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才既不会因取得的成就获得世人赞誉，也不会因犯下的过错而遭受世人唾弃。如果一个人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他，那是不是就可以说他是非同寻常的奸雄？如果一个人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他，那是不是就可以称他为千古英豪？虽然这么说，但是“天下人”当中，庸常的人总是成百上千，而超乎寻常的人则是千百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如果我们总是从常人的观点和视角来看待和评判那些超乎寻常的人的话，又怎么会是可信的呢？所以，得到全天下人赞誉的人，未必不是一个见识浅陋、胆小无能的伪君子，而受到全天下人唾骂的人，也未必不是一个才识出众、胆识过人的伟人。古语说：“盖棺论定”，但我却发现有不少在“盖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都没有定论的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肯定一个人，或者是去否定一个人，说好的还是说好，说坏的还是说坏，评论者又怎么吸纳和借鉴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呢？如果说世间有这样一个人，称赞他的成千上万，骂他的人也成千上万；称赞他的人将其称赞到了极点，骂他的人也骂到了极致。现在所被骂的，刚好和之前所被赞美的相抵消；所受到的各种称赞，也足以和受到的痛骂相抵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人呢？回答是：这样遭尽天下人赞美和辱骂的人定非常人。先不说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奸雄还是一个千古英豪，就说他所处的位置和他的行为处事， 就不是世间的平庸之辈的眼光所能洞察到的，也就更谈不上被这些平庸的人所评判了。能够理解这个道理的人，也才可以看我的这本《李鸿章》。
我敬佩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和眼光，而怜悯李鸿章的人生际遇。李鸿章曾出访欧洲各国，在德国的时候，他见到了德国的前首相俾斯麦，向其行礼之后，说道：“作为国家的大臣，很想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朝廷上下的人的意见都与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常常受到牵制，这种情况下还想实现自己心中的志向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道：“主要在于得到君王的认可。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李鸿章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君王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人的话都听，而那些位极人臣、身居要位的人和那些近伺左右的人，常常假借君王之威，操纵国家大局。如果处于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俾斯麦迟疑很久之后，说道：“如果作为一国的重臣，以最大的真诚心系国家安定，估计没有不被君主所理解的。只有与妇女和小孩共事的时候，才不知道会怎么样。”（注：这段对话根据西方的报纸而翻译出来。一般登载在日报、周刊上的汉语文章，因为有所忌讳，不敢翻译和摘录。）李鸿章沉默不语。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段记载后，才明白了李鸿章内心里忧愤、牢骚和抑郁，这是旁观的大众所不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李鸿章，原因正在于此；但我之所以宽恕李鸿章，原因也在于此。
自从李鸿章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士，眼里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李鸿章，而没有中国。或者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以李鸿章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一般来讲，若让一个国家的人去评论另外一个国家的事，必然不能够了解事件的真相，这其实不需要说。然而李鸿章作为中国历史近四十年来政坛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读中国近代史的人，必然不得不提到李鸿章，读李鸿章传记的人，也必然会看中国近代史，这都是有识之士所共同的看法，所以我的这一本书，就算称之为《同治、光绪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光如此，凡是一个国家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必然与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所以过往的历史，是现今出现的种种现象的原因；而当下的种种，正是历史所造就的。就李鸿章与当今中国来看，他们之间具有如此深厚而密切的关系，以至如果要想要来品评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必须要用极其有洞察力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发展变迁的大势、民族间胜败、兴衰背后的暗流，以及当代中外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内幕，从而得以判断清楚李鸿章这一个个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孟子曾经说过：“知人论世。”世，自然并不容易论；人，难道又容易知吗？
当今中国一般的评论家，常常把平定太平军、平定捻军叛乱看作是李鸿章的功劳，以多次和他国签订和议看作是李鸿章的罪过。我认为这对他的功与过的评论都不得当。当年俾斯麦还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认为能抵御外族的人才算是有功绩之人，而杀戮同种族的人以保皇室之人，并不被我们欧洲人所称道。” 平定太平军、平定捻军叛乱，只不过是兄与弟之间在自家争吵，同室操戈。这如果可以算是功绩的话，那么作为兄弟者将在忧惧中度日。如果我国人对近年来国家遭受的种种耻辱而愤慨不已，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求和谈判协定痛恨于心，并因此将所有的怨气和诅咒全都倾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固然情有可原，然而国人要是能够换位思考，当处在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1895年～1900年）的时候，让这些人处于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们对这些事的处理方式，果真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吗？由此，我们也就不要和那些嘲讽、咒骂的人一样来随意指责李鸿章，他们只不过是图一时口舌之快。而我所要论述的李鸿章对于中国社会的功过，与这些也都是有区别的。
