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太子位，为何悬而不决(4)
除掉孔融，不能说杀就杀，他曹操可不想背负滥杀无辜的罪名。最妥当的方式就是谋杀。其要领在于周密、严谨的部署策划。尤其是像孔融这样的名士，既要杀得服众，又要杀一儆百。于是，他让新任命的御史大夫郗虑罗列孔融的罪名，这罪名还不能是一个，要多个。接着又指使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书奏告孔融的罪状，当以重罪处置。郗虑很快就搜罗到给孔融定罪的证据——孔融曾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的“刘”字。而且，孔融任北海相时，曾召集徒众，毁谤朝廷，拥袁绍篡位，并在最近还一直与刘备保持联系。要说这罪名够大了。可曹操认为，仅此一项罪名还达不到他预想的目的，命郗虑继续搜罗。于是，郗虑又很快收集到孔融两大罪名：一个是不尊重先哲，孔融曾和祢衡互相吹嘘，祢衡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回赞祢衡是“颜回复生”。另一个是不尊孝道，闹饥荒的时候，孔融教化人道：如果为父的不好，你宁肯把东西送给别人吃，让父饿死；而母亲和儿子没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后就毫无关系了。
得，两大罪名，不忠不孝。若鼻孔流血，只是火旺，若七窍流血，你死定了。实际上，仅谋反一项罪名就足以干掉孔融了，为什么曹丞相偏偏要两项罪名呢？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其一，汉朝是主张以孝道治天下的。曹操的精明和诡诈就在于，以不孝定孔融的罪，不仅杀了心头之患，而且表明自己遵循孝道，维护汉室。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笼络人心的角度，都让自己得利占理，可谓是一箭双雕。其二，将不孝罪名放在谋反罪前面，作为“主罪”，也显示自己的大度，你孔融通敌刘备，也可以不杀你，你也可以去投奔他，我曹操爱才，决不滥杀人才。但你不孝，又加上谋反的“副罪”，那你就必须处死，属于“挥泪斩”。其三，以言论治罪，也给恃才傲物或沽名钓誉者一个警示，不许妄自尊大，不许讲怪话——讽刺、挖苦、指桑骂槐绝不是活跃政治空气，而是作乱，唯恐天下不乱。在专制的政权里，你们应该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四，这两大罪名，足可证明孔融人品有问题，背叛了祖宗，大逆不道。肉体杀掉，还消灭你的名誉，让你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由此，曹操在贴满街市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礼，谤讪朝廷，欲规不轨，虽肆市朝，犹恨其晚。这个即令行刑的布告，充分表达出了曹操的愤怒——“犹恨其晚”，杀你杀晚了，早该杀掉你了！
孔融及全家一并诛杀。孔融时年五十五岁，比曹操大一岁许。因其罪名极重，甚至直到西晋时陈寿著《三国志》，都不敢为孔融立传，成为该史书中缺少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孔融的言论和品格仍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着影响。杀孔融被视为曹操“奸白脸”的污点之一。这也可能与曹操长期在中国历史上被妖魔化了有关。
当初，孔融来到许都，投入曹操阵营，曹操对他倍加推崇任用，他对曹操也是十分仰慕。讨伐董卓之时，他就曾写六言诗赞道：“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当时感召和影响了一些贤士良才归顺了曹操。曹操挟天子迁许地，他也颇为赞同，继而又写六言诗抒发胸臆：“从洛迁到许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曹操起初曾把孔融请到自己府上做客，让曹丕、曹植等诸子拜他为文章宗师。曹丕倒是十分欣赏孔融的文辞，这对他后来写《典论·论文》受益匪浅，且论孔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孔融虽亦擅诗赋，但多以文论为主，其内容大抵为伸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就其文辞的艺术而言，则是曹植所喜欢的。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曹植对这位名儒却敬而远之了，觉得这位老夫子只尚空谈，又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圣儒出身，博涉多览，智慧卓异，当世豪俊都不如他，常以安邦定国为己任，但志大才疏，华而不实。自来许都后，每逢朝会，引经据典，议论纵横，滔滔不绝，满朝公卿大夫都成了陪衬，但不识时务，所提建议往往与实际南辕北辙，甚又故作高深，爱显摆，令人玄奥得摸不着头脑。
