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明于治道救时宰相(2)
则天朝以来，吏治崩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吏选拔过滥和公开地卖官鬻爵，致使官僚机构臃肿，皇亲国戚居于要津干政坏法。据历史记载，“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中宗以后，政局混乱，公主后妃，皇亲国戚，宠臣近幸，都利用他们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通过向皇帝求情、请托等手段，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令任命官员，用“斜封”交给中书省办理。这些任用的官吏被称为“斜封官”，他们都是各政治势力的私人，一旦得势，就枉法徇私，联朋结党，违犯纲纪，侵暴百姓，导致政出多门、吏治败坏的局面。由于这种不合章法的选官制度，导致官员众多，也导致冗员滥吏充斥公门。玄宗刚登基之时，宰相就有17人之多，以至于出现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个座位也没有的情况。台寺衙署内，穿三品以上官服的官员到处挤得满满的。姚崇在治政纲领中有数条就是针对这一时弊的。开元之初，姚崇即上书玄宗，力主停废“斜封”的作法，从而将中宗以来所置员外官、试官、斜封官数千人一律撤销。接着，姚崇又与宋囊黄鹄宥ㄎ奈浒俟俚目己恕⑷蚊庵贫龋使朝廷出现了赏罚公平、请托不行、纲纪修整的新局面。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同意，私自奏请玄宗，将申王府的阎楚４泳牌仿际缕聘裉岚挝正七品的参军。这种仗恃与皇帝的关系请托，实为中宗朝遗风。姚崇立刻上书玄宗，认为量才授官有专门的部门，如果仅以亲故私情任意许以官爵，必定会扰乱制度。经姚崇等据理力争，玄宗终于收回成命，并重申不许请托的法度。
开元初年，玄宗兄弟诸王留在京师，玄宗为表亲爱，还像昔日那样与他们同睡同游，在禁中跪拜按家人之礼。姚崇等人认为诸王留在禁中，易于滋生事端，导致中宗朝皇亲国戚干政的局面，提出应按礼制，让诸王兼任地方刺史。他进行革新，让诸王在州只掌大政，具体州务皆由地方官佐理，形成了制度。
姚崇也深知用人之道乃是兴邦政致的根本，所以他任宰衡大权在握时，都非常注意官吏的选拔，任用和督察。早在武则天时期，姚崇就以荐才著名。在玄宗时期，他更是如此，新兴王李晋因参与太平公主谋杀唐玄宗的阴谋活动而被捕，一时僚属纷纷逃亡，其司功李侨赐讲剿孀怕淠训男滦送趵罱，不失宫属之礼，李晋被杀，他又哭其尸。姚崇听到此事后，大为感动，认为李怯薪谝濉⒂泄橇浚他担任宰相后，迅即提拔李俏尚书郎。姚崇在任宰相时，推举正直的宋奈宰相；罢相时，又荐宋闹髡普务，继承其事业。两人先后为相，虽志操不同，但通力协作，辅佐玄宗，使开元初年能兴利除弊、拨乱反正，出现了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的局面。
务实变通救时宰相姚崇是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无神论者，他重视实际，重视农业生产，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我国古代业已存在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他又能因时事不同而及时变通，不拘泥因袭固有的成规和观念。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对他为政期间起拨乱反正的核心作用提供了思想基础。
自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唐武则天时期，佛教也被推到国教的地位，自此以后，上自皇帝皇后，下至豪绅富户，都崇信佛教，形成不良的社会见气。佛寺大量兴建，耗损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僧尼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导致富户强丁纷纷出家，逃避国家赋役，大量劳动者也被度为僧尼，劳动力大为减少，破坏了农业生产，国家财政也出现困难。姚崇针对这种风气及其危害，上奏玄宗说：“佛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心。历史上的佛图澄很贤明，却没有保全后赵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命运。何充、苻融信佛，都遭败灭；齐襄帝、梁武帝也信佛，不都灭亡了吗？只要慈悲发自内心，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使苍生安乐，就是佛身。妄度奸人，败坏佛法，还谈什么佛？”他提出了清理寺院、淘汰僧尼的进步主张。唐玄宗接受其建议，命令有关部门官吏搜查僧徒，迫使12000余名僧尼还俗。还规定：自今以后，不得擅自建造寺院，禁止百官之家与僧尼、道士来往，不许民间任意铸佛像、写佛经。