李鸿章如今已驾鹤西去。国外的评论家们，都视李鸿章为中国社会第一人，而且认为，李的死，对于中国今后全局的发展，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李鸿章是否真的能够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第一人，我不能够确定，但遍观当今社会五十岁以上的人物，三品、四品以上大员，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和李鸿章相提并论的人，这一点则我敢断言。李的死，对于中国社会的全局发展是否有重要影响，我不能够确定，但从现在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的情况来说，就如同老虎失去了充当它帮凶的伥鬼，瞎子失去了辅助他的拐棍一样，前路凶险无比，将遭遇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我也敢断言。不过我希望外国人的评论并不是真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像我们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却只有李鸿章这么一个人可以依赖，那么我中华还有救吗？
西方哲学家有名言是这样说的：“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在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虽然这样，他却也是时势所造出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因时势而造就出来的英雄，是一般的英雄。天下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在什么时候没有过时势呢？所以读完二十四史会发现，如李鸿章这样的英雄，数不胜数。但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造出时势的英雄豪杰，则浏览千年也找不到一个。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断循环往复，一直没有机会大放异彩，震动并闪耀世界的原因。我写作此书时，心中对此也感慨不已。
史学家评论霍光的时候，称他是“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无法成为非同一般的英雄豪杰，也就在于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民众的实质，不通晓当今世界发展之大势，不明白政治的根本和起源，在这竞争与发展的十九世纪，只寄希望于修残补漏，求得一时的安稳。不切实增强和提高国民的素养和水平，以图把中国建成威名远扬的强盛之国，而仅仅是去捡一些西方社会的皮毛，热衷于模仿表面，不去深究其内在本质，并满足于这一切。还常耍一些小智谋和小伎俩，想和闻名于世的政治大国相抗争，只不过也是抛掉一些大的、深远的东西，而争一些小的、不起眼的东西罢了。也不能不说他不鞠躬尽瘁，但是他平庸的眼光和视野能有办法弥补吗？孟子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李鸿章晚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原因都在于此。不过虽然如此，这又何至受到铺天盖地的谴责与谩骂！李鸿章这样一个人，固然不是那种制造时势的英雄豪杰，普通人降生于一个社会当中，往往会受到社会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法则礼仪的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社会，而是生于中国社会；没有出生在现在，而是出生在几十年以前，先于他出生以及与他同时出生的人，也并没有一个能够造时势的英雄豪杰来引导他、帮助他。在那个时期和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人物，也就只能这样了，所以这也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过错。况且他在清廷中所遭遇到的障碍，也使得他自己内心的志向不能够完全得以实现。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我敬佩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和眼光，而怜悯李鸿章的人生际遇。但是以后还有走李鸿章老路的人吗？时势既然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标准也自然会发生变化，所以不要再用我宽恕李鸿章的理由来宽恕自己。
我敬佩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和眼光，而怜悯李鸿章的人生际遇。李鸿章曾出访欧洲各国，在德国的时候，他见到了德国的前首相俾斯麦，向其行礼之后，说道：“作为国家的大臣，很想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朝廷上下的人的意见都与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常常受到牵制，这种情况下还想实现自己心中的志向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道：“主要在于得到君王的认可。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李鸿章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君王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人的话都听，而那些位极人臣、身居要位的人和那些近伺左右的人，常常假借君王之威，操纵国家大局。如果处于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俾斯麦迟疑很久之后，说道：“如果作为一国的重臣，以最大的真诚心系国家安定，估计没有不被君主所理解的。只有与妇女和小孩共事的时候，才不知道会怎么样。”（注：这段对话根据西方的报纸而翻译出来。一般登载在日报、周刊上的汉语文章，因为有所忌讳，不敢翻译和摘录。）李鸿章沉默不语。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段记载后，才明白了李鸿章内心里忧愤、牢骚和抑郁，这是旁观的大众所不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李鸿章，原因正在于此；但我之所以宽恕李鸿章，原因也在于此。