有一次，曹操回到家中，见曹丕写的文章被孔融作了多处批改，便问曹丕道：“诗以咏志，文以载道，你看出孔文举以何为道？”
曹丕说：“忠孝礼义信，唯仁政者道矣。”
曹操狡黠地笑了笑，而后又去看曹植在做什么。
曹植正挥毫习练屈原的《九歌》。
曹操即问：“近日你为何不向文举大师求教？”
曹植直言道：“孔大师诗文除两首六言者叙董卓作乱及献帝迁许史事，为咏史一类外，其他使我索然无趣。”
曹操又问：“为何？”
曹植答：“他胜过屈子否？让他多教化哥哥好了，我与子桓各有偏好。”
不曾想到，名满天下的孔融竟被父亲罗罪诛杀。曹植心里很沉闷，很压抑，也很惶惑。从周不疑之死到孔融被诛杀，他一直都在想：这究竟为什么？他知道，孔融是效忠于汉朝天子的，其狂傲骄纵，口无遮拦的奇谈怪论，成为总揽朝政的父王推行自己政治目的的最大障碍之一，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显然，正因为孔融越来越看出了父王的“所图”，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与之唱反调。
说来也是，你孔融在曹丞相手下当差，如此目中无人，且蜚语灼耳，岂不是自讨苦果子吃吗？
譬如，曹操颁布一项禁酒令，说酗酒会亡国，必须严禁。是因当时是饥年，却又不得不用兵，禁酒的目的是让大家不喝酒，将粮食用来补充兵用。可孔融不干了，跳出来高谈阔论，说自古以来，亡国的还有女人，怎么不把女人一起禁了？曹操无言以对。接下来便引出他讽刺曹丕纳袁熙妻甄氏为妾，比喻成“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以为孔融学识渊博，便问“出何经典”，孔融则捉弄似的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气得曹操头风病发作。还有曹操要杀杨彪，因为杨彪是袁术的亲戚，孔融当着众臣拿自己的官职来威胁：“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只好免杀杨彪，杨彪称患腿疾十余载不出，荒老家中。然而，这些似乎并不能够成为曹操将他杀掉的理由，而只能作为曹操杀他的动机。而事实上曹操也“然以融名垂天下，外相容忍”，这就更加剧了这位孔子二十世孙的自我膨胀，更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大事小事，处处作对。而这也就罢了，但在军国要事上，他也与曹操作对，比如官渡之战、北征乌桓，郭嘉、荀彧、荀攸力主出师，而孔融却拉一些士臣发表悲观言论，这对曹操集团造成多么大的打击，也使曹操对他的妒恨愈加酷烈。实际上，孔融追随献帝，是希望世家大族的袁绍获胜，以便恢复世家大族和名士的统治地位。而宦家出身的曹操，是他这位名士所不耻的，这也是孔融敢与曹操处处作对的原因之一。而曹操居然能让这样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虽然有出于其地位、名望的顾虑，也不得不佩服曹操的忍耐力和感叹孔融的愚蠢。
曹丕、曹植对孔融的评判倒是也有一致的认知：孔融的确没有什么内政军事才能，更不要说有什么谋略了，他既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文儒，又是个老气横秋、浮华交会的俗夫，不会做官，又总想当官；不会察言观色，更不会韬光养晦；倘若他只是“脾气耿直”，曹操还不至将他杀掉。糟糕就糟糕在他并没有超凡脱俗，其性格如同绝大部分的名士一样，骄傲狂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但他只是发表言论，也没有做什么值得杀头的大罪。曹操杀了他，后来曹丕却下令千金征募他的文章，如果孔融真是欲规不轨，那曹丕也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历史上有一种声音流传至今：孔融之死，亦属自为，与其替他喊冤，不如从他的性格中找出他的悲剧发生的根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他的《临终诗》倒是最后抒发了他内心的悲观与绝望。
孔融死后，曹操在邺下文人圈里进行了一番大讨论。这些文人大都识相，个个口诛笔伐，认为孔融当杀无赦。曹操明白，这只是舆论的需要，作些表面文章。但他最关注的是儿子们的态度。一次，他私下探问曹丕、曹植：融之罪当诛还是当免？曹丕说：其罪当罚，若不置死，可用其之长仿司马迁撰史著文论。曹植说：杀之可惜，不杀可恨，若他不死恐比死前更甚，量他才疏，束之高阁，岂能与史太公相提并论呢？曹操最后道出真意：汝等所说似乎都有些道理，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矣，诛他意为汝等解虑也！
曹丕、曹植听了，顿然所悟。