姚崇的唯物主义思想还体现在他不相信“天命论”。封建时代，“天人感应”学说根深蒂固，人们认为大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是上天的意志，上天对人世的态度。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因关中农业歉收，唐玄宗决定率京城的供养人口到东都洛阳就食，以减轻各地向关中地区运送粮食的压力。但恰在这时，太庙四室突然坍塌。这在当时被认定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大事。玄宗便问宰相宋牡热颂庙何以会倒塌，他们解释说，太上皇去世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期未满，皇上似不应去东都，太庙倒塌便是老天告警。他们劝玄宗相信天命，遵守礼制，上达苍天，收回去洛阳的成命。玄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询问已经告退的姚崇。姚崇回答说：“太庙的材料，都是前秦苻坚时候的，年岁日久朽腐而坏，只不过碰巧与去洛阳的行期相巧合而已，有什么奇怪的！况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歉收而幸东都，各部门都已把供应安排妥当，怎能失信。只需迁神主于太极殿，重修太庙就可以了，东都之行尽可如期出发。”玄宗去了一块心病，特赏赐姚崇绢200匹，按他说的去做了。
姚崇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大力倡导大规模灭蝗虫的官方救灾活动。开元三四年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蝗灾，当时，蝗虫横飞，铺天盖地，所到之处禾稼被一扫而尽，蝗灾使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在“天命论”的思想影响下，多数大臣认为这是老天降下的灾害，加上佛教不杀生的宣传，他们对此束手无策。老百姓也多在田旁焚香膜拜设祭，祈求上苍降福消灾，眼睁睁地看着禾苗被糟踏。姚崇立即奏请皇帝派御史监督各州县捕杀蝗虫和烧埋。此奏竟遭到朝中的非议。姚崇又上奏说：“《毛诗》记载：‘抓住吃庄稼的害虫，投入烈火烧死。’另外光武帝也曾下诏说：‘要努力顺就时令，鼓励百姓种田织布，除掉危害禾苗的蝗蜮及吃庄稼的害虫。’所说的都是消灭蝗虫的措施。蝗虫既然知道怕人，就容易驱赶。禾苗各有主人，救护庄稼也肯出死力。蝗虫既然会飞，夜间见火就扑，如果在夜间点火堆，在火堆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就可以除尽。只要齐心协力，蝗虫就一定能消灭干净。”唐玄宗初还有疑问，听了这番话，便听从了姚崇建议。宰相卢怀慎却认为杀蝗虫太多，恐怕会伤天地之和气。姚崇说：“以前楚庄王吞吃蚂蟥而病愈，孙叔敖杀了两头蛇而得福，为什么对杀蝗虫不忍却又不怜惜饿死的人！现在已经决定下来，如果杀蝗虫会致祸，由我一人担当好了。”
汴州刺史倪若水顽固地上奏说：“蝗虫是上天降下来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德行来消灭它们。刘聪的时候捕杀不成，反而为害更加厉害。”并且抵制御史、不服从朝廷的命令。姚崇大怒，发牒文给倪若水说：“刘聪是伪皇帝，德不压邪；现在是圣明的朝廷，邪不能压德。听说古代蝗虫遇到好郡守，就避开他的州郡不去，如果修德可以免除祸害的话，那岂不是说蝗害是由于你无德招致的！现在坐视蝗虫侵害庄稼吞吃禾苗，忍心不救，由此造成饥荒，于心何安？你可不要再迟疑不决，以免给自己招来悔恨。”倪若水害怕了，才执行朝廷命令，结果捕获蝗虫14万石，扔进汴渠里流走的无法计算。玄宗还下令派使者详察各州县捕蝗勤惰者，将名字奏闻朝廷。由是官民灭蝗，形成声势浩大的救灾行动。此后凡有灾情亦如此处理，尽管连年蝗灾，都没有造成大的饥荒。
