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2)
有人说，这份密约是由慈禧太后做主签订，并由督办军务处的王大臣进行协助的，并非是李鸿章的本意等等。虽然如此，莫斯科的条约草案，是出自于谁的手里呢？这一点是根本无法回避的！自此条约的原文被登报公开以后，各国的报社都接到了大量的电报、书信，人们对此半信半疑，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不震惊失色。李鸿章在出访欧洲的时候，各国都不断地向其询问此事，他却只是一味地敷衍和应付。当年七月，在莫斯科已经签字画押的条约草案到达北京。喀希尼直接拿着它去和总理衙门交涉。皇帝和总理衙门，都还不知道有这件事，对此感到异常惊愕和愤怒，表示坚决不同意。喀希尼于是又通过贿赂买通慈禧太后，在她面前说好话，陈述利弊，并运用各种手段进行诱导、胁迫。之后慈禧太后便严厉地责备光绪皇帝，直接命令将这份条约交给督办军务处从速办理，不经过总理衙门。西历公元1896年9月30日，光绪皇帝挥泪批准了密约。
李鸿章这次到俄国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出访欧洲各国，都不过是国际交往中的礼节，如果要说真正和外交事务相关的，则只有签订《中俄密约》与商讨增税这两件事情。根据中国旧的税法规定，凡是进口货物，按5%的税率收税。此次因为赔款的缘故，希望增加到7.5%。首先是和俄国商议，俄答应了这个请求。然后和德国、法国进行商议，德国、法国说等待英国的意见。等到了英国以后，李鸿章向英国首相沙士勃雷提出了请求。当时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低谷，而且由于《中俄密约》的缘故，对李鸿章极为不信任，于是英国宰相便借口说要等和在上海等处的英国商人商讨以后才能确定，实际上是委婉地进行了拒绝。这件事便没有成功。
李鸿章这一次出访欧洲，各国都对他礼遇有加，德国人尤其如此，他们都以为李鸿章此行将会购置大量的军舰、大炮、枪支弹药等，而且还会为他们带来种种通商上的便利和优待。等到李鸿章最后什么都没有购买时，欧洲人应该都感到非常的失望。李鸿章到达德国后，拜访了俾斯麦，到达英国后，拜访了格莱斯顿，都相见甚欢，而他们三人都是十九世纪世界上响当当的伟大人物。八月，李鸿章从美洲回到中国。九月十八日，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从这时起到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年）七月，实际上是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里，德国占据胶州，俄国占据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威海卫、九龙，法国占据广州湾，实为中国外交事务最繁多也最危险的时期。
归还辽东这件事，是由俄国首先提出来的，而德国、法国则提供了支持与协助。俄国人与中国签订密约以后，在中国的北方得到了极大的权利，踌躇满志；法国人也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夏之间，得到了云南、缅甸、越南之间的大片土地，又得到了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只有德国则寂寂然没有什么动静。二十三年（1897年）春，德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索要福建的金门岛，被严词拒绝，等到十月份，胶州事件就发生了。
在这件事情上，德国的蛮横无理，人们都有目共睹。虽然如此，中国的外交官身上，也有推辞不了的责任。若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不倚赖于别人也就罢了，既然已经依赖了，也就不能不酬谢别人。能所有人都不酬谢也就罢了，既然已经酬谢了甲、酬谢了乙，那么对丙也应该有所酬谢。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下日本归还了辽东，只有德国没有得到回报，怎么会不激怒他们导致其制造事变呢？不光如此，《中俄密约》中，还声明将胶州湾借给俄国人使用，是俄国人所享有的权利，这样一来，俄国的势力就不只是在东北三省，而是直接侵入到山东。当前正处于西方各国间相互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其他国家怎么会不嫉妒呢？所以德国作出这些蛮横无理的举动，可以说也是在中国的逼迫下而出现的。这一年的十月，爆发了曹州教案，德国的两名教士遇害。德国人听到消息以后，立即率领军舰闯入胶州湾，拔掉中国国旗树起德国国旗，并俘虏了总兵章高元。警报传到总理衙门以后，朝廷马上派人和德国公使进行商议。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只是一味地进行威胁恐吓，对所有的求情和委婉的沟通，一概予以拒绝。想要向他国请求援助，却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为我国说几句公道话。拖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只好忍气吞声地一一答应了德国人所要挟的六件事情，即将胶澳附近方圆百里的土地，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的铁路、矿务，都归德国人来承办等等。