孔融被诛杀后，静若观火、韬光养晦的司马懿走进了曹氏父子的视野。他被曹操辟为文掾，协曹丕、曹植诸子演修文论策略。司马懿所言所行颇受曹丕青睐，而曹植对司马懿却显得冷淡，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人表面谦卑和善，内里城府很深，精于谋算。然而，司马懿似乎算准了什么，经常与曹丕游处。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正处在为曹操效命的“试用期”，一定要三思而行，谨慎小心，切莫乱了方寸。
《三国志》裴注记：司马懿（179—251），字仲达，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受曹操征召，为其效命。曹操逐渐察觉他有雄心豪志，又发现他有“狼顾之相”，心里很是忌讳。所谓“狼顾”，是说狼头能环顾前后，进可攻，退可反噬。曹操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甘为臣下之人，必会干预曹家族事。但曹丕与司马懿一见如故，非常依赖，总是回护他而得以无事。司马懿确也勤于职守，夜以忘寝，遂使曹操安心，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主簿等职。后佐助曹丕，“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与陈群、吴质、朱铄并称“四友”。这是后话。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家父子兴兵南下，攻伐荆州。曹操这次出征把云集邺下的诸多文人名士也都带上，随军而行，旨在让他们“见见世面”，亲睹战场厮杀多么残酷无情，曹家父子打江山是多么不易。
六
出乎意料，曹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荆州。
原来，得知曹操进攻荆州的消息，荆州牧刘表突然病卒，小儿子刘琮即位。说起刘表家事，与袁绍颇为相似。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最初刘表颇宠爱刘琦，后来刘琮娶刘表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及其娘家人都偏袒刘琮，在刘表面前尽说刘琦的坏话，以致刘表对刘琦不再看好，命他出任江夏太守。刘表死后，蔡氏的弟弟蔡瑁和刘表的外甥张允合在一起，拥护刘琮。刘琮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听从蒯越、傅巽等人建议，投降曹操。
不战而得荆州，曹操好不惊喜，收编降军七八万余，得水军大小船舰一千多艘。曹操还论功封赏，任刘琮为青州刺史，蒯越等谋将皆被封侯。而另一大收获是，名望甚高的邯郸淳、大名鼎鼎的才子王粲，以及音乐大师杜夔、书法家梁鹄等一并为曹操所纳。
王粲被辟为丞相掾属，赐爵关内侯，时三十二岁。至此，被称誉为“建安七子”的才俊们，皆汇聚荆州。自孔融死后，便由此以王粲居其首，其余依次为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
王粲，字仲宣，出身名门世族，其曾祖父、祖父都曾位至三公，其父也曾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十四岁时，遭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著名学者蔡邕当时在朝中任职，虽时局极端混乱，但门前仍经常车马拥塞，家中宾客满座。一次，王粲前去拜访蔡邕，蔡邕匆忙起身，倒趿着鞋子出迎。众人见他年龄不大，身材矮小，却受到蔡邕如此礼遇，无不感到惊奇。蔡邕指着王粲对大家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极有才识，虽年少亦学富五车，我是不如他的。”可见当年王粲已脱颖而出。不久，董卓余党李催、郭汜作乱长安，王粲避乱荆州，投奔刘表。不料想，刘表虽外貌儒雅而内心多忌，且对王粲丑陋的容貌、瘦弱的身材和不拘小节的言谈举止看不上眼，王粲一住十五年未能得到重用，心情常常抑郁寡欢。刘表死后，王粲规劝刘琮“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曹操十分看中王粲，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往往提笔即成，而且见识广博，常能有问必答。曹操游观出入，常将王粲带在身边。
刘桢，字公干，博学多才，八九岁时，即诵背《论语》及诗赋数万言。投归曹操后，被命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卓识多闻，下笔成章，性情恬淡，对为官作宦不感兴趣，投归曹操后，被命为司空军谋祭酒，后转为五官将文学。