姚崇在开元初年，能根据中宗以来败乱的朝政，循序渐进地革弊兴利，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有序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姚崇善于把握形势，各种政令制度不断更改完善。他对自己能顺应时势，使国家逐步得到治理的变通之道非常自信，对自己处理政事井井有条的能力也颇为自得。一次，他因丧子，请假十余日，结果政事堆积，卢怀慎手足无措，很害怕，便向玄宗告罪。玄宗说：“朕以天下事委托姚崇，卿安心坐镇罢了。”姚崇假满回中书省，须臾之间，裁决完毕。他得意地问紫微（中书）舍人齐浣说：“我当宰相，可与历史上的什么人相比？”齐浣还未出言，他又说：“比管仲、晏子如何？”齐浣说：“管仲、晏子之政，虽不能施行于后世，但至少可以施行到他们死的时候。而你的政令，随时更改，恐怕与他们不能比。”姚崇又问：“那么我这个宰相究竟如何？”齐浣说：“公可谓救时宰相。”姚崇高兴极了，投笔于桌，说：“救时之宰相，这个名声可不是容易得到的啊！”这场对话，反映了姚崇求真务实，善变通，才干卓越超群。
玩弄权术白璧微瑕姚崇作为一代名相，在拨乱反正、整修纲纪、兴利除弊、救灾恤民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他历事四朝，几上几下，仕途险恶，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对他不能不发生影响。为了自固，也为了对付他认为的异己力量，姚崇也不时玩弄权术，施展一些精熟的小动作，这使后人在评价他时，不能不将此视为其品德上的瑕疵。
姚崇在唐玄宗与太平公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虽建过大谋，但早就因此贬出京城，而玄宗的亲信刘幽求等人则在诛灭韦氏、安乐公主及后来粉碎太平公主和其党羽的叛乱阴谋中立下了大功，因而这些人特别是刘幽求受到重用，被任用为宰相，功高权重。姚崇入为相后，对刘幽求心有嫉妒，又觉得他没有治政的才能，在朝中会起掣肘作用，就将此意告诉玄宗，玄宗便免去了刘幽求的宰相一职，让他担任了位尊权轻的太子少保。但姚崇并没有把事做绝，在有人告发刘幽求有不满言论要治罪时，姚崇又保了他，使他避免了牢狱之苦，出任刺史的职务。
刘幽求在路上忧愤而死。
姚崇对魏知古的排斥也说明了他的为人。魏知古原是一名位微秩卑的小吏，经姚崇引荐，逐渐升到宰相的位置，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大臣。由于魏知古是姚崇所荐举的，姚崇有些看轻他，并于开元二年把魏知古排斥到东都洛阳，负责那里吏部考选取士的事务。此时，姚崇的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他们知道魏知古是父亲引荐提携起来的，因此在科举选士中便多次找魏知古通款说情。魏知古很反感，回朝时，他没有与姚崇通气，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玄宗。有一次，唐玄宗试探着问姚崇说：“你儿子的才能和品德如何？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姚崇非常机敏，马上联想到魏知古，知道这其中有问题，他马上如实回答了两儿子的情况，还说他们“欲望颇多，做事不谨慎，可能会去魏知古那里请托舞弊”。玄宗感到很惊奇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巧妙答道：“魏知古本来是由我引荐的，我两个儿子必定认为魏知古会感激我的恩德，才敢贸然前去托人情。”这一席话，竟让玄宗觉得姚崇光明磊落，人格高尚，而认为魏知古有负姚崇的恩德，是个无情义之人，便崇敬姚崇而低看魏知古，不久，即将魏知古贬为工部尚书。
姚崇与张说因许多事而相互存有芥蒂，在玄宗面前互相攻讦，只是都做得很隐蔽而已。在姚崇初为宰相时，张说暗中设置障碍未成，后来姚崇反而受到玄宗重用，他便紧张起来，为了寻找政治靠山，他经常到玄宗之弟歧王府上拉关系，走门路。朝臣与诸王私自交往，乃中宗朝之大弊，玄宗对此很敏感。姚崇见张说犯了大忌，抓住了其把柄，也就不放弃这机会，但他不愿给玄宗留下大臣不和而攻讦的印象，便施起巧计来。一天，姚崇在奏事后退去时，拖着腿走在大臣们的后边。玄宗奇怪，叫住他问：“你的脚有疾吗？”姚崇说：“没有，我得的是心病。”他向玄宗说：“歧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朝廷辅臣，他经常秘密地乘车去歧王家，恐怕因此会招致祸患，我担心啦。”这刺激了玄宗的神经，不久，即将张说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