胶州方面的事情刚刚了结，就又有一件重大的事件发生。李鸿章在早些时候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在条约中约定了如果能够在三年内还清赔款，那么就可以免去所有的利息，而且前面所缴纳的利息，也可以还给我们，还可省去威海卫四年驻军的费用，一共能节省白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现在三年的期限马上就要满，政府也想要了结这件公事，于是商议准备继续向国外进行借款。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俄国人准备提供借款，但要求答应在中国北方各省修建铁路并罢免总税务司赫德这两件事。英国人知道以后，立即与俄国人展开了对抗，也想向中国提供借款，并且利息还比俄国更低，但所提出的要求有：一、监督中国的财政；二、从缅甸修建铁路通到长江边上；三、长江流域一带不准许让给其他国家；四、开设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都免除厘金税。当时总理衙门想要答应英国，却立即遭到了俄、法两国的反对，说如果中国向英国借款，会打破西方各国之间的均势局面，于是每天都以粗暴、蛮横的言语来威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里面的人都不胜其苦。正月，总理衙门回绝了各国，表示将不向任何国家借钱，而和日本进行商议，想要延期二十年来偿还，想以此来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境。不料日本竟然不同意。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说真是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于是在赫德的周旋下，最后还是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借到了一千六百万镑，吃了很大的亏，才了结了这件事。
胶州湾原本是《中俄密约》中所规定的俄国势力范围，现在突然被德国人从俄国人的怀里抢了过来，俄国人本来已经非常气愤，又碰上了英、德两国阻碍俄国提供借款这件事，让俄国人感到更加愤怒。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月间，发生了俄国索要旅顺、大连湾的事情。李鸿章作为亲自签订密约的人，想要履行条约却又无法履行，想要推诿却也无可推诿，最终便和俄国公使巴布罗福又新签订了一个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两者邻近相连的海面，租给了俄国，租期为二十五年，并允许俄国人在营口、鸭绿江之间修建铁路，并随意地连接到海边的任何地方。
俄国人占据了旅顺、大连之后，英国借口要保持均势的局面，于是向中国索取威海卫。此时中国对日本的赔款刚刚还清，日本的守兵刚从那里撤退，英国人便依照俄国的前例来租借此港口，以二十五年为期限，其条约所有的细节全都按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来。当时李鸿章与英国公使进行了反复的争辩，英国公使怒斥道：“你只需要去和俄国公使讲，不需要和我讲。俄国公使只要肯罢休，我立即罢休。”李鸿章顿时无言以对，而这狼狈的情景，真是让人感到既可怜又可叹。如果说英国人也算是给了他一丝半点的怜悯的话，那也只是约定若中国以后重新建立了海军，可以借用威海卫来停泊船只而已。
从此以后，中国割地给外国的行为就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当俄国、法国与英国因为借款的事情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借助俄国人的力量，要求得到广州湾，并将其作为在南方的海军基地。当时，英国刚刚逼迫我国政府开放了西江一带作为通商口岸，准备垄断这一带的通商利权，法国人看事情紧急，就效仿德国的做法，也直接闯入了广州湾，然后再谈租借的问题，租期为九十九年。中国政府无力表示反对，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英国又使用了维持均势的说法，请求租借九龙湾来抵制法国，租期也是九十九年。在签订条约的前一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鸿章说：“即使租借了九龙，也不得在其山上构筑炮台。”英国公使气愤地拍着桌子说：“不要再多说了！我国要这块地也是因为贵国把广州湾让给法国而对我香港造成了危害！如果你能够废除广州湾条约，那我们的请求也立刻撤回。”李鸿章听了这话只能忍气吞声，默然流泪而已。此时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十七日。
到五月份时，还有英国和俄国之间激烈纷争的事情发生，即芦汉铁路和牛庄铁路事件。起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在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和比利时某公司订立了借款合同，约定在次年阳历一月交付第一笔借款。等到德国占领胶州以后，该公司忽然违背了之前的约定，称除非更改条约，否则借款无法提供。盛宣怀便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议，与他们另行签订了条约。而新签订的条约里，比利时的公司不过是成为了一个傀儡，实权却全在华俄银行的手中。华俄银行者实际上不只是俄国政府的银行。由于这个条约的缘故，中国黄河以北的地区将全部落入俄国政府的掌控之中，而俄国人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以圣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英国人对此大为嫉妒，于是提议从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由英国来承办，准备以此来截断俄国的铁路。俄国公使则到了总理衙门，对此事进行争辩并表达了强烈反对，英俄两国之间几乎因此而开战，形势极其危急，而且矛头都指向中国政府。各种各样的难题，都集中到了几个外交官的身上。那个时候光绪皇帝刚刚亲政，百废待兴，非常痛恨李鸿章因联俄之举而误了国家大事，于是在七月廿四日，下诏解除了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外交的风波也暂时平息，而李鸿章担任外交官的生涯也就此结束。
