短暂的耽搁后，母亲请来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由他来担任我的辅导老师，指导我继续学习。在1898年2 月至7 月这几个月间，几乎每星期基思先生都会来两趟伦萨姆，教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等，莎莉文老师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
1898年10月份时，我们再次返回波士顿，在接下来的近八个月内，基思先生每周为我授课5次，每一次授课的时间为1小时。每次的课都是先回顾上堂课的内容，解释不明白的地方，再布置新的作业。他走时把我一周内用打字机做的练习题带回去仔细修改，等下次来时再还给我。
为大学入学考试顺利通过而做的准备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时自己听起来更轻松易懂，这不像在大班里上课，因为单独听课不会因为时间紧急而变得手忙脚乱。家庭辅导老师会仔细为我讲解课上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所以和以前在学校的学习相比，我学得更快更轻松。不过数学方面依旧是我的软肋，我想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那该多好啊！但就算是在我看来无比难学的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起来。他尽量把问题简单化，让我理解起来更容易。他的这种教学方式让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我开始冷静而合乎逻辑地的推理出答案，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漫无目的去猜想答案。虽然我的愚钝，连约伯也无法忍受，但他却总是宽容有加，表现得慈祥且富有耐心，并且始终对我充满信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这，我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记得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这次考试学院规定莎莉文老师不能为我读试卷，并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由他充当翻译的角色，帮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我们之间的沟通，仅限于盲文，此外便无法交谈。
盲文用来对付语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一旦用到几何和代数上来，困难就出现了。我常常被弄得精疲力竭，感觉又困惑又沮丧。我浪费了大把时间，尤其在代数学习上。我知道美国人一般人可以用3种盲文：美国式、英国式、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中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的表现形式却是大相径庭的。在代数课中，我只用英国式盲文。
在考试进行的前两天，文尼先生给我寄了一份哈佛大学以前用过的代数试题，试题是盲文版的，但它是用美国式的盲文标注的。我很着急，立马给文尼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对上面的符号加上注释。于是，我很快就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开始学习这些新的符号。在代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苦练一些复杂的习题。我还是无法弄明白那些大括号、圆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对此，我和基思先生都愁眉不展气，我们都在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忧，总觉得有什么不祥的预感。第二天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帮我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再详细讲解一遍。
几何考试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让别人帮我把题目写在手上，不知为什么，虽然命题是正确的，但盲文看起来还是很乱。在代数考试时，这种问题就更加凸显了，学过的符号，刚刚还记得，到考试时又想不起来了。且我无法看清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字。我之前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者用心算。基思先生也比较偏重锻炼我心算的能力，但是他没有锻炼我写答卷的能力，所以我答题起来非常吃力。考试的题目我需要反复读才能弄清楚如何解答。
其实，我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符号。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实在太困难了，但是我不怪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答题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无从得知我该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他们无意中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我终究把它们一一克服了。
1897年6 月29日到7 月3 日这几天，我去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很多，比如初级和高级德语、英语、希腊文、法语、拉丁语、英语，以及罗马史等。考试花了9个小时。我科科都及格了，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德语和英语居然得了个“优”，这可是我没想到的。
现在，我回想起当时考试的情形还觉得兴奋不已。当时考试分初级考试和高级考试，每个科目加起来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 分。每场考试至少要得到15分。入学考试很严格，考试时，试卷会在早晨9 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允许写名字，只写号码。当时我的号码是233 。因为我的特殊情况——我是用打字机来答题的，所以我的试卷是公开的。
为了不让打字机发出的声音影响到别人，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中答题。门口有人守着，吉尔曼先生负责把试题用手语拼写的方式读给我听。
第一天进行的是德语考试，我的老师吉尔曼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先是把试卷给我通读一遍，我再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对我来讲，这些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机答题时，心里非常紧张。我所答的题，吉尔曼先生会再读给我听一遍。我告诉他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他再帮我把正确信息改上去。不过这样便利的考试条件，在我的考试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后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学习后，我填写完答案后就有人读给我听。除非空余的时间很多，不然我绝对没有机会去修改答案。就算时间充裕，我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要修改的地方统一写在试卷的末端。如果某一次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那肯定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复试的时候没有人会帮我读打出来的答案；二是初试的内容很相当一部分我进剑桥学校以前就学习过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历史、英语、法语和德语几科的考试，吉尔曼先生曾把哈佛大学以前考过的题目拿来给我做过。
我答完题吉尔曼先生便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老师，并亲自写了一个证明，说明233 号是我的答卷。其它的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形基本上都差不多，但相对德语它们要容易一些。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希林教授把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还对我说，我的德语已经通过了，且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这使我接下来的考试变得更加顺利，因为我信心倍增，怀着更加轻松愉快的心情顺利完成了接下来几门重要考试。
等到剑桥中学开始上二年级时，我的心中更是满怀希望。不过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我接连遇到了许多困难，那都是意料之外的。这个学年，吉尔曼先生同意我主修数学、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不过非常不幸的是，我的课程都已经开始了，但我主修的几门科目需要的书籍却未能及时印成凸字版。此外，我也缺乏一些课程中所必需的学习工具。加上我所在的这个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根本没法给我进行单独的辅导。这让我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重重。莎莉文老师需要给我读所有的书，还要每天给我翻译老师所讲的内容。她的双手虽灵巧，但也开始不堪重负。这是11年来我从未遇到过的。