姚崇与张说的斗争一直到姚崇死时都没有结束。据传说，在姚崇弥留的日子里，曾告诫自己的儿子要严防张说报复，他根据张说贪财好货的弱点，亲自布置对付张说的方案。他对儿子说：“我与张说结怨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会前来凭吊，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平日酷爱这些东西。如果他来时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要小心提防，我家会有灭族之祸；如果他总盯着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放心了。你们趁机献上这些珍宝，并请他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撰写的碑文后，要立即抄写，并呈报皇上，还要准备好石料，刊刻成碑。张说比我反应要迟钝些，但过几天后，他必定后悔为我撰写了碑文。如果他派人来索回碑文，就告诉他说已报皇上批准，并将刻好的石碑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来吊丧，果如姚崇所料，他得到财宝后，欣然撰成一篇歌颂姚崇的碑文。事后觉得后悔要索回，岂知皇上已阅碑文，碑文已刊刻。他无可奈何地自嘲说：“死姚崇还能算计我活张说啊。”
姚崇品德的微疵，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命运。开元四年，因他的纵容，两个儿子旧习不改，在政事活动中，广通宾客，接受馈赠，成为一时的议论。姚崇所推荐重用的中书省主书赵诲，接受胡人贿赂，事发，玄宗亲自审问，下狱当死，姚崇却设法营救开脱他。唐玄宗很不高兴。恰逢当年京城大赦，玄宗特意标出赵诲的名字，不予特赦，杖之一百，流放岭南。姚崇惧祸，数次请避相位，荐宋淖源。唐玄宗便罢其宰相职，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姚崇因此退出权力中枢，聊就闲职。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玄宗又授姚崇太子少保，姚崇以年老多病辞。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这位开元名臣去世，终年72岁。
姚崇历仕四朝，三入宰衡，主持政务。他精明强干，以自己过硬的治政才能和忠于职守的品德赢得皇帝的信任。特别是在开元初期，他拨乱反正，兴利除弊，变通时务，为扭转则天朝以来朝政混乱的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针对时弊，简明扼要地阐明10项政治主张，并致力于实施贯彻，为开元时期国家大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重人事、轻天命，关心国家治乱，注重社会生产，救灾恤民，其思想中折射出唯物主义的光辉。正因为这些，他被誉为“救时宰相”，并与萧何、曹参、魏征、房玄龄、宋牡纫黄鸨缓笫烙为“汉唐八相”。毛泽东给他的评价更高，把他称为古今少有的大政治家、一位唯物论者。（赵绪珍）
开元初年，玄宗兄弟诸王留在京师，玄宗为表亲爱，还像昔日那样与他们同睡同游，在禁中跪拜按家人之礼。姚崇等人认为诸王留在禁中，易于滋生事端，导致中宗朝皇亲国戚干政的局面，提出应按礼制，让诸王兼任地方刺史。他进行革新，让诸王在州只掌大政，具体州务皆由地方官佐理，形成了制度。
姚崇也深知用人之道乃是兴邦政致的根本，所以他任宰衡大权在握时，都非常注意官吏的选拔，任用和督察。早在武则天时期，姚崇就以荐才著名。在玄宗时期，他更是如此，新兴王李晋因参与太平公主谋杀唐玄宗的阴谋活动而被捕，一时僚属纷纷逃亡，其司功李侨赐讲剿孀怕淠训男滦送趵罱，不失宫属之礼，李晋被杀，他又哭其尸。姚崇听到此事后，大为感动，认为李怯薪谝濉⒂泄橇浚他担任宰相后，迅即提拔李俏尚书郎。姚崇在任宰相时，推举正直的宋奈宰相；罢相时，又荐宋闹髡普务，继承其事业。两人先后为相，虽志操不同，但通力协作，辅佐玄宗，使开元初年能兴利除弊、拨乱反正，出现了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的局面。