陈琳，字孔璋，初为何进主簿，何进被杀后北依袁绍，他那篇《为袁绍檄豫州》便是代袁绍捉刀，把曹操及其祖宗十八代痛骂一通：“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 狡锋协，好乱乐祸……”曹操看到这句子犹如万箭穿心，脑袋亦如钢针在戳，使他的头风病大发作。曹操击败袁绍后，陈琳归降曹操，任其发落。曹操喝问他道：“你为袁本初作文章，倒也罢，但只可向我一人发难，再多的罪恶也是我曹操一人所为，何至于上及我的父母？”陈琳说：“当时意在营造舆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大笑，这一笑便泯去所有旧怨，当即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
得，两大罪名，不忠不孝。若鼻孔流血，只是火旺，若七窍流血，你死定了。实际上，仅谋反一项罪名就足以干掉孔融了，为什么曹丞相偏偏要两项罪名呢？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其一，汉朝是主张以孝道治天下的。曹操的精明和诡诈就在于，以不孝定孔融的罪，不仅杀了心头之患，而且表明自己遵循孝道，维护汉室。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笼络人心的角度，都让自己得利占理，可谓是一箭双雕。其二，将不孝罪名放在谋反罪前面，作为“主罪”，也显示自己的大度，你孔融通敌刘备，也可以不杀你，你也可以去投奔他，我曹操爱才，决不滥杀人才。但你不孝，又加上谋反的“副罪”，那你就必须处死，属于“挥泪斩”。其三，以言论治罪，也给恃才傲物或沽名钓誉者一个警示，不许妄自尊大，不许讲怪话——讽刺、挖苦、指桑骂槐绝不是活跃政治空气，而是作乱，唯恐天下不乱。在专制的政权里，你们应该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四，这两大罪名，足可证明孔融人品有问题，背叛了祖宗，大逆不道。肉体杀掉，还消灭你的名誉，让你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由此，曹操在贴满街市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礼，谤讪朝廷，欲规不轨，虽肆市朝，犹恨其晚。这个即令行刑的布告，充分表达出了曹操的愤怒——“犹恨其晚”，杀你杀晚了，早该杀掉你了！
孔融及全家一并诛杀。孔融时年五十五岁，比曹操大一岁许。因其罪名极重，甚至直到西晋时陈寿著《三国志》，都不敢为孔融立传，成为该史书中缺少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孔融的言论和品格仍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着影响。杀孔融被视为曹操“奸白脸”的污点之一。这也可能与曹操长期在中国历史上被妖魔化了有关。
当初，孔融来到许都，投入曹操阵营，曹操对他倍加推崇任用，他对曹操也是十分仰慕。讨伐董卓之时，他就曾写六言诗赞道：“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当时感召和影响了一些贤士良才归顺了曹操。曹操挟天子迁许地，他也颇为赞同，继而又写六言诗抒发胸臆：“从洛迁到许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曹操起初曾把孔融请到自己府上做客，让曹丕、曹植等诸子拜他为文章宗师。曹丕倒是十分欣赏孔融的文辞，这对他后来写《典论·论文》受益匪浅，且论孔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孔融虽亦擅诗赋，但多以文论为主，其内容大抵为伸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就其文辞的艺术而言，则是曹植所喜欢的。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曹植对这位名儒却敬而远之了，觉得这位老夫子只尚空谈，又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圣儒出身，博涉多览，智慧卓异，当世豪俊都不如他，常以安邦定国为己任，但志大才疏，华而不实。自来许都后，每逢朝会，引经据典，议论纵横，滔滔不绝，满朝公卿大夫都成了陪衬，但不识时务，所提建议往往与实际南辕北辙，甚又故作高深，爱显摆，令人玄奥得摸不着头脑。
有一次，曹操回到家中，见曹丕写的文章被孔融作了多处批改，便问曹丕道：“诗以咏志，文以载道，你看出孔文举以何为道？”
曹丕说：“忠孝礼义信，唯仁政者道矣。”
曹操狡黠地笑了笑，而后又去看曹植在做什么。
曹植正挥毫习练屈原的《九歌》。
曹操即问：“近日你为何不向文举大师求教？”
曹植直言道：“孔大师诗文除两首六言者叙董卓作乱及献帝迁许史事，为咏史一类外，其他使我索然无趣。”
曹操又问：“为何？”
曹植答：“他胜过屈子否？让他多教化哥哥好了，我与子桓各有偏好。”