按规定的话，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都应该在课堂上完成，这也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但我都做不到。直到后来我们购置了一架盲文打字机。有了这个工具我才可以 “写”下答题的步骤。我无法看到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些几何图形。我能做到的就是以一个坐垫做依托，再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拼接起来，做成几何图形，以此来弄明白几何图形的概念的方法是。其他的，比如图中出现的字母符号，和假设、推论、证明等步骤，我就只能靠脑子去记忆了。
总而言之，这次的学习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障碍。有时候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就会发脾气。而且我的坏脾气甚至指向了莎莉文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觉得无比愧疚，尤其是对莎莉文老师，我感到惭愧万分。因为她不但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那个默默为我付出而无怨无悔的人，还是一个能为我披荆斩棘，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困难终于开始渐渐消失，因为为我预定的学习工具还有凸字书籍也陆陆续续到达了，我又信心满满的重新投入到学习中去。
前面我曾提到过，对数学我实在没有悟性，所以代数和几何是我最需要努力的两门课程。而且，我对几何图形尤其头疼，就算不断在椅垫上拼那些图形，我还是无法分清楚这些图形各个部分的联系。这种情况直到基思先生来辅导我才有所改善。
谁知一波未停另一波又起，那些困难刚刚克服一点，另外一件意外的事情又跟着发生了，它几乎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的书籍快要到来之前，吉尔曼先生认为我的课程太重，并向莎莉文老师反映了这件事情，且不顾我的一再反对，减少了我的部分课程的课时。
刚开始，我们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用大概5年的时间来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但第一年的学习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让那些老师们——莎莉文老师、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其他老师觉得，我只需再学习两年就可以接受大学入学考试。这一点，居然连吉尔曼先生也表示赞同，不过后来他看到我的学习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他又坚持让我再读3 年。我一开始就反对这个计划，因为我想要与我现在的同学们一同考入大学。
记得11月17日那天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没有去上课，在家休息。虽然莎莉文老师一再跟吉尔曼先生解释那只是小毛病，没什么大碍，休息一下就好。但吉尔曼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认为我生病是因为课业太繁重，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所以他对我的学习计划做了全面的调整，这使得后来的期末考试我没有办法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在这一点上，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老师的意见并不统一，后来母亲决定让我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回家，这是大家都没有料想到的。
经历了短暂的耽搁后，母亲请来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由他来担任我的辅导老师，指导我继续学习。在1898年2 月至7 月这几个月间，几乎每星期基思先生都会来两趟伦萨姆，教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等，莎莉文老师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
1898年10月份时，我们再次返回波士顿，在接下来的近八个月内，基思先生每周为我授课5次，每一次授课的时间为1小时。每次的课都是先回顾上堂课的内容，解释不明白的地方，再布置新的作业。他走时把我一周内用打字机做的练习题带回去仔细修改，等下次来时再还给我。
为大学入学考试顺利通过而做的准备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时自己听起来更轻松易懂，这不像在大班里上课，因为单独听课不会因为时间紧急而变得手忙脚乱。家庭辅导老师会仔细为我讲解课上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所以和以前在学校的学习相比，我学得更快更轻松。不过数学方面依旧是我的软肋，我想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那该多好啊！但就算是在我看来无比难学的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起来。他尽量把问题简单化，让我理解起来更容易。他的这种教学方式让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我开始冷静而合乎逻辑地的推理出答案，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漫无目的去猜想答案。虽然我的愚钝，连约伯也无法忍受，但他却总是宽容有加，表现得慈祥且富有耐心，并且始终对我充满信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这，我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记得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这次考试学院规定莎莉文老师不能为我读试卷，并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由他充当翻译的角色，帮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我们之间的沟通，仅限于盲文，此外便无法交谈。
盲文用来对付语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一旦用到几何和代数上来，困难就出现了。我常常被弄得精疲力竭，感觉又困惑又沮丧。我浪费了大把时间，尤其在代数学习上。我知道美国人一般人可以用3种盲文：美国式、英国式、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中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的表现形式却是大相径庭的。在代数课中，我只用英国式盲文。
在考试进行的前两天，文尼先生给我寄了一份哈佛大学以前用过的代数试题，试题是盲文版的，但它是用美国式的盲文标注的。我很着急，立马给文尼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对上面的符号加上注释。于是，我很快就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开始学习这些新的符号。在代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苦练一些复杂的习题。我还是无法弄明白那些大括号、圆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对此，我和基思先生都愁眉不展气，我们都在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忧，总觉得有什么不祥的预感。第二天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帮我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再详细讲解一遍。
几何考试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让别人帮我把题目写在手上，不知为什么，虽然命题是正确的，但盲文看起来还是很乱。在代数考试时，这种问题就更加凸显了，学过的符号，刚刚还记得，到考试时又想不起来了。且我无法看清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字。我之前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者用心算。基思先生也比较偏重锻炼我心算的能力，但是他没有锻炼我写答卷的能力，所以我答题起来非常吃力。考试的题目我需要反复读才能弄清楚如何解答。
其实，我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符号。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实在太困难了，但是我不怪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答题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无从得知我该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他们无意中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我终究把它们一一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