务实变通救时宰相姚崇是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无神论者，他重视实际，重视农业生产，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我国古代业已存在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他又能因时事不同而及时变通，不拘泥因袭固有的成规和观念。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对他为政期间起拨乱反正的核心作用提供了思想基础。
自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唐武则天时期，佛教也被推到国教的地位，自此以后，上自皇帝皇后，下至豪绅富户，都崇信佛教，形成不良的社会见气。佛寺大量兴建，耗损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僧尼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导致富户强丁纷纷出家，逃避国家赋役，大量劳动者也被度为僧尼，劳动力大为减少，破坏了农业生产，国家财政也出现困难。姚崇针对这种风气及其危害，上奏玄宗说：“佛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心。历史上的佛图澄很贤明，却没有保全后赵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命运。何充、苻融信佛，都遭败灭；齐襄帝、梁武帝也信佛，不都灭亡了吗？只要慈悲发自内心，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使苍生安乐，就是佛身。妄度奸人，败坏佛法，还谈什么佛？”他提出了清理寺院、淘汰僧尼的进步主张。唐玄宗接受其建议，命令有关部门官吏搜查僧徒，迫使12000余名僧尼还俗。还规定：自今以后，不得擅自建造寺院，禁止百官之家与僧尼、道士来往，不许民间任意铸佛像、写佛经。
姚崇的唯物主义思想还体现在他不相信“天命论”。封建时代，“天人感应”学说根深蒂固，人们认为大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是上天的意志，上天对人世的态度。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因关中农业歉收，唐玄宗决定率京城的供养人口到东都洛阳就食，以减轻各地向关中地区运送粮食的压力。但恰在这时，太庙四室突然坍塌。这在当时被认定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大事。玄宗便问宰相宋牡热颂庙何以会倒塌，他们解释说，太上皇去世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期未满，皇上似不应去东都，太庙倒塌便是老天告警。他们劝玄宗相信天命，遵守礼制，上达苍天，收回去洛阳的成命。玄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询问已经告退的姚崇。姚崇回答说：“太庙的材料，都是前秦苻坚时候的，年岁日久朽腐而坏，只不过碰巧与去洛阳的行期相巧合而已，有什么奇怪的！况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歉收而幸东都，各部门都已把供应安排妥当，怎能失信。只需迁神主于太极殿，重修太庙就可以了，东都之行尽可如期出发。”玄宗去了一块心病，特赏赐姚崇绢200匹，按他说的去做了。
姚崇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大力倡导大规模灭蝗虫的官方救灾活动。开元三四年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蝗灾，当时，蝗虫横飞，铺天盖地，所到之处禾稼被一扫而尽，蝗灾使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在“天命论”的思想影响下，多数大臣认为这是老天降下的灾害，加上佛教不杀生的宣传，他们对此束手无策。老百姓也多在田旁焚香膜拜设祭，祈求上苍降福消灾，眼睁睁地看着禾苗被糟踏。姚崇立即奏请皇帝派御史监督各州县捕杀蝗虫和烧埋。此奏竟遭到朝中的非议。姚崇又上奏说：“《毛诗》记载：‘抓住吃庄稼的害虫，投入烈火烧死。’另外光武帝也曾下诏说：‘要努力顺就时令，鼓励百姓种田织布，除掉危害禾苗的蝗蜮及吃庄稼的害虫。’所说的都是消灭蝗虫的措施。蝗虫既然知道怕人，就容易驱赶。禾苗各有主人，救护庄稼也肯出死力。蝗虫既然会飞，夜间见火就扑，如果在夜间点火堆，在火堆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就可以除尽。只要齐心协力，蝗虫就一定能消灭干净。”唐玄宗初还有疑问，听了这番话，便听从了姚崇建议。宰相卢怀慎却认为杀蝗虫太多，恐怕会伤天地之和气。姚崇说：“以前楚庄王吞吃蚂蟥而病愈，孙叔敖杀了两头蛇而得福，为什么对杀蝗虫不忍却又不怜惜饿死的人！现在已经决定下来，如果杀蝗虫会致祸，由我一人担当好了。”