[按语：李鸿章在义和团时期的外交，将在本书第十一章中进行论述。 ]
西方人评论说：李鸿章是个“有大手段的外交家”。有的人又说：李鸿章是个“惯用小伎俩的外交家”。外交手段狡猾多端，这并不是一个外交家的不良品质。当今世界，各国并立；处处充满生存竞争，人们看到的常常只有利益。所以西方哲人常说“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看一下各国所称的大外交家们，谁不是靠着狡猾多端的手段而得名的？虽然如此，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固然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但放到世界上来说，就远远地落后了。李鸿章所用的外交手段，主要就是通过联合某个国家来制约另外一个国家，而所谓的联合，也不是平时的结盟，而是临时唆使一下而已，如有一种《战国策》的思想存在心中。看法越战争，会发现他是想唆使英国、德国来制约法国，而在中日战争中，他则想唆使俄国、英国来制约日本，在胶州事件中，他则又想唆使俄国、英国、法国来制约德国，最终却没有哪个收到想要的结果，而且还往往由于这样，丧失得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的事件都不能不说是这个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天底下还没有光靠人就可以生存的。西方的外交家，也曾积极地与其他国结成联盟，但他们都是先有了可以自立的资本，然后才可以通过外交做到牵制他人而不受他人牵制。而今天的中国动不动就说联合某国某国，而不管人家是否愿意联合我们，即使愿和我们联合，也只不过是其他国家的奴隶，是砧板上的鱼肉罢了。李鸿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我想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替代。总而言之，不加强内政，则外交实际上也难以进行下去。以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来说，即使有比李鸿章才干高出十倍的人，他的外交策略也只能是隐忍和迁就于一时。这就是我深深地同情李鸿章的原因。不过，我没有见到过李鸿章在其他的事件中运用他的手段，唯独《中俄密约》是他对日本所采用的手段的结果。用这样的手段，而制造出后来种种的困境，其实也算是他自作自受，我又何必要去同情他呢？
[按语：胶州事件以后的诸多事件，责任不光在李鸿章一人身上，恭亲王、张荫桓也都是总理衙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需要和李鸿章共同承担这些责任，读者对此也不可不知。]
李鸿章这次到俄国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出访欧洲各国，都不过是国际交往中的礼节，如果要说真正和外交事务相关的，则只有签订《中俄密约》与商讨增税这两件事情。根据中国旧的税法规定，凡是进口货物，按5%的税率收税。此次因为赔款的缘故，希望增加到7.5%。首先是和俄国商议，俄答应了这个请求。然后和德国、法国进行商议，德国、法国说等待英国的意见。等到了英国以后，李鸿章向英国首相沙士勃雷提出了请求。当时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低谷，而且由于《中俄密约》的缘故，对李鸿章极为不信任，于是英国宰相便借口说要等和在上海等处的英国商人商讨以后才能确定，实际上是委婉地进行了拒绝。这件事便没有成功。
李鸿章这一次出访欧洲，各国都对他礼遇有加，德国人尤其如此，他们都以为李鸿章此行将会购置大量的军舰、大炮、枪支弹药等，而且还会为他们带来种种通商上的便利和优待。等到李鸿章最后什么都没有购买时，欧洲人应该都感到非常的失望。李鸿章到达德国后，拜访了俾斯麦，到达英国后，拜访了格莱斯顿，都相见甚欢，而他们三人都是十九世纪世界上响当当的伟大人物。八月，李鸿章从美洲回到中国。九月十八日，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从这时起到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年）七月，实际上是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里，德国占据胶州，俄国占据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威海卫、九龙，法国占据广州湾，实为中国外交事务最繁多也最危险的时期。
归还辽东这件事，是由俄国首先提出来的，而德国、法国则提供了支持与协助。俄国人与中国签订密约以后，在中国的北方得到了极大的权利，踌躇满志；法国人也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夏之间，得到了云南、缅甸、越南之间的大片土地，又得到了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只有德国则寂寂然没有什么动静。二十三年（1897年）春，德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索要福建的金门岛，被严词拒绝，等到十月份，胶州事件就发生了。