自从李鸿章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士，眼里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李鸿章，而没有中国。或者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以李鸿章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一般来讲，若让一个国家的人去评论另外一个国家的事，必然不能够了解事件的真相，这其实不需要说。然而李鸿章作为中国历史近四十年来政坛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读中国近代史的人，必然不得不提到李鸿章，读李鸿章传记的人，也必然会看中国近代史，这都是有识之士所共同的看法，所以我的这一本书，就算称之为《同治、光绪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光如此，凡是一个国家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必然与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所以过往的历史，是现今出现的种种现象的原因；而当下的种种，正是历史所造就的。就李鸿章与当今中国来看，他们之间具有如此深厚而密切的关系，以至如果要想要来品评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必须要用极其有洞察力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发展变迁的大势、民族间胜败、兴衰背后的暗流，以及当代中外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内幕，从而得以判断清楚李鸿章这一个个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孟子曾经说过：“知人论世。”世，自然并不容易论；人，难道又容易知吗？
当今中国一般的评论家，常常把平定太平军、平定捻军叛乱看作是李鸿章的功劳，以多次和他国签订和议看作是李鸿章的罪过。我认为这对他的功与过的评论都不得当。当年俾斯麦还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认为能抵御外族的人才算是有功绩之人，而杀戮同种族的人以保皇室之人，并不被我们欧洲人所称道。” 平定太平军、平定捻军叛乱，只不过是兄与弟之间在自家争吵，同室操戈。这如果可以算是功绩的话，那么作为兄弟者将在忧惧中度日。如果我国人对近年来国家遭受的种种耻辱而愤慨不已，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求和谈判协定痛恨于心，并因此将所有的怨气和诅咒全都倾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固然情有可原，然而国人要是能够换位思考，当处在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1895年～1900年）的时候，让这些人处于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们对这些事的处理方式，果真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吗？由此，我们也就不要和那些嘲讽、咒骂的人一样来随意指责李鸿章，他们只不过是图一时口舌之快。而我所要论述的李鸿章对于中国社会的功过，与这些也都是有区别的。
李鸿章如今已驾鹤西去。国外的评论家们，都视李鸿章为中国社会第一人，而且认为，李的死，对于中国今后全局的发展，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李鸿章是否真的能够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第一人，我不能够确定，但遍观当今社会五十岁以上的人物，三品、四品以上大员，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和李鸿章相提并论的人，这一点则我敢断言。李的死，对于中国社会的全局发展是否有重要影响，我不能够确定，但从现在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的情况来说，就如同老虎失去了充当它帮凶的伥鬼，瞎子失去了辅助他的拐棍一样，前路凶险无比，将遭遇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我也敢断言。不过我希望外国人的评论并不是真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像我们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却只有李鸿章这么一个人可以依赖，那么我中华还有救吗？
西方哲学家有名言是这样说的：“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在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虽然这样，他却也是时势所造出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因时势而造就出来的英雄，是一般的英雄。天下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在什么时候没有过时势呢？所以读完二十四史会发现，如李鸿章这样的英雄，数不胜数。但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造出时势的英雄豪杰，则浏览千年也找不到一个。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断循环往复，一直没有机会大放异彩，震动并闪耀世界的原因。我写作此书时，心中对此也感慨不已。
史学家评论霍光的时候，称他是“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无法成为非同一般的英雄豪杰，也就在于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民众的实质，不通晓当今世界发展之大势，不明白政治的根本和起源，在这竞争与发展的十九世纪，只寄希望于修残补漏，求得一时的安稳。不切实增强和提高国民的素养和水平，以图把中国建成威名远扬的强盛之国，而仅仅是去捡一些西方社会的皮毛，热衷于模仿表面，不去深究其内在本质，并满足于这一切。还常耍一些小智谋和小伎俩，想和闻名于世的政治大国相抗争，只不过也是抛掉一些大的、深远的东西，而争一些小的、不起眼的东西罢了。也不能不说他不鞠躬尽瘁，但是他平庸的眼光和视野能有办法弥补吗？孟子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李鸿章晚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原因都在于此。不过虽然如此，这又何至受到铺天盖地的谴责与谩骂！李鸿章这样一个人，固然不是那种制造时势的英雄豪杰，普通人降生于一个社会当中，往往会受到社会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法则礼仪的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社会，而是生于中国社会；没有出生在现在，而是出生在几十年以前，先于他出生以及与他同时出生的人，也并没有一个能够造时势的英雄豪杰来引导他、帮助他。在那个时期和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人物，也就只能这样了，所以这也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过错。况且他在清廷中所遭遇到的障碍，也使得他自己内心的志向不能够完全得以实现。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我敬佩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和眼光，而怜悯李鸿章的人生际遇。但是以后还有走李鸿章老路的人吗？时势既然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标准也自然会发生变化，所以不要再用我宽恕李鸿章的理由来宽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