汴州刺史倪若水顽固地上奏说：“蝗虫是上天降下来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德行来消灭它们。刘聪的时候捕杀不成，反而为害更加厉害。”并且抵制御史、不服从朝廷的命令。姚崇大怒，发牒文给倪若水说：“刘聪是伪皇帝，德不压邪；现在是圣明的朝廷，邪不能压德。听说古代蝗虫遇到好郡守，就避开他的州郡不去，如果修德可以免除祸害的话，那岂不是说蝗害是由于你无德招致的！现在坐视蝗虫侵害庄稼吞吃禾苗，忍心不救，由此造成饥荒，于心何安？你可不要再迟疑不决，以免给自己招来悔恨。”倪若水害怕了，才执行朝廷命令，结果捕获蝗虫14万石，扔进汴渠里流走的无法计算。玄宗还下令派使者详察各州县捕蝗勤惰者，将名字奏闻朝廷。由是官民灭蝗，形成声势浩大的救灾行动。此后凡有灾情亦如此处理，尽管连年蝗灾，都没有造成大的饥荒。
姚崇在开元初年，能根据中宗以来败乱的朝政，循序渐进地革弊兴利，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有序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姚崇善于把握形势，各种政令制度不断更改完善。他对自己能顺应时势，使国家逐步得到治理的变通之道非常自信，对自己处理政事井井有条的能力也颇为自得。一次，他因丧子，请假十余日，结果政事堆积，卢怀慎手足无措，很害怕，便向玄宗告罪。玄宗说：“朕以天下事委托姚崇，卿安心坐镇罢了。”姚崇假满回中书省，须臾之间，裁决完毕。他得意地问紫微（中书）舍人齐浣说：“我当宰相，可与历史上的什么人相比？”齐浣还未出言，他又说：“比管仲、晏子如何？”齐浣说：“管仲、晏子之政，虽不能施行于后世，但至少可以施行到他们死的时候。而你的政令，随时更改，恐怕与他们不能比。”姚崇又问：“那么我这个宰相究竟如何？”齐浣说：“公可谓救时宰相。”姚崇高兴极了，投笔于桌，说：“救时之宰相，这个名声可不是容易得到的啊！”这场对话，反映了姚崇求真务实，善变通，才干卓越超群。
玩弄权术白璧微瑕姚崇作为一代名相，在拨乱反正、整修纲纪、兴利除弊、救灾恤民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他历事四朝，几上几下，仕途险恶，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对他不能不发生影响。为了自固，也为了对付他认为的异己力量，姚崇也不时玩弄权术，施展一些精熟的小动作，这使后人在评价他时，不能不将此视为其品德上的瑕疵。
姚崇在唐玄宗与太平公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虽建过大谋，但早就因此贬出京城，而玄宗的亲信刘幽求等人则在诛灭韦氏、安乐公主及后来粉碎太平公主和其党羽的叛乱阴谋中立下了大功，因而这些人特别是刘幽求受到重用，被任用为宰相，功高权重。姚崇入为相后，对刘幽求心有嫉妒，又觉得他没有治政的才能，在朝中会起掣肘作用，就将此意告诉玄宗，玄宗便免去了刘幽求的宰相一职，让他担任了位尊权轻的太子少保。但姚崇并没有把事做绝，在有人告发刘幽求有不满言论要治罪时，姚崇又保了他，使他避免了牢狱之苦，出任刺史的职务。
刘幽求在路上忧愤而死。
姚崇对魏知古的排斥也说明了他的为人。魏知古原是一名位微秩卑的小吏，经姚崇引荐，逐渐升到宰相的位置，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大臣。由于魏知古是姚崇所荐举的，姚崇有些看轻他，并于开元二年把魏知古排斥到东都洛阳，负责那里吏部考选取士的事务。此时，姚崇的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他们知道魏知古是父亲引荐提携起来的，因此在科举选士中便多次找魏知古通款说情。魏知古很反感，回朝时，他没有与姚崇通气，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玄宗。有一次，唐玄宗试探着问姚崇说：“你儿子的才能和品德如何？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姚崇非常机敏，马上联想到魏知古，知道这其中有问题，他马上如实回答了两儿子的情况，还说他们“欲望颇多，做事不谨慎，可能会去魏知古那里请托舞弊”。玄宗感到很惊奇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巧妙答道：“魏知古本来是由我引荐的，我两个儿子必定认为魏知古会感激我的恩德，才敢贸然前去托人情。”这一席话，竟让玄宗觉得姚崇光明磊落，人格高尚，而认为魏知古有负姚崇的恩德，是个无情义之人，便崇敬姚崇而低看魏知古，不久，即将魏知古贬为工部尚书。