在这件事情上，德国的蛮横无理，人们都有目共睹。虽然如此，中国的外交官身上，也有推辞不了的责任。若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不倚赖于别人也就罢了，既然已经依赖了，也就不能不酬谢别人。能所有人都不酬谢也就罢了，既然已经酬谢了甲、酬谢了乙，那么对丙也应该有所酬谢。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下日本归还了辽东，只有德国没有得到回报，怎么会不激怒他们导致其制造事变呢？不光如此，《中俄密约》中，还声明将胶州湾借给俄国人使用，是俄国人所享有的权利，这样一来，俄国的势力就不只是在东北三省，而是直接侵入到山东。当前正处于西方各国间相互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其他国家怎么会不嫉妒呢？所以德国作出这些蛮横无理的举动，可以说也是在中国的逼迫下而出现的。这一年的十月，爆发了曹州教案，德国的两名教士遇害。德国人听到消息以后，立即率领军舰闯入胶州湾，拔掉中国国旗树起德国国旗，并俘虏了总兵章高元。警报传到总理衙门以后，朝廷马上派人和德国公使进行商议。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只是一味地进行威胁恐吓，对所有的求情和委婉的沟通，一概予以拒绝。想要向他国请求援助，却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为我国说几句公道话。拖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只好忍气吞声地一一答应了德国人所要挟的六件事情，即将胶澳附近方圆百里的土地，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的铁路、矿务，都归德国人来承办等等。
胶州方面的事情刚刚了结，就又有一件重大的事件发生。李鸿章在早些时候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在条约中约定了如果能够在三年内还清赔款，那么就可以免去所有的利息，而且前面所缴纳的利息，也可以还给我们，还可省去威海卫四年驻军的费用，一共能节省白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现在三年的期限马上就要满，政府也想要了结这件公事，于是商议准备继续向国外进行借款。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俄国人准备提供借款，但要求答应在中国北方各省修建铁路并罢免总税务司赫德这两件事。英国人知道以后，立即与俄国人展开了对抗，也想向中国提供借款，并且利息还比俄国更低，但所提出的要求有：一、监督中国的财政；二、从缅甸修建铁路通到长江边上；三、长江流域一带不准许让给其他国家；四、开设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都免除厘金税。当时总理衙门想要答应英国，却立即遭到了俄、法两国的反对，说如果中国向英国借款，会打破西方各国之间的均势局面，于是每天都以粗暴、蛮横的言语来威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里面的人都不胜其苦。正月，总理衙门回绝了各国，表示将不向任何国家借钱，而和日本进行商议，想要延期二十年来偿还，想以此来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境。不料日本竟然不同意。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说真是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于是在赫德的周旋下，最后还是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借到了一千六百万镑，吃了很大的亏，才了结了这件事。
胶州湾原本是《中俄密约》中所规定的俄国势力范围，现在突然被德国人从俄国人的怀里抢了过来，俄国人本来已经非常气愤，又碰上了英、德两国阻碍俄国提供借款这件事，让俄国人感到更加愤怒。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月间，发生了俄国索要旅顺、大连湾的事情。李鸿章作为亲自签订密约的人，想要履行条约却又无法履行，想要推诿却也无可推诿，最终便和俄国公使巴布罗福又新签订了一个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两者邻近相连的海面，租给了俄国，租期为二十五年，并允许俄国人在营口、鸭绿江之间修建铁路，并随意地连接到海边的任何地方。
俄国人占据了旅顺、大连之后，英国借口要保持均势的局面，于是向中国索取威海卫。此时中国对日本的赔款刚刚还清，日本的守兵刚从那里撤退，英国人便依照俄国的前例来租借此港口，以二十五年为期限，其条约所有的细节全都按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来。当时李鸿章与英国公使进行了反复的争辩，英国公使怒斥道：“你只需要去和俄国公使讲，不需要和我讲。俄国公使只要肯罢休，我立即罢休。”李鸿章顿时无言以对，而这狼狈的情景，真是让人感到既可怜又可叹。如果说英国人也算是给了他一丝半点的怜悯的话，那也只是约定若中国以后重新建立了海军，可以借用威海卫来停泊船只而已。