不曾想到，名满天下的孔融竟被父亲罗罪诛杀。曹植心里很沉闷，很压抑，也很惶惑。从周不疑之死到孔融被诛杀，他一直都在想：这究竟为什么？他知道，孔融是效忠于汉朝天子的，其狂傲骄纵，口无遮拦的奇谈怪论，成为总揽朝政的父王推行自己政治目的的最大障碍之一，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显然，正因为孔融越来越看出了父王的“所图”，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与之唱反调。
说来也是，你孔融在曹丞相手下当差，如此目中无人，且蜚语灼耳，岂不是自讨苦果子吃吗？
譬如，曹操颁布一项禁酒令，说酗酒会亡国，必须严禁。是因当时是饥年，却又不得不用兵，禁酒的目的是让大家不喝酒，将粮食用来补充兵用。可孔融不干了，跳出来高谈阔论，说自古以来，亡国的还有女人，怎么不把女人一起禁了？曹操无言以对。接下来便引出他讽刺曹丕纳袁熙妻甄氏为妾，比喻成“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以为孔融学识渊博，便问“出何经典”，孔融则捉弄似的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气得曹操头风病发作。还有曹操要杀杨彪，因为杨彪是袁术的亲戚，孔融当着众臣拿自己的官职来威胁：“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只好免杀杨彪，杨彪称患腿疾十余载不出，荒老家中。然而，这些似乎并不能够成为曹操将他杀掉的理由，而只能作为曹操杀他的动机。而事实上曹操也“然以融名垂天下，外相容忍”，这就更加剧了这位孔子二十世孙的自我膨胀，更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大事小事，处处作对。而这也就罢了，但在军国要事上，他也与曹操作对，比如官渡之战、北征乌桓，郭嘉、荀彧、荀攸力主出师，而孔融却拉一些士臣发表悲观言论，这对曹操集团造成多么大的打击，也使曹操对他的妒恨愈加酷烈。实际上，孔融追随献帝，是希望世家大族的袁绍获胜，以便恢复世家大族和名士的统治地位。而宦家出身的曹操，是他这位名士所不耻的，这也是孔融敢与曹操处处作对的原因之一。而曹操居然能让这样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虽然有出于其地位、名望的顾虑，也不得不佩服曹操的忍耐力和感叹孔融的愚蠢。
曹丕、曹植对孔融的评判倒是也有一致的认知：孔融的确没有什么内政军事才能，更不要说有什么谋略了，他既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文儒，又是个老气横秋、浮华交会的俗夫，不会做官，又总想当官；不会察言观色，更不会韬光养晦；倘若他只是“脾气耿直”，曹操还不至将他杀掉。糟糕就糟糕在他并没有超凡脱俗，其性格如同绝大部分的名士一样，骄傲狂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但他只是发表言论，也没有做什么值得杀头的大罪。曹操杀了他，后来曹丕却下令千金征募他的文章，如果孔融真是欲规不轨，那曹丕也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历史上有一种声音流传至今：孔融之死，亦属自为，与其替他喊冤，不如从他的性格中找出他的悲剧发生的根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他的《临终诗》倒是最后抒发了他内心的悲观与绝望。
孔融死后，曹操在邺下文人圈里进行了一番大讨论。这些文人大都识相，个个口诛笔伐，认为孔融当杀无赦。曹操明白，这只是舆论的需要，作些表面文章。但他最关注的是儿子们的态度。一次，他私下探问曹丕、曹植：融之罪当诛还是当免？曹丕说：其罪当罚，若不置死，可用其之长仿司马迁撰史著文论。曹植说：杀之可惜，不杀可恨，若他不死恐比死前更甚，量他才疏，束之高阁，岂能与史太公相提并论呢？曹操最后道出真意：汝等所说似乎都有些道理，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矣，诛他意为汝等解虑也！
曹丕、曹植听了，顿然所悟。
孔融被诛杀后，静若观火、韬光养晦的司马懿走进了曹氏父子的视野。他被曹操辟为文掾，协曹丕、曹植诸子演修文论策略。司马懿所言所行颇受曹丕青睐，而曹植对司马懿却显得冷淡，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人表面谦卑和善，内里城府很深，精于谋算。然而，司马懿似乎算准了什么，经常与曹丕游处。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正处在为曹操效命的“试用期”，一定要三思而行，谨慎小心，切莫乱了方寸。
《三国志》裴注记：司马懿（179—251），字仲达，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受曹操征召，为其效命。曹操逐渐察觉他有雄心豪志，又发现他有“狼顾之相”，心里很是忌讳。所谓“狼顾”，是说狼头能环顾前后，进可攻，退可反噬。曹操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甘为臣下之人，必会干预曹家族事。但曹丕与司马懿一见如故，非常依赖，总是回护他而得以无事。司马懿确也勤于职守，夜以忘寝，遂使曹操安心，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主簿等职。后佐助曹丕，“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与陈群、吴质、朱铄并称“四友”。这是后话。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家父子兴兵南下，攻伐荆州。曹操这次出征把云集邺下的诸多文人名士也都带上，随军而行，旨在让他们“见见世面”，亲睹战场厮杀多么残酷无情，曹家父子打江山是多么不易。
六
出乎意料，曹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荆州。
原来，得知曹操进攻荆州的消息，荆州牧刘表突然病卒，小儿子刘琮即位。说起刘表家事，与袁绍颇为相似。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最初刘表颇宠爱刘琦，后来刘琮娶刘表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及其娘家人都偏袒刘琮，在刘表面前尽说刘琦的坏话，以致刘表对刘琦不再看好，命他出任江夏太守。刘表死后，蔡氏的弟弟蔡瑁和刘表的外甥张允合在一起，拥护刘琮。刘琮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听从蒯越、傅巽等人建议，投降曹操。
不战而得荆州，曹操好不惊喜，收编降军七八万余，得水军大小船舰一千多艘。曹操还论功封赏，任刘琮为青州刺史，蒯越等谋将皆被封侯。而另一大收获是，名望甚高的邯郸淳、大名鼎鼎的才子王粲，以及音乐大师杜夔、书法家梁鹄等一并为曹操所纳。
王粲被辟为丞相掾属，赐爵关内侯，时三十二岁。至此，被称誉为“建安七子”的才俊们，皆汇聚荆州。自孔融死后，便由此以王粲居其首，其余依次为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
王粲，字仲宣，出身名门世族，其曾祖父、祖父都曾位至三公，其父也曾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十四岁时，遭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著名学者蔡邕当时在朝中任职，虽时局极端混乱，但门前仍经常车马拥塞，家中宾客满座。一次，王粲前去拜访蔡邕，蔡邕匆忙起身，倒趿着鞋子出迎。众人见他年龄不大，身材矮小，却受到蔡邕如此礼遇，无不感到惊奇。蔡邕指着王粲对大家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极有才识，虽年少亦学富五车，我是不如他的。”可见当年王粲已脱颖而出。不久，董卓余党李催、郭汜作乱长安，王粲避乱荆州，投奔刘表。不料想，刘表虽外貌儒雅而内心多忌，且对王粲丑陋的容貌、瘦弱的身材和不拘小节的言谈举止看不上眼，王粲一住十五年未能得到重用，心情常常抑郁寡欢。刘表死后，王粲规劝刘琮“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曹操十分看中王粲，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往往提笔即成，而且见识广博，常能有问必答。曹操游观出入，常将王粲带在身边。
刘桢，字公干，博学多才，八九岁时，即诵背《论语》及诗赋数万言。投归曹操后，被命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卓识多闻，下笔成章，性情恬淡，对为官作宦不感兴趣，投归曹操后，被命为司空军谋祭酒，后转为五官将文学。
陈琳，字孔璋，初为何进主簿，何进被杀后北依袁绍，他那篇《为袁绍檄豫州》便是代袁绍捉刀，把曹操及其祖宗十八代痛骂一通：“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 狡锋协，好乱乐祸……”曹操看到这句子犹如万箭穿心，脑袋亦如钢针在戳，使他的头风病大发作。曹操击败袁绍后，陈琳归降曹操，任其发落。曹操喝问他道：“你为袁本初作文章，倒也罢，但只可向我一人发难，再多的罪恶也是我曹操一人所为，何至于上及我的父母？”陈琳说：“当时意在营造舆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大笑，这一笑便泯去所有旧怨，当即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