姚崇与张说因许多事而相互存有芥蒂，在玄宗面前互相攻讦，只是都做得很隐蔽而已。在姚崇初为宰相时，张说暗中设置障碍未成，后来姚崇反而受到玄宗重用，他便紧张起来，为了寻找政治靠山，他经常到玄宗之弟歧王府上拉关系，走门路。朝臣与诸王私自交往，乃中宗朝之大弊，玄宗对此很敏感。姚崇见张说犯了大忌，抓住了其把柄，也就不放弃这机会，但他不愿给玄宗留下大臣不和而攻讦的印象，便施起巧计来。一天，姚崇在奏事后退去时，拖着腿走在大臣们的后边。玄宗奇怪，叫住他问：“你的脚有疾吗？”姚崇说：“没有，我得的是心病。”他向玄宗说：“歧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朝廷辅臣，他经常秘密地乘车去歧王家，恐怕因此会招致祸患，我担心啦。”这刺激了玄宗的神经，不久，即将张说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
姚崇与张说的斗争一直到姚崇死时都没有结束。据传说，在姚崇弥留的日子里，曾告诫自己的儿子要严防张说报复，他根据张说贪财好货的弱点，亲自布置对付张说的方案。他对儿子说：“我与张说结怨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会前来凭吊，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平日酷爱这些东西。如果他来时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要小心提防，我家会有灭族之祸；如果他总盯着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放心了。你们趁机献上这些珍宝，并请他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撰写的碑文后，要立即抄写，并呈报皇上，还要准备好石料，刊刻成碑。张说比我反应要迟钝些，但过几天后，他必定后悔为我撰写了碑文。如果他派人来索回碑文，就告诉他说已报皇上批准，并将刻好的石碑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来吊丧，果如姚崇所料，他得到财宝后，欣然撰成一篇歌颂姚崇的碑文。事后觉得后悔要索回，岂知皇上已阅碑文，碑文已刊刻。他无可奈何地自嘲说：“死姚崇还能算计我活张说啊。”
姚崇品德的微疵，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命运。开元四年，因他的纵容，两个儿子旧习不改，在政事活动中，广通宾客，接受馈赠，成为一时的议论。姚崇所推荐重用的中书省主书赵诲，接受胡人贿赂，事发，玄宗亲自审问，下狱当死，姚崇却设法营救开脱他。唐玄宗很不高兴。恰逢当年京城大赦，玄宗特意标出赵诲的名字，不予特赦，杖之一百，流放岭南。姚崇惧祸，数次请避相位，荐宋淖源。唐玄宗便罢其宰相职，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姚崇因此退出权力中枢，聊就闲职。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玄宗又授姚崇太子少保，姚崇以年老多病辞。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这位开元名臣去世，终年72岁。
姚崇历仕四朝，三入宰衡，主持政务。他精明强干，以自己过硬的治政才能和忠于职守的品德赢得皇帝的信任。特别是在开元初期，他拨乱反正，兴利除弊，变通时务，为扭转则天朝以来朝政混乱的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针对时弊，简明扼要地阐明10项政治主张，并致力于实施贯彻，为开元时期国家大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重人事、轻天命，关心国家治乱，注重社会生产，救灾恤民，其思想中折射出唯物主义的光辉。正因为这些，他被誉为“救时宰相”，并与萧何、曹参、魏征、房玄龄、宋牡纫黄鸨缓笫烙为“汉唐八相”。毛泽东给他的评价更高，把他称为古今少有的大政治家、一位唯物论者。（赵绪珍）