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早年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回乡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后入曾国藩幕府，受命在安徽组建淮军，并赴上海开辟东线战场。旋署江苏巡抚，攻占苏、常。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任两江总督，解体曾国藩镇压了捻军。1870年，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常驻天津，主持对外交涉，成为办理“洋务”的领导人物。
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李鸿章堪称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引领风骚的佼佼者。他插足事务之多，涉及面之广，在同僚中罕有其匹。在政治上，他官居一品，先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一度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6年～1898年），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治国理念，以图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方面，他热衷创办近代企业，晚清早期举办的四大军工企业中，他独占其三（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以后又扩展到民用工业领域，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并力倡修建铁路 ；在文教方面，他重视“储才”，建议设“洋学局”，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并建立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在军事方面，他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曾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海军两支近代化的武装部队；在外交方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涉，几乎“无约不予”，绝大部分对华条约差不多都由他出面签订，以至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就是清政府的化身。也正因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署者，所以邓小平说，如果不在1997年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李鸿章的一生几乎就是晚清史的一个缩影，所以，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1873年～1929年）在李氏去世后不久写成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别称《李鸿章》）中，就认为李鸿章是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李鸿章逝世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而梁启超也就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对李鸿章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这部传记篇幅不长（约七万余字），但梁氏却力图创新。他一改中国传统史传的写法，采取夹叙夹议的评传体。诚如作者在“序例”中所言：“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他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应该说，梁启超的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囿于政见和成见，而发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杨肇南同志就读文科，勤于阅读，对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均有涉及。考虑到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观点。又感到梁氏原著以浅近文言写成，不便于今天的青年阅读，遂决定将其改写成现代汉语文体，并增加了一些相关注释，配以部分历史图片，使该书更具可读性，这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希望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兹聊缀数语以表祝贺之意。
杨东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
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李鸿章堪称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引领风骚的佼佼者。他插足事务之多，涉及面之广，在同僚中罕有其匹。在政治上，他官居一品，先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一度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6年～1898年），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治国理念，以图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方面，他热衷创办近代企业，晚清早期举办的四大军工企业中，他独占其三（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以后又扩展到民用工业领域，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并力倡修建铁路 ；在文教方面，他重视“储才”，建议设“洋学局”，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并建立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在军事方面，他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曾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海军两支近代化的武装部队；在外交方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涉，几乎“无约不予”，绝大部分对华条约差不多都由他出面签订，以至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就是清政府的化身。也正因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署者，所以邓小平说，如果不在1997年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李鸿章的一生几乎就是晚清史的一个缩影，所以，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1873年～1929年）在李氏去世后不久写成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别称《李鸿章》）中，就认为李鸿章是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李鸿章逝世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而梁启超也就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对李鸿章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这部传记篇幅不长（约七万余字），但梁氏却力图创新。他一改中国传统史传的写法，采取夹叙夹议的评传体。诚如作者在“序例”中所言：“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他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应该说，梁启超的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囿于政见和成见，而发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杨肇南同志就读文科，勤于阅读，对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均有涉及。考虑到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观点。又感到梁氏原著以浅近文言写成，不便于今天的青年阅读，遂决定将其改写成现代汉语文体，并增加了一些相关注释，配以部分历史图片，使该书更具可读性，这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希望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兹聊缀数语以表祝贺之意。
杨东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