从此以后，中国割地给外国的行为就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当俄国、法国与英国因为借款的事情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借助俄国人的力量，要求得到广州湾，并将其作为在南方的海军基地。当时，英国刚刚逼迫我国政府开放了西江一带作为通商口岸，准备垄断这一带的通商利权，法国人看事情紧急，就效仿德国的做法，也直接闯入了广州湾，然后再谈租借的问题，租期为九十九年。中国政府无力表示反对，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英国又使用了维持均势的说法，请求租借九龙湾来抵制法国，租期也是九十九年。在签订条约的前一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鸿章说：“即使租借了九龙，也不得在其山上构筑炮台。”英国公使气愤地拍着桌子说：“不要再多说了！我国要这块地也是因为贵国把广州湾让给法国而对我香港造成了危害！如果你能够废除广州湾条约，那我们的请求也立刻撤回。”李鸿章听了这话只能忍气吞声，默然流泪而已。此时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十七日。
到五月份时，还有英国和俄国之间激烈纷争的事情发生，即芦汉铁路和牛庄铁路事件。起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在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和比利时某公司订立了借款合同，约定在次年阳历一月交付第一笔借款。等到德国占领胶州以后，该公司忽然违背了之前的约定，称除非更改条约，否则借款无法提供。盛宣怀便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议，与他们另行签订了条约。而新签订的条约里，比利时的公司不过是成为了一个傀儡，实权却全在华俄银行的手中。华俄银行者实际上不只是俄国政府的银行。由于这个条约的缘故，中国黄河以北的地区将全部落入俄国政府的掌控之中，而俄国人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以圣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英国人对此大为嫉妒，于是提议从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由英国来承办，准备以此来截断俄国的铁路。俄国公使则到了总理衙门，对此事进行争辩并表达了强烈反对，英俄两国之间几乎因此而开战，形势极其危急，而且矛头都指向中国政府。各种各样的难题，都集中到了几个外交官的身上。那个时候光绪皇帝刚刚亲政，百废待兴，非常痛恨李鸿章因联俄之举而误了国家大事，于是在七月廿四日，下诏解除了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外交的风波也暂时平息，而李鸿章担任外交官的生涯也就此结束。
[按语：李鸿章在义和团时期的外交，将在本书第十一章中进行论述。 ]
西方人评论说：李鸿章是个“有大手段的外交家”。有的人又说：李鸿章是个“惯用小伎俩的外交家”。外交手段狡猾多端，这并不是一个外交家的不良品质。当今世界，各国并立；处处充满生存竞争，人们看到的常常只有利益。所以西方哲人常说“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看一下各国所称的大外交家们，谁不是靠着狡猾多端的手段而得名的？虽然如此，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固然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但放到世界上来说，就远远地落后了。李鸿章所用的外交手段，主要就是通过联合某个国家来制约另外一个国家，而所谓的联合，也不是平时的结盟，而是临时唆使一下而已，如有一种《战国策》的思想存在心中。看法越战争，会发现他是想唆使英国、德国来制约法国，而在中日战争中，他则想唆使俄国、英国来制约日本，在胶州事件中，他则又想唆使俄国、英国、法国来制约德国，最终却没有哪个收到想要的结果，而且还往往由于这样，丧失得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的事件都不能不说是这个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天底下还没有光靠人就可以生存的。西方的外交家，也曾积极地与其他国结成联盟，但他们都是先有了可以自立的资本，然后才可以通过外交做到牵制他人而不受他人牵制。而今天的中国动不动就说联合某国某国，而不管人家是否愿意联合我们，即使愿和我们联合，也只不过是其他国家的奴隶，是砧板上的鱼肉罢了。李鸿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我想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替代。总而言之，不加强内政，则外交实际上也难以进行下去。以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来说，即使有比李鸿章才干高出十倍的人，他的外交策略也只能是隐忍和迁就于一时。这就是我深深地同情李鸿章的原因。不过，我没有见到过李鸿章在其他的事件中运用他的手段，唯独《中俄密约》是他对日本所采用的手段的结果。用这样的手段，而制造出后来种种的困境，其实也算是他自作自受，我又何必要去同情他呢？
[按语：胶州事件以后的诸多事件，责任不光在李鸿章一人身上，恭亲王、张荫桓也都是总理衙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需要和李鸿章共同承担这些责任，读者